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我也曾经在心中暗暗许愿——“若是能在五十岁时出版一本自己的作品集也就足慰平生了”。谁知斗转星移，年过五旬之后这个心底的愿望不仅没有实现，而且又被另一个绝然不同的决心所取代——“今生不留一字在世间”。并非是我已知天命，实际上是自惭形秽。少年不知高低，爱上层楼，雄心勃勃。孔夫子尚且“述而不著”，我辈算什么？七拼八凑弄一本集子出来，让人当作茶余饭后嘲笑的谈资，岂不是自取其辱吗？所以这些年一直没有动过出集子的想法。
去岁中国文史出版社程凤同志约我出书，说是希望把我参加政协十几年来的提案和发言等参政议政的文字集中起来出一本委员履职风采，还要我把专业成就也选择一下出一本委员文库。当时我就表示拒绝。因为我十几年来参加政协所写的提案和在各种会议上的发言，从来是只尽职说实话建言献策，不问结果如何。所以都没有留过底稿。至于文库，我从九岁就入戏校，文化底子薄，那时候一天到晚学戏练功，没有打好文字的基本功。大学毕业后搞创作，虽然写的不少戏都演出了，可是有人说我只是个“打本子的”。“演员出身，熟悉舞台，编的戏都是在玩儿‘七巧板’的拼图游戏”，算不上是戏剧文学。既然人家这样评价我，我也就甘心做个“打本子先生”了。所以我写的剧本虽然演出的不少，却基本没有送出去发表过。我的文章多是些讲课稿提纲和偿朋友的文债。既没有什么可读性，更没有什么保留的价值。
伯父吴晓铃先生当年送我去戏校学戏时希望我能懂得舞台表演，以后能配合他把古典戏剧的研究立体化。我大学毕业后，伯父又请剧作大家翁偶虹先生带了我十多年，学了很多编剧的知识。至今印象最深的是翁先生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人要做成功者谋，莫做成功者望”，“你什么也做不成，却要努力地去做”。如今我已经年近七十，可谓“学书不成又学剑”，“一事无成两鬓斑”，属于“不登大雅”之辈。无奈程凤同志极力劝说，盛情难却，只好从命。
退休后我常常坐在书房里静思回想一生的经历，虽然命运多舛，却又十分幸运；虽然没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却留下了不少浸透汗水的闪光回忆。
“大跃进”那年我不满九岁就进入戏曲学校开始了京剧表演的学习。虽然我作为外行子弟学习成绩并不太好，可是却常受到老师们的表扬，因为无论什么课我都学的很投入，用老师的话说“学什么都使拙劲”。也许正是这种“使拙劲”才让我受益终身。戏校毕业那年正赶上“文革”，学小生行当的我只能靠在校时“使拙劲”练出来的功夫混迹于剧团之中扮演新四军、八路军战士翻翻打打了。后来因为在演出中受伤，才因祸得福获得了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在北大中文系那几年我依旧是“使拙劲”地念书。像李笠翁《闲情偶寄》和《古典戏剧论著集成》那些当时买不到的书我就抄写一本存下来。我的课堂笔记大概是全班最全的，因为我从不缺课。大学毕业“社来社去”我又回到了北京京剧院，进了剧院的创作室。当时也在创作室的汪增琪老师笑着对我说：“小吴江啊，大学毕业了？不当演员，当编剧了？当编剧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呀。你背过多少唐诗、宋词呀？”从那以后汪老师见我面不说话，张嘴就是“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或是“今宵酒醒何处”？我就得紧接着他往下背出来那首诗词。平常没有任务时我就到翁老家中听他聊戏，翁老除去教授我为演员与戏的经验，还指导我一边唱着一边填写京剧中使用的昆腔套曲。现在回忆起来我真是运气好，遇上了那么多顶尖级的大师“挤兑”我。
《双玉缘》是我写的第一个演出的剧本。那时孙毓敏大姐刚从河南调回北京不久。她拿来一个吉剧《桃李梅》的本子让我改成京剧。吉剧的本子已经很完整了，我在改编时根据毓敏大姐的条件，给她加了在花园里冒充其母唱一段老旦唱腔，后边又反串小生唱“娃娃调”。还加了袁玉梅和赵英杰的爱情线。没想到这个戏演出后反映还挺好，被央视的莫萱导演拍成第一部外景的戏曲电视剧。那年我整三十岁，又正赶上我的女儿出生。在心里暗暗自嘲“这就算三十而立吧”？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