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血战湘》全面地再现了当年红军长征过广西时红军将士英勇奋战、敢于牺牲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以及军民鱼水深情,既有宏观的把握、陈述,又有具体的事例和感人的细节记述,亲切而生动,具有较好的可读性和欣赏性。阅读此书,当年硝烟弥漫的战场和一个个鲜活的红军形象仿佛就在眼前,既催人泪下,又催人奋进。给人以激励和信心,让人对当年长途征战的红军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这是一本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励志教育和对广大党员进行党的先进性教育的生动教材,广西的各级共青团组织、各级教育部门和各级学校有必要将其列为广大青年的政治思想修养读物和在校学生的课外读物,以永远继承和弘扬伟大的红军长征精神。
《红军长征血战湘江》翔实而生动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广西北部地区走过的296公里艰难而光辉的历程。在长征的历史上,过广西的这一段虽然短暂,但却是极为重要的关键一段。在桂北,中央红军首先进行了长征以来的第一场大战——湘江战役,冲破了敌人精心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彻底粉碎了敌人妄图全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阴谋,赢得了战略上的胜利,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伟大转折提供了契机;其次在湘江战役中的被动挨打和惨重损失,彻底暴露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的严重危害,引发了党的高层领导和广大红军将士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的深刻反思;再次以毛泽东等人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开始展开较量,毛泽东自被剥夺对红军的领导权后,首次发挥作用,提出了改变行军路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建议并被接受,进而提出改变红军战略进军方向的正确主张,为不久后接连召开的黎平政治局会议和遵义会议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和思想基础;最后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红军长征过广西首次发布并成功实践了党的民族政策,充分证明了党领导的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既为后来红军顺利通过其他民族地区提供了直接经验,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全面制定党的民族政策提供了借鉴。
毛泽东失军权
1930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在并不了解中国革命实际的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又开始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的统治。以博古(秦邦宪)为首的临时中央贯彻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军事上仍然要红军进攻中心城市,认定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是“游击主义”、“保守主义”。
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会议上,主要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进行错误的批评和指责,并给他对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急于进攻中心城市的错误战略方针所提出的批评和在反“围剿”中实行的“诱敌深入”的方针,扣上“否认过去胜利成绩”、“不尊重党领导机关”和实行右倾方针的帽子。尽管毛泽东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的支持,但会后不久,临时中央先以要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把他调回后方,接着撤销了他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毛泽东仍然是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但已被解除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被迫离开了他“负指挥战争全责”的红军领导岗位,实际上处在被排挤的地位。
临时中央推行“左"倾冒险主义
1931年9月,中共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负总的责任。由于临时中央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使党组织在国民党统治区遭受重大损失,难以立足,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根据地。在中共临时中央里掌握实权的大都是曾留学苏联的年轻共产党员,他们都不了解和没有接触过中国革命的实际,却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照搬和听命于不切合中国具体实际的共产国际的“金科玉律”,继续全面贯彻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方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的到来,把“左”倾方针也搬来了苏区,大搞“路线”斗争,打击和排挤党内、军内坚持正确意见的干部,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加上在军事上是完全的外行,不仅没有增强中央苏区的领导力量,反而使苏区走上了一条灾难之路。
中央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根据地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红军力量也空前壮大,同时全国人民抗日斗争热情高涨,国民党营垒出现分化,这表明形势发生了更加有利于革命的变化。1933年5月至9月,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的准备时期,毛泽东已经被剥夺军事指挥权。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直接领导这次反“围剿”斗争,但他们抛弃历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搞瞎指挥,使红军丧失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专权
1933年9月,蒋介石经过多方面的准备后,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聘请一大批德国军事专家当顾问,集中5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
9月底,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从上海来到中央根据地。李德是德国共产党员,因在苏联红军里作战勇敢做了骑兵团参谋长,在莫斯科陆军大学(即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不久被共产国际作为军事顾问派来中国。博古来苏区前,向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要求将刚来中国不久的李德也派到苏区去。尽管李德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但博古对军事一窍不通,便将李德看成军事上的依靠和救星,对他十分信赖和支持。军事上完全听命于一个只是搬用苏联红军正规战争经验的外国顾问,使得原本共产国际确定的“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成了中央红军的最高军事总指挥,博古和李德实际上成了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最高军事指挥者。
1933年底,李德运用手段使临时中央作出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将“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机关的决定,并将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合并。一向在前方指挥作战的朱德、周恩来被调回后方机关昕命于李德,中央根据地的各军团和独立师、团直接由中革军委指挥作战,具体到部队一个军事哨放在哪个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种连军团指挥员都不过问的军事细节布置,李德都横加干涉,一一要求。这样,李德取消了军委的集体领导,进一步控制了军事指挥权,成为中央红军的全权决策者、指挥者。
“叫花子与龙王爷比法宝”的“短促突击”
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团团长冯·赛克特也是德国人,他在德军任陆军总参谋长时,李德还是一个列兵。凭借优势兵力和精良武器,赛克特提出了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实际上成了两个德国军事顾问的对抗。博古和李德废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转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和消极防御的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以外战胜敌人。为此,李德制定了“短促突击”战术,即要求红军在敌人修筑堡垒、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的情况下,也修筑堡垒防御阵地,以堡垒对堡垒,当敌人走出堡垒前进时,则在短距离内对敌实施突击。李德得意地把属于战术手段的“短促突击”上升为战法,强令装备很差的红军执行“短促突击”战法,同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敌人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硬对硬,拼消耗,这正中蒋介石和赛克特的下怀。毛泽东形象地比喻李德指挥红军与敌人硬拼,好比是“叫花子与龙王爷比法宝”。P19-P22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是中华民族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讲到中央红军的长征时,指出:“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红军长征血战湘江》翔实而生动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广西北部地区走过的296公里艰难而光辉的历程。在长征的历史上,过广西的这一段虽然短暂,但却是极为重要的关键一段。在桂北,中央红军首先进行了长征以来的第一场大战——湘江战役,冲破了敌人精心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彻底粉碎了敌人妄图全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阴谋,赢得了战略上的胜利,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伟大转折提供了契机;其次在湘江战役中的被动挨打和惨重损失,彻底暴露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的严重危害,引发了党的高层领导和广大红军将士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的深刻反思;再次以毛泽东等人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开始展开较量,毛泽东自被剥夺对红军的领导权后,首次发挥作用,提出了改变行军路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建议并被接受,进而提出改变红军战略进军方向的正确主张,为不久后接连召开的黎平政治局会议和遵义会议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和思想基础;最后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红军长征过广西首次发布并成功实践了党的民族政策,充分证明了党领导的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既为后来红军顺利通过其他民族地区提供了直接经验,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全面制定党的民族政策提供了借鉴。“红军岩”、“红军楼”和当年瑶胞的石刻诗“朱毛过瑶山,官限吾心欢;甲戌孟冬月,瑶胞把家还……时遇恩人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以及留存于桂北的红军标语等,这些都是党的民族政策在桂北少数民族地区成功实践的历史见证。
在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湘江战役中,有曾经参加百色起义和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北上中央根据地的红七军指战员的浴血奋战,黄冕昌团长等一批广西籍的各族红军指战员在这片红土地上英勇捐躯,表现了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
在红军长征过广西的历程中,红军既打破了数倍于己的强大敌人的合围夹击,又征服了大自然的天险即长征以来的第一座高山老山界,集中地体现了伟大的红军长征精神: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的牺牲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伟大的红军长征精神,集中体现了党和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全面展示,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激励广西各族人民发展广西、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新的长征的巨大力量。
《红军长征血战湘》较全面地再现了当年红军长征过广西时红军将士英勇奋战、敢于牺牲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以及军民鱼水深情,既有宏观的把握、陈述,又有具体的事例和感人的细节记述,亲切而生动,具有较好的可读性和欣赏性。阅读此书,当年硝烟弥漫的战场和一个个鲜活的红军形象仿佛就在眼前,既催人泪下,又催人奋进。给人以激励和信心,让人对当年长途征战的红军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这是一本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励志教育和对广大党员进行党的先进性教育的生动教材,广西的各级共青团组织、各级教育部门和各级学校有必要将其列为广大青年的政治思想修养读物和在校学生的课外读物,以永远继承和弘扬伟大的红军长征精神。
湘江战役的硝烟已经远去,但红军之魂山高水长,红军精神与日月同辉。伟大的红军长征精神已经成为我们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并将被我们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继承和弘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用红军长征胜利的生动历史和英雄壮举,在广西各族人民中深入开展长征精神、革命传统、革命理想和信念的宣传教育。要认真总结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经验,着力宣传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卓绝的光辉历程,着力宣传长征在中国革命史和我军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着力宣传伟大的长征精神,让红军长征精神在广西世代相传,永放光芒。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唱响共产党好、人民军队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的主旋律,用伟大的红军长征精神激励和动员广西各族人民继续进行和平建设时代的新长征。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广西各族人民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中,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落实科学发展观,团结拼搏,开拓进取,把伟大的红军长征精神转化为新的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力量,加快推进建设以富裕广西、文化广西、生态广西、平安广西为核心内容的和谐广西,为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推动广西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2008年2月28日
最近,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长征胜利的回顾和思考时强调:“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学习中国革命史,进一步从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加深对我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和认识,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增强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进一步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是一部壮丽的历史画卷,它雄辩地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有了人民的军队才有人民的一切。在充满血雨腥风和波澜壮阔的民主、民族解放战争中,党领导人民军队创造的历史奇迹,将永远载入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特别是70年前,我们党领导工农红军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一笔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永远鼓舞和激励人们奋然前行。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在广西各族人民中广泛地宣传红军长征过广西的历史,让红军长征精神在八桂大地世代相传,永放光芒,我们特地组织编著了《红军长征血战湘》一书。
本书在着重宏观地展现红军长征过广西整个历史全貌的同时,也力图通过具体的场景和真实、典型的人物及事件,微观地、多侧面地再现这段伟大的历史,即以读者需求为本位,采取故事体文本为主线的叙事形式,尝试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唤起当代人对历史的感悟和共鸣,让严肃的中共党史以一个个通俗真实的故事走入读者的心灵,以增强全书的可读性,从而达到存史资政育人的目的。为增加信息量,增强全书的感染力,引导读者更好地阅读和理解,让读者真正走入那段历史,我们在书中配发了与历史事件直接相关的110多幅照片,并在每个部分配了一张手绘地图。书中的标题运用了今天在电脑网络上得到广泛使用的关键词检索方式,用关键词揭示事件或故事内核。以一则故事、一个关键词、一幅照片、一张地图来构成有意义的立体叙事单位,并汇聚成全书的有机整体,以期缩短读者与中共党史的距离。
本书由邓群策划,黄利明执笔,曾宪武摄影部分照片,黄利明、曾宪武撰写照片说明,蒋志坚、欧松参与了部分编务工作。书稿先后经中共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王清荣审改、中共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姚蓝审阅,最后由中共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福琨、副主任邓群审定。本书所用部分照片因时间较久已无法核实摄影者,敬请知情者速与广西人民出版社联系。
本书在编著过程中参考、吸收、借鉴和融入了许多中共党史研究者和其他同志的研究成果以及当年战役亲历者的回忆资料,并得到了中共桂林市委副书记李志刚的高度重视和广西人民出版社总编江淳及编辑韦向克等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著者
2008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