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原作者是兰陵笑笑生吗？《金瓶梅》的原稿为什么会遗失五回？《金瓶梅》的原作者藏在哪里？《金瓶梅》讲的到底是何处方言？《金瓶梅》的攻击矛头指向哪里？《金瓶梅》是怎样毒骂嘉靖皇帝的？《金瓶梅》与宦官有什么关系？《金瓶梅》是怎样从宋元话本中吸取乳汁的？《金瓶梅》在北京曲艺史上居于何等地位？《金瓶梅》的宋史知识从何而来？……阅读本书，寻求个中答案。

除非将来又从卷帙浩繁的明人笔记中找出了有利于兰陵笑笑生的新证，否则，他作为《金瓶梅》原著者的资格是不充分的，起码是应予存疑的。

有人怀疑太监写作淫秽文字的可能性，看来是多虑了；《金瓶梅》到底是不是太监的手笔，那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解决的事情，可能性是万万不能排除的。

《金瓶梅》三个女主人公“金”(潘金莲)、“瓶”(李瓶儿)、“梅”(庞春梅)三人无不脱胎于《金钱赠年少》中小夫人这个人物形象。这一点，确实很有意思……

我们说，《金瓶梅》并不是一般地反腐败，反奸佞，而是实指明代嘉靖年间的朝政，证据确凿，毋庸置疑。

第一章 《金瓶梅》的原作者是兰陵笑笑生吗？

 一、一件怪事

 二、如何解释这件怪事？

 三、怎见得我们的答案是正确的？

 四、还能说笑笑生是《金瓶梅》的作者吗？

第二章 《金瓶梅》的原稿为什么会遗失五回？

 一、这五回有没有留下些蛛丝马迹？

 二、扬州的员外为什么爱姓苗？

 三、潘金莲与女婿陈经济到底是何时成奸的？

 四、陈经济为什么要韬光养晦？

 五、汤来保九上东京与“这五回”的彻底失踪有何内在联系？

第三章 《金瓶梅》的原作者藏在哪里？

 一、玉黄李子

 二、从《橘律阳》到“驹驴”羊

 三、刘太监管的砖厂何在？

 四、马房内臣

 五、何处有皇木？

 六、本司三院的地理位置

 七、院中炉烧熟鸭

 八、白眉赤眼与乐星堂

 九、韶武、堂上、礼部官身

 十、国子上舍、廊吏与序班

 十一、天牢、冷铺及其他

 十二、兵部洼、白塔、王府井

 十三、外四家的门外头的人家

 十四、《金瓶梅》里的街巷名称

 十五、《金瓶梅》寺庙索隐(一)

 十六、《金瓶梅》寺庙索隐(二)

 十七、《金瓶梅》寺庙索隐(三)

 十八、《金瓶梅》寺庙索隐(四)

 十九、《金瓶梅》里的北京吃食(一)

 二十、《金瓶梅》里的北京吃食(二)

 二十一、《金瓶梅》里的北京吃食(三)

 二十二、《金瓶梅》里的北京风习(一)

 二十三、《金瓶梅》里的北京风习(二)

 二十四、《金瓶梅》里的北京风习(三)

 二十五、清河人的京城口吻

 二十六、什么叫“汝府良医”？

 二十七、西门庆喜欢穿貂皮

 二十八、西门庆在哪里放官吏债？

 二十九、新河与新河口

 三十、《金瓶梅》作者并不熟悉山东

 结语

第四章 《金瓶梅》讲的到底是何处方言？

 一、《金瓶梅》说的是吴语吗？

 二、《金瓶梅》用的果真是山东方言？

 三、川陕湘鄂等省都有人觉得，《金瓶梅》读来是乡音

 四、还是先与元杂剧的语言比较一下吧

 五、“怎的”、“恁”、“斩眼”之类

 六、其实，《金瓶梅》讲的是明代北京话

第五章 《金瓶梅》的攻击矛头指向哪里？

 一、《金瓶梅》的主题之一是反腐败

 二、《金瓶梅》不是一般地反腐败，而是影射着明代嘉靖年间的严嵩内阁和锦衣卫的

 三、然而，《金瓶梅》闪烁其词

 四、因为严嵩还活着！

 五、从《金瓶梅》中可以看到的嘉靖年间历史事件

第六章 《金瓶梅》是怎样毒骂嘉靖皇帝的？

 ——兼论《金瓶梅》前八十回的成书年代

 一、宋代的故事里怎么出来了明代人物？

 二、先说说“王兵马的皂隶”

 三、胆子不小，竟说皇上的两位亲家都是大王八！

第七章 《金瓶梅》与宦官有什么关系？

 一、《金瓶梅》隐去了宋代一些人的宦官身份

 二、《金瓶梅》对明代太监别对待

 三、《金瓶梅》对曹禾、狄斯彬的不同态度

 四、薛太监的牢骚与何太监的谦恭

 五、《金瓶梅》的性描写与宦官的性行为

第八章 《金瓶梅》是怎样从宋元话本中吸取乳汁的？

 一、《大宋宣和遗事》与《金瓶梅》

 二、《清平山堂话本》与《金瓶梅》

 三、《古今小说》中的宋元话本与《金瓶梅》

 四、《警世通言》中的宋元话本与《金瓶梅》

 五、《醒世恒言》中的宋元话本与《金瓶梅》

 六、小结

第九章 《金瓶梅》在北京曲艺史上居于何等地位？

第十章 《金瓶梅》的宋史知识从何而来？

 一、关于《金瓶梅》作者的两种说法

 二、“文人创作说”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三、对“文人创作说”的质疑

 四、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

 五、难道说，“蔡太师奏行七件事”也是从《续资治通鉴纲目》中来的？

 六、请注意“韩相”这个人物的名字

第十一章 挂一张寻人画像在北京街头

后记

附录一：《金瓶梅》词语选释

附录二：关于《金瓶梅》结构的一些断想

《金瓶梅》这部小说表面看来似乎很好懂，而我这本书是一部研究《金瓶梅》的所谓学术著作，表面看来似乎很难懂；其实恰恰相反。只要读者稍稍用上一点心思，看懂我这部书并不难，而要想真正看懂《金瓶梅》却实在不是那么容易的。《金瓶梅》是表面看上去非常轻松，而内涵丰富、十分奇特、无比玄妙、相当深奥的一部怪书，不下点工夫，费点气力，是不容易看懂的。本书的目的是充当普通读者深入《金瓶梅》内涵的一个向导，因此，本书将尽量避免我们经常见到的那种故作高深、拒普通读者于千里之外的学者腔。相信您静下心来，把我这本书看完，您对《金瓶梅》自会另有一番看法，您将会阖书而叹，曰：“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

《金瓶梅》，最早出版于明代的万历年间。流传到今天，市面上有名目不同的各种版本，归根到底，是两大系统：一个叫《金瓶梅词话》，一个就叫《金瓶梅》(全称是《绣像批评金瓶梅》)。我们现在研究的是《金瓶梅》的整体，有时牵涉到以上两种版本，而主要是他的原始状态，即《金瓶梅词话》，但为了简单、方便，一般只说是《金瓶梅》，请读者务必不要误解。

为什么《金瓶梅》会有两种不同的版本呢？

简而言之，在小说产生之后以手抄本形式在部分文人间流传的时期，是并不存在这样的不同的，只是到了刻本印刷的阶段，不同的刻家有不同的主意，各有各的招数，各显各的神通，这才造成了今天的这个局面。对此，我们将做专门的考察，这里就不去多说了。总之，两者并没有根本意义上的差别，只是在文字上、回目上、有插图和没插图上存在着一些不同。仅仅为了看故事，消遣，解闷，您随便看其中的任何一本也就够了，假如您有弄弄清楚，研究一番的兴趣，那么，我们就建议您，最好手边能两者兼备，各有一本，必要时两相对照，从它们的异同之中去参透它那玄机。尤其是这开篇第一章，绝对是从两个版本的比较中提出问题来加以探讨的，您若单单参看其中的某一个版本的《金瓶梅》，就可能不是那么方便了，说不定会越看越糊涂，怪罪笔者：这都说的是些啥嘛，乱七八糟的？然则您只要拿两个不同版本的书一对照，您立马就心知肚明了：一清二楚，明摆着的嘛！

闲言道罢，书归正传。且说：

《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从它的手稿还只是在部分文人间辗转传抄的时候，就是个令人关心的问题了。历经明末近百年时间，以及整整一个满清朝代，直到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初期在山西发现了如今流行的这本《金瓶梅词话》，在其序言上看到了赫然在目的“兰陵笑笑生作”六个大字，这个疑团才终于开始有了一点线索。

可是“兰陵笑笑生”乃是一个化名，它究竟代表着明代的什么具体人物，仍然是个不解之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表面看来，“兰陵”二字指的是一个地方，是序言作者遗留的一个重要痕迹，只要抓住它一追到底，不愁作者不暴露他那庐山真面目。不料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历史偏偏爱和人们开开玩笑，它竞弄出了南北两个兰陵来，一个在江苏，就是今日的武进，一个在山东，就是今日的枣庄，似乎是在故意给我们后代人增加破解的难度。有的人赞成山东，有的人赞成江苏：你争我抢，不可开交；被排除在兰陵之外的某些省市也不甘心出局呵，于是大喝一声：不要吵啦！“兰陵”二字不过是作者布的一座疑阵，其实他与南北两个兰陵全都没有任何关系，他的籍贯以及他的居留地应该从江苏、山东两省以外的地方去找才对！——这样一来还能不热闹？明代嘉靖以后几乎所有知名文人，唐伯虎(苏州)、汤显祖(江西)、王世贞(江苏)、李开先(山东)、谢榛(山东)、卢楠(河南)、王伯谷(苏州)、屠隆(浙江)、田艺蘅(杭州)，甚至根本算不得什么文人的著名官僚贾三近(只因为他的老家在北兰陵)，以及其他一些毫不相干的老先生，据说总数已达数十位之多，全都不得安息，被从坟墓里请了出来，全不管其本人愿意与否，硬要让他们充当《金瓶梅》一书的原作者。而且，每一位的证明材料都被写成了厚薄不等的一本书：条分缕析，头头是道；旁征博引，披沙拣金。

除了个别人是学识不足而又急于成名，以致闹出了大笑话之外，平心而论，提出以上见解的绝大部分研究者都是学富五车，呕心沥血，为解开这一历史悬案做出了自己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的。

然而，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他们的结论却是不正确的，按照他们所提供的路线是永远也追踪不到《金瓶梅》的作者的。这是因为：一、《金瓶梅词话》原著的著作权并不属于“兰陵笑笑生”；二、就连现在流行于世的这本《金瓶梅词话》的主要著作权也不属于“兰陵笑笑生”；三、所谓的“兰陵笑笑生”基本上是一个冒名顶替、欺世盗名的人物，但又不能说他与现存《金瓶梅词话》之间毫无关系，他有可能是现存《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三和五十四这两回的修改者。

为了引起读者的兴趣，本书将从破解《金瓶梅词话》原著的著作者之谜开始。而“兰陵笑笑生”的出现，实际上是对我们追踪原作者的一个极大的干扰。为了排除它，必须首先弄清它。为此，有必要先来交代一下以下问题，即：“兰陵笑笑生”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为什么会冒出这么一个人来？有什么根据说他是个盗名窃誉者？

一、一件怪事

我们知道，直至目前，流行于世的《金瓶梅》存在两大版本系统：一个是署名“兰陵笑笑生”著的《新刻金瓶梅词话》，通常就叫做《金瓶梅词话》，研究者们简称它为词话本；另外一个是《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包括张竹坡评点的天下第一奇书《金瓶梅》、《真本金瓶梅》和《古本金瓶梅》之类)，通称《金瓶梅》，研究者们简称之为崇祯本或绣像本、说散本等等。全书一百回：词话本每卷十回，共分十卷；崇祯本每卷五回，共分二十卷。这是两种版本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所有的研究者必须加以注意的。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词话本被发现之前，也就是说，整整一个清代，加上民国之初的二十年，人们所看到的《金瓶梅》实际上只有一个二十卷的崇祯本，而崇祯本上是没有作者署名的。后来，在这个新发现的十卷本词话本上见到了一篇“欣欣子序”，在这篇序里见到了“兰陵笑笑生作”的字样，“笑笑生”此人才被公认为《金瓶梅》的原作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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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权宽浮认为我是《金瓶梅》作者在北京这一说法的开拓者，其他友人似乎也有类似的看法。的确，开始形成这个见解时，确实是我自己独立判断出来的，当时确曾窃窃自喜过一段时期，并没注意到别人对此有过什么说法。一开始，是《金瓶梅》中的太监与皇亲的大量出现引起了我的注意，并逐渐形成了一篇考据文字《<金瓶梅)作者在北京考》，发表于江苏出版的《明清小说研究》，进而发展成为我的专著《(金瓶梅)与北京》。但在进一步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始作俑者其实不是我，而是早有其人。按我获知此事的次序是：1.1934年发表于《戏剧月刊》第3卷第9期涩斋的《(金瓶梅词话>里的戏剧史料》，文日：“《金瓶梅》一书中的中心地方是清河，但从该书中所描写的看来，绝不能认为作者所暗示的也是清河。清河不过是一小县，那里能那样繁华？那里能有南瓦北瓦？那里能有教坊？一个小县，有多少官员，那里能养得起玉皇庙那样的大庙？凡此种种，皆可以证明书中所谓清河一定另有所指，大概不是南京即是北京。此处不便详述，已另草《(金瓶梅词话)背景的推测》一文，作一详细的讨论。”他说的这另一文章我至今未能读到，实在可惜。2.今人周钧韬《金瓶梅素材来源》(1990年出版)一书鉴于《金瓶梅》中多次提到“外京人”、胡同、艾窝窝、灯市、白眉赤眼、走百病等，他说：“凡此种种(且还可以举出若干例证)，似能说明小说中所写的清河似有北京影子。如能彻底搞清楚这个问题，无疑是《金瓶梅》研究的新突破，且对该书作者的研究亦不无助益。如果《金瓶梅》故事的发生、发展确以北京为背景，那么该书的作者必然是对北京的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文化、民情风俗有深入了解的人。……”3.清顺治时沧州文人宋起凤有《大茂山房合稿》一书传世。其中《稗说·王弁州著作》，说《金瓶梅》“所事与人皆寄托山左，其声容举止，饮食服用，以至杂俳戏碟之细，无一非京师人语。”4.近人吴晓铃(1914—1995)《金瓶梅作者新考——试解四百年来一个谜》中也说：金瓶梅“作者熟知嘉靖年间的北京。理由有三：1.书中出现的49个街道名称是北京地名，大都留存至今，如兵部洼、兵马司、白塔寺等。据书中描写可判断西门庆家住在东单附近；2.书中出现北京风俗和食品，如艾窝窝、黄米面枣糕；3.书中出现北京俗谚，如‘南京沈万三，北京柘柳树’。”他的这个观点最早发表于1982年在美国演讲时。以上四者，以其发表的先后顺序排列则为：1.宋起凤，2.涩斋，3.周钧韬。其中，以宋文为最早。但研究者只是注意到了文中所说的关于王世贞与严嵩、陆炳之间的恩怨关系，而对其“无一非京师人语”一语却几乎无人重视。宋起凤是河北沧州人，离北京相当近，而单就语言而论，顺治时代实际上与明末的差别尚不会太大，从时空两方面看，他都具有发言权，因而被人忽视的他的这句话本应当是最最值得重视的。可以说，《金瓶梅》北京说，其实是滥觞于此。但我因读到上述文章较晚，所以没有受到他们的影响；同时，也就走了不该走的弯路。此等教训值得记取。

如今摆在您面前的这本书，应该说，就是1996年出版的《(金瓶梅)与北京》一书的增订版。那本书，有些错别字，还有些欠准确的说法，我把它改过来了。重要的是，自那以后，又有一些新发现，足以进一步证明《金瓶梅》一书同北京这个地方的密切关系，如西门庆究竟在哪里放“官吏债”、西门庆为什么那么喜欢穿貂皮、西门庆常去的新河口最可能在哪里等，这次也把它加进来了。特别是，近年来，我又着重研究了《金瓶梅》中处处可见的宋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探索到了它们的一个重要源头，作为一章，写进了这本书里。

我之所以格外重视这一发现，是因为：历来研究《金瓶梅》的人，不是说《金瓶梅》是由明代的某一个大文豪写作的，就是说它是由历朝历代的说书艺人你凑一点我添一点这么积累起来的；而我，则认为，既不是哪一个文豪作的，也不是由历代艺人们积累的，而是：由明代嘉靖末年某一个才能出众的艺人(包括说唱艺术的爱好者)从事总体构思，有其他艺人先后参加，共同完成的。简单地说，我反对那种历代积累的说法。发现《金瓶梅》书中宋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这一源头的意义就在于，它为我的主张提供了一个特别有力的证明。我相信，要驳倒它是困难的。

在我看来，对于《金瓶梅》作者的探索和认定，并非是一件可以一蹴而就的工作，需要我们克服任何的主观主义，从而坚定地从《金瓶梅》一书为我们提供的实际资料出发，结合明代及其以后的诸多史料，反反复复、认认真真、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去寻找答案，也许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方可得到一个足以令多数人信服的结果。急急忙忙定于一尊的做法，不仅是无济于事的，也是荒唐而可笑的。

就像是生活中找寻失踪的某个人那样，第一位的问题是什么？无疑是先把方向和路线确定下来。究竟是大文豪还是历代累积，这就是方向、路线问题，不能不先来探讨清楚。否则，一说是大文豪，大家就像算命先生一样一拥而上，你抢猜一个我抢猜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彼此互不相让，形成万花竞放、百乌争鸣的热闹局面，其结果，不过是白白给中国增加了几个所谓的“金学家”以及宣布了他们的猜测一概没有猜对而已，要说贡献这当然也不失为一种，但于寻找失踪者的实际而言，其好处却实在是微乎其微。

我认为，此书所做的工作，概括起来，只有以下三点：

一、排除了“兰陵笑笑生”是《金瓶梅》原作者的说法；

二、排除了《金瓶梅》的原作者是一位大文豪的说法；

三、赞同《金瓶梅》的原作者是说书艺人(或业余爱好者)的说法，但不赞成所谓由历代说书艺人累积而成的论调。

对于明代嘉靖年间那位写作《金瓶梅》此书的牵头人，我还提供了如下一些线索：

一、他对北京的东城特别熟悉；

二、他和当时京城的太监有特殊关系；

三、他不是一般的反对嘉靖时期以严嵩为首的当政者所施行的暴政，更对嘉靖皇帝及其亲属怀有刻骨的仇恨。

丁 朗

2009年10月

继续研究下去，需要有新的课题提出。不是有人说过吗，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一半。我已年近八旬，时间和精力可能不是很多了，何况还有其他正在做着的事情犹待我去完成，因此，我愿意把我初步设想的几个课题奉献于此，吁请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和我一起来寻找答案。这就是：

一、找寻对嘉靖皇帝怀有深仇大恨的人时，首先应当考虑那些被嘉靖皇帝杀害者的家族。几百年来不少人认为《金瓶梅》是王世贞或其门人写的，原因就是嘉靖皇帝杀害了他的父亲。王世贞本人虽然没有可能写作此书，他的家人却不能完全排除。王家是养得起戏班的，还有条件供养门客。说不定《金瓶梅》的作者就隐藏在他们当中。因此，有必要通读王世贞的全部著作以及别人介绍他家情况的各种著作，用以发现蛛丝马迹。

我们注意到，屠本唆和谢肇浙两人都分别说到王世贞家藏有《金瓶梅》全书这一信息。两人之中，谢肇浙在后。他在万历44年写的《金瓶梅跋》中说：

“《金瓶梅》一书，不著作者名代。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金吾当指明代的锦衣卫，戚里当指皇亲。嘉靖时，既是皇亲，又在锦衣卫有职务者非止一人)，凭怙奢汰，纵淫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这是关于作者的另一种传说。嘉靖时，裕王的丈人李铭，就是先被授予锦衣卫百户，又立即被提为锦衣卫千户的)。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此书向无镂版，抄写流传，参差散失。唯弁州家藏者最为完好(谢在杭和袁中郎都是1592年进士，而1590年王世贞已死于太仓，故而他未必到过王世贞家，更不要说在王家看到全书了。说王家有全书，可能是后来听袁中郎或葡萄社同志或董思白或丘志充说的)。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其十五，稍为厘正，而阙所未备，以俟他日。……”

屠本唆见到《金瓶梅》早于谢肇浙(这是采纳了刘辉的说法，他说，屠在王肯堂家看到《金瓶梅》两帙的时间，应为1592或1593年，即万历20或21年。此说如成立，则比袁中郎氏兄弟看到《金瓶梅》的时间——万历24年早了三四年)。他在其写于万历35年的《山林经济籍》中说：

“《金瓶梅》流传海内甚少，书帙与《水浒传》相埒(这是说册数或厚度，是他亲见还是他估计的，不得而知)。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这是说作者和动因)。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近已失散。”

他接着说：

“往年，予过金坛，王太史宇泰(即王肯堂)出此，云以重赀购抄本二帙。予读之，语句宛似罗贯中笔。复从王征君百谷家，又见抄本二帙，恨不得睹其全。……”(他没有读到全书却能说出全书的帙数，可能性有三：一是在王世贞家确实见到，二是听说加估计，三是读过该书的目录，据以推测。)王肯堂，金坛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与董玄宰同科。选庶吉士，官至福建参政。万历二十年(1592)引疾归金坛。屠本唆是年与次年恰任两淮运司，驻扬州，与金坛隔江相望，故有“过金坛”访问，一睹奇书的机会。与王肯堂、董思白同科的，还有王世贞的长子王士骐，字同伯，号澹生。(王世贞次子王士辅曾坐事系狱，王稚登字伯谷者曾倾身相救，然收藏家吴用卿为之相，断其死，后果然。年代可于袁小修《游居柿录》中查出。)王世贞曾藏王右军《官奴帖》。董思白于万历十七年曾向王澹生询问此帖，澹生说，其父“已赠新都许少保矣”。次年，王世贞卒。由此可见，王肯堂、董思白这两个与王澹生同科的进士之间，都可能从王澹生得知王世贞藏有《金瓶梅》全书的消息。屠本唆既然在王肯堂家里见到《金瓶梅》两帙，也就有可能从王肯堂口中获悉“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这一事实。“失散”的一部分，就落到了王肯堂之手。

不管王世贞是否《金瓶梅》的作者，此书“失散”之前一直藏在王世贞家里，却是大体可以肯定的。

二、类似王世贞这样有亲人被害的家族还有很多，一类是因反对暴政而惨遭杀害的官员如杨继盛等，一类是被嘉靖蹂躏致死的和不堪忍受起而反抗终遭杀害的宫娥们，一类是在东厂和锦衣卫的斗争中因失事犯案而被砍头的众多太监。把嘉靖上台到嘉靖39年(这一年，陆炳、李铭之女以及她所生的儿子已无一在世)之间，因各种原因被他和严嵩、陆炳联手加害致死的居京男女列一分类清单，其中必有金瓶梅作者的亲朋。啃完《世宗实录》，当可一举多得。特别要注意被陆炳弹劾、被嘉靖杀戮的太监，如司礼监李彬、东厂马广。李彬被杀在嘉靖36年，同时被杀的还有杜泰、李庚、王恺三位太监。马广是哪一年？具体是什么事情？《明史》未载，应予查明。我总觉得，这些人的门人中之有写作能力者，可能性最大。

三、《金瓶梅》第五十一回写到西门庆坐在枕头上让潘金莲玩弄他的阳具，说：“不想旁边蹲踞着一个白狮子猫儿，看见动弹，不知当做甚麽物件儿，扑向前用爪儿来挝，这西门庆在上又将手中拿的洒金老鸦扇儿，只顾引逗他耍子，被妇人夺过扇子来，把猫尽力打了一扇靶子，打出帐子外去了。”据1935年2月《新小说》创刊号上《金瓶小景》一文的作者研德考查，这白猫抓逗一景乃是仇英一幅春画意境的说明，并且说：“十洲在后，岂十洲此作即以《词话》为本呀？世人对此画极推高妙，实其此画意境原有所本。”事实上，他这个仇英在《金瓶梅》之后的说法是错误的。据故宫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先生在其所著《古书画家传记考辨》一书考证，仇英逝世于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而《金瓶梅》创作年代的上限，我认为是嘉靖三十二年，所以，只能是仇英之画在前，《金瓶梅》不过是用文字表现了他的画意，而不能是《金瓶梅》的描写在前，仇英受其启发从而创作了这幅春画。这一点应该可以肯定下来。我们的问题是，既然研德有此一说，就说明仇英的这幅画是流传到了今天的，那么，它现在藏于何处？它果真是仇英的原画还是后人的冒名之作？倘是原作，那么，它最初是在哪里收藏的，或者说，是由谁收藏的？画面上有没有历代收藏者的痕迹？当代有没有对于此画历史的研究与考证？在此画产生的初期有条件见到它的人们中间，当会藏有《金瓶梅》一书的原作者。

上述三者，不论哪一条进行起来都有不小困难，而且查了个底儿朝天，到后来依然是一无所获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但是，有什么法子呢？我们只能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法文版序言》中说得好：“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在原后记中，我曾感谢过给过我以各种帮助的朋友们，其实，当时遗漏了更值得感激的我的两位老友，一位是李宇翔先生，一位是齐鸣先生。不是前者最初为我购到未经删节的崇祯本《金瓶梅》，我不可能开始与词话本的对比研究；当后者获悉我所根据的词话本只是个删节本时，他从遥远的新疆不惜重金设法购到一部影印的全本赠我，并让他的公子、我的小友齐军亲自给我送到北京家中，后来发现其中一本装漏了几页，他们父子又不辞劳苦为我更换成完整的一套，使我后来的研究站在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他们两位都是我自始至终的热情无比的鼓舞者和鞭策者。我在原后记中没有提及他们的贡献是十分不应该的，我为此内疚了八年之久，而他们却毫不介意。这就更加令我不安。现在，是我弥补过失的机会了。我将永远铭记他们的恩情。正因为有着他们这样无私的友爱，这个世界才值得我们留恋不已。愿他们长寿！(不幸的是，小友齐军竟然英年早逝了，惊悉噩耗，令我不胜唏嘘！)

近些年，嘉祥县实验小学鲁金凤老师、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重庆和重庆北碚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以及上海的李妮女士和她的同学等单位与个人都从各个方面给了我无私的大力援助，特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