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本卷是《王国维卷》。

本书是《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之《王国维卷》，王国维一生以学问为业，心无旁骛，专意于著述，于中国之文字学、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学和哲学均有第一流之贡献，而其早年致力于中国美学和文学评论的开创，尤有奠立之功。《(红楼梦)评论》受德国叔本华生命哲学影响，结合佛学，从人性高度关照人类生活的悲苦凌乱。

《人间词话》是一部脍炙人口的成名之作，文体延续明清文人札记式的“诗话”、“词话”，而内容则融人了相当成分的现代中西哲学思维。

《宋元戏曲考》成书于1913年的京都，乃应上海商务印书馆之稿约，将多年研究中国戏曲之心得集成。

《人间词》为王国维的创作。1906年4月，王国维选录了61首词作，题名《人间词甲稿》，发表在自己主编的杂志《教育世界》上。1907年10月，另外43首词作，题名为《人间词乙稿》，也在《教育世界》上刊登。1921年，王国维自订《观堂集林》，将《人间词》甲、乙稿分别定名为《苕华词》、《观堂长短句》，总名《人问词》。

凡例

前言

《红楼梦》评论

人间词话

宋元戏曲考

文艺散论

 文学小言

 屈子文学之精神

 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

 韦庄的《秦妇吟》

秦妇吟

 唐写本回文诗跋

 唐写本《季布歌》、《孝子董永传》残卷跋

 宋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

 明黄勉之刻《楚辞章句》跋

 蒙古刊《李贺歌诗编》跋

 宋刊《分类集注杜工部诗》跋

 明钞《北硐集》跋

 元刊《伯生诗续编》跋

 《顾亭林文集》跋

 《南唐二主词》跋

 《赤城词》跋

 《双溪诗馀》跋

 《王周士词》跋

 《蜕岩词》跋

 《鸥梦词》跋

 《词林万选》跋

 明熊忠节题稿跋

 明太傅朱文恪公手定册立光宗仪注稿卷跋

 涧上草堂会合诗卷跋

 乾隆诸贤送曾南邮守郴州诗卷跋

 片玉词

 桂翁词

 花间集

 尊前集

 草堂诗馀

 《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

 《敬业堂文集》序

 《疆村校词图》序

 《乐庵写书图》序

 传书堂记

 库书楼记

 先太学君行状

 罗君楚传

 罗君楚妻汪孺人墓碣铭

 诰封中宪大夫海宁陈君暨妻邹太淑人合葬墓志铭

 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

 郭春榆宫保七十寿序

 清真先生遗事

 《中国名画集》序

 此君轩记

 墨妙亭记

 二田画颀记

 待时轩仿古你印谱序

 周之琦鹤塔铭手迹跋

 沈乙庵先生绝笔楹联跋

人间词

 苕华词

 观堂长短句

 静庵诗稿

 观堂诗

 拾遗

编后记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总目

如上章之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於悲者终於欢，始於离者终於合，始於困者终於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若《牡丹亭》之返魂，《长生殿》之重圆，其最著之一例也。《西厢记》之以惊梦终也，未成之作也，此书若成，吾乌知其不为《续西厢》之浅陋也？有《水浒传》矣，曷为而又有《荡寇志》？有《桃花扇》矣，曷为而又有《南桃花扇》？有《红楼梦》矣，彼《红楼复梦》《补红楼梦》《续红楼梦》者，曷为而作也？又曷为而有反对《红楼梦》之《儿女英雄传》？故吾国之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而《桃花扇》之解脱，非真解脱也：沦桑之变，目击之而身历之，不能自悟，而悟於张道士之一言；且以历数千里，冒不测之险，投缧绁之中，所索之女子，才得一面，而以道士之言，一朝而舍之。自非三尺童子，其谁信之哉？故《桃花扇》之解脱，他律的也；而《红楼梦》之解脱，自律的也。且《桃花扇》之作者，但借侯、李之事，、以写故国之戚，而非以描写人生为事。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於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彼《南桃花扇》《红楼复梦》等，正代表吾国人乐天之精神者也。

《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其大宗旨如上章之所述，读者既知之矣。除主人公不计外，凡此书中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系者，无不与苦痛相终始，以视宝琴、岫烟、李纹、李绮等，若藐姑射神人，复乎不可及矣。夫此数人者，曷尝无生活之欲，曷尝无苦痛？而书中既不及写其生活之欲，则其苦痛自不得而写之；足以见二者如骖之靳，而永远的正义无往不逞其权力也。又吾国之文学，以挟乐天的精神故，故往往说诗歌的正义，善人必令其终，而恶人必离其罚：此亦吾国戏曲、小说之特质也。《红楼梦》则不然：赵姨、凤姊之死，非鬼神之罚，彼良心自己之苦痛也。若李纨之受封，彼於《红楼梦》十四曲中，固已明说之日：

[晚韶华]镜里恩情，更那堪梦里功名！那美韶华去之何迅。再休题绣帐鸳衾；只这戴珠冠，披凤袄，也抵不了无常性命。虽说是人生莫受老来贫，也须要阴骘积儿孙。气昂昂头戴簪缨，光灿灿胸悬金印，威赫赫爵禄高登，昏惨惨黄泉路近。问古来将相可还存？也只是虚名儿与后人钦敬。(第五回)此足以知其非诗歌的正义，而既有世界人生以上，无非永远的正义之所统辖也。敬日《红楼梦》一书，彻头彻尾的悲剧也。

由叔本华之说，悲剧之中又有三种之别：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於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於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於前二者远甚。何则？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若前二种之悲剧，吾人对蛇蝎之人物与盲目之命运，未尝不悚然战栗；然以其罕见之故，犹幸吾生之可以免，而不必求息肩之地也。但在第三种，则见此非常之势力，足以破坏人生之福祉者，无时而不可坠於吾前；且此等惨酷之行，不但时时可受诸己，而或可以加诸人；躬丁其酷，而无不平之可鸣：此可谓天下之至惨也。若《红楼梦》，则正第三种之悲剧也。兹就宝玉、黛玉之事言之：贾母爱宝钗之婉嫕，而惩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说，而思压宝玉之病；王夫人固亲於薛氏；凤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於己也；袭人惩尤二姐、香菱之事，闻黛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第八十一回)之语，惧祸之及，而自同於凤姐，亦自然之势也。宝玉之於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於最爱之之祖母，则普通之道德使然；况黛玉一女子哉！由此种种原因，而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於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由此观之，《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

由此之故，此书中壮美之部分，较多於优美之部分，而眩惑之原质殆绝焉。作者於开卷即申明之日：

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最易坏人子弟。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在作者不过欲写，出自己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如戏中小丑一般。(此又上节所言之一证。)兹举其最壮美者之一例，即宝玉与黛玉最后之相见一节日：

那黛玉听着傻，大姐说宝玉娶宝钗的话，此时心里竟是油儿酱儿糖儿醋儿倒在一处的一般，甜苦酸咸，竟说不上什么味儿来了……自己转身，要回潇湘馆去，那身子竟有千百斤重的，两只脚却像踏着棉花一般，早已软了。只得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将下来。走了半天，还没到沁芳桥畔，脚下愈加软了。走的慢，且又迷迷痴痴，信着脚从那边绕过来，更添了两箭地路。这时刚到沁芳桥畔，却又不知不觉的顺着堤往向里走起来。紫鹃取了绢子来，却不见黛玉。正在那里看时，只见黛玉颜色雪白，身子恍恍荡荡的，眼睛也直直的，在那里东转西转……只得赶过来轻轻的问道：“姑娘怎么又回去？是要往那里去？”黛玉也只模糊，听见，随口答道：“我问问宝玉去。”……紫鹃只得搀他进去。那黛玉却又奇怪了，这时不似先前那样软了，也不用紫鹃打帘子，自己掀起帘子进来……见宝玉在那里坐着，也不起来让坐，只瞧着嘻嘻的呆笑。黛玉自己坐下，却也瞧着宝玉笑。两个也不问好，也不说话，也无推让，只管对着脸呆笑起来，忽然听着黛玉说道：“宝玉！你为什么病了？”宝玉笑道：“我为林姑娘病了。”袭人、紫鹃两个，吓得面目改色，连忙用言语来岔。两个却又不答言，仍旧呆笑起来……紫鹃搀起黛玉，那黛玉也就站起来，瞧着宝玉，只管笑，只管点头儿。紫鹃又催道：“姑娘回家去歇歇罢！”黛玉道：“可不是，我这就是回去的时候儿了！”说着，便回身笑着出来了，仍旧不用丫头们搀扶，自己却走得比往常飞快。(第九十六回)如此之文，此书中随处有之，其动吾人之感情何如？凡稍有审美的嗜好者，无人不经验之也。

《红楼梦》之为悲剧也如此。昔雅里大德勒于《诗论》中，谓悲剧者，所以感发人之情绪而高上之，殊如恐惧与悲悯之二者，为悲剧中固有之物，由此感发，而人之精神於焉洗涤。故其目的，伦理学上之目的也。叔本华置诗歌於美术之顶点，又置悲剧於诗歌之顶点；而於悲剧之中，又特重第三种，以其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脱之不可已故。故美学上最终之目的，与伦理学上最终之目的合。由是，《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亦与其伦理学上之价值相联络也。P11-14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人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又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幼习举业，壮年以后在上海生活和工作。1907—1911年，在北京担任学部图书局编辑；1911一1916年，辛亥革命后流亡日本；1925一1927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此外的年月，王国维都在上海及附近城市工作，供养和安置全家，惟视各地生活为访问游学。王国维一生以学问为业，浸淫过甚，抑郁寡欢，生趣日稀。1927年6月2日，在清华大学附近颐和园昆明湖投水自尽。遗言首二句为：“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同事陈寅恪先生撰《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其中有句云：“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王国维心无旁骛，专意于著述，于中国之文字学、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学和哲学均有第一流之贡献，而其早年致力于中国美学和文学评论的开创，尤有奠立之功。《(红楼梦)评论》，1904年在上海《教育世界》发表。该著作受德国叔本华生命哲学影响，结合佛学，从人性高度关照人类生活的悲苦凌乱。《(红楼梦)评论》一改乾隆以来之“红学”传统，不以索引方法论人物，而是用东西方美学思想讨论作品的生命意义，被誉为近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

《人间词话》是一部脍炙人口的成名之作，1908年开始发表于上海出版的《国粹学报》。《人间词话》文体延续明清文人札记式的“诗话”、“词话”，而内容则融人了相当成分的现代中西哲学思维。其“境界说”曰：“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后世读者，常喜谈论其发明之“三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后世学者问恒云：《人间词话》本身亦在刘熙载《艺概》之后，为近代文学评论开辟出一新境界。

《宋元戏曲考》成书于1913年的京都，乃应上海商务印书馆之稿约，将多年研究中国戏曲之心得集成。按王国维《自序》，“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而为此学者，大率不学之徒”，则是书为中国第一部戏曲史。《宋元戏曲考》之贡献在于将历代学者不重视的演艺作品，结合音乐、舞蹈、话本、小说等艺术一并研究，具有民间性。因《宋元戏曲考》的论说，遂使“元曲”真正确立了与“楚辞”、“汉赋”、“六朝骈”、“唐诗”、“宋词”并列的地位。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称：“王国维静安治曲学最有条贯，著有《戏曲考原》、《曲录》、《宋元戏曲考》等书。曲学将来能成为专门之学，则静安当为不祧之祖矣。”

《人间词》为王国维的创作。1906年4月，王国维选录了61首词作，题名《人间词甲稿》，发表在自己主编的杂志《教育世界》上。1907年10月，另外43首词作，题名为《人间词乙稿》，也在《教育世界》上刊登。1921年，王国维自订《观堂集林》，将《人间词》甲、乙稿分别定名为《苕华词》、《观堂长短句》，总名《人问词》。1940年赵万里、王国华编定《王静安先生遗书》，《苕华词》为92首，《观堂长短句》为23首，都为115首，《人间词》以此本流传最广。另外，《观堂集林》曾收诗数十首；《王静安先生遗书》收古今体诗五十首。今一并收入。王国维的诗、词、曲作，仍其熔铸古今，会通中外的风格。不惟浓情郁结，而且汪洋恣肆；既有理性透视，又涵感性体悟。学者诗文，如《人间词》者，近代罕见。

王国维的文学才情，更有多方涉略。专书之外，还有不少文学、艺术评论散见于《观堂集林》、《王静安先生遗书》和各种杂志中。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王国维文集》(2007)时，将此类作品集为《文学散论》、《艺术散论》，便于阅读。今沿用该书编者的集录，将之合并成《文艺散论》，专为一书，转飨读者。王国维著作几次结集，传世甚广，版本繁多。王国维生前手订《观堂集林》，乌程蒋汝藻在1923年曾为刊印；王国维去世后，罗振玉编订《海宁王忠悫公遗书》，1928年在天津印行；1934年，王国维门人赵万里、弟王国华合编《海宁王国维先生遗书》，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1898年2月，王国维抛弃举业，离开家乡来上海担任《时务报》书记，开始了一条不同于传统士大夫的道路。在“四马路”(福州路)棋盘街上班的同时，他还去“新马路”(泗泾路)梅福里的“东文学社”，随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研习“新学”(日语、英语、科学、文学、哲学等)。早于一般士大夫多年，王国维的学问在上海变法图新。1901年，罗振玉在上海创刊《教育世界》，请王国维担任主编；1911年，罗振玉又在上海创刊《国学丛刊》，王国维也鼎力相助；1918年，王国维受聘担任上海哈同花园内仓圣明智大学教授，从事研究和编辑；在上海办刊、发表、研读、交游，令王国维在东南亚和日本的学界富有名声。

1916年初，王国维结束了在日本京都的五年居留，应哈同夫人罗嘉陵的邀请，回上海主持《学术丛编》杂志。2月21日，入居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大通路吴兴里(今大田路225弄)392号，并家眷一起定居上海。王国维在沪期间，向嘉兴前辈学者“海日楼”(新闸路33号)主沈曾植请益；又与钱塘张尔田、吴县孙德谦论学，人称“海上三子”。终其一生，王国维在海宁、上海、南通、苏州、京都和北京等地生活，但他的学业，始于上海，成于上海。

李天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