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吧长谈》是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作品。这是一部反映1948—1956年奥德利亚将军独裁时期的秘鲁社会现象的作品。《酒吧长谈》全书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人物，提出线索，主要集中在圣地亚哥大学生活中所发生的事。第二部主要是通过阿玛莉娅的眼晴所看到的卡约·贝尔穆德斯的各种丑行和罪恶活动。第三部描述了圣地亚哥在报社中的记者生涯，缨斯的被害、军人谋反和阿列基帕事件。第四部是安布罗修向妓女凯姐陈述自己同费尔民·萨瓦拉的关系。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编著的《酒吧长谈》介绍：他的父亲是数一数二的大富豪，他却选择做一个一事无成的倒霉小记者。

他是富豪们共同的玩物，是司机、打手，是他们的泄欲工具，是受害人，也是凶手。

这样的两个人偶然相遇了，一起去酒吧饮酒忆旧，都是些残酷的、见不得人的八卦，两个人都心怀鬼胎，都在向对方编故事，却又渴望向对方索取真相，直到那些漫长的苦难和共同遭遇的欺骗最终使他们迸发出痛彻的眼泪！所有的一切都在谈话中展开，独特的“对话波”牵动一层又一层隐秘的故事和情感，如史诗般宏阔波谲，如戏剧般诡异。

作者致译者的信

主要人物表

五光十色的国家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结构革命的先锋

第一部

他抓起甩在椅子上的上衣朝门口走去，但是安娜拦住了他：还是先吃饭吧，快吃，亲爱的。安娜的声音很甜，面颊上有两个酒窝，目光伤感，面色苍白。

“虾汤大概冷了。”她笑了笑，嘴唇在发抖，“你瞧，这事搞得我把什么都忘了，亲爱的，唉，可怜的巴杜盖。”

两人坐在贴窗的桌子旁一声不吭地吃饭。窗子朝着胡同的院子。院子的地面是褐红色的，跟平台俱乐部的网球场一个颜色。有一条铺着卵石的曲径，沿径边种满了天竺葵。虾汤冷了，一层油沾在盘沿上，新鲜虾都变成罐头虾了。我本来是到圣马丁大街华人铺子去买醋的，亲爱的，突然一辆卡车在我身旁停了下来，跳下两个黑人，一副土匪、逃犯的样子，再难看也没有了。一个人推了我一把，另一个人就把链子夺走了。等我醒过劲来，他们早把巴杜盖装上卡车带走了。太可怜了，可怜的巴杜盖。圣地亚哥站了起来：这简直是横行霸道，我去跟他们讲理。安娜又抽泣起来。你瞧，你瞧。我还担心他们会把狗杀掉，亲爱的。

“他们不会把巴杜盖怎么样的，心肝。”他在安娜脸上吻了一下，一阵肉香，一股咸味，“你等着吧，我这就把它找回来。”

圣地亚哥一路小跑，到了波尔达大街拐角圣马丁大街上的药店里，借了电话就往《纪事》报打。接电话的是法律组的索洛萨诺：见鬼，我怎么知道狗场在什么地方，小萨。

“您的狗给捉走了？”药店主人把头凑上来说道，“狗场在陆军桥一带，您可得赶快去。我姐夫那条墨西哥种的狗就让他们给杀了。那真是条可爱的狗。”

圣地亚哥又是一路小跑，跑到拉尔柯路，登上一辆私人汽车。从哥伦布大街到陆军桥不知要多少钱，他数了数皮夹里的钱，还有一百八十索尔①。到了星期天大概会一文不剩了。安娜从医院辞了职，太可惜了。今晚最好别去看电影了。可怜的巴杜盖，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写反狂犬病的社论了。圣地亚哥在哥伦布大街下了车，在鲍洛涅希②广场上叫住一辆出租汽车。司机：先生，我不知道狗场在哪儿。五月二日③广场上一个卖冰棒的给他们指了路：一直往前，小河附近有块牌子，上写“市府狂犬收留所”的就是。那是一片大空场，土坯砌的围墙七扭八歪，墙的颜色是粪便色的，圣地亚哥想道：这就是利马的颜色，也是秘鲁的颜色。空场两侧各有一排茅屋，但是到了远处，茅屋就交叉了起来，而且越来越密集。席子、茅草、瓦片和铅皮盖的房顶简直构成了一座迷宫，色调灰暗，年久失修，还吱吱作响。空场入口处有一间脏兮兮的小屋，门前有块牌子，上写着“管理处”。一个只穿衬衣、戴眼镜的秃顶男人伏在堆满纸片的写字台上打瞌睡。圣地亚哥敲了敲桌子：有人把我的狗抢来了，硬是从我太太手里抢走的，他妈的，事情不能就这样算完！那个人吓了一跳，翘起头来：

“您怎么一进办公室就喊他妈的，”秃顶男人一面傻乎乎地揉眼睛，一面做了个鬼脸，“请您放尊重些。”

“要是我的狗出了什么事，咱们没完。”圣地亚哥掏出记者证，又在桌子上拍了一下，“侵犯我太太的那些家伙要后悔的，我说话算数！”

“请您安静些。”秃顶人看了看记者证，打了个哈欠，满脸的气恼消失了，但却变成了一种恬静的倦怠神情，“您的狗是两小时前给抓来的吗？那肯定还在卡车刚拉来的那群狗里。”P33－34

我出生的城市——阿列基帕①，位于秘鲁南部安第斯山的一个山谷里。这个城市以其教权主义和造反精神、律师和火山、一望无云的蓝天、美味的大虾、地方主义，还有“下雪”而名扬全国。所谓“下雪”，是神经官能症的一种暂时性的症状。某一天，一个最为温顺的阿列基帕人突然会对人家的问候不予理睬；连续几个小时地把脸拉得长长的；能干出最古怪的事、能说出最古怪的话；意见稍微不一致，他就可能在最好的朋友的脖后砍上一刀。对此，没有人感到奇怪，也没有人生气，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人正在“下雪”，而他明天又会像往常那样成为温和而无害的人。虽说我出生的第二年，我的家人就带我离开了阿列基帕，而且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在阿列基帕居住过，但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阿列基帕人，我也认为那些在秘鲁流传的针对我们的玩笑，譬如说我们骄傲自大，令人反感，甚至发疯，都出于嫉妒心。我们讲的西班牙语非常纯正；我们的建筑奇迹圣卡达莉娜修道院曾吸引了五百名妇女前往居住；我们的城市曾是秘鲁历史上大规模地震和多次革命的舞台，难道不是这样吗？

从一岁到十岁，我住在玻利维亚的柯恰潘巴市，在这个城市，我既天真又幸福。我还记得我所干的事和我认识的人，但最难忘的是我阅读的书籍：山道坎①的故事，诺斯特拉达缪②的作品，《三个火枪手》，卡略斯特罗③的作品，《汤姆·索耶历险记》，《辛巴达航海旅行记》，海盗、冒险家和匪徒的故事，浪漫的爱情故事，还有我母亲藏在床头柜中的那些诗歌（其实我并不懂，只是由于禁果的诱惑）。阅读这些书籍是我最美好的时刻。我喜欢的书全看完了，这太令人难熬了，有时我自己想出某些新的篇章，或是改变某一作品的结局。这种对他人作品进行的“续作”或“补充”，就是我最初的写作，也是我写故事才能的最初表现。

像所有移居他乡的家庭一样，侨居异国增强了我们的爱国心，直到十岁，我一直坚信生为秘鲁人是我最大的幸运，我头脑中的秘鲁与其说是同现实的秘鲁相联系着的，不如说是同印加帝王和征服者的那个国家相联系着的。只是到了一九四六年，我才真正地认识了现实的秘鲁，那一年，我们家从柯恰潘巴迁到了皮乌拉④，因为我的祖父被任命为该市的地方长官。我们走的是陆路，在阿列基帕作了短暂的停留。我还记得，在踏上故乡土地的那一刻，我是那么地激动；我也还记得，我的伯父对我是那么地宠爱。伯父叫埃德华多，是个单身汉，是个对宗教极为虔诚的律师。他有个女仆，叫伊诺森西娅。他的生活犹如西班牙内地的绅士，穿着整齐，有条不紊。在那旧式家具、古老的挂像和古旧的杂物中间，他也渐渐地衰老了。我也记得，在卡玛纳奇耶，当我第一次看到大海时的那股兴奋劲儿。我的祖父母被我磨得没办法，不得不把汽车停下来，让我在那荒凉的海滩上扎了个猛子。但那次海浴洗礼并不成功，因为一只螃蟹夹了我一下。尽管如此，对秘鲁海岸这一见钟情式的情谊，却延续了下来。这三千公里的沿海沙漠，几乎没有被从安第斯山流下的河水渗浸过，而只是被太平洋的海水冲刷着，但却受到了一些人的恶意中伤。那些誓死捍卫印第安传统的人，那些仇恨一切西班牙事物的人，都指责我国的沿海地区轻浮、媚外。他们认为秘鲁的政治经济中心由山区转移到沿海（即由库斯科①转移到利马）是一种不幸，因为这一转移产生了令人窒息的中央集权主义，使得秘鲁变成了一个大蜘蛛：这个国家的头部（即首都）硕大无朋，而四肢却细小赢弱。一个历史学家把利马和沿海称做“反秘鲁”。而我，作为一个阿列基帕人，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山区佬”，在这场争论中本应该站在安第斯山一边，来反对沿海沙漠地区的，然而，如果让我在沿海地区、安第斯山区和亚马逊森林地区（按经度划分的秘鲁三个地区）三者之中进行选择的话，很可能我是站在沙漠和海浪一边的。

沿海是印加帝国的外围地区，其文明也是从库斯科辐射过来的。虽说印加文明不是在西班牙征服之前唯一的秘鲁文化，但可以说，是一种最强有力的文化，它从秘鲁一直延伸到玻利维亚、厄瓜多尔，以及智利、哥伦比亚和阿根廷的一部分，它只短短地存在了一个半世纪。在这期间，印加帝王们征服了几十个城镇，修建了道路和灌溉工程，修筑了城堡和要塞，并且建立了一个行政系统，使得生产足以养活所有的秘鲁人。这一点，以后的任何政权都未能做到。尽管如此，我从未对印加帝王们有过好感。虽说他们留下的纪念性建筑物，譬如马丘比丘①和萨克萨瓦曼②使我惊服，但我一直在想，秘鲁的愁苦（即我们性格的突出特点）也正是来源于印加帝国。那是一个军团化的官僚主义社会，人像蚂蚁一样被组织起来，一台无所不能的压缩机粉碎了人们的一切个性。

印加帝王们为了控制其统治下的人民，施展了最狡猾的诡计，他们自命为神，分封诸侯，移民他乡，把村镇居民迁离故土，“嫁接”在遥远的异乡。流传至今的用克楚亚语写成的最古老的诗歌，就是表现这些人在异乡感到惆怅而怀念自己失去的故土的悲歌。远在苏联大百科全书和乔治·奥威尔④的小说《一九八四》出版之前五个世纪，印加帝国就实行了在政治上的古为今用。每个印加帝王登上宝座时，都伴有一批“阿矛塔”（即学者），他们负责修改历史，以表明印加的历史是在现今帝王的统治下才达到高峰的，先帝们的一切丰功伟绩就都归功于现今帝王了。结果导致，要想重新恢复被神秘地歪曲了的历史，就成为不可能了。印加帝王们有着一种相当精密的计数法，即结绳计数法，但他们没有文字。有一种理论认为，这些帝王们根本不想有文字，因为文字对他们那样的社会将构成一种危险。我一直认为，这一理论是有道理的。印加帝王们的艺术是严峻的、冰冷的，既缺乏想象力，也没有印加帝国之前各种文化（如纳斯卡⑤文化和帕拉卡斯⑥文化）所表现出的技艺。精致非凡的羽毛毯，图案神秘的纺织品，就是上述两个文化的产物，至今仍然保持着鲜艳的色彩和魅力。

继印加帝国之后，压榨秘鲁人民的另一台压缩机是西班牙的统治，征服者把他们的语言和信奉的宗教带到了秘鲁，通行至今日。对殖民统治不加区别地备加颂扬，与对印加帝国加以理想化，同样都是荒谬的。殖民统治把秘鲁变成了一个包括若干共和国在内的总督府所在地，把利马变成了一个拥有豪华宫廷、重要学术活动和典礼活动的首都，但这样却意味着宗教愚昧主义，即宗教裁判和检查制度，这一制度甚至禁止阅读某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即小说，并且对不信神者和异教徒进行迫害，而所谓不信神者和异教徒，在许多情况下不过是那些敢于思考的人罢了。殖民统治同时也意味着剥削印第安人和黑人，以及建立一个在经济上拥有特权的阶层。这一阶层至今仍然存在，并把秘鲁变成了一个贫富极端悬殊的国家。独立，仅仅是政治上的现象，而对这个少数人享有现代化生活的特权、多数人愚昧贫困的社会，丝毫无所改变。印加帝国、殖民统治和共和国这三个时期的历史使我认识到，我们生活在其统治下的历届政权，根本无力把秘鲁人之间的两极分化缩小到可以容忍的程度。这一创伤是不可能用任何纪念性的建筑物、显赫的战功和辉煌的宫廷加以补偿的。

当然，在我刚从玻利维亚返国时，上述的一切我根本没有想过。我家的习惯是按《圣经》办事，每次搬家，都是全体一道搬，叔伯、姑婶、堂兄弟姐妹，跟在家庭的支柱，即祖父母的后面一道搬。就这样，我们到了皮乌拉。这是一个四郊都是荒漠的城市，这是我在秘鲁的第一次经历。在萨雷斯教派中学里，我的同学们嘲笑我，因为我的口音是山区人口音，发“r”和“s”两音时，口中嘘嘘作响，也因为我相信婴儿是白鹳从巴黎衔来的。他们向我解释说，这种事不会发生在空中。

……

他对权力结构进行了制图般的描绘。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

我怀着崇敬之情读完了《酒吧长谈》。

——大江健三郎

真正的拉丁美洲文学以另一个秘鲁人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达到了高峰。

——拉美著名评论家何塞·路易斯·马丁

我至今仍然保留着在位于意大利广场的内政部里近距离看到的这个可怕的人物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他仿佛在水中看着我们，我们的话他根本没听，任凭我们讲。随后，他打开写字台的抽屉，拿出几期《卡魏德》小报，那是我们秘密印制的油印小报，当然，在报纸上我们对他进行了攻击。他说：“哪篇文章是你们中的哪个人写的，你们在何处集会油印小报，你们支部进行何种密谋，我都了如指掌。”实际上也的确如此，他似乎无处不在。然而他又给人一种可怜虫、碌碌无为的庸人形象。在那次会见使我第一次产生了写《酒吧长谈》这部小说的想法。十五年后，这部小说才写成。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