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席家是一个怎样的家族，何以能在通商都会上海占据如此众多外资银行的买办位置?在近代以前，这个家族在哪些地带活动，主要从事于什么职业?从明清到近代，这个家族究竟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通过本书对这个经商大族的变迁史的回顾与研究，我们将得到清晰的答案。

江南席家绵延千余年。清代状元石蕴玉曾如此评说席家：“群萃州处，蔚为望族，吴中世泽之久长，无有出其右者。”

明清以来，席家在商界的声名崛起，涌现出不少富商大贾。近代的上海，十里洋场，更是席氏子弟大显身手的舞台。

席家也是近代中国显赫的买办家族，曾出任十多家外资银行的买办、申报馆买办……席正甫祖孙三代充任上海汇丰银行买办，长达半个多世纪。

这个著名的经商大族，在财富增长的同时，也“不输文采”，从文习艺者，代不乏人。历史悠久的“扫叶山房”是席家开设的一家书坊，持续了数个世纪，名扬大江南北。

江南席家以其独特的人文传统，保留着记忆，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绪论

第一章 始祖与家园

 一、席姓溯源与席温南迁

 二、东山：洞庭席氏的家园

 三、洞庭商人的孕育环境 

第二章 走出东山

 一、贸迁四方：席氏家族在商界的兴起

 二、经商路线与家族成员的迁移

 三、洞庭席氏的经营特点

第三章 富、贵之间

 一、 席洙与《居家杂仪》

 二、求富与求贵

第四章 洞庭席家的“上海时代”

 一、到通商口岸上海去

 二、以席正甫为核心：近代银行买办群体的形成

 三、席氏家族史上的鼎盛时期

 四、在上海的兴衰

第五章 洞庭席氏的人际网络与社会关系

 一、千丁之族，散而能聚

 二、婚姻圈的变化与姻亲关系

 三、地缘：同乡关系与同乡组织

第六章 生活世界的变化

 一、洞庭东山的生活世界

 二、席氏买办家族的社会生活”

 三、席家子弟教育之嬗变

 附录

 一、洞庭席氏家族世系表(总谱、支谱选)

 二、明清文献中有关洞庭席氏家族资料选

1.太仆寺少卿宁侯席君家传

2.乡饮宾席翁墓志铭

3.席氏多贤

 三、《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上海重要人名录》等所录的席氏人物

1.《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等所录的席家人物

2.《上海重要人名录》(简称《上海人名录》)所录席姓人物

 四、附表索引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一、席姓溯源与席温南迁

中国人的姓氏源远流长，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正姓氏，别婚姻”。在先秦的时候，姓与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后屡经变迁，才出现了姓氏合一的现象。春秋战国以后的姓氏兼表血统关系，所以逐渐稳定下来。此后，姓氏也出现了几种特殊的变化，有的是避祸改姓，有的是避讳改姓，等等，情形不一，中国人的姓氏呈现出复杂的样态。

百家姓中的席姓也有一番来历与变化。

席氏的祖先可追溯到很久远的时代。但比较可靠的说法是，席姓由“籍”姓演变而来。原是唐叔虞的后裔，因掌管晋国典籍，这一支后即以官为氏，谓之“籍”。籍谈、籍秦，均为晋国大夫。籍谈的十三世裔孙，名壤，曾在楚王项羽军中任将军，项羽名籍，籍壤为避楚王之讳，遂改名为席壤。这就是席姓的演变。

席氏子孙西汉初年迁徙到安定，约在今宁夏固原一带。后又扩展到附近的临泾(今甘肃镇原东南)。席氏子弟在那里休养生息，繁衍后代，逐渐成为当地的大姓。这也是天下席姓“望出安定”之由来。因有此故，后世席姓的堂前，常常会挂上“安定世家”四个大字。席氏祖先在安定郡悄然隐居了好几世，直到东汉后期，席氏的子孙才陆续出来做官。从东汉到唐代，席氏先人为官，不乏政绩卓著、为官清廉者，史书多以能吏、文苑记之，如：东汉有光禄勋席广，晋有建威将军席衡，南北朝有昌州刺史席固，东阳太守的席阐文，唐有礼部尚书席豫，等等。东晋时期，席衡携家眷南迁至今湖北襄阳，并定居于此，襄阳一支始此。席衡有五世孙席固，为北周名臣。席固有两个儿子，世雅与世英，兄弟俩皆位至大将军。至席固七世孙席豫时，又从襄阳迁徙至河南。 

席豫，字建侯，进士及第。历任中书舍人、户部侍郎、江南东道巡抚使兼郑州刺史、吏部侍郎等职，唐天宝六载(747年)，晋升为礼部尚书，累封襄阳县子。其诗工，曾被唐玄宗赞为“诗人之冠冕也”。其弟席晋亦以文名当时。席豫也为后世河南席世的先祖。从席豫到席温，又历五世。

唐末，北方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此次巨变导致席姓子弟四处迁移，其中，席温率领的一支迁徙到了江南。

席温，字厚君，家世显赫，少好韬略，长而雄伟，颇负才干，屡建奇功，唐僖宗时累官至武卫上将军。不久，时局骤变。广明元年(880年)，盐商出身的黄巢率起义军饮马长江，挥戈江淮，一路势如破竹，攻克潼关，直捣唐都长安。十一月初五，唐僖宗仓皇出奔四川。一时间，唐室危倾，天翻地覆。当这位著名的起义军领袖吟着“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时候，不少官宦之族便选择离开中原，远走他乡。席温有一个弟弟叫席涵，在黄巢起兵之时，即奉母命，离开长安，避乱于兴元，今汉中一带。席温眼看中原战火纷飞，形势日趋危急，也作好了南迁准备。在黄巢破潼关、逼近长安之际，席温就携三子尚、常、当，及若干将士向南方撤退，最终选择隐居吴郡洞庭东山。

当时，他们过长江，登舟前行又二日，席温日：“此去有地日太湖，雄跨数方，水环四面，有双峰突起于湖中，日东山、西山，颇具地势，所谓‘居可耕，战可守地也’，惟两山久为盗窟。”一路上，席温对太湖周围的情况已有所掌握。在进行一番分析后，认为西山的盗匪较东山为强，且西山出产不及东山之饶，所以，他主张先去东山，“俟取东山不成，再取西山，未为晚也。”在与当地的小股盗贼经过一番较量后，他们逐渐立足于东山。

关于早期席温迁居东山，有不少曲折离奇的传说。有的说他带了亲兵数百人，与东山盗匪激战多时，终于把他们降服。后来，安排他们居住在潦里村中，约以法纪，配以妻室，教以渔桑垦牧，严禁他们侵掠抢劫。其事迹口授相传，代代延续，席家后人给他们的始祖带上了神秘的光环。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从北方到南方，从原先的世家大族到东山后从头开始，白手起家，其问生活习俗、语言、环境等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种种艰辛与坎坷是可以想象的。席姓从北方迁居江南，席温具有开创之功，他也成为席氏洞庭东山这一脉的开山之祖。

在东山，作为新移民，席温与儿子们把宅第营建于翠峰坞，诸事得以安顿。晚年的席温，过着优游泉石的生活。临终之时，席温告诫子孙：勿为官，勿出山。后子孙析居，其中长子席尚居上席巷，次子席常居中席巷，三子席当居下席巷，上、中、下三巷相连，直通翠峰坞。下席一段今称花园弄。

席温殁，卜葬于后来称为翁巷村的中席，时墓地广可数十亩。席温祠旧在翠峰坞翠峰寺旁，今祠、寺均不存。衣冠墓在翁巷平盘自流井路北，今井尚在。东山席氏后代还曾在翠峰寺旁修建席温前五代先祖席豫祠，祠内供祀先祖唐礼部尚书席豫像，该祠后因年久失修坍塌，而祠基存。

席温的三个儿子尚、常、当，就是后世洞庭席氏上席(仁卿公)、中席(义卿公)、下席(礼卿公)的三个支祖。这三大分支，后来人丁繁衍，各有谱系。从此，太湖边的东山成为洞庭席氏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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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前后的上海，已然成为一大通商总埠，“不独两京四镇十八省无此壮丽，无此繁华，即英之伦敦，法之巴黎，美之纽约，日之东京，均与之相埒焉。”当时上海的黄浦滩路，十里洋场，更是中外注目的地方。“巍巍多设大洋行，招请华人共主张。杰阁崇楼真富丽，标题西字在门墙。”沿滩一带集中了众多外国银行、洋行。

沿着当年的黄浦滩路一路走来，依次为：黄浦滩十二号，英商之汇丰银行；黄浦滩十四号，德商之德华银行；黄浦滩十五号，华俄道胜银行；黄浦滩十八号，英商麦加利银行；黄浦滩三十一号，日商横滨正金银行，还有英商有利银行，法商东方汇理银行，等等。设立在杰阁崇楼中的这些外资银行都“招请华人共主张”，那些华人也就是买办。出任这些银行买办的，不少是来自太湖之滨的洞庭东山，而尤以席氏家族子弟居多。

洞庭席家是一个怎样的家族，何以能在通商都会上海占据如此众多外资银行的买办位置?在近代以前，这个家族在哪些地带活动，主要从事于什么职业?从明清到近代，这个家族究竟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这些问题深深地吸引了我们，激发了我们探究的兴趣。

有关洞庭席氏家族，以往学术界对它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其一，明清社会经济史。明清时期，席家出了不少商人，构成著名洞庭商帮的核心，傅衣凌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对此就有所注意，曾撰写《明代江苏洞庭商人考》，作为“中国商业资本集团史研究之三”的成果发表，对明代江苏洞庭商人的兴起背景、经商范围及经营特点进行了考察，其中涉及多位席家人物，如席左源、席右源、席本桢，还提到了洞庭席某曾“张巨肆于闵行”。此文后经修改，收人《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几十年后，南京大学的吕作燮先生发表《明清以来的洞庭商人》，对洞庭商人的形成背景予以更详尽的论述，考察了明清时期洞庭商人的活动地域、经营内容，并探讨了近代上海洞庭商人的一些情况。他在文章中特别谈到研究洞庭商人的意义：“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他们曾执掌过上海金融市场的牛耳。尽管从表面现象看来，在明清时期，洞庭商人无论在资本、人数方面，还略逊于徽州商人、山西商人和广东商人，然而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急剧转变过程中，徽商、晋商、粤商从整体上看来，都因未能适应这种转变而衰落下去，惟洞庭商人却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得到了发展，因此从影响和研究价值看来，都远远超过了其他封建商帮，而更具有历史演化过程中的典型性。”这一评论恰当地揭示了研究洞庭商人的价值与意义。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商帮”研究热中，洞庭商人也作为其中之“一帮”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罗仑、范金民先生为此撰写“洞庭商帮”，此文后被收入《中国十大商帮》。他们爬梳资料，详细探讨了洞庭商帮的兴衰，但其侧重仍在明清时期。其实，在适应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变过程中，洞庭商人所具有的典型意义，很大程度上又是从席氏家族中反映出来的。

其二，近代买办、金融史研究方面。近代不少席家子弟到上海的外资银行担任买办，由此成为著名的买办家族。洞庭席家在外资银行的独特经历，使他们长期在金融界保持了一定的势力，直到民国时期，在中国银行里，宋子文所倚重的人物之一就是来自洞庭席氏家族的席德懋：“中行南派另一人物为席德懋，字建侯，江苏吴县人，现年五十余。他的父亲为汇丰银行职员，有买办渊源。席进银行界已三十多年，曾任宋时代的央行业务局长，后来则为中国银行董事，长期在纽约，管辖中国银行海外分支行。”席德懋是民国时期金融界一位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他是宋子文在海外的重要代理人，后任国际货币基金及国际复兴建设银行代理理事、中国银行总经理等职。席德懋的弟弟席德柄曾任中央造币厂厂长等职。从晚清到民国，席家作为具有影响力的买办家族在上海金融界一直保持着应有的声望。  在过去的研究中，国内外学术界有关买办及买办家族的研究成果颇丰。这些成果包括一些资料集、论著、论文等，如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聂宝璋著《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黄逸峰等著《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旧上海的外商与买办》(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以及美国学者郝延平所著《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的桥梁》(李荣昌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等等，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议及洞庭山席氏买办家族。在吴培初撰写的《旧上海外商银行买办》一文中，他谈到了几个买办世家，其中有一节是专门关于洞庭山席氏家族的，并涉及与席氏有关的王、胡、许三大买办家族。据吴培初介绍，他在撰文时曾“重点访问了席颂平先生和其他一些人”。吴培初长期为外国银行服务，从1932年起担任美国花旗银行上海分行买办，与多个买办家族有渊源，非常了解近代上海外商银行的情况，他所提供的资料与线索十分可贵。

其三，文献学、出版史方面。明清时期席家出过不少藏书家、出版家，席家还开设了“扫叶山房”，历经数个世纪，从雕版印书、活字印书，到近代的石印、铅印，它都经历了，是中国民间历史最悠久的印刷机构之一，出版过大量的古籍文献。近年，还有人以此为题撰写了博士学位论文。席家子弟对经营文化出版事业非常钟情，曾先后担任过申报馆买办的席子眉、席子佩兄弟对刊印书籍也抱有浓厚的兴趣。英人美查在创办《申报》之时，还设立了点石斋印书局等，席子佩即为其华经理，“陆续添置石印机达十余部之多。”席子佩曾不惜巨资“礼聘通人，校刊九通，廿四史等书，廉价印行，以惠士林”。1906年，席子佩等人抱着“印刷事业关系全国文化甚巨”的追求，联合沪上名流，发起组建中国图书公司。在此前后，他以重价盘受图书集成局、点石斋、申昌书室等，改组成为集成图书公司，专营印刷事业，此在中国近代印刷出版史上具有一定影响。

我对洞庭席家的注意大约始于1995年。那一年，应福建人民出版社邀请，撰写了一本小册子叫《钻天洞庭》，其中有些内容涉及席氏家族。但是，一直没有想到要以“洞庭席家”为题进行一项专门研究，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收集资料过程中遇到了困难。我曾到各地档案馆、图书馆访查，发现相关资料极其有限。直到2000年底，情况才有所改观。几位席姓子弟知道我在从事他们家族的研究后立即主动联系我，他们的热心给我增添了信心。之后，随着联络人员的增多，线索也逐渐多了起来。几年间，我与散居在海内外的洞庭席氏子弟取得了广泛联系，他们或热情地接受我的采访，或无私地将家里多年珍藏的资料、照片交付给我。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些家谱、像赞、年谱、笔记完全为外界所未见。在我对近百位席家后裔所做的口述采访中，包括著名的上海汇丰银行买办席正甫的曾孙辈、曾任多家外商银行买办的席锡蕃的后代，及申报馆买办席子眉、席子佩的后人。这里需要作一点说明：在口述过程中，一些愿意作录音的，尽量以录音形式保存。但由于诸多原因，席家不少人不愿进行录音，所以通常的形式是由他们口述，访问者笔录，后经整理，由口述者阅读后签字确认，并均注明采访日期。在对这些口述资料的整理过程中，就其中的一些内容尽可能参阅更多的文集笔记、档案资料或其他人的回忆，并作注释，以互相参证。目前，我已收集到席家的家谱数十种，近百册，完成了近百人的采访，另外一些资料则主要是从文集笔记、地方志、档案等资料中寻找到的。

江南地区的大家族不少，我之所以选择席家作为研究对象，还基于这样的考虑：

1.这个家族原来生活在北方的关中一带，席家的南迁与唐末黄巢起义有关。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席温将军在黄巢攻破长安之际，就带着三个儿子日夜跋山涉水，抵达太湖边，隐于苏州洞庭东山，席温从此成为洞庭席氏家族的始祖(为行文方便，本书有时简称“洞庭席家”、“江南席家”或“席家”)。姓席的人不多，该姓氏相对较小，在人数上容易掌握。

2.虽然这个家族后来以善于经商闻名，人员四散，但其迁徙线路比较清楚，重要的是，均冠之以“洞庭席氏”，以洞庭东山为他们的乡情故土，东山面积不大，地域概念稳定。

3.洞庭席家迄今已传四十多代(目前大量的席氏子弟以第41、42代居多，即时字、行字辈)，历时一千一百余年。千年间，席家从一个移民家庭壮大为江南的一个著名家族，他们拥有共同的始祖，并有一个地域相对稳定的家园。这个家族因为长期经商，又出了不少文人，有财力，有眼光，懂得保存、整理自己的家族历史，所以留存下来的资料比较连续，相对完整。要了解近世中国人群的人际网络、婚姻圈、血缘变化、迁徙路线等，洞庭席氏家族在人类学研究上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与标本。

4.岁月沧桑，社会变迁，席氏子弟经商、做官、游历，他们陆续离开家族的聚居点洞庭东山，向四处发散，足迹遍布海内外，从明清到现代，跨越了不同时空，但洞庭席氏家族始终能保持“散而能聚”，以其独特的人文延续着传统，保留着家族的记忆。席家的凝聚靠什么，这很值得总结。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家族史的视角去细微、深入地观察这种变化是十分必要的。查阅已有的有关家族方面的著作，竟达数百种之多，其内容涉及家族制度、家族组织、家族经营、家族婚姻、家族生活、家族文化，等等。既有理论著作，又有专题研究；或为学术著作，也有文学作品。所探讨的家族在类型上也各不相同，簪缨大族，科举世家，工商巨室，皆有之，这些家族在各个时期靠各种因素、多种力量而成长起来。近年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不少，如关于山东滨州杜氏家族、云南沐氏家族、江南无锡荣氏家族等的研究。值得关注的是，国外学者撰写的关于家族、家庭方面的论著，有的是研究中国的，如滋贺秀三所著《中国家族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Hilary J.Beattie所著Land and Lineage in China：A Study of T’ung’一Cheng County，Anhwei，In theMing and Ch’zng Dynasti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有的尽管不是专门研究中国的，但对于我们探讨中国家族史有借鉴意义。如美国学者顾素尔所著《家族制度史》，全书共十四章，其中后面几章：中古时代的家族、文艺复兴时代的家族、十七八世纪英国的家族、美洲殖民地的家族、工业革命及其对于家族的影响、十九世纪的家族，从各个角度探讨了欧美各地家族构成、婚姻状况、妇女地位以及家庭的经济、教育、生活等，并涉及阶层阶级状况、法律问题、社会变迁对家族的影响。此书对观察同时期中国社会的家族变迁不无启示。此后，欧美学者用社会学、人类学等理论来研究家族、家庭变迁的著作渐多，在研究方法、考察视野上大有拓展，尤其是跨文化的透视，读之有别样的感受。如美国学者马克·赫特尔所著的《变动中的家庭——跨文化的透视》，运用现代社会学理论对家庭变迁作了中肯的分析，颇有启发。由法国年鉴学派第四代人物安德烈·比尔基埃等人合撰的著作《家庭史》，则向人们展现了从远古至今各类家庭组织形式和家庭生活规范多向发展的趋势。

一般说来，要研究一个家族需先叙述四种事实，即：一是家族的由来，例如迁徙、改姓等；二是世代的蝉联，即祖孙父子的血缘关系；三是每个人物的简单事迹；四是族与族之间的婚姻关系。如何研究洞庭席氏家族，我们的基本思路是：首先，从洞庭席家各时期所修的家乘族谱中，了解这一家族的世系及家族的基本情况，并通过爬梳相关的地方志书、笔记文集、档案资料等，结合口述资料，了解更多席家成员的活动情况与信息资料。其次，详细梳理家族中主要人物的事迹，撰写人物传记(共选取席氏家族历史人物50位)。第三，对洞庭席家作深入研究，具体考察近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江南大家族的变迁情况，包括经营活动、人文特点、家族生活、家居环境、人际网络、婚姻状况、宗教信仰，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教育家风、风俗习惯等内容，从这一家族的变迁中透视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变化历程。  

在研究中，我们将从明清到近代的席家视为一个延续有机的整体，对这一家族进行长时段考察，并注意把握两点：一、处理好席氏家族的“众”与席家核心人物的关系。近年来，在家族史的研究中存在的一种倾向是：过于集中在对几个核心人物或关键人物的关注，聚焦于“点”，而忽视了整个家族的“众”。有些所谓家族史研究，实际上就是对家族中几个人物的研究。这当然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除有认识上的偏差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资料的掌握。毕竟，那些大人物在场面上经常走动，资料要多一些，容易收集。而涉及整个家族的活动，特别是家族内部的中小阶层的人事资料，相对较少。事实上，要对一个家族有整体的认识与理解，就必然离不开对一个家族“面”与“众”的了解，否则，就不是一部完整的家族史研究。洞庭席氏家族子孙繁衍，人数众多，面对这样一个大家族，在关注明清时期的富商大贾像席左源、席右源、席本桢、席启寓，以及近代汇丰银行买办席正甫、麦加利等银行的买办席锡蕃(一些文献中也有写“席锡藩”，本书均统一为“席锡蕃”)这些中心人物的同时，也要广泛地收集家族其他成员的资料，去寻觅他们的事迹。二、注意社会生活史领域的探讨。洞庭席家以经商为重点，数百年来兴衰起伏。这是对一个经商家族历史的考察，但不是就商言商，还要把席家丰富的家族生活史内容活泼地展现出来。要做到这一点，就需将文献资料与口述采访、田野调查相结合。我们曾先后数十次去洞庭东山作实地访查，采访老人，还与海内外的席氏子姓保持密切联系，尽可能对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席家后代作口述调查。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多种资料，互相参照，互相补充，以此拓展资料来源，拓宽研究视野。

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江南大家族，风雨沧桑，屡经变迁。围绕这个家族的演变，我们重点探讨的内容有：

一、社会时局的变动与洞庭席氏家族的变迁

从唐末至今，这个家族走过了一千一百多年，期间兴衰起伏，受制于许多因素，其中最大的因素就是时局变化对家族产生的影响。观洞庭席家之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1)从唐僖宗广明元年(公元880年)至元末明初。席姓原来长期生活在北方地区，因发生黄巢起义，中原战火纷飞，为避战乱，席温携子南迁至洞庭东山。其子孙后代秉承始祖席温立下的“不出山、不为官”的训言，以耕读为主，隐居于东山。这五六百年可以称之为洞庭席氏的“隐居时代”。(2)从明代中叶开始(大约是16世纪)，一直到清代中期(19世纪中叶)。这一时期(除清初一度沉寂外)，席家人大量外出经营，其经商路线基本集中在沿长江、沿运河一带，席家子弟的迁徙地点也基本与此吻合。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三百年是洞庭席家在沿江沿河的“经商时代”。(3)从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以后，直到1949年解放，席家发展的重点在上海，有的在外资银行做买办，更多的则从事于各种工商活动。这一百年是席家历史上辉煌的“上海时代”。(4)从1949年到现在，又经历了五十多年。席家人散居于海内外，地域分布很广，从事之领域也不再以经商为重点，职业状态千差万别。这一时期洞庭席家的地域分布、职业特点等就很难概括了。

洞庭席家从地域到职业，几经变迁，深受几次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此举数例：这支席家从北方迁居太湖之滨的东山，即直接源于唐末的那场农民战争。19世纪中叶，席家人开始大量迁移上海，一方面是因为鸦片战争，上海等辟为通商口岸，当时整个中国处于“千年未遇之变局”，而另一个更为直接的因素就是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军从中国西南一路而来，经两湖，溯长江东下，至咸丰三年(1853年)攻克南京，连破镇江、扬州，并向苏州、松江地区进军。长江沿线、运河通道，战火弥漫。而沿江沿河，原来是洞庭席家人行贩的重点区域，“初我山人素善贾，精华萃江皖淮徐间。”战火蔓延，“商业荡然”，他们的生财之路断绝，兵荒马乱，无所谋食，所以转辗徙业，来到了上海。再加上太平军、清兵交战，波及东山，导致更多的席家子弟前往上海避难。以后，席家人的生活，就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及至1949年，中国社会又经历了一次巨大变化，可谓翻天覆地。在如此格局中，近百年席家在上海经营起来的社会网络、人际关系悉数打乱，整个社会的秩序发生急剧变化，不少人的职业、生活受到影响，一些子弟从此流向海外，转辗世界各地。随着上海整个城市结构的转变，原先在这里从事金融、工商活动的席家人纷纷转行，或赋闲居家，或寄情他物。而他们的子弟在职业选择上更是发生重大转向，多数人已不能再像祖辈们一样从事经营活动，席家世代经商的传统中断了。又因为曾经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席家很多人得以有机会转到科教文卫部门工作。所以，近数十年间，席家不少人服务于国内各地的高校及科研院所，涌现出一批出色的专家学者，此也为前所之未有。洞庭席氏家族的变迁，与整个中国社会的时局变动紧密相连。

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学者比较关注经商家族的发展史，洞庭席家作为一个长期从事经营活动的家族，其案例的确具有典型性。然而，仔细考察席家的经营史，存在着“连续”与“不连续”的断裂。谓其具有连续性，是指总体而言这个家族长期保持着经商的传统，远的可追溯到宋元，家族中不断有人从事经营活动。但由于改朝换代或时局的激荡，经常搅乱他们的商业活动，尤其是缺少制度的保障，使这些经商家族的财富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时聚时散，其子孙的职业承袭更不具有连续性。这是近世中国社会诸多家族共同面临的命运。所谓“富不过三代”，当然有家族本身的发展问题，但与大的时局变动以及整个社会的制度构建息息相关，这是更深层次的问题。

二、求富与求贵

中国社会有自己独特的结构，其运行也有自身的逻辑与特点。对于一个家族来说，普遍遇到的难题是如何让子孙保持长久的富贵?

贵、富之说，贵即指科举功名，入仕为官，富便是经商发财。从本质上讲，那就是“士”与“商”的问题。如何面对这个社会，如何适应这个社会，席氏家族历代都有人在思索、探讨这些问题。近几百年来，依照对中国社会的理解与判断，在“富”、“贵”问题上他们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东西。

在洞庭席家的历史上，席温的第27世孙席洙是一位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重要人物。他本人亦商亦文，以其丰富的阅历，观洞庭两山家族之盛衰，集多年之功，用心撰写了一部叫《居家杂仪》的书。这部书主要讲礼仪，但里面很多内容是教族人如何面对社会，并谈到了读书、营生，所以被席家后人视之为“家训”。《居家杂仪》成书于万历元年(1573年)，全书分上、下两卷，计121条。席洙在《居家杂仪》中所反映的重读书、重经营的观念，在后来的席家子弟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不去科场，即去商场；不能读书，就去经营。席洙的《居家杂仪》对洞庭席氏家族的影响极其深远。从后来席家子弟的发展路向上看，一条就是经商，求“富”，物质上的；一条就是读书，求“贵”。但这个贵，不仅仅是做官，还有从文习艺。作为一个经商的大家族，富裕之后，他们思量的是要营造一方书香氛围，席家人喜欢藏书、刻书、读书和著书。这个作为一种传统，延续了几个世纪。明清之际，他们曾在苏松一带创设过著名的扫叶山房，以刻工精良闻名于世，到了近代，如申报馆买办席子佩仍保持了刻印、出版书籍的喜好。

三、中西交流、传统与现代融合的问题

在历史的坐标上，洞庭席氏家族以其独特的发展经历凸显出在中西交流、传统与现代结合等方面的多重意义。

在从明清到现代的演进中，洞庭席氏家族在资金、人员以至经营内容都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这个传统的经商家族成功地通过血缘关系、婚姻圈等传统资源构建起了稳固的经商网络，且能有效地把亲缘、地缘、业缘、神缘等多种因素融合起来，为其经营服务，壮大自己的势力。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随着上海的通商开埠，传统营销体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旧行业不断被淘汰，新行业层出不穷，各地商人的势力得到重新组合，近代商人得以兴起，买办、实业家这些人群都是从近代口岸中新生的阶层，他们与传统社会中的行商坐贾从形象到本质都有显著差别。而。在这场变革中，洞庭席氏家族捷足先登，借助于一定的机缘，其中的一些人当上了外资银行的买办，于是，这个家族有了新的走向。伴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变化，席氏家族处于快速的成长转型过程中，作为一个经商家族，不仅体现在财富的积累上，愈积愈多；而且表现在其他领域，诸如融资渠道、投资方向、行业的选择上，席家人皆能因时而变，显示出很强的适应性。

从内陆走来，身处激烈变动的时代，其间发生了很多变化，但也有一些不变的东西。这种“变”与“不变”，是不能套用现代的一些概念作简单评判的，例如，席家人在与外商的合作中，不少地方采用了“旧”的一套，典型的就是任用人事制度中的父子相承，旁及戚娅、同乡，而外商也默认了这种“旧”的体制，所以，有了近代银行中著名席氏买办家族的出现。对于有些传统的经商方式、手段，我们不能过多强调所谓的“传统”，而应更多注意它的有效性，以及这种经营活动实际带来的效果。然而，又毕竟是身处十里洋场，欧风美雨有意无意地“熏染”，潜移默化，使席家子弟从经营理念、知识结构到生活方式、交友网络，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把明清以来洞庭席氏家族的历史作为江南地区一个家族变迁的典型，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切点。

上海是近代中国的通商总埠，而设立在这里的外国银行，很长时期内对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近代在上海开设的主要外资银行，其买办职务大多为席氏家族及与他们有姻亲关系的家族充任，席家之地位，自然也非同寻常。在华的英商汇丰银行，一度被比之为中央银行，从1874年，席正甫出任上海汇丰银行买办，此后这一位置长期为席家占据，祖孙三代传接，历时五十五年，近代罕见。所以，如果要举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几大买办家族，洞庭席家实乃当之无愧。出入于洋场，做买办，为通事，与外国商人接触较多，这个家族在近代所具有的这段独特经历，使他们在中西交流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近代与外国人的交往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体就是买办。洋行买办——这个从葡萄牙语借用的词汇Comprador，在近代上海有一种很有意思的称呼就是“糠摆渡”，犹借“糠摆渡”为摆渡之用，就是起了桥梁的作用。买办作为中外商人的居间人，东西两种文化的中介人，一些学者基于他们“对于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变革和全面的文化移植起了战略性的重要作用”，而评价其为19世纪“东西间的桥梁”。以席氏家族为案例，可以从中探讨在近代西方势力冲击与影响下传统大家族的结构与社会生活方面所发生的变化。然而，另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买办因为在职业上与西方人长期保持亲密的联系，不仅与外国人交往最多，同时也是获利最多的阶层之一，由此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备受争议的人群。

全书的基本结构如下：绪论主要介绍研究这一课题的缘起与目的，并对相关的学术成果进行了详细梳理。第一章追溯席姓演变，叙述洞庭席氏开山之祖席温南迁的背景与过程，分析他们的家园洞庭东山的自然生态、人文环境和社会变迁。第二章探讨明清时期席氏家族在商界的崛起、经商路线与家族成员的迁移情况，解析他们的经营特点。第三章围绕“求富”和“求贵”的问题，分析席家的人文特点。第四章重点介绍席氏家族在上海的经营情况，反映这个传统经商家族在近代的变迁。洞庭席氏家族在近代开新创业，大有作为，是由许多因素促成的，其中也蕴涵了一定的机缘。回顾席家历史上的这段辉煌期，有几点颇足关注：其一，席氏家族在近代的成长，实与同时期上海城市的发展密不可分。其二，洞庭席氏家族在近代上海最具势力的领域还是在金融业，与外资银行关系尤为密切，这一特点影响到家族盛衰。第五章从同族、同乡与姻亲关系着手研究席家的人际网络和社会关系，认为血缘、姻缘，加上同乡关系的地缘，还有在具体经营活动中所形成的业缘，诸多“缘”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对洞庭席氏家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第六章是讨论席家“生活世界”的变化。长期以来，洞庭席氏家族生活在一个宁静的“乡土”世界中，尽管家族成员四处扩散，游历经商，或富或贵，但因为整个社会结构处于稳定、静态之中，所以，他们的生活世界也是静止而有序的。对席氏家族来说，他们的生活到了通商口岸以后才发生巨大变化。

我们的意图是通过对一个家族进行较长时段的考察，透视近世中国社会的变迁，从中了解从这个家族出来的一群群人的生计、职业、教育、观念和心理变化，关注他们的命运沉浮。

多年来，我一直对洞庭席氏家族的研究抱有浓厚兴趣，从散见于文集笔记、地方志书、各时期编修的席氏家谱、中外文书籍报刊、档案资料里，阅读到大量有关席家的资料。此外，我还与散居在海内外的席氏子弟取得广泛联系，并对他们进行了口述，了解到这个家族不为外界所知的一些情况。

2003年7月，我申报的课题“中国江南地区一个家族的变迁：洞庭席家研究”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资助。按当时的研究计划，该课题包括几个部分：一、口述采访，拟用数年时间，对遍布各地的洞庭席氏成员作一些采访；二、撰写人物传记；三、完成专著《江南席家一中国一个经商大族的变迁》。

此后，部分研究成果以论文、口述资料等形式发表，其中“人物传记”以《江南望族：洞庭席氏家族人物传》为题，于2004年12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在海内外引起较好反响。2007年1月底，本课题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审核准予以结项。据鉴定该项课题的专家们认为：“该项成果对席氏家族的历史变迁作了迄今为止最为深入而翔实的研究，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该课题“首次将中国商帮之一的洞庭席氏商人家族以资料齐备、论述全面的专著形式推出，能够成为区域商人研究领域的一个代表性成果”。目前，洞庭席家后代已散居于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日本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在海内外享有一定的声誉。因此，该项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社会影响。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社会科学报》等报刊杂志对该项课题的结项情况予以报道。

课题结项之后，我又根据陆续发现的一些资料对书稿进行了一次修改。承蒙商务印书馆厚爱，将本书列入该社2007年的出版计划。

在我从事这一课题研究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洞庭席氏家族成员的帮助与支持，他们分别是：席素平、席裕善、席裕庚、席裕栋、席裕森(兴荣)、席裕贞、席裕兴、席德治、席德基、席德元、席德芳、席德忠、席德立、席德勋、席德俊、席与镐、席与文、席与昭、席与明、席与闰、席与耀、席与霖(浩峰)、席与忠、席与龄、席与棠、席与烈、席与奋、席与祯、席与劲(劲松)、席与善、席与荣、席时珞、席时桐、席时平、席时正、席时雍、席时寒、席时欣、席循良、席湖坚、席勇、席谦，等等，他们或接受我们的采访，或热情提供线索。正因为有他们热忱的配合与帮助，我们才顺利完成了对近百位席家人的采访，也获得了一些宝贵的家族资料。谨此致谢。  ，

本书稿的完成得到了王家范、熊月之、杜恂诚、唐力行、范金民、承载、周武、王振忠、李嘉球、陶士和、袁成毅、吴兴农、陶水木、丁贤勇、宋钻友、徐茂明、戴扬本、张剑光、李世众、褚晓琦、张秀莉、唐巧天、葛涛、邵建、邹怡、叶舟、彭晓亮、宋京、徐涛诸师友同行多方面的帮助。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学位的叶斌帮我采访了旅居美国的席与镐、席与文等先生。此特申谢忱。

马学强

2007年6月28日

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