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在《窗子内外：忆林徽因》中写道：“林徽因一路人，由于从小得到优越的教养，在中西地域之间、文化之间，都是去来自如，也大可以在外面出人头地，但是不管条件如何，云游八方后还是早一心回到祖国，根本不离国土，枝叶在国土上发生。她深通中外文化，却从不崇洋，更不媚外。”对于她的这种高洁的品质，他曾给予了这样的评价：“我总联想到林徽因，尽管是海外的过来人，总以中土为她的归宿，为之服务，也许可说是中国人特有的优美品质，不过林徽因是表现这种品质的佼佼者，特别高洁者，本身就富有诗意的人才。”
在当时的时代，一位富有才华的女子能够固守内心的坚持，放弃美好的前途、优越的生活环境，时时想着学成回国，将平生才智倾洒于中国这片土地上，是极为难得的。
这种博大情怀和崇高境界，正是当下许多女人所缺乏的。林徽因正是以她这样的精神品性，征服了周围的朋友，赢得了众人的赞许。
李健吾在抗战期间听闻林徽因虽罹患重病而不离开祖国时，十分激动地说：“她是林长民的女公子，梁启超的儿媳。其后，美国聘请他们夫妇去讲学，他们拒绝了，理由是应该留在祖国吃苦!”
亲眼见到林徽因、梁思成以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而继续致力于学术事业的费正清则这样郑重写道：“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不论是疾病还是艰难的生活都无损于他们对自己的开创性研究工作的热情……他们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而且还有崇高的品德修养，而正是后者使他们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我牺牲，坚定地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在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本来就不多，像林徽因这种出身名门，受到良好教育，又才貌出众的女子，更是凤毛麟角。依照当时的社会风气，她本应嫁一名门富人，过幽静闲适的生活，可她偏偏选择了回国做建筑，拖着病孱之体，陪丈夫颠沛流离。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也不为物欲所动，不随波逐流，在困境中仍旧坚定自己的信仰和追求，固守内心的纯净，这样的女人，值得任何一个男人去宠，去爱。
在抗战期间，据梁从诫回忆，他曾问母亲：“妈妈，如果日本人打到这里，我们该怎么办?”
“中国诗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么?”母亲神色平静而淡然，“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么?”
年幼的梁从诫愣住了，他仰头看着自己的母亲用眼神告诉他，她已经做好了赴死的打算，无论如何也是不会向日寇屈服，那个瞬间，他突然觉得这仿佛已经不再是那个他所熟悉的慈母了，她眼里有坚定的神采，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这不仅仅是一个人面对生死的那份超然，更是在国家沦丧后，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要与祖国同生死共命运的知识分子的气节。
1937年，林徽因在给女儿的信中这样写道：“现在我要告诉你，这一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你知道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方，这一次又是为了一点小事，就大出兵来打我们。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领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一个表面看似柔弱的女人，内心却装满了民族大义、祖国大爱，并以藤蔓一样柔韧的性格坚守自我，这样的女人让人肃然起敬，使人心生爱怜。正因为如此，当青春逝去，多年之后，林徽因在许多人心中仍旧能保持一种超凡脱俗的美，是许多人心目中的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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