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事农民问题。“天下粮仓”关乎国家的命运，没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人牵心动魄的了。本书的作者郑金兰一直致力于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现状的深入了解及体察。这位女书记的文字朴素而淡雅，如一汪清澈湖水，细细品味却从中读出了一种智慧、一种气魄、一种责任，让人着实感受到湖面下时时涌动着昂扬澎湃的激流……正是她浓厚的农民情结，超前的意识，不凡的实践与如此特别的文字，成就了这本形象生动、切实有用的手记！

《三农手记》以日记形式记录了作者在分管潍坊市农业以来的工作轨迹，有大量的细节和实例，涉及如何推进农业产业化和新农村建设道路的重大命题。该书既有她留在潍坊山川土地上的深深浅浅的足迹，更有她对农业发展、农村面貌的改变以及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种种思考。

第一章 书记工作分工，我选择了农业

第二章 开拓市场，从樱桃、西瓜着手

第三章 从农业产业化到国际化

第四章 标准化，“化”出优质农产品

第五章 农业的希望在科技

第六章 “鸡头”、“鸭头”、“猪头”，头头是龙头

第七章 非典时期，非常感情

第八章 好人王乐义

第九章 水，放心水

第十章 博览会：潍坊的国际名片

第十一章 多出去学学

第十二章 水系联网，治水思路

第十三章 常回家看看

第十四章 中央政策，惠及百姓

第十五章 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第十六章 小人物、大专家

第十七章 小城镇，大战略

第十八章 新农村：希望的田野

第十九章 新的起点

后记

          2004年5月13日

澳大利亚的华人朋友况先生来了。况先生是个很热心很念乡情的人。几次去澳考察招商，都是他牵线引路当翻译。

况先生提出去沂山看看，我建议带他去看临朐奇石市场和临朐城西的樱桃基地。看奇石，品的是其中的诗情画意；赏樱桃，得到的是置身于果园之中的另番情趣。

在临朐奇石市场转了一圈，给况先生买了块颇似山水画大写意的石头，之后便驱车往城西的樱桃园赶去。途中，一行四人拿我开玩笑，要我戴上墨镜，别让人家认出来，如果当地领导一盛情，“麻烦”会接踵而至。我想想也是，就一本正经地戴上墨镜，学欧洲人的样子耸耸肩说，谁叫咱频频上镜，是“电视明星”呢!众人便笑起来。

谁知到了樱桃园，人家园子的主人说啥也不让进，最后的话说得还很刺耳：“你们知道现在樱桃多少钱一斤?60多元!吃一个樱桃就是一块钱。前几天有个副县长领着人来看园子，进门就吃，一会就吃了几十元。”

一行四人都很扫兴。办公室的小李看看我，我说不让进就不进吧。虽然被园子的主人拒绝了，但心中还是很高兴的。一斤樱桃60元，两年前敢想吗?那不成了天方夜谭!刚转身要走，却碰上了县畜牧局的老巨同志，他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他身后的村支部书记认出了我，说，郑书记，可得感谢市委、市政府在北京、上海开对接会，俺村和第一批销售公司已经有了联系，还在上海设了个销售点，价格特别好，简直是天价。现在基地的樱桃有多少，上海就包销多少。

此时，园子的主人也认出了我，便笑着跑过来，拉住我的手说，郑书记，都怨您戴着墨镜，我还以为又来了要樱桃的呢。

主人直言不讳，众人都笑了。

在回城的路上，自己一直很感慨。尽管进园受阻，但仍然非常高兴。一斤樱桃竟卖到60元，确实说明了开拓市场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新的形势告诉我们，在WTO框架下，要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农民利益，就必须要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充分开拓两个市场。

在国际市场方面，必须建立全方位、多元化的市场格局，不断开辟新市场。面对各种各样的“技术壁垒”、“绿色壁垒”，面对变化多端的国际局势，我们只有避免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才能避免市场被动，获取最大的市场利益。而在国内市场方面，要瞄准高档市场、高端消费群体，使最好的农产品卖出最好的价钱。

潍坊农业的名气大，不只是因为产量多，更是因为质量优。千方百计让潍坊最好的农产品打人最好的市场，卖出最好的价钱，让农民得到最大的实惠，正是我们开展工作的重要出发点。

P21-24

          一本书和一个人

                  桂国强

一如收藏家意外觅得一件传世佳品，旅行者忽然发现一处绝妙风景——作为一名出版工作者，当我偶尔捧读郑金兰的《三农手记》时，不禁热血沸腾、欣喜万分，深深地为文稿中的内容所感动。

很久未读到这样的好作品了。众所周知，中国乃农业之国，十三亿人口中，农民占大多数。因此，农民问题始终是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百姓关注、聚焦的热点。诚如胡锦涛同志所说：“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近年来，不少学者、专家开始将目光转向农村，有关农民问题的文章、专著也日见增多，其中自然不乏一些能够发现问题和探讨问题的文字。但是在我看来，真正能理论联系实际、提出解决问题真知灼见的却少有问津。如是，郑金兰的《三农手记》就越发显得弥足珍贵了。

郑金兰是山东省潍坊市主管农业、宣传、科教、文体、卫生的市委副书记，长期研究农民问题，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付诸工作实践。她既具理论功底，又有丰富的实际经验；既有强烈的开拓意识，又有较高的决策能力。因此，她所分管的工作都颇为出色。比如：潍坊的农业一直处于全国领先的水平；潍坊的风筝文化已然成为世界知名品牌；潍坊的素质教育亦已成为全国典型；潍坊的宣传模式则受到中宣部的肯定。潍坊推出的全国有影响的几个大经验，有的已成为中央决策的重要依据。

多年来，郑金兰养成了将每大的工作以日记形式记录下来的良好习惯——正是缘于此，我们才能有幸领略这位女书记对“三农”问题极富个性和创意的所言、所思、所行……字里行间，我们仿佛触摸到了一位“父母官”的那颗对农民群众充满深厚情意的滚烫的心!

我是先阅读郑金兰其文然后才认识其人的。这位女书记的文字朴素而又淡雅，毫无娇柔造作之处，如同大自然中一汪平静、清澈的湖水；细细品昧，从中读出一种美丽，一种智慧，一种气魄，一种责任；同时，切切实实地感觉到，就在这恬静平和的湖水下面，时时涌动着一股昂扬澎湃的激流……如此特别的文字，如此开阔的胸怀，如此超前的意识，如此不凡的实践——为何就不能将这些生动展示当今中国农业现状的“三农手记”作为一部“大书”推出来，以飨读者呢?

与郑金兰相识，多次聆听了她对潍坊、山东乃至全国、全球农业情况的详尽介绍和分析比较，又两次前往潍坊现代化农业基地、养殖基地参观，更加坚定了我要为她出书的决心。

从来也没有遇到过像郑金兰这样对自己所主管的工作那么热爱、那么投入、那么专心致志、那么富有创新精神的领导干部。说起潍坊的农业，她喜形于色，津津乐道。她时而声情并茂地向我描述农业产业化战略；时而如数家珍般地介绍起潍坊的一家家龙头企业；时而神色凝重地回忆“非典”时期亲自押车为首都送菜的情景；时而又一脸自豪地坦言，潍坊农业在许多方面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毫无疑问，这位农业书记是一个颇富鼓动力和感染力的女性，她的话常常令我激动、振奋。也许，正因为她的身上具有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有一种让人感佩的特质和才能，才使她得以直面诸多连男同志都难以克服的困难，在自己的领导岗位上干出骄人的业绩。于是，我不失时机地向她郑重提出：在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际，将《三农手记》正式出版。

沉默。她显得谨慎而又低调，分明没有响应我的意思。

这回轮到我给她“上课”了。我说，潍坊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解决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人民日报》还发表题为《论农业产业化》的社论，给予充分肯定；面对“人世”挑战和国际市场的变化，潍坊抓住机遇实施农业国际化战略，积极推行农业标准化，为此，国家九部委专门召开现场会，推广潍坊的经验；围绕解决“二元结构”矛盾，潍坊又提出了“农业产业化主导型”小城镇发展模式，从而为全国小城镇建设树立了典型。近年来，潍坊进一步以产业化提升农业，以工业化致富农民，以城市化带动农村，探索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路子，等等。所有这些经验的形成，都倾注了潍坊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们大量的心血，您因此也积累了难能可贵的心得和体会。那么，您为什么就不能将这些心得和体会介绍给广大读者，让全社会、尤其是众多农民兄弟都能从中受益呢?!

郑金兰或许认为我的话不无道理，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

坦率地说，在拜读郑金兰的《三农手记》之前，我在农业方面的知识是相当有限的；对潍坊的认识，也仅仅停留在“风筝节”、“蔬菜博览会”等层面上。由此可见一部书稿对于一个人的作用。基于此，我建议我们的读者读一读这本《三农手记》——了解了潍坊的农业，就大致知道了中国的农业走向；而了解了中国的农业现状，也就基本知晓了中国的国情——我是这么认为的。

但愿更多的中国人都能熟悉自己国家的国情，但愿更多的读者都能喜欢《三农手记》!

是为序。

               作者系文汇出版社总编辑、作家

真的没有想到，《下乡手记》在《时代文学》发表后会引起这样大的反响。

至今，国内外已有50多家报纸和网站选载或连载。如，《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华东版》、《农民日报》、《经济日报》、《农村大众》、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经济网、光明网、中农网、“三农”在线、新浪、搜狐、美国TOM新闻、文心网等。还有人专就《手记》建立了“金兰博客”。新华社的两位记者写了内参。媒体在选载这些手记时，都加了编者按。《解放日报·周末版》以整个头版的篇幅，刊登了记者采写的“郑金兰的‘农民情结”’的文章。

对于《下乡手记》所引起的反响，我既高兴又不安。高兴的是，很多读者对这部作品的认可；不安的是，自己作为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在手记中写的，不过是日常工作中的所见、所思、所为，是分内之事，读者却给予了好评，由此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是否应该从“好评”中去体味去思索，人们到底在呼唤、期待什么?

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对《下乡手记》的发表和这本书的出版给予过帮助和支持的朋友们，这之中确实渗透着他们的心血。特别要感谢几位作家朋友，没有他们的鼓励和支持，绝对不会有《下乡手记》的问世。

那是2004年的春天，山东省作家协会的几位作家就农业产业化到潍坊采访。我分管农业，接受作家们的采访较多。没想到我随手翻动的小本本会引起作家们的兴趣。参与采访的老作家王良瑛先生担任《山东文学》主编时，就曾多次向我约稿，并刊发过我的《请个文学顾问叫莫言》、《朱丽娅买房》、《曹先生和他的两个太太》、《柏林墙的砌筑与倒塌》等作品，反响还不错。这次他又积极建议我将手记中关于“三农”的部分加以整理，交由省里的文学刊物发表。

而且他连题目都给想好了，说就叫《下乡手记》。

他还自告奋勇，要当这部作品的责任编辑。

当时我是犹豫的：这样的东西算文学吗?现在拿出去发表合适吗?

王良瑛先生锲而不舍地动员说，作为一个老作家、老编辑，我认为我是不会看走眼的，这肯定是一部厚重的、来自“三农”最前沿的鲜活生动的好作品。你把潍坊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好经验、好做法，以文学的形式反映出来，能对人们起到一点启示、借鉴、鼓劲的作用，何乐而不为呢?

我终于动了心。

当《时代文学》发表这部作品时，真的就是用了《下乡手记》这个题目。王良瑛先生还为我的拙作写了“编辑絮语”，他开篇写道：“记得香港一家报纸在谈及内陆‘三农’问题时，用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题目：《路在何方》，读了《下乡手记》，我们也许能从中得到答案，至少能得到部分答案。”他在编校后，跟我通了个电话，让我看看清样。当时正值“三夏”大．『亡，我正在乡下奔波；作为潍坊医学院的党委书记，有几件事也急着要处理。于是便说，很抱歉，真的没时间再看了。他说，你还是再看一遍的好。我忽然又问，一定要发表吗?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吗?就在那边笑着放了电话。

对于手记所引起的反响，王良瑛先生比我更高兴。一次他在电话上对我说，作为一个已经退下来的老编辑，所编发的作品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实在是足矣!他还说，他特别欣赏《解放日报·周末版》那篇文章的题目，“农民情结”，就是《三农手记》的魂啊!

文汇出版社总编辑桂国强先生在报纸上读到这部作品的选载后，以一个编辑家特有的职业敏感，以让人感动的热情，托朋友给我捎话，专程跑到潍坊找我，再三地表达了要出这本书的意愿。当他参观了我市的寿光、诸城、青州、临朐等地的种养基地和农业龙头企业后，激动之情更是溢于言表。他说，潍坊农村到处是新气象，到处有新亮点，让他感到非常振奋，更加坚信这本书读者会欢迎，会起到激励人的作用。党中央提出建设新农村，出这本书正逢其时。表示将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把书“做”出来，争取把它做成一块“品牌”。在他的建议下，我在《下乡手记》中添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书的题目改为《三农手记》。

潍坊的新闻出版工作也是我分管，所以对全国出版界的情况，我大致是了解的。当今出版业竞争十分激烈，出版物多得令人眼花缭乱，出任何书无一例外都必须考虑经济效益问题。这不必回避。文汇出版社如此执着地要出这本书，确实令人感动。这部手记能遇上《时代文学》和文汇出版社，能遇上王良瑛、桂国强这两位编辑家，是它的幸运!

在这里，我还要感谢生我养我，给我以精神和力量的脚下这片沃土。诚如开篇所说，我出身于农家，老父老母至今仍然在农村，农村的风风雨雨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我的心灵。大学毕业进机关，想法原本很简单，就是想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改变家庭的境况，让备受艰辛的父母过上衣食无愁的日子，让弟弟妹妹们能上学接受好的教育。随领导到农村工作的经历，我学会了从更高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也由此逐渐懂得了作为一名党员干部，面对着我们的乡亲父老，该履行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责任，该怎样尽可能地为他们做一些实事。要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不管职务高低，时刻记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能使你永远保持清醒，永远不泯灭良知，做什么事情都不致于错位。所以我至今怀念那段驻村驻队的日子，尽管艰苦、紧张，尽管那时的政治气氛常常有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感觉，但毕竟让我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由此真正知道了父老乡亲们在想什么盼什么和他们不喜欢什么。父母的再三叮嘱使我有了更深刻的感悟。正是从那时起自己对“三农”问题才逐步有了一种自觉意识。对自己的“根”有了一种魂牵梦绕、挥之不去的浓郁情结。

记得当年我们工作组离开所驻的村时，上百名父老乡亲为我们送行。当时尽管物质匮乏，他们还是尽可能把最好的东西塞到我手上和我的包里，有熟鸡蛋咸鸭蛋，还有煎饼卷儿。车到村口了，几个姊妹拉住我的手久久不愿松开，有的甚至失声痛哭。这些难忘的往事至今还经常在我的脑海中“过电影”，那些熟悉的亲切的面孔经常进入梦境。2002年，我分管农业后，到那个乡镇去调研，我提出到我所驻过的村看一看乡亲们，县委钟书记欣然陪同，事先得到消息的乡亲们都聚集到村口迎候我，已经退下多年的70多岁的老支书拉着我的手说，你怎么不回来了啊!话未说完，老人的眼中就涌出了泪花。当年我的房东姊妹，把我端详再三后，有些伤感地对我说，你知道吗?当年要好的姊妹有两个已经走了，石玉臻患了癌症，陈亮美出了车祸……还是老支书，挥挥手说，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别说那些伤感的了!金兰，俺村学寿光，也建起了大棚，也上了加工项目，老少爷们早就不用为填肚子的事犯愁了，今天说什么也得留你吃顿家常饭。可那一天，我终久没能在村里留下来，因为还要到别的乡镇去。我还经常想起我的联系户郝大娘。每年进入腊月，老人家总是早早地炒上花生，等着我去。花生放皮了，重新另炒。每次大娘给我包上花生都情深意长地说，花生果是长生果，你带点回去给女婿和孩子吃。一连十几年，我家春节吃的花生，都是大娘给炒的。就从这些小事上，我体味到了父老乡亲们的深情厚意。

我们的父老乡亲们真的是太好了，他们为我们的社会付出了很多很多，要求的却很少很少。正像老母亲叮嘱的，别的可以忘，但不能忘了乡亲们的情谊啊!所以，当《解放日报》的记者拿着写好的“专访”让我提意见时，我真的是想再说点什么，却一时找不到最能表达心灵深处的感慨的话语。作为一名从农家走出的党员干部，能为乡亲父老们办点实事，实在是分内之事啊!我喜欢“农民情结”这几个字，因为我是农民的女儿!

是的，作为一个从农家走出来的党员干部，没有什么情结能比“农民情结”更浓更深的了。事实上，天下大事也正是“三农”问题。天下粮仓啊!没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人牵心动魄的了。

或许是“农民情结”使然，自己在“农业学大寨”工作组时，才在参加劳动的生产队自作主张私分了一部分储备粮，几十家农民父老为暂时填饱了肚子而高兴，自己却几乎因此而断送了政治生命。

或许是“农民情结”使然，自己担任市文化局长的几年，一直坚持和同仁们积极开展农村群众文化活动，四级农村文化网络建设走在了全省的前头，举办的全市农民歌手大奖赛，承办的全省、全国农民歌手大奖赛等大型文化活动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和支持。

或许是“农民情结”使然，自己担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后，抓的第一个重大宣传活动，就是全力宣传市委、市政府实施的农业产业化战略。

或许是“农民情结”使然，2002年书记们工作分工时，自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农业这个苦差事、累差事。

“中国妇女报》的记者采访我时，我曾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如果说，我在工作上还算有“一点精神”的话，那么这精神究竟来源于何处?我还得说，就来源于“农民情结”。

这“农民情结”不只是词语，更是血液里、骨子里的。

譬如说，每当下雨，我总会不住地透过窗户或开门去往外瞧，看雨大了还是小了，牵挂是不是真的透地了，山区的沟河里是不是有水了，水库里是不是蓄满水了。爱人和孩子就笑我虽然进城多年，还是农民意识。我却以为，我们的根在农村，有点这样的“农民意识”有什么不好?

我至今认为，在因查超载车而影响往外运送农产品时，自己之所以不惜“违章”地命令交通和交警部门的同志去为抢运农产品特别是西瓜的车辆大开绿灯；在樱桃等农产品销售渠道出现“梗阻”，自己和有关部门的同志之所以能动心动肺地去搞推介会、对接会；在水源地受到污染，自己和有关部门的同志之所以能心急如焚地去寻求从根本上治理的办法，应该都与“农民情结”有关吧。

真的难以想象，如果我们这些在领导工作岗位上的人没有了“农民情结”，又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当父老乡亲们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都无法打动心弦时，这是不是一种真正的悲哀?

在这里，尤其要说的，是我们最应该感谢或者说最值得庆幸的，是遇上了一个好时代。这些年来，中央一直对“三农”工作高度重视，不断出台惠民的好政策，像土地延包，像减轻农民负担、免除农业税，像粮食直补，等等。实践已经说明，如果没有中央的一系列好政策，就没有农村生产力的彻底解放，也就无法充分调动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农民父老情绪高涨热情空前，这是我们做好“三农”工作的必不可缺的重要条件。对于这一点，我是深深体会到了。潍坊在农业上做了些探索，取得了些成绩，中央领导就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我们的总书记、我们的委员长、我们的总理、我们的政协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多次来潍坊视察，做了许多重要指示。胡锦涛总书记还把寿光作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联系点，殷切期望我们要高度重视“三农”工作，进一步做好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这篇大文章，特别要打造好“寿光蔬菜”这个农业品牌，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这些都为我们做好“三农”工作增添了巨大的动力。

最后要感谢的，是我们潍坊一届一届的领导和同志们。没有他们的殚精竭虑，没有他们的智慧和心血，潍坊的农业产业化、标准化、国际化决不会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潍坊农业的经验就难以进人中央决策，大步走向全国，潍坊的农业就难以在全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我在修改补充这本书的过程中，心情一直是激动的，也是十分自豪的。潍坊的几届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为农业做出的贡献，历史会记住的。我也庆幸自己作为这几届班子中的一名成员至今还留守在潍坊农业这块“圣地”上，去做一些他们还没来得及做的事情。有这样的传承性极强的、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领导班子，是潍坊的幸事，是潍坊乡亲父老们的幸事。我这不是提倡“英雄史观”，我只是想说，几届班子一届接着一届这样干，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真的是这样。

《下乡手记》在《时代文学》发表后，我曾把刊物送给了曾担任潍坊市委书记、现在省领导岗位上工作的齐乃贵同志和曹学成同志，他们给予了由衷的鼓励和肯定，我感到很高兴。如果说齐乃贵同志任书记的那一届班子对滩坊最大的贡献，是下决心实施了农业产业化战略，让乡亲父老们得到了极大的实惠的话，那么曹学成同志任书记的那一届班子，最大的贡献是积极应对加人WTO后的挑战，不失时机地实施了农业国际化战略，使潍坊的农业在抢占国内外市场的制高点上争得了先机。现在以张传林同志为班长的领导班子，在承前继后，开拓创新，实施“三化、三带动、三变”战略上，又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新成绩。去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了5000元大关，达到了5017元，连续两年增幅超过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新农村建设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回想这些年，潍坊农业发展的每一步，确实是体现了大家的刨造，凝聚着大家的智慧。离开这一点，凭一个人，就是再努力，也将一事无成。所以，分管农业虽历经风风雨雨，虽有酸甜苦辣，但也觉得值了。

借这本书出版之际，就再说说这些不是题外的心里话吧。

                   2006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