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克·施隆多夫，德国电影导演，新德国电影的代表人物之一，1939年生于德国威斯巴登，现居柏林。

《光·影·移动：我的电影人生》记述了与君特·格拉斯、海因里希·伯尔、阿瑟·米勒、马克斯·弗里施等著名作家的交往。回顾了电影生涯和个人感情生活中的种种感触，文笔平实幽默。

　　福尔克·施隆多夫（Volker Schlondorff），德国电影导演，新德国电影的代表人物之一，1939年生于德国威斯巴登，现居柏林。执导过三十余部电影、电视剧、歌剧及话剧，曾获多项国际大奖。代表作有《铁皮鼓》《青年托尔勒斯的迷悯》《枪决》《丧失了名誉的卡特琳娜·布鲁姆》《能人法贝尔》《推销员之死》等，与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海因里希·伯尔、马克斯·弗里施、阿瑟·米勒等有过成功合作。

《光·影·移动：我的电影人生》是德国新电影三杰之一，《铁皮鼓》导演施隆多夫的回忆录。

《光·影·移动：我的电影人生》从二战后期的童年生活一直写到自己坎坷的电影之路。

前言

戛纳电影节

现在一切一切都完了……

小美国

爸爸、戴特勒夫、格奥尔格和我

中学时光和五十年代

第一次去法国

第二次去法国

意志与表象

自由土地上的自由人

你更厉害

抱负与（或）热情

在德国的第一次尝试

武士

路易·马勒的私人生活

鬼火

困惑

墨西哥万岁

第一部电影

1968年之前的六十年代

西部片的梦想

爱

一部黑森州的乡土题材电影

电影院的苦难时期

歌剧与音乐

红色的帮助

突破

顽皮的孩子们

政治年代的终结

一个简单背景下的简单故事

商标——《铁皮鼓》

第三世界和我们

巴黎和普鲁斯特——再次发现和失去

《推销员之死》——终于来到美国

四十七岁

夏特蒙特酒店的等候大厅

悲伤的路易斯安纳

我的孩子们

M医生

傲慢先生

女性主义的插曲

和马克斯·弗里施告别

惊喜，惊喜

德国电影艺术的摇篮

一个德国—德国的故事

重新找回的信仰

谁要是停下脚步，就会止步不前

后记

抱负与（或）热情

1960年的春天，“新浪潮之年”开始了：克洛德·夏布罗尔在索邦大学的大礼堂里放映了他的第一部电影《漂亮的赛尔吉》，路易·马勒的《通向死刑台的电梯》在电影院上映，让一吕克·戈达尔与让一保罗·贝尔蒙多一起拍摄了一部短片。在巴黎的大街小巷，电影被重新发现。时间已经成熟，我早该离开电影俱乐部的地牢和那里的吸血鬼，面对现实，开始寻找“真正的生活”，它一定在门外的某个地方。一起偶然事件帮助了我。

就在我赢得了“哲学大奖”之后不久，就有一位老朋友到塔瓦涅家登门拜访。作家罗歇·尼米埃在十年前也获得了相同的奖项。他被公认为神童，写了好几部长篇小说，带有玩世不恭、狂妄放肆和虚无主义的风格，为了吓唬法国资产阶级，他挑衅般地美化一切德国的人与事。另外，有一点格外引起了我的关注：他和路易·马勒共同编写了《通向死刑台的电梯》的电影脚本。

尼米埃在谈话时表现得非常聪明，而且牙尖嘴利，在日常交往中他倒是有点儿笨拙，后来我到位于塞巴斯蒂安·波坦大街的伽里玛出版社里的小办公室去找他时，我觉察出他很不快乐。在他面前我比较拘谨，因为他支持“法国统治阿尔及利亚”的行动。而他觉得我是他最为推崇的日耳曼的杰出代表。他要求我来一场对决，我们要用气手枪射击小锡兵。这是一组拿破仑时代各兵种的集合，非常漂亮，在书架上列队排开，现在就要被我们扫射了。因为罗歇·尼米埃的健康状况极不稳定，他又有些微醉，所以他的手抖得很厉害。我果真像预期的那样赢了，因为小时候在施拉根巴德的森林里经常用德国和美国的卡宾枪练习射击。石膏和灰泥粉尘构成的云朵很快就盖满了被射杀倒地的小锡兵。罗歇·尼米埃带着胜利的喜悦说，德国国防军就是这样教训了贪吃而又胆小的法国资产阶级，这正是他的长篇小说《蓝色轻骑兵》的主题。

他问我读没读过戈比诺兄弟的长篇小说？

我说：“没有。”

他立刻让人去取一套全集，他的秘书把书存放在一个奇怪的“战场”里。在旁边的蒙塔龙贝酒店，他请我喝了我生平第一杯“威士忌酸酒”。他说我可以给出版社审校稿件，他们收到的稿件太多了，都是一筐一筐的，报酬是每篇稿件五毛钱。我背着沉重的包走进我的阁楼房间，忍受这些不知所云的文章的折磨。无论如何，尼米埃给了我一条很好的建议：“我亲爱的人民，如果您读到50页还没有被感动，那您就不需要继续读下去。”每个星期我都去拜访他，跟他交流我读过的那些文章。他仔细听着，却从不回答，没过多久，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总之他可能觉得很享受，我能在他的斗室里陪他度过那一个个漫长的下午。他自己已经很久都没有写作了，反正是什么都没有发表。

有一天，他开着自己那辆飞快的阿斯顿马丁，载着我去新建的奥利机场，去接一位十分著名的好莱坞导演——罗伯特·西欧德马克。他聘用了后来给布努埃尔当制片人的西格·希尔伯曼，要将马里奥·西默尔的长篇小说《妮娜·B事件》拍成电影，而罗歇·尼米埃则负责编写电影脚本。我被夹在阿斯顿马丁狭小的后座上几乎动弹不得，而车子正朝着巴黎疾驰，我还要给这两位做翻译。西默尔的小说还没有被译成法语，而我必须在周末把它翻译出来。我买了一台乌何牌的录音机开始工作。因为我读到50页还没有被感动，所以就翻译得越来越快，也越来越脱离了原稿。借着这次机会，我发现自己对通俗文学不感兴趣。这部电影还真的拍摄了，主角是娜迦·缇勒和瓦尔特·吉勒，不过，就像那些年德国出产的片子一样，很快就被人遗忘了。  我一边参加法律考试，一边也参加了电影学院的入学考试。最难的题目就是针对我们刚刚看过的一部电影写一篇文章，那部电影就是《广岛之恋》。阿伦·雷奈想借助于原子弹爆炸后拍摄的照片和影像资料拍摄一部类似《夜与雾》的电影，可是，在一片灰烬中突然看到一对情侣赤裸的身体真让人受不了。更让人难受的是内心独白像念经一样不断地重复着：“你在广岛什么都没有看到，不，你在广岛什么都没有看到……”玛格丽特·杜拉斯写的词，加上艾玛妞·丽娃的声音，我费了很大劲都听不懂。那不是能让人读懂的文章，而是一种音乐。为它入迷很容易，可是要在六个小时的时间里写一篇考试的文章却难得多。不过，不管怎么说，我是写出来了，因为我被录取了，成了三百名考生里那十个幸运儿之一。

不过这么艰难才得到的大学资格，我却并没有好好利用，因为我找到了一条更快的通往电影的路。我在报纸上看到，路易·马勒正在筹备一部新片。罗歇·尼米埃这次没有参与，可是他在一张名片的背面给我写了两行字，让我转交给当时才二十七岁的导演。

他的摄制组被安顿在香榭丽舍大街。经过长久等待之后我终于被允许进入。我走进一间巨大的办公室，看起来就像是让·迦本某部电影里的警官办公室。香烟的烟雾四处弥漫，纸张文件横七竖八地摞在桌子上，墙上是地图和照片，工作人员进进出出，他们都很年轻、高雅，都穿着灰色的法兰绒西装，衬衫领子扣得紧紧的，打着学院派领带，典型的英伦派儿，十分傲慢。我穿着典型的拉丁区制服，也就是牛仔裤和黑色高领毛衣，估计在这里很不招待见。

路易·马勒坐在一张桌子后面，比他的团队中其他人更加高雅，没穿西装上衣，红色吊带裤的带子很宽。他不停地看着那张名片，上面写着：“我亲爱的路易，和一位德国哲学家打交道对你没有什么害处。你的罗歇。”

接下来他很快地问了几个没好气的问题：我想干什么？拍电影。他已经有两位助理和三位实习生。我是否去摄影棚看过……任何形式的助手工作……我知道，我没戏了，可是，这是唯一的机会，可别一味坚持，现在一定要巧妙周旋。为了打发我，马勒派我去找一位助理。菲利普·科林傲慢地打量着我，可是我非常有礼貌，他没法生硬地—下拒绝我。于是他向我透露了电影开拍的时间和地点。那是在约纳维尔摄影场，下个星期一，1960年3月3日，就在这一天，我结识了在我一生中友谊最为长久的几位挚友。

我坐着一辆巴黎市内公交车来到了马恩河畔。约纳维尔摄影场就在河边，不过这里已经没有了露天的跳舞场，只剩下工业建筑和社会福利住房。在那些摄影大厅中的一个里，亨利·乔治·克鲁佐正和碧姬·芭铎以及让·迦本拍摄《真相》，拍摄期间严禁入内，监视十分严格。在另外一个大厅挂着一张纸条：《莎齐》。大门敞开着，一个小女孩跑了进去。我跟在她身后。路易·马勒捉住了她，把自己的苏格兰格子帽子戴在她头上，然后把她扛在肩膀上，向一堆设备走去。我不知道该如何描述摄影棚里那种气氛，轻松、愉快、迷人、调皮，而又严肃。

演员们并不出名，不过有一位叫菲利普·诺瓦雷，我在阿涅斯·瓦尔达的第一部电影《短角情事》中看到过他。他很高兴，遇到我这样的观众，那部片子看过的人本来就不多。其他的演员有的来自马戏团，比如安妮·弗拉特里尼，还有的来自歌舞团，比如尼古拉·巴塔耶、雅克·杜菲罗和阿尔伯特·德斯卡普，或者干脆就是导演的朋友们，例如安东尼·拉布罗和拿破仑·穆拉亲王。

脚本是雷蒙·格诺刚刚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莎齐·丹斯在地铁里》。这部作品对所有的文学传统和风格形式进行了揶揄讽刺和滑稽戏仿，荒谬之极。将一切串在一起的是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莎齐，她用一种无法翻译的文字笑话讽刺了经典大师们的语言。

莎齐是所有可爱女孩儿的对立面：粗鲁无礼、无政府主义、完全不懂得尊敬别人，她到巴黎来住几天，探望叔叔加布里耶。她的梦想就是坐一次地铁。可是地铁正在罢工。这个社会里，这个成年人的世界里一切都乱了套。男人们打扮成女人，女人们爱上了女人，警察是娈童犯，恋人们相互折磨，游客们伤风败俗，工会让交通陷入瘫痪，建筑师们毁掉了城市，法西斯的民间组织——共和国保安连伺机报复。莎齐对一切都不感到惊奇，还唆使大家互相为敌。

这本书获得了年度最佳奖，塔瓦涅家午饭桌上一直都在热切地讨论，不过大家都一致认为，这本书没法拍成电影。马勒与让·保罗·拉帕诺合作，写出了一个精彩的脚本，嘲讽了闹剧和有劳拉尔和哈迪的早期麦克。斯奈特喜剧，乔治·梅里爱的幻想世界、黑色电影到要求很高的文学作品翻拍电影、法国的配乐诗朗诵、问题电影和性爱喜剧，揶揄了几乎所有的类型和电影技巧。特吕弗在首映之后给马勒写了一封标准的影迷式来信，可能也是唯一的一封信，因为这两位导演分属两个对立的阵营：“亲爱的路易，《莎齐》让我感到震惊，这是一部绝对有抱负、同时又非常有勇气的电影。本来我可能会在更多的时候发笑，可是那些技术上的技巧，运动背景前的微距摄影等等震撼了我……我很少会像这次一样祝愿一位同事的电影取得成功！……你的弗朗索瓦。”

1960年3月3日，我走进摄影棚时，正赶上拍摄的第一天。直到16或者18个星期之后，电影才在各种方式的延期之后杀青。开始时的团队只剩下了很少的几个核心人物，其中就包括我。第一天我就加入了道具组。德德。达瓦龙就像个负责打点一切的“女仆”，有一场菲利普·诺瓦雷狂吃的戏，他就要煮熟无数的芦笋，同时还要在玻璃窗上洒雨点，还要制造出一个小酒馆里香烟烟雾缭绕的效果。他还负责照管那只会说话的鹦鹉，它在探照灯三角架和收款记录机上跳来跳去。德德总是心情愉快地打点着一切。他总是在侧幕后面和那只家禽一遍又一遍地练习那一句台词：“你就会闲扯，你就会闲扯，其他的你什么都不会。”

P88-92

一年前，我生平第一次被制作人解雇。这个项目叫《女教皇》。电影改编自一位美国女作家的大部头小说，讲述了在遥远的公元八三○年，一个女人如何击败所有男人登上圣坛的故事。假如在过去的几千年里真的有女教皇存在的话，那么今天这个基督教或者其他宗教主导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七年的时间我都在思索这个问题，同时我们还忙着写脚本，寻觅拍摄场地和演员。之后我就收到了律师寄来的解聘通知。我和制片人激烈地争吵，指责是对方想拍这样一部“错误的电影”。最终，我拿到了一份微薄的补偿费，忽然有了很多的空闲时间。我要好好利用这段时间。之前已经有很多出版商找过我，要给我出版自传；我只需要跟一位记者或者代笔作家聊上几天，他们自然会把这本书写出来。只有我的朋友米歇尔·克鲁格诚恳地警告我：你想要出本书的话，最好还是自己写。为此我现在非常感激他。

在我家阁楼的地板上堆放着一些纸盒和皮箱，里面装满了信件、照片和日记，我这一生不断地搬家，到哪里都带着它们。我在隔壁楼里又专门租了一间工作室，把这些东西都搬进去，然后按照年代整理好，摆在两张大桌子上。我整天都沉浸在这些落满灰尘的纸片里。我在陶努斯的儿童时代，在法兰克福的青年时代，在慕尼黑、纽约和柏林度过的那些时光又浮现在眼前，它们似乎在温柔地劝说我，带着忧郁和责备的语气说：重新唤醒记忆的时候到了。大多数时候，我想要逃避或者感到绝望才会动笔写日记，有些没写几天就停笔了，而有些却事无巨细地记录了好几年。我觉得没有人会对此感兴趣，我尤其不会，所以又把所有的日记都放在一边。我毫无选择地用笔记录下脑海里刚刚冒出的念头——在经历过的时光中大胆地往前跳或往后跳。那保存良好的旧编年史慢慢地恢复了生命，只有很少几次，我需要在那些纸片里去查找一句话或者一个日期，有时我会引用它们。半年之后，我用墨水涂写了650页纸。拍电影时我把这种草稿叫做粗剪，现在要对它进行细剪，也就是说要很费劲地誊写一遍……

一位好朋友曾经责备我，说我的谦虚有些病态。这篇文章将会证明是他弄错了。我有很健康的自信心——不管是与生俱来的也好，孩童时期学到的或者不管来自哪里——“他在获取的时候总是很克制”，我在小学就得过这样的评语。因此接下来我并不会偏袒自己，也犯不上替别人说好话。

拍了大约三十部电影之后，该说的应该都说完了。为什么还要写一本书呢？因为经常有人批评我并没有出现在自己的影片中，而是躲在了影片后面……

的确是这样，我并不觉得自己经历过的事情有多重要。与此相反，阅读过的书籍却是真正的表白：只有当我在文学中找到同样的感觉时，我才开始认真对待它们；反过来说，我提前很多年就在书中读到了以后将要发生的事情。我想讲述—下它们是如何相互影响的，讲讲我读过的那些书，我拍过的那些电影和我经历过的人生——以及它们是如何构成一个整体的。

我总想去了解：别人在干什么？回答总是最先来自书本，而且是以一种非常感性的方式。在读书的时候几乎总会有一个充满魔力的时刻，—本书揭露了一个秘密，某些句子突然震动起来，让人感到，正是因为这个句子，因为这个场景，作家才写了整整一本书……

在写脚本的时候，在和演员排练的时候，在拍摄中，在剪辑时，我们总会不断地经历这些真相显现的时刻。在拍一部电影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这种隐藏的能量。不允许任何人插进去——就连导演也不行。他插手越少，其他人就工作得越好。在拍摄我的处女作《青年托尔勒斯的迷惘》时，有一次摄影师弗兰茨·拉特问我，我们到底在干什么，主题是什么？我用黑森州的方言回答说——并没有想到更深的寓意：“哎，弗兰茨，来点儿光，来点儿影子，来点儿移动。”

后来在拍摄现场，光、影和移动这三个词描写了我们工作的中心内容——要尽可能地把看到的东西展示出来。当然拍电影涉及到的内容更多一些，当然也要包含传达的信息、愿望和“更深层”的意义，还要表现自己——或是美好或是痛楚的——经历，可是，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做得隐蔽些。因此，所有的一切都要包含在电影之中，接下来就是漫长的倒叙，关于朋友和书籍、女人和不同的国度，还有那些曾经存在过的东西。

福尔克·施隆多夫

巴贝尔斯贝格，2008年3月27日

在《斯万的爱情》的结尾处，杰瑞米·艾恩斯曾说过：“我非常热爱生活，同样也热爱艺术。每当我回忆起这些年，回忆起我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那些别人没有过的爱情，我看到它们像在玻璃陈列柜里一样一字排开。我一个接一个地观察着它们，对自己说，要离开这一切真是太愚蠢了。”著名的遗言，谁不想拥有呢？另外一方面，这句话听起来也很空虚。“空虚”，不是所罗门王那句回顾性的总结所要表达的意思，“一切都是空虚”，这句话听起来也很空虚，而是不知道感激。我认为，没有任何事物是空虚的，或者是虚空。一切都是值得的。安娜·瓦伦托诺维克为了一份热汤而斗争，同样，卡特琳娜为了自己的声誉而斗争，以及所有的努力，要寻找一个正确的表达方式，一个适合的画面，完美的演员阵容，一切都没有白干。电影并不能改变世界，可是如果没有电影的话岂不太可惜了？荷尔德林曾经很简洁地说过：“我们的歌声并不强大，但是它却属于生命。”

安格莉卡、伊兰娜和我，十五年来我们一直住在格莱布尼茨湖畔一栋漂亮的房子里，这里以前曾经矗立过柏林墙，距离曾被誉为电影艺术摇篮的电影厂只有几百步的距离，我几乎每天都绕着湖跑步，我们的女儿成了柏林人，刚刚年满十六岁。前几天我们骑马从森林里出来，惊起了几百只大雁。大雁扇动翅膀发出巨大的声响，我的马受惊了，竖起前腿突然停住，我的屁股离开了马鞍，被重重地甩了出去。于是我就摔在了这东德的沙子里，尽管不是很松软，但却是沙地，这就是我的状况的最佳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