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有关互联网文化的学术著作。通过深入研究和剖析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展史，作者提出，我们生活在“比特与连线”的世界里。没有中心，没有威权，没有绝对的统治者。“玩弄碎片”是这个版本的互联网的本质，虚拟的实在并不比自然的实在更虚幻。现代商业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这并不是电脑和互联网精髓的自由体现，我们所使用的这个版本的电脑和互联网只不过是“被阉割”、“被劫持”的商业玩偶。

在世界互联网人数超过17亿，中国网民接近4亿的时候，断言“这个版本的互联网没有未来”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我们生活在比特和连线的世界，现代互联网所描绘出的“数字化”、“虚拟化”的未来是否完全值得信赖？

现代商业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这并不是电脑和互联网精髓的自由体现，我们所使用的这个版本的电脑和互联网只不过是“被阉割”、“被劫持”的商业玩偶。

本书作者通过深入研究和剖析电脑与互联网的发展史，指出这个版本的互联网本质上是“笛卡尔式的”，“玩弄碎片”是它造成的结果！当网民达到一定数量时，虚拟空间必会导致某种根本性的变革，这就是“碎片化”和“虚拟化”。在虚拟世界中，没有“我”和“他”，只有“肉”，“独立存在的个体”必将走向“多个版本存在的个体”。

自序：网民改变世界

1 瞄准笛卡尔

 科学=理性=进步？

 笛卡尔的“遗产”

 “焊接在底座上”的信条

　“科学的进步主义史观”的内在逻辑

　“科学的平和主义史观”的假设

 这的确是个严肃的问题

2 倒读电脑发展史

　电脑重生

　一桩剽窃案

　电脑的第一次创生

　”电脑三杰”

　三个悬疑

　新经济与新命运

3 互联网的创生

　面包片模式

　三个技术术语的通俗解释

　算法+数据结构=程序

　遍历

　并发

　似是而非的迷雾

4 信息时代：就这么来了！

　尼氏悖论

　”靠喂奶生活”

　高科技：发展主义的延长线

　通往全球化的“信息高速公路”

　“对着时代号叫”

　电脑与网络：引爆了什么？

　从真实到拟像

　信息时代的工业逻辑：工程化与版权化

　“新鞋”与“老路”

5 制造碎片

　会计算的汉斯

　主体破碎的先兆

　碎片化之一：编码

　碎片化之二：语言

　人机对话：对电脑的沉思

　碎片化之三：遭遇“他者”

6 漂浮的碎片

　绞碎主体的四个“齿轮”

　丢失在网络中

　被卷入的主体

7 我是谁？

　主体确立的古希腊之旅

　理性：让人直立行走

　数学家的“好”日子

　确定性的丧失

8 距离革命

　热身序曲：自负的科学家

　人与机器

　人与自我

　人与他者

9 为什么说这个版本的科学应当终结？

　“个体同一论”的谬误

　消失的距离与个体冲突

　什么导致了癫狂？

　“他者”是一个悖论

　我们都是偶遇者

　理性暴虐下的癫狂

　知识与权力的结盟

10 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什么……

　颠覆未遂：“扁平化”对抗“科层”

　比特、赋值与单边主义

　窥视癖和露阴癖

　鱼肉和刀俎

　互联网的后现代背景

11 谁在把“云”变成“钟”？

　伪颠覆

　重回马斯洛

　警惕“精英主义”

后记与致谢

1 瞄准笛卡尔

两种截然不同的史观，在互联网上遭遇。一种是“科学的进步主义史观”，另一种是“科学的平和主义史观”。如果不了解这两种史观的对垒，我们将从思想上失去互联网。

从思想上失去互联网的结果是，我们的命运将降格为可以任意编码的玩意儿——尽管你会很开心，但你没有灵魂。

2007年5月9日，美国企业史大家艾尔弗雷德·钱德勒以89岁高龄与世长辞。

和另一位在2002年以95岁高龄谢世的“大师中的大师”彼得·德鲁克不同，钱德勒身后是如此的平静，没有长篇累牍的悼念、蜂拥如潮的赞誉以及对其思想再度梳理和系统诠释，甚至——残酷地说，钱德勒的企业思想已经“冷场”。

导致这种“冷场”的直接动因，是曾经信奉“科学管理”的“钱德勒式的公司”，在20世纪最后30年遭遇了巨大挑战。尤其是20世纪末，互联网的蓬勃兴起让“钱德勒式的公司”几成“落伍”的象征：传统企业要么被1999年兴起的互联网第一波巨浪中超百倍的“市梦率”（注意：不是市盈率）搞得晕头转向，以至于当年的华尔街分析师涨红着脸说，“所有的分析报告都得扔到抽水马桶里冲走！”要么是通过2002年安然事件，宣布职业经理人道德的彻底沦丧。

在80岁高龄之际，钱德勒决定反击这种认为“钱德勒式的公司”已经过时的论调。

2000年，他留在世上的“后钱德勒三部曲”之一，《信息改变了美国：驱动国家转型的力量》在美国出版。在这本由钱德勒、IBM全球服务高级顾问詹姆斯·科塔达等8位作者共同写就的著作中，钱德勒宣布，“信息时代并非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万维网的诞生才开始”。

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

擅长以“大历史观”治企业史的钱德勒，其学术风采在这部论述美国信息革命历程的后三部曲中，同样得到了肆意张扬，断言“美国人已经为进入信息时代准备了300年”，乍一听多少有点哗众取宠。钱德勒试图通过向前追溯美国“信息社会”的“立国史”，挖掘到“钱德勒式的公司”安身立命的源头，为“科学管理”下的科层组织再度寻求强力支撑，继而把互联网背景下的社会变迁仅仅表述为“技术面的变革”。按照钱德勒的论证逻辑，倘若非要说以下史实是“为进入信息时代准备”，稍微想想似乎也能接受：

1788年建立的美国邮政局，19世纪30年代美国铁路大发展，1847年电报投入商用，1859年成立美联社，1876年贝尔取得电话专利，这段时期美国出现“职业经理人”掌控的大企业……还有作为企业史大家，钱德勒叙述过无数次的打字机、收款机、油印机、收音机、电视机、穿孔卡片机，直至电脑和互联网。

但值得注意的并非这些已经写入历史的“硬”的素材，而是钱德勒使用这些素材的叙事逻辑和他的反击冲动。钱德勒的反击冲动，与其说是捍卫“钱德勒式的公司”在信息时代“依然有效”这一信念，不如说是企图强化“工业革命的美国逻辑”的又一个鲜活样本。

“工业革命的美国逻辑”的基本特征如下：

大前提：坚信科技导向进步。

小前提：（几乎所有）重大的科技／进步都发生在美国。

结论：坚信美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的历程就是进步轨迹的典型代表。

这种逻辑已经深深嵌入钱德勒这部著作的字里行间，它所表达的固然是某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但作为学者来说，这种叙事逻辑的背后潜藏着更深的、无法摆脱的意识形态。冷静地咀嚼（不是激动地与之理论）这种逻辑何以发生，是一个严肃的话题。

科学=理性=进步？

“科学的进步就是摆脱偏见，其中也包括摆脱关于科学万能的偏见”，苏联传记作家阿尔森·古留加在《康德传》中写道，“早期启蒙运动产生的幻想之一就是‘科学万能’——能够证明上帝的存在，能够论证灵魂不死，能够揭示人存在的全部秘密”。指明这种“科学万能”的奢望不可能，则是康德批判哲学的一项任务。

这项任务是否能如愿完成，我不好判断，但从结果上看，“科学万能”的论调似乎非但没有削弱，反倒日益“坚固”起来——更加令人叹服的是，“科学万能”的调子已经不在文本层面出现，而是潜入了意识的“深海”。换句话说，在经历了蒸汽机、火力发电厂、汽车、火箭，直到今天的互联网反复洗礼的情况下，虽然人们不使用“科学万能”这种“不科学”的说法来表露心迹，但骨子里对这个命题没有丝毫的反感（顺便说一句，这个命题一般只是在需要作秀的场合作为某种安置在被告席上“标签”加以批驳，以佐证科学的“科学”功能，仅此而已）。

在科学昌明的21世纪，如果还有人觉得“科学万能”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话题，恐怕接受过基本科学教育的人都会以为是“笑谈”。不过，这的确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不但如此，这个问题在“科学昌明”时代似乎转换为一种更加巧妙、更加隐蔽、看上去更加合理的方式，散发着它巨大的能量。另外，这还是一个很难用较短的篇幅，在较短的时间里应答的话题。

在经历了英国早期资产阶级工业革命、法国启蒙运动之后，美国与欧洲文明社会的那些以电力、铁路、电报电话为代表的新型政治家、工业家、社会学家，乃至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还有小市民阶层，都在意识层面几乎全面接受了这种“科学万能”的微妙逻辑。这种逻辑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等式，即“科学=理性=进步”。这个等式的深层含义，在20世纪通过两条并行的历史进路得到强化：一条是两次世界大战，通过科学理性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结盟，形成了“科学的社会学科与政治学科”；另一条是科学理性与现代商业结盟，形成了“科学的管理学科与大量专业化的技术学科”。强化的结果就是，进一步加剧了古典自然哲学范畴的科学体系与人文思想的背离，文学与艺术在强大的机器轰鸣声中被迫背井离乡，在异化中流浪，寻找家园。

在今天，“知识分子”这一称谓已经被打上了类似工厂专业工程师的烙印，成为某个领域的有发言权的专家。学者已经失去了追问本原问题的语境和冲动，并被迫将“思辩的自由”修正为“论证和转述的自由”。西方知识分子在好不容易脱离了中世纪“传经布道”的宿命之后，又成为高扬与维护科学正义的卫道士，并很快在20世纪蜕化为现代商业文明的唯一护航者。

这是如何以及何时发生的？在本书中，这个问题的靶标是笛卡尔。

笛卡尔的“遗产”

西方知识分子在用科学的光芒照亮人类的前程的时候，在人类开始“独立行走”的时候，将发现和刻画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的运行规律看做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被发现的客观规律，当然被认为是这个“客观世界”的“主宰”，甚至“主导”。知识分子的这种使命感，正统的史书上叫做“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发生在笛卡尔时代。

笛卡尔之后的现代哲学以及夹杂着后现代成分的怀疑主义思潮，使“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有了一个更加贴切的版本，即“自我中心主义”。在经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沉寂之后，笛卡尔的哲学把“全能的上帝”转换成了“全能的我”。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全能的我”拥有一颗“科学的头颅”。

这个时期的许多科学家是“科学头颅”的典型代表。在自然科学领域，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1543年出版了《天体运行论》，提出了与将上帝置于宇宙中心的托勒密“地心说”不同的“日心说”。在物理学领域，意大利实验物理学先驱伽利略，发现了自由落体和抛物体定律以及钟摆定律等三大定律；意大利物理学家托里拆利发明了水银气压计；法国物理学家帕斯卡发现了液体和气体中压力传递的帕斯卡定律。在生物学领域，英国生物学家哈维通过解剖尸体——这在当时是触犯禁忌的——发现了血液循环的秘密。文艺复兴是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于1855年首次提出的一个人文概念，用以概括14～16世纪源于意大利，波及西欧各国的“重新发现古希腊、古罗马艺术文化”的历史进程。

从以上的事例可以看到，所谓“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其实更准确地说是人的“主导”（或者“主宰”）意识的觉醒。然而，作为认识的“主体”是一回事，作为认识的“主导”则是另一回事。这虽然是一个细微的差别，但绝非毫无意义。“主体”是认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目的；而“主导”，则含有“自觉”与“控制”的意味，甚至可能会将主体异化为认识的“手段”。

文艺复兴使理性的光芒照亮了人类的前程，人类似乎获得了一种确凿无疑的光明未来，这种光明全赖理性之光。人类摆脱了上帝，放弃了教堂，打开了自然奥秘的大门，宣布了一种叫做“进步”的进程，现代文明的诠释由此开始。

如同十字军东征输出耶稣一样，文艺复兴通过航海、工业革命、殖民、贸易输出机器、科学与技术，输出所谓“大写的人”的文学艺术，构建迄今行之有效、依然运转如常的现代社会的制度机器，开启了一个叫做“理性化”的进程。

作为“理性的巅峰”，近现代数学的发展史基本同此。大略看一下笛卡尔之后数学的发展，就可以知道这位机械唯物主义“心物两分法”的奠基人，在发明了坐标系之后，给人类规定了一种何等规范的、科学的数学图景。

牛顿发现了力学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使数学家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这无异于以洞见“上帝的秘密”的方式为“科学是通往真理的道路”提供了极好的佐证。关于牛顿的另一个传说颇有意味，他晚年不懈地试图通过类似于三大定律的公式证明上帝的存在。牛顿坚持认为，数学、物理学定律不但是科学真理，更是上帝对宇宙的设计语言。牛顿力学与以前力学的本质不同，还不只限于引入了数学来刻画物体的运动状态与关系，而是因为它发明了一系列的概念，这些概念今天看来是如此基本，以至于没有人怀疑它们就是关于自然最真切的指称，并且与自然界完全吻合。

经过几百年的熏陶，人们已经满足于把“原子”、“电子”、“中子”、“质子”表述的世界毫无悬念地当做“这个世界”本身。科学昌明之时，人们甚至不必了解从望远镜、放大镜到显微镜的原理，甚至都不必亲自去看——眼睛向外该看的似乎都看到了，还能写成公式，变成定律，再造出轰鸣的机器。到了19世纪末期，科学的活力大举侵入了心理学领域，点燃了人类用“科学的头颅”窥视自身的欲望。对踌躇满志的科学家来说，“我是谁”的问题可以通过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的电击器，以及前脑叶白质切除术，还有“斯金纳的箱子”来求解，这种诱惑实在不可抗拒。

今天的电脑和网络，无疑是这个时代饱含创想激情的宠儿，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日益高涨的创富热浪。不过，如果说今日之电脑和网络，仅仅是笛卡尔主义的自然延续，大约会让很多人嘴角一撇，不以为然：“就算是，又怎么样呢？”  本书在这一点上多少有点偏执。我坚持认为，现今电脑和网络的哲学基础依然是“笛卡尔式”的（这在很多人眼里，可能不觉得是个问题。但在我看来，这却是个大问题）。论述这个观点，是本书的唯一使命。

2008，如果说许多中国人会因为这一年中的这样或那样的事件将它收藏在心中的话，那么对于本丛书组委会和作者们而言，记住2008，则因为它注定会成为中国互联网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

2008年上半年，中国的网民数量突破了2．5亿，跃升为世界第一。中国网民数量之巨大，他们的意愿、诉求、行为，乃至他们的网络生活本身已不容忽视。同时，尚不及20％的网民普及率、30岁以下占2／3以上的网民年龄结构，又昭示出中国互联网未来的发展潜力。

2008年以来，从互联网上的反藏独、反西方媒体歪曲报道、组织护卫奥运会火炬境外传递、爱国红心签名、呼吁抵制家乐福，到“5·12”汶川大地震灾情披露、救灾动员、民意表达与决策的互动、志愿者组织以及由某些机构和个人的行为引发的公共道德大讨论……在这一系列令人高度关注的重大事件和领域中，互联网均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

2008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网与网友在线交流，明确肯定互联网是“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重要渠道。这是自近年来温家宝总理在“两会”期间公开回复网络热点问题，越来越多的地方党政领导与网民对话、问策以来的又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中国最高层领导高度重视和积极肯定网络民主，网络民意俨然已成为主流民意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

2008年的这些重大事件让人们看得更为清楚：除了巨大的技术工具效应、市场财富效应之外，互联网还正在成为中国文明发展、社会转型的重要载体。我们今天的社会需要跳出原有狭隘视角所限，更加全面、立体、多维度地了解和认识互联网。

不过，历史地看，互联网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相融毕竟时间不长，互联网对中国的影响才刚刚开始，置身其中的人们已不自觉地在历史巨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令人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对互联网的研究、对互联网特点和规律的认识，还远远滞后于实践。

这套丛书是“思想@网络·中国”项目第一批的三大选题之一。“思想@网络·中国”，是企业界与学术界联手于2008年初启动的中国互联网研究项目：由田溯宁、沈南鹏、邓锋的三家公司资助，张树新联络组织相关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承担开展系列化、长期滚动的互联网研究。该项目的总负责人为张树新、汪向东。该项目研究选择从三项具体任务来启动：一是开展专题研究，并编撰《中国网情报告》；二是出版《互联网文化与思想丛书》；三是“中国互联网口述史工程”。为编辑出版本套丛书，“思想@网络·中国”特意组建了丛书编委会。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为中国互联网的思考者们提供一个发表与交流的载体。第一批入选的书目将分别由中信出版社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丛书的作者们研究中国互联网的切入视角各异：哲学、文化、经济、政治、社会、传媒、国际关系等等，不一而足。其中，有参与10年前《中国网络文化丛书》撰写的一些知名作者，将他们对中国互联网的跟踪观察与思考结集成书；也有一些互联网领域的新锐作家，拿出了自己潜心研究形成的精彩观点与大家分享。

在我们看来，《互联网文化与思想丛书》涵盖的范围非常之大，这是由互联网广阔的渗透性决定的。我们这套丛书的选题是开放的，既不拘泥于特定的学科领域，又不限定某一类研究方法，我们看重的是是否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当然，思想性与悦读性兼具的著作更会受到大家的欢迎。

我们希望和欢迎一切以中国互联网发展为研究对象的人们，将你们的研究成果借助《互联网文化与思想丛书》分享给更多的读者！

写作“后记与致谢”，大约是所有码字儿的活干到最后时最惬意的工作，反正我是这么想的。整整一年，不断收到“思想@网络·中国”项目组秘书刘旭艳尽职尽责的督促、提醒的电话和邮件，也不断萌发增补素材、修订架构的新想法。动不动就推倒部分章节重新来过，或许这是网络时代执笔写作的一个典型特点。

在项目组多次碰头会上，组织者张树新、汪向东、吴伯凡，曾多次阐述这套丛书的主旨，乃是通过各位作者多年思考、体悟的角度，对互联网发生、发展、演进 ．的历史做一次有归纳、提炼，有沉淀、反思的思想碰撞，努力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哲学的层面，-探究互联网背后“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想想看，2亿多网民啊”，张树新每次都会用感叹的语调这么说。

坦率地说，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在互联网成为21世纪最重大的“事情”的时候，在它日益显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秉性，在网民数量突破1亿、2亿，接近3亿的时候，我们是否有充足的想象力勾勒出未来的格局到底是一副什么模样？

在这个问题上，互联网界曾有一句经验之谈：“中国的互联网大约是美国互联网若干年后的翻版”——虽然这句经验之谈并非总能奏效(甚至我越来越相信是“往往不能奏效”)，但依然有大量网民对这句话深信不疑。我自己一直对这么多年来数不清的来自美国的“大师们”关于未来的种种描述感到不满，但很长时间又说不出“不满在什么地方”。在事关未来的大问题上，来自美国的“大师们”的口吻，除了对来自美国的高技术充满赞誉、煽情、兴高采烈之外，似乎看不到更“厚重”的东西。在这部书里，我把这种状态总体上归结为“笛卡尔主义的余威”。在笛卡尔坐标系下，或许能得到更多、更快、更复杂的芯片、电脑和网络，但却无法拥有真正属于人的未来。

这个话题太大，我把自己这种求学问的方式戏称为“在野学术”，其实是想多少让自己轻松一些，让这部书探讨的问题少一些既成的条条框框，多一些发散的畅想。不过，一路写来颇感艰难。有三个方面需要略微交代一下：

其一，这种“在野学术”的套路的确不好“玩”。虽然看上去信马由缰，但实际上处处遭遇表述逻辑的羁绊：“反对逻辑仍然要使用逻辑”，数学家皮埃尔·布特鲁说过的这句话，在1984年我从《古今数学思想》第四卷最末一章读到之后，就一直缠绕着我，仿佛冷冷地注视着我“使用逻辑”的念想。

10年前与伯凡、胡泳、郭良、奇平、俊秀等人在北京大兴的一个四合院聚会的时候，我记得我所表达的核心内容就是：我困惑于这个时代“凭什么这么说”？我不知道如何表达。在电脑、网络、媒体这个行当做事20余年，至今我没有完全解开这个问题。那些对未来颇为明白的未来学家，对未来兴高采烈的投资者和商人，以及富有激情的技术狂人，还有媒体记者编辑们，他们对信息时代的走向、脉络、趋势、动态似乎明白得很。唯独我搞不明白，他们“凭什么这么说”？

对这个问题的焦虑，至今纠缠着我。在多年的撰稿生涯中，我脑海里总是浮现出这样一些词汇：绑架、口吻、先知、背后的手、凭什么……

当我把思考的坐标延伸到这些话语、句式、逻辑背后的时候，似乎多少理解到了“凭什么这么说”的根由，这就是“这么说是科学精神使然”，是“时代进步使然”，是“人类伟大的理性使然”。这些讲法让我联想起上小学的时候，学过的可怜的一点点格言警句，比如：人之区别于动物者，在于其有理性。也让我想起黑格尔曾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处于用脑袋支撑着身体的时代”，也就是“倒立的人”的时代。

这些个念头让我觉得十分有趣。  我非常想知道，我们是什么时候怎么“倒立”起来的。如果能有一面思想之镜，我非常想照一照，“倒立的人”的形象，个体的、整体倒立的人的形象到底是什么样，一定很有趣。

其二，这部书里充斥着大量浓度很高、跨度很大的素材，而不是细嚼慢咽之后娓娓道来的从容。我努力了，但从一本书的起码要求看，我还是没能做到通俗化，为此我颇感内疚。现时代人们需要“悦读”，而不是“阅读”。按照“准畅销书”的标准，恐怕这本书要不及格了，更不用说以时下颇为流行的学术超男、超女为镜。

总的来说，这部书的目的是尝试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在绝大多数情形绝大多数人那里会被归结为“大惊小怪”，或者“没事找事”之类。我的准星对准的是支撑、支配、左右我们大脑逻辑运转的那根弦——笛卡尔之弦。整本书的宗旨或许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迄今为我们熟练运用、不假思索接受的科学的笛卡尔精神，是互联网哲学最险恶的敌人。

马尔库塞、哈耶克睿智地指出，这个时代是单向度的时代，资本主义导致对人的奴役。他们只是指认出了这样一种吓唬人的状况，这种状况听上去让很多人抱有同感，同时又颇为难过。后现代的学说用一句话来形容，大约就是对现代玩世不恭的唾弃，只是他们从来不肯承认这一点罢了。没有给出建设性意见的反对意见，从来就是不完满的。这部书只是写到这里，我才想到了八个字，作为颠覆笛卡尔科学进步主义哲学的解药：接纳悖谬，容忍缺憾。

不过，恐怕篇幅已经用完，在这部书里，我没有力量再把它展开了。

我受哥德尔思想影响很深，也可以说“中毒”很深。同样是1984年，《走向未来丛书》中的那本《GEB——一条永恒的金带》，是我在那个时代读过的为数不多的极品好书之一。霍夫斯塔特描绘的这种悖谬、缠绕、目标、嵌套的景象，总是像幽灵一样不时地冒出来，黏着在我可能从事的工作、做的研究课题、接触的人际关系，甚至日常生活的每个投影之中。那些令人惊叹的悖谬，以及与此相近的缺憾，在几百年的人类发展史中，一直被视为粉刺、疖子一样的东西，一定要想法去掉，或者打磨干净才好。我想，这大约就是笛卡尔主义留下的最大的“恶”了。

笛卡尔主义把后来的知识分子改造成工程师(不是有知识的工匠，工匠不幸已经消亡)，然后令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有数理背景知识的人对推导、求解、论证十分娴熟。当一个定理或者命题诞生后，“科学的理性精神”就上场为这个定理或者命题主持庄严的洗礼仪式，让它成为崇高、神圣的组成部分。应当说，绝大部分定理或者命题是受用得起的。对这些定理或者命题本身，我绝非质疑它们的确凿性和有效性——这纯粹是个技术问题——我所关心的仅仅是这么一种状况：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不幸泛滥成灾，“科学”一语甚至成为“正确”、“合法”的同义词，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其实过去100年来，有很多思想家对此提出了无数真知灼见，不断对科学的理性主义给以“解毒”。但遗憾的是，他们给出的“解药”多数情况下在学术的小圈子里流行，或者非得你自己产生了某种“不满”或者“饥渴”，你才能从中汲取诸多影响。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互联网已经成为席卷全球的巨大势力，成为人类千年格局重构的重要基石；但是，眼下的互联网版本依然是笛卡尔逻辑的延续，这很要命。比如，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致的、刚性的科学原则，可能成为某种服务于商业目的、政治目的，或者别的什么目的的“包装物”，从而对科学的限度视而不见；“个体同一”假设是论辩兴盛的思想基础，甚至成为“臆测”与“妄言”一类的宏大叙事生存的土壤。这一点其实非常可疑。

其三，本书试图理出的一点点头绪：对悖谬与缺憾的接纳，在互联网世界如何可能的问题。这个版本的互联网基本上延续的是笛卡尔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的技术哲学就已经定格为比特化、格式化之后，一切传统技术哲学的模样，毫无新意。

然而，互联网的世界里个体之间偶遇的情境、虚拟化的关系、多元的主体样式等，都不是传统哲学可以解释得了的。笛卡尔哲学的“主客两分”、“个体同一”理念，在互联网的世界里与网民的行为格格不入。一个人有一个肉身，但可以具备多重自我、多张面具、多种人格。这是由互联网的特点决定的，相互冲突甚至矛盾的个体属性，在互联网上有可能找到各自存在的场所与空间，并行共存。

如此一来，传统的笛卡尔主体便遭遇了彻底的“破碎”。碎片化与虚拟化，成为未来网络主体以及主体间关系的基础特征。

以上三点，就是整个书稿艰难耙梳之余的点滴感受。

需要说明的是，中信出版社、本书的组织者张树新女士，还有本项目的资助者，为包括本书在内的这套丛书创造了很好的写作条件，并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同时，对这部书还赋予了“互联网哲学探索”的殷切期待。不过，从我本人的能力出发，最后交出的作业只能说是眼下这种全凭兴之所驱的艰涩之作，令我觉得愧对读者诸君。不过，还是要感谢诸位朋友的鼓励和支持。

项目组在此期间开了很多次研讨会，我不是每次都参加，但各位编委、作者对互联网的真知灼见的确令我受益颇深。尤其是2008年6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为期一周的学术交流，让我从众多不同领域的学者的博睿思维中获得诸多收益，他们分别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萧今博士、李永刚博士、邱林川博士，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主任钱钢先生、南京大学的杜骏飞博士，以及项目组的全体成员。

在这里，我衷心感谢汪向东、吴伯凡、胡泳、姜奇平、王小东在诸多问题上对本书提出的中肯批评和富有价值的建议，很多观点得益于与他们的多次讨论。特别感谢汪向东先生作为项目的总负责人之一，不辞辛劳地审稿工作，为本书提出了大量宝贵的修订意见，令我获益良多。感谢项目秘书刘旭艳耐心细致的大量工作。此外，也要感谢中信出版社蒋蕾主编、龚援、黄维益、张瑞霞等几位编辑的辛勤工作和宝贵意见。各位师友的关心和鼓励，给了我充足的动力。

最后，我要借此机会感谢我的家人，在大量占用业余时间的情况下，她们毫无怨言的理解和支持。这的确是一介书生的典型生活，好在对我的家人而言，已经习惯多年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 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 博士生导师 汪向东

这是国内难得一见的讨论互联网哲学问题的原创著作。虽然互联网已融入数以亿汁网民的生活，但从哲学层面探究互联网人文意义者甚少。段永朝基于互联网时代主体碎片化的种种现实，分析了作为工业化时代哲学基础并沿循至今的笛卡尔逻辑的历史局限。他提出，如不以科学的平和主义史观替代笛卡尔式的科学的进步主义史观，人们将不可能将互联网构筑成自己的精神家园。这的确是重大而严肃的命题，发人深省。

著名数字化思想家 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数字化生存》译者 胡泳博士

我们看待网络空间的方式可以说是西方文化史的一个结果。在中世纪，宇宙有其始终，在宇宙之外还存在上帝的天国。l7世纪，这种世界观转化成为一种机械的世界观，其创始人正是笛卡尔。拥有深切的宗教情感的笛卡尔仍然相信灵魂的存在，他把现实分成两个领域，物质的和精神的。虽然笛卡尔如此解决了自己的灵魂安放处，但新科学却把有关灵魂空间的所有想象全部清除了。此后，现代科学始终存在一个如何解释“我”的问题。段永朝君所致力的，正是要在互联网时代回答这一悠远而困难的问题。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南京大学网络传播研究巾心 （CMCRC）主任 法学博士 杜骏飞

很多年以后，这将是一部反复被人提及的类似于“数字人类启示录”的书。作者沉痛地揭示了这一真相：我们曾经惊叹于崭新的互联网其实仍然是笛卡尔逻辑的悠长的延续。这其中，最强烈的呼唤来自于数字时代对人本主义的期待以及（很不幸——）期待的落空。本着对数字新人类和自由新世界的憧憬，我们能够批判现代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全部哲学基础吗？如果不能，今世的互联网向何处去？如果能，来世的互联网从何处来？作者给出了某些穿透理性主义迷思的答案，给如了更为惊心的反抗现代技术哲学范式的提问。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 与技术经济所剐研究员 著名互联网与数字经济思想家 《互联网周刊》创刊主编 姜奇平

革命意味着方向相反，互联网革命也是如此。绝大多数人都看不出，在这场革命中，技术上相反之处在哪里以及文化的革命意义何在。永朝这本书可以为人们洗脑。我和他最大的同感在于，要回到笛卡尔的原点来反思一切，跨越科学与人文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