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末以前，英国商人就已开始注意华西地区，特别是四川、云南两省。一方面因为西南诸省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可以作为原料产地，并提供广阔的市场；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大多数进口货物均来源于印度，在华英商和英印政府都力图开辟一条从印度或缅甸经由华西至长江中下游的水陆联运路线，以避免海运风险及缩短运输里程；此外，法国于1859年占领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亦逐步向中国西南扩展势力范围，与英国产生竞争。托马斯·布莱基斯顿等人1861年的中国扬子江之行正是在这样的需要和形势下进行的。他们利用1858年所订《中英天津条约》中“英国民人准听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的条款，原计划从上海溯江而行至四川省万县或重庆，然后前往省府成都，再向西到西藏拉萨，接着继续向西，沿喜马拉雅山脉北坡到达玛旁雍错（在今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最后翻越喜马拉雅山进入印度西北部平原。不过，他们进入四川省后，虽然数次想要舍舟陆行，但由于西部地区动荡的局势，最终不得不一直溯江上行，至屏山而止，整个行程从2月11日至7月9日，历时5个月。《江行五月》一书即是其整个游历行程的记录。

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中华帝国的大门洞开，西方人纷纷来到中国，他们对中国境内的自然地理、人文社会的考察和观察所留下的文献记载，向来受到学术界与社会大众较普遍的关注，也得到中国近现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领域专家的重视。托马斯·布莱基斯顿编著的这本《江行五月》为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由几名英国人组成的“扬子江上游探险队”从上海出发，溯长江而上至四川屏山再沿江返回，历时五个月中对长江及其沿江地区进行考察的详细记录。考察记录翔实，观测方法比较科学，插图精美，对于我们了解一百多年前的长江及其沿岸地区的自然地理状况、社会生活状况很有价值。

《江行五月》可作为历史、地理、文化领域专业人士的研究参考资料，也适合对中国西南地区历史、地理、文化感兴趣的大众阅读。

序

第一章 上溯至南京

第二章 明代皇陵

第三章 南京的太平军

第四章 一支驶向内陆的海军舰队

第五章 何伯中将的考察

第六章 乘坐帆船穿行湖北

第七章 石首到宜昌

第八章 峡谷与激流

第九章 川东

第十章 会见与仪式

第十一章 金沙江

第十二章 平行山脉

第十三章 重庆

第十四章 四川

第十五章 叙州及西部的起事者

第十六章 屏山——我们所到最远处

第十七章 扬子江上游

第十八章 顺金沙江而下

第十九章 从内陆归来

附录

 一、扬子江上游里程表

 二、重庆的贸易

 三、英国臣民在中国游历所必须之护照的格式

 四、罗马天主教驻重庆传教士维科特先生致探险队的信

 五、从扬子江沿岸所获地质样本

 六、威廉·胡克爵士整理的蕨类植物清单

 七、扬子江上游的地理位置

 八、航行于扬子江上五个月问的气象记录

 九、《航行日志》样张

 十、《野外工作簿》样张

我们从归州仅仅上行了数英里，就来到右岸（即南岸）山坡上都在开采煤矿的一处地方。这是扬子江干流边第一个产煤之处。顺便提一下，在余下的行程中，我们还看见大量的煤，第一段就是从归州至万县（Wan）之间，然后是在贯穿重庆附近地区的群山中，最后是在叙州（Sn-chow）附近及其与屏山（Ping-shah）之间。最后一处的煤炭质量看起来最佳，我们所采集的样品也证明了这一点，其开采范围也比下游一带要广得多。今后。我还有机会就此方面作更为详细的阐述。那些矿井都是在山坡上沿水平方向凿入的小坑道。归州与夔州间出产的煤似乎质量不太好，成块开采出来并没有什么困难，然后将其敲碎，和上水和黏土，然后制成砖块晾晒。这样做出来使其更像是“优质燃料”，而且便于运输。我们从各处都采集了一些样品，并已由伦敦实用地质博物馆（Museum of Practical Geology in London）的权威专家和几位优秀的鉴定家对其及其他矿物样品做了检测。他们认为，扬子江所有这些区域的构造都是真正的煤层。只要是我们发现煤矿的地方，其岩石都是一种灰色砂岩。据我观察，不管在湖北还是在四川，虽然其问相距数百英里，但皆是如此，无一例外。因而其年代肯定也都相同。我还注意到，只要靠近这种砂岩有煤的地方。该河段的岩石因江水作用和沿岸环境的关系，表面都变得光滑，就像用石墨一类的物质擦亮了一样，只不过颜色不是太黑。这可能有助于了解岩石特性，但我的推断还有待地质学家来判定。这一规律颇为适用。不管在扬子江上游何处发现砂岩上有这种独特的深色釉面。那么。那里肯定有煤存在。

从归州出发至湖北省最后一个城镇巴东（Pa-tung）之间。我们还曾停船一次。巴东是一个没有城墙的小城，坐落在右岸相当陡峭的坡地上。其对岸有一座佛寺，高居于江边。再往北面，距江数英里的山峦要平缓得多。还有几条小溪从山间流出。汇入扬子江。我们通过一处激流后。接着便来到一个峡谷口。正是名为“官渡口”（Kwan-du-kow）的激流和村庄之所在。两岸山峰高耸陡峭，山上岩体并未裸露在外。而是覆盖着矮小的灌木丛。某些地方还生长着小松树和雪松。然而。只要是可以进行耕种的山坡。都被勤劳的农夫们开垦出来。而在山下的江上。其他村民则以捕鱼为业。他们所用的工具各式各样，其中最常见的是捞网，时常可以看到渔夫拿着它站在激流或水流迅急处的岩石岬角上，他们头戴竹帽。身穿蓑衣，表情淡定，一次又一次地把网投入江中。但常常一无所获，这种情景总是浮现在我对峡谷和激流的记忆之中。

从官渡口开始的这个峡谷一直延伸到巫山城为止，超过20英里，是扬子江上最长的一个。其间半途中就是湖北、四川两省的分界线。河道几乎径直向东流去，如果不加以指明的话，人们可能不经意间就穿过了交界处。不过。船夫提醒了我们，告知正在进入他们的本省，胡子花白的老船主也开始长篇大论地说起这个受老天爷眷顾省份的优越之处；而我们的中国仆人和施约瑟先生的江苏籍老师则一直在倾听船夫们讲述奇闻趣事。他们似乎把进入四川看作是开始在异国他乡远游一般。由此，我感觉到。他们对于走出国门的厌恶情绪正在日益增长。尽管没有明说。但却一个个地相继病倒，并且一旦有人反对继续远行时，便迅即插嘴附和，其态度表露无遗。不过我认为，尽管各地官员、起事者及船主都负有一定责任。但我们任务的失败很大程度上仍要归咎于自己阵营的分化。

南岸的分界标志是一条切入群山中的狭窄山谷，四川一侧（即西侧）有一些房舍，在这个偏僻的地区，它们就组成了一个村庄。北岸的分界线则在下游0.5英里处，其标志是从又深又窄的山谷中流出来的一条小溪。我们在此地上游数英里处停泊过夜。次日清晨，乘着一阵清爽的微风。我们驶出那片昏黑暗淡的地区，来到了巫山县（Wu-shan hien）。这是我们所见的第一个四川城镇。大家都急切地想要看看这个中国城市的外貌是否有所不同。但是，没有什么不同，它仍旧是那种铅灰色的样子。只有带有弧形屋顶的一两座寺庙耸立其中。较为显眼。城周四面则围以破旧的城墙，城门及城角上也照例建有既像塔又像房屋的建筑。其样式布局合乎规制，可能与其他诸多城池都是根据同一法式筑造出来的。一条小支流从北面流出。在此汇入扬子江。还要提一下，在湖北省境内最后一个地方——巴东，我们以如下价格购买了补给食品：鸡，每只240文；面粉，每斤34文；鸡蛋，每个4文。从汉口开始，我们一直都能以同样的价格买到鸡蛋，但鸡却是每只1先令，对于养鸡地区来说，这个价格似乎高得离谱。

这天，我们有了一个发现，如果是正确的话。就可以解释很多不一致的现象，那就是。中国的“1里”并不是实际测量的距离，而是根据所经地区的自然特征或长或短。不过，不管是走水路还是走陆路，一天的行程估计有100里。当我们发现这种估算模式以后。似乎就找到了认知中国里程的关键，也就能够解释清楚，为什么有时步行半小时的路程却有“30里”（10英里）。抑或为什么在一天内很轻松地行进了所谓的“120里”，但实际上却只走了还不到15英里。这在理论上是否与中国的长度估算方式相吻合，还要留待语言学方面的专家来判断。但作为一个实用的心得体会。我要提醒将来的旅行者注意，在中国所听到的事情不要一概信以为真。

P120-122

本书作者托马斯·布莱基斯顿（Thomas W. Blakiston），为英国著名探险家、博物学家，皇家地理学会会员。1832年12月27日出生于英国汉普郡利明顿，曾在皇家炮兵团获授中尉，服役于英格兰、爱尔兰、加拿大新斯科舍等地，并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1858年至1859年，他参加“帕利斯尔探险队”前往加拿大西部考察。1861年，他组建“扬子江上游考察队”，溯中国扬子江而上，到达今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锦屏镇（原屏山县城）。从军队退役之后，他又前往日本考察。长期在该国从事博物学研究，并编制了日本北部的鸟类目录。1885年，他移居美国，并为美国国家博物馆撰写其研究成果。1891年10月15日，布莱基斯顿因患肺炎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哥去世。

在18世纪末以前，英国商人就已开始注意华西地区，特别是四川、云南两省。一方面因为西南诸省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可以作为原料产地，并提供广阔的市场；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大多数进口货物均来源于印度，在华英商和英印政府都力图开辟一条从印度或缅甸经由华西至长江中下游的水陆联运路线，以避免海运风险及缩短运输里程；此外，法国于1859年占领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亦逐步向中国西南扩展势力范围，与英国产生竞争。布莱基斯顿等人1861年的中国扬子江之行正是在这样的需要和形势下进行的。他们利用1858年所订《中英天津条约》中“英国民人准听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的条款，原计划从上海溯江而行至四川省万县或重庆，然后前往省府成都，再向西到西藏拉萨，接着继续向西，沿喜马拉雅山脉北坡到达玛旁雍错（在今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最后翻越喜马拉雅山进入印度西北部平原。不过，他们进入四川省后，虽然数次想要舍舟陆行，但由于西部地区动荡的局势，最终不得不一直溯江上行，至屏山而止，整个行程从2月11日至7月9日，历时5个月。本书即是其整个游历行程的记录。

尽管布莱基斯顿一行没有达成既定目的，但正如作者所说，他们是“第一批未加乔装打扮就深入内陆省份四川游历的欧洲人”。他们一路上勘测航道、调查地质状况、绘制地图、观测气象、搜集动植物和矿物标本、了解风俗民情、描绘自然和人文景观，大大加深了西方国家对四川的认识，加剧了英法两国对中国西南地区的争夺，激发了一轮长达30余年的探索、考察该地区的热情。接踵而至的托马斯·索维拉·库伯（Thomas Thornville Cooper）、贝德禄（Edward Colbome Baber）、立德乐（Archibald John Little）、伊莎贝拉·露西·伯德（Isabella Lucy Bird）等英国探险家无不以布莱基斯顿一行作为榜样，视之为“壮举”，并随身携带其著作。当然，与后来者更注重人文面貌和商贸状况相比，布莱基斯顿一行的考察更具有开创性质，关注点集中于航道险易、地质情况及煤铁资源等方面。

本书涉及大量地名，我们均翻阅地方志、古地图、地名录等资料。尽量查找相应的中文名称，但仍有部分难以查实，只能以音译代之。同时，本书作者是英国人，又在军队任职。其所持有的殖民主义立场和西方价值观在行文中时有体现。某些立场、观点与我们不一致。甚而全然相悖。其个人所论或引述他人见解亦有对中国及中国人的贬损之处，但为了保持原著面貌，如实反映其看待中国问题的角度，我们未加删改，原样译出。相信读者能够以批判的态度加以辨识。

马剑 孙琳

2012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