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阅读时代，我们最需要的不是一份份永远读不完的书单，而是正确的读书理念与方法（即三观正！）

信息爆炸时代，为什么还要阅读？回归“原始”阅读是困难而必要的。止庵的《插花地册子》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自述读书经历和感想的小册子，附了他自作的现代诗，凑成了一盘杂食。

止庵的《插花地册子》是一部奇妙的书，他的往事是他的阅读史，七十年代是反胃与呕吐的历史，他对那个错位的阅读时期感到愤怒。有评论认为他“想掀翻人们已码放整齐的书柜，让那些已戴好冠冕的人和作品露出破绽，同时一些被掩去的作者与书要站到前排。”他一改过去学术味道颇重的风格，写得恬淡随意，对嗜好读书的人来说，他的作品是一部关于书的《随园食单》。

增订版序

原序

第一章 小时读书

第二章 创作生涯

第三章 师友之间

第四章 读小说一

第五章 读小说二

第六章 读诗

第七章 读散文

第八章 思想问题

如逝如歌

骊歌

月札

日札

挽歌

后记

后记之二

增订版后记

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一天早晨，街道主任来对母亲说，红卫兵就要来了，你们自己先检查一下，看看有什么违禁之物。于是一家人忙成一团，撕碎照片，砸毁唱片，剁掉高跟鞋的后跟儿，扯烂旗袍连衣裙等等。检查父亲的藏书也是重头戏，但是谁都不知道除了马、恩、列、斯、毛，还有什么应该留下。母亲忽然想到鲁迅，于是大家赶紧从已经打算交给红卫兵抄走的一大堆书里翻找他的著作。那是一套一九四六年版的《鲁迅全集》。把外面的封套扯下，露出精装的红布面。手忙脚乱之际，遗漏了一册“补遗”，只留下正文二十卷和“补遗续编”。不知怎么我的两套《十万个为什么》，还有几本小说却留下了，也许是母亲特意为我保留的读物罢。此外只有一套《瞿秋白文集》，共四卷，此前恰好被二哥小学的朱老师借走，过后还回，也成了漏网之鱼。家中别的藏书，都被同时来抄家的两批红卫兵拉走了。翻译家曹靖华住在我家对门，大概也有藏书一并抄走。反正整整装了一大卡车。以后父亲从黑龙江回来，求一位是街道干部的邻居打听书的下落，答复说早已在附近一所中学的操场上，与别处抄来的书一起放火烧掉了。然而多年之后，陆续有人在潘家园等处买到封面有父亲签名的书，扉页却盖着不同的中学图书馆的章，原来是被公家瓜分了。我这才明白父亲当年被骗了，而我一度也曾相信这个谎言。我那时还小，根本不了解家里都有什么藏书，父亲一再对我说其中有两套最珍贵，一是《六一诗话》之后的全部诗话，一是《尝试集》之后的全部新诗集，都是他多年精心收集而来，打算作为研究之用。

剩下的那几本书，就是我以后多年的读物。其中鲁迅与瞿秋白两套，不是小孩子能够读的，这里略过不谈。有一部罗大里的《洋葱头历险记》，写得很热闹，但好像止此而已，别无意思。相比之下几本苏联小说倒给我留下更深的印象，包括《卓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青年近卫军》、《盖达尔选集》、《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和《瓦肖克和他的同学们》等。前两种是英雄故事，不算特别有趣。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是所谓名著，可是连同《鲁迅全集》里同一作者的一部《毁灭》，我都是分几次好不容易才读完的，《毁灭》留待将来再说，《青年近卫军》只有袭击德军司令部那一段记得清楚，再就是有一位刘芭性格活泼，与众不同，我还由此得知俄国人名有不同的叫法，比如刘芭又可以叫做刘勃卡之类。后来我在中学学过几年俄语，讲到这个内容时，不免会心一笑。我最喜欢的是《盖达尔选集》。我是不大相信个人记忆特别是童年记忆的，尤其不愿意以此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但是盖达尔现在已经不大有人提及，虽然大家都喜欢“怀旧”，可是也没有他的份儿，我还是觉得有点奇怪，这位作家总不至于就这样被遗忘了罢。他的选集共有两卷，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少年鼓手的遭遇》、《学校》和《铁木尔和他的队伍》，都带有传奇色彩，而且又是少年儿童的真切感受，很是引人人胜，虽反复阅读亦不感厌倦。另外两本已经忘了作者姓名的小说，《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很有光亮，《瓦肖克和他的同学们》则色调略暗，都是写和平生活的，其中种种烦恼和快乐，是我的实在生活中所完全缺乏的。举一个例，《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写到训练小狗的方法，说狗并不认字，展示一个数字给它，便一声声叫下去，只须在合适时机悄悄打个榧子，遂即停止，大家便觉得狗会数数了。这类事情，岂是当年黯淡乏味的岁月里我所能够想象的呢。我那时候有点儿孤僻，找不到愿意和我一起玩的伙伴，于是，马列耶夫、瓦肖克和《学校》的主人公鲍里斯·戈利科夫就成为我最好的朋友了。而他们对于我的意义还不限于此。瓦肖克比马列耶夫年龄要大一些，经历也就有所不同，二者正可相互接续；再加上盖达尔笔下那些人物，他们可能比我自己更是真实的我也未可知。甚至几乎可以说是替我制造了一个颇有意味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遗憾的是收有《铁木尔和他的队伍》的《盖达尔选集》下卷，后来不知怎么遗失了，从此铁木尔就给我留下了一个不辞而别的朋友的记忆。

这类书中另外一些则读得较晚，譬如马卡连柯的《教育诗》，那是我刚上初中时的重要读物，可是我已经不像对待上面提到的几种书那样，以一种仿同心理去读它了，只是想怎么不曾遇见像马卡连柯那么一位能够理解学生的好老师呢。

P6-8

记得当年《插花地册子》面世后，有书评云，对嗜好读书的人来说，这是一部“关于书的《随园食单》”。我很感谢论者此番揄扬，但也知晓所言太过夸张；而且话说回来，我的本意并不是在开书目上。实话实说我也没有这个本事。书目只能显示——或暴露——开列者的水平，当然附庸风雅者除外。真有资格开书目的，读书必须足够多，足够广，而且自具标准，又无所偏私，更不能先入为主。我读书则如这书中所述，在范围和次序上都有很大欠缺，迄今难以弥补。所记下的只是一己多年间胡乱读书所留下的零散印象，别人愿意参考亦无不可，但若视为一份推荐书目则难免误人子弟了。——顺便讲一句，我另外的几本书也有被误读之虞：《神拳考》不是讲述历史，《惜别》不是私人回忆录，《周作人传》不是“传记文学”。

我曾说，我这个人活到现在，差不多只做过读书这一件事，如果这能算件事的话。这话讲了将近二十年了，之后这段时间仍然如此。关于读书我写过不少东西，但很少谈到读书的好处，特别是对我自己的好处。这里不妨总括地说一下。回顾平生，我在文、史、哲方面的一点知识，从学校教育中获益甚少，更多的还是自己东一本书西一本书读来的。说来未必一定是相关学科的书，也包括各种闲书如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在内。以此为基础，逐渐有了比较固定的对于历史、社会、人生的看法，以及养成一应兴趣、爱好、品位等。将我具体的人生经验及见识与书上所讲的相对照，有如得到良师益友的点拨，人生不复暗自摸索，书也不白读了。假如当初我不读这些书，也许会成为另外一个人；正因为读了这些书，我才是现在这样的人。这可以说是一种自我教育，而《插花地册子》所记录的就是这一过程。

当然，具体说起这码事儿来并没有那么简单。村上春树在《无比芜杂的心情》中写道：“书这东西，根据年龄或阅读环境的不同，评价一般会微妙地发生变化。??在这样的推移中，我们或许可以读出自己精神的成长与变化来。就是说，将精神定点置于外部，测算这定点与自己的距离变化，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确定自己的所在之地。这也是坚持阅读文学作品的乐趣之一。”对我来说，有的书的好处当下就感受到了，有的书的好处却要过很久才能领会，有的书的意义仅仅在于引导我去读相关的、比它更为重要的书，也有的书昔曾视若珍宝，今却弃如敝履。此亦如与人来往，有的一度密切，继而疏远，乃至陌如路人；有的则属交友不慎，后来幡然悔悟。不破不立，读书不违此理。

某地曾举办一项名为“三十年三十本书”的活动，要求报出曾影响过自己的书单，我亦在被征集者之列，在附言中强调说，影响了“我们”的书，不一定影响了“我”。就我个人而言，多少年来读书有个基本目的，就是想让“我”与“我们”在一定程度和方向上区分开来。“我们”爱读的书，说来我读得很少。在思想方面，我不想受到“我们”所受到的影响，或者说我不想受到“我们”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读书之为一种自我教育，正是对于规范化和同质化的反动。人与人之间无非大同小异，但正是这点小异，决定了是“我”而不是“他”，尤其不是“我们”。话说至此，可以再来解释一下当初何以要起这个书名。“插花地”就是“飞地”，查《现代汉语词典》，飞地，“①指位居甲省（县）而行政上隶属于乙省（县）的土地。②指甲国境内的隶属乙国的领土。”用在这里是个精神概念，其意庶几近于所谓“异己”。

将读书作为一种自我教育，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实在是无奈之举。当年假如不进行这种自我教育，恐怕就谈不上真正受到教育了。以后的人情况容或有所变化，但这一环节大概也不能够完全欠缺。虽然具体内容是不可能照样复制的，前面说到，影响别人的书未必能影响我，同样，影响我的书也未必能影响别人。所以书目还得自己来拟，书也还得自己来读。然而即如前面所云，别人愿意参考亦无不可。这也就是我不揣冒昧，将这本谫陋的小书再度交付出版的缘由。

几年前我将过去写的小诗筛选一遍，订成个小本本，后缀一篇短文，略述写作经过，末尾有几句话，移过来用在这里似乎更为合适：“记得维特根斯坦说过，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现在我倒似乎可以说，一个人谈了他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眼下这本书已经写完，目录上拟了“后记”一项，其实所要说的也只是上面这些，或者连这些都不说也无妨。然而我是喜欢序与后记这类名目的，因为可以信笔乱说。现在我写文章，多半都是命题作文，我觉得这也不错，怎样能在既定的语境里尽量多讲自己的意思，既有乐趣，也是本事。本事我是没有，但是很想锻炼一下，所以一写再写。但是遇见序或后记，我还是不愿轻易放过，何况是自己的书呢。

信笔乱说也不是没话找话，譬如书名问题便可以一谈。现代文学史上，有几个书名我一向羡慕，像鲁迅的“坟”，周作人的“秉烛谈”和“药味集”，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张爱玲的“流言”等都是，可惜这些好名字被他们用过了。二十年前读《郑板桥集》，见其中有残篇曰“刘柳村册子”，记述生平琐事，文笔好，这个题目也好，时间过去许久，印象仍然很深。此番追忆往事，原拟叫做“本事抄”的，虽然稍显枯燥，然而与拙文路数正相符合。偶有朋友批评其中略带自夸之意，则吾岂敢，且亦非本意所在，因此打算调换一个。这就想到郑板桥的文章，那么我也学着弄个“册子”好了。然而郑册成于刘柳村，自有一番机缘；而我半生居住北京，虽然一共搬迁四次，不过是在城里及近郊转悠，哪有什么兴会。觅实不得，转而求虚，兴许能凑泊上点什么，忽然记起“插花地”这个词儿，插花地也就是飞地，用在这里是个精神概念，对我来讲，也可以说就是思想罢。

现在这本书，也是思想多，事情少，这与我的记忆不无关系。我这个人记性不能说不好，但也不能说好，盖该记住的记不住，而不该记住的反倒都记住了也。所作《挽歌》，有“遗忘像土地一样肥沃”之句，这是我的遗忘礼赞，的确一向以为，与记忆比起来，没准儿遗忘还更有魅力一些。譬如夜空，记忆好比星辰数点，而遗忘便是黑暗，那么究竟哪个更深远，更广大，更无限呢。不过现在要写的是记忆，而不是遗忘，我也只能描述头脑中闪现的那几个模模糊糊的小亮点儿，无法给自己硬画出一片璀璨星空。所以写得空虚乏味恐怕也在所难免。至于思想，其实不无自相矛盾之处，对此亦无庸讳言：苦难意识与解构主义，唯美倾向与自然本色，哪一样儿我也不愿舍弃，并不强求统一。说来“统”不可能，“一”太简单，一个人的思想，也可以是多维度的罢。

《插花地册子》原先另外拟有几个章节，写的时候放弃了。包括买书的经历，实在太过琐碎平凡，所以从略；又打算写看电影的记忆，可是说来话长，不如另找机会。看画的事情已经专门写了本小书，这里只补充一句，世间有两位画家与我最是心灵相通，一是鲁奥，一是马格利特，这正好反映了我的情与理两个方面。关于音乐没有说到，可是这也没有多少好讲的，因为在这方面纯粹外行，正好前不久给朋友写信时提及，不如抄在这里算了：“最喜欢的是中世纪修女或修士的无伴奏歌唱，在法国买到几个CD，视为珍宝，真是丝竹之声不如肉声。此外喜欢室内乐，尤其是四重奏，总觉得仅仅是演奏者彼此之间的交流，而观众不过是旁听而已。我认为旁听是最理想的一种接受方式，无论艺术，还是文学。独奏就未免强加于人，交响乐又多少有些造势。交响乐最喜欢肖斯塔科维奇的，因为最黑暗。有两样儿不大投缘，一是狂气，一是甜味，此所以对贝多芬和柴科夫斯基皆有点保留也。至于约翰?施特劳斯那种小布尔乔亚式的轻浮浅薄，洋洋自得，则说得上是颇为反感了。”

这里除《插花地册子》外，还附有《如逝如歌》，不过按理说后者应署名方晴才是。用不着一一指出它们的相通之处，但是彼此实在有些联系。说得上此详彼略，此略彼详，如果都略过了的，要么是我不想说的，要么如前所述，是已经遗忘了的缘故。这并不足惜，个人的一点琐事，遗忘了也就算了。现在写这本小书，正是要趁记忆全部遗忘之前，把其中一部分强行拦下。然而这正是我所担心的，兴许分不清其间孰轻孰重，甚至孰是孰非。尝读知堂翁校订《明清笑话四种》，见有“恍忽”一则云：

“三人同卧，一人觉腿痒甚，睡梦恍忽，竟将第二人腿上竭力抓爬，痒终不减，抓之愈甚，遂至出血。第二人手摸湿处，认为第三人遗溺也，促之起。第三人起溺，而隔壁乃酒家，榨酒声滴沥不止，意以为己溺未完，竟站至天明。”

我怕的是如这里所挖苦的不得要领。倘若是说别人的事，不得要领倒也罢了，一句“误会”便可以打发了事；说自己而不得要领，岂不像这里抓痒起溺之人一样可笑了么。因此又很想把这本书叫做“恍忽记”，不过这也许该是我一生著书总的名字，那么暂且搁在一边，留待将来再使用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