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作为科学家是相当懒散、肤浅,甚至是堕落的,但作为作家却是一位大师。他最终让我们知道了,说到底人类都是一样的,都只能在低级的欲望和本能的泥潭里挣扎。这对我们是一种安慰。伊壁鸠鲁教导我们:一切好东西的开始和根基都是肚子的舒服。因为即使是有教养的高级动物,也必须考虑这个问题。这位哲人说了句大实话:一切精神的、道德的和文化的腾飞,都取决于我们身体需要的满足程度。泰勒斯对女人没有什么兴趣。母亲催促他结婚时,他总是说:“没有时间做这种事。”后来他已接近老年,母亲重提此事,他却回答说:“现在做这种事的时间已经过去了。”……38位大哲学家的生平观点影响以及他们的朋友敌人和女人,尽收本书!
其实,4000年前的生活并不赖。人们可以惬意地活着,不受干扰地干自己每天的是事,比如找吃的,找性伙伴和找一个遮身之地。一切都是那么简单。没有人去为艺术或者新的窗帘操心,更不要说是道德和法律了。谁强大,谁就有理。弱者虽然是倒霉的,但却人人都能弄清楚和看明白。如果弱者能够得到强者的恩惠,那他也可以生活得很好。妇女们这时已经发明了啤酒和美味佳肴,因为这样就可以使男人变懒,不再打自己的女人,也不会去同别的女人交媾。只要有点相应的技巧,即使身体上的弱者,也可以过相当舒适的生活。那几乎是一种天堂般的生活。虽然也会有某些艰辛和困难,但却没有被什么人的流言蜚语杀死的风险……
生平
泰勒斯生于米利都一个商人的家庭。年轻时四处游历,特别是到中东地区,掌握了天文、哲学和数学方面的知识。他回家后,母亲打算让他掌管家业,但泰勒斯拒绝了母亲的要求,决定终生当一名哲学家。但他仍然保持了经商的意识。
有一天发现,当年的橄榄可望大丰收,于是就买下了周边的所有榨油机,以便到时高价出租获取暴利。这个明智的举动,为他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泰勒斯死在观看一场体育比赛时,体育有时也是很危险的,特别是对哲学家。
朋友
泰勒斯深受他的希腊同胞的爱戴,但由于研究像哲学那样的无用东西,也经常遭到嘲笑。有一天,他掉进了一口井里,一个使女嘲笑说:“泰勒斯想知道天上有什么,但脚下有什么,他却不知道。”
敌人
作为西方世界第一位“专职”哲学家,泰勒斯没有敌人。直到几个世纪以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仍然对他崇敬有加—— 尽管他们都以喜欢压制同行而闻名天下。
女人
泰勒斯对女人没有什么兴趣。他的母亲催促他结婚时,他总是说:“没有时间做这种事。”后来他已接近老年,母亲重提此事,他却回答说:“现在做这种事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这就是真正哲学家的样子。黑格尔如果回答这个问题,可能会写出一本书来。
思想体系
泰勒斯没有体系。据说他曾说过,万物的本原是水,不过这很可能是强加给他的。因为,实际上他最大的亮点,是即兴回答问题时的妙语连珠,而不是繁杂的理论。他不是一个伟大的世界诠释者,但却是把认识世界视为己任的第一人。他想观察和理解世界,纯属对事物的兴趣,而没有诸如权势或利欲的意图。正因为这样,我们必须由他开始来讲述对世界进行诠释和给予处方的历史。
泰勒斯的特色
有人问泰勒斯,什么最困难,他回答说:“认识自己。”什么最容易呢?“给别人一个聪明的建议。”最后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过最有道德的生活,他回答说:“永远不去做我们谴责别人做的事情。”这就是泰勒斯的典型对话艺术,他并不把自己的思想压缩在一本书中或用什么类似的方式去表达。这就是他的幽默和机敏,就是他精确回答问题的能力。这位哲学家是一位贴近实际的生活顾问,他想的很多,所以也会掉进井里,但却可以对我们的问题给予简短、明确,特别是实用的答案。这就是使泰勒斯成为历史人物的品格。
对今天影响
这位来自米利都的思想家,对我们来说,主要是提供了一句话(在半圆中的任何一个三角形,它的顶点均为直角)而出名的:某些历史学家把他说成是哲学的鼻祖,但这是不恰当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或许是最后一个:事实是,这位来自米利都的思想家,作为贴近实际的生活智者实际是告别了哲学。在他之后,出现了大系统学家。出现了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样的“教授”,给我们留下了学术巨卷,使我们—— 保持对他们的敬意—— 不禁要提出一个问题:“上天保佑,谁又能把它们都读完呢?”而泰勒斯却相反,他是一个善于给予简短和机智答案的大师。而这正是我们应该在这个高谈阔论的时代里向他学习的东西:在我们的生活里,还是有不少问题,可以用简短的方式说明的。P002-005
其实,4000年前的生活并不赖。人们可以惬意地活着,不受干扰地干自己每天的事,比如找吃的,找性伙伴和找一个遮身之地。其他的一切都是那么简单。没有人去操心艺术或者新的窗帘,更不要说是道德和法律了。谁强大,谁就有理。弱者虽然是倒霉的,但却人人都能弄清楚和看明白。如果弱者能够得到强者的恩惠,那他也可以生活得很好。妇女们这时已经发明了啤酒和美味佳肴,因为这样就可以使男人变懒,不再打自己的女人,也不会去同别的女人交媾。只要有点相应的技巧,即使身体上的弱者,也可以过相当舒适的生活。
那几乎是一种天堂般的生活。虽然也会有某些艰辛和困难,但却没有被什么人的流言蜚语杀死的风险。可是到了后来,这种惬意一下子就终结了。坐在篝火旁高歌、跳舞、美食和打嗝的浪漫时光变成了历史。因为,这时突然来了一群惟恐天下不乱的人,如泰勒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老子。他们不甘心日常生活的平淡无味,他们要思考其他的问题。他们的座右铭是:生命不仅为生活而存在,生命必须被解释得清清楚楚。而且,这并不是一时的酒后醉话,而是完整庞大的体系。人类来自哪里,又走向何方?什么是生命的意义?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终极价值?一切事物的本质又是什么?这些都是人类应该思考的东西。美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一个伟大的理论时代业已到来,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这都是为了什么?
大约是在耶稣诞生前6到5个世纪,许多大的思想体系和对世界的诠释就露出了端倪-- 而且是在世界范围内。远东的孔夫子、释迦牟尼和老子,我们西方的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为什么恰恰是这个时期出现了诠释世界的潮流,我们只能猜测。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肯定是生活状况的变化。那时出现了一批不必为自己的生存而劳动的人,因为有足够的奴隶替他们照料日常琐事。换句话说:奴隶为他们的奴隶主创造了自由时间和安详的生活(或者是无聊的生活),使他们有时间充分而认真地从事他们的精神活动,如哲学、天文和数学。
另外,人们也开始努力,特别是在古希腊,让更多的市民参与政治决策-- 其中也包括让人们讲话。不论谁有大胆的或者异端的想法,都可以在公众中表达出来并进行辩论,不至于因此而被关进牢房。日益扩大的言论自由,肯定是公元前5世纪哲学异常活跃的关键。
每一个理论背后都有一段不平凡的生活
当然,环境宽松和言论自由,只是诠释世界潮流出现的必要条件,也就是建立宏大思想构筑的基础。但这些构筑都是由具体的人建立起来的。尼采曾说过,不论一个人的思想如何顶天立地,“他所表达的最终只不过是他自己的经历。”只要了解一个诠释世界者的生平,就会明白他的很多思想体系。偏偏是笛卡尔怀疑一切,只把自己的思想当作验证,绝不是偶然的-- 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毕竟是卧在床上,施展他作为日夜梦幻者的才能。马克思成为资本的最犀利的批判者,同样不是偶然的。他一生都生活在无资本的状态之下。有时,在伟大的思想体系的背后,隐藏着一些平淡的人生和悲剧。生平和作品,始终是紧密相关的。这也是本书给伟大的理论制造者的生平以较大平台的原因。
性欲是无时和无处不在的
只要仔细观察一下伟大思想家的一生,我们就可以确定,它大多是围绕性欲和女人运行的。有时是某个固定的女性在某一段生活中起着固定的作用,或者没有女性起作用,使得相关的思想家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我们只需要想一想叔本华就够了。他在哲学中要求从“媾和的欲念”中解脱出来,因为他正是在这种欲念压抑下最痛苦的人,从未得到过真正的满足。或者德萨德,由于他的性变态曾多年被监禁在黑暗的牢房里,他利用那里的隔绝环境,写下了他关于性虐的观念和世界观。性欲是无时和无处不在的-- 在本能的脑区之上,也就是大脑皮层的灰色细胞当中。伟大的诠释世界者,虽然常常摆出一副在他们身上并不是如此的样子,但在仔细观察中却显示出来,恰恰在他们身上,性欲起着中心的作用,甚至是他们创造力的源泉。所以,本书送给每一个大思想家一大段有关“女人”的篇幅。
男人和权势
为什么为我们贡献伟大理论和思想体系的,几乎都是男人呢?我们在本书中介绍了39位男人,却只有一位女性,就是玛利亚·蒙台梭利。这种现象确实令人奇怪。但这并不是我们有意选择的结果,而是同这些诠释世界者的控制欲望和“权力欲望”有关。谁要是想为我们的地球铭刻上一个思想体系,他就是想用智力控制这个地球,而这种欲望十分明显是男人的专利。女人不需要这些,她们没有这些也可以生活得很好。即使是蒙台梭利,也并不属于这样一些充满统治欲的头脑的行列,如黑格尔、爱因斯坦和牛顿,但我们还是让她上了这条船,因为她对人和儿童的描绘,在当前的教育理论中是真正热门话题。而且,由于她和她那个时代的法西斯眉来眼去,因而也在伟大的诠释世界者当中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品格例证。即为了自己事业的成功不惜与魔鬼结盟。要是谁想在本书中找到一个十全十美的完人,那他就只能到其他地方去寻找了。
课堂记录:还有淮缺席?
这样一本小册子只能是有选择的,不可能让世界所有伟大的系统学家和思想家都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否则除了这38位大师外,肯定还得把很多其他“有资格”的人包括在内,不仅因为他们的思想,也因为他们的生活经历。因此,我们在最后也应该提上他们一笔——或者让他们成为一种“自动扶梯的旁观者”,虽然没有站在扶梯上,却可以在扶手旁边跟着往前走。这里的排列次序决不是对他们价值的褒贬。
古典哲学家中的扶梯乘客,还应有当时隶属希腊的西西里人恩培多克勒(约公元前47l-前400年)。诗人勒南(Renarl)后来说他是一个“博学的天才,半个牛顿和半个Cagliocstro”。恩培多克勒不仅是一个哲学家,提出了土、水、火、气四大元素,而且还是一个医生、诗人、物理学家和民主主义者。他就像是一个印度隐士。关于他的传说数不胜数。例如关于他的死就有六种不同的说法。最残酷的一种是:他自己勒死了自己。最令人震惊的一种是:他跳进了埃特纳火山。最尴尬的一种是:他由于身体虚弱而从车子里掉了出来。
另一位死后声名大振的是第欧根尼(公元前412一前323年),木桶里的哲学家。这个人最藐视虚荣和忙碌。他的生计就是依靠乞讨,甚至有一次去挖雅典娜的神像。当人们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时,他回答:“我在练习无所事事。”传说他曾向亚历山大大帝哭求,让他不要挡住他的阳光。这类讥讽欲望和无礼行为使第欧根尼获得了“Kyon(狗)”①的称号,后人今天把那些玩世不恭的人称为Zyniker。
下一个应该提到的就是塞涅卡(公元前4—65年)。他要比前者规矩多了。这位罗马的政治家不仅是斯多葛学派的代表人物,而且还是律师和参议员——作为尼禄皇帝的老师,他没有能够制服这位皇帝的神经性狂暴症。最后,塞涅卡竟然被他的门生逼迫自杀身亡。
所谓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一般都是在平静中离开人世的,因为他们大多生活在修道院里。其中一位是安瑟伦(约1033-1109年)。他的最大哲学成绩:就是证明上帝的存在。其论证是:“上帝是人们所能想出来的最伟大的本体,一旦上帝存在于我们人的智能之中,就会出现更宏伟的思想”;安瑟伦继续论证,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思想不可能比上帝更宏伟;结论是,上帝必然存在,与我们的智能毫无关联。安瑟伦批评者对这种论证表示怀疑,因为安瑟伦的论证方法可以证明一切,甚至可以证明月亮牛的存在。
又过了数百年之后,一些大哲学家和大诗人的思想从上帝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而且,这一倾向后来越来越强烈。例如布鲁诺(1548一1600年)就是其中一个。他本来是多米尼克教派的教士,但后来却因主张宇宙是“唯一的和无限的”,而不是被人所创造也不受任何力量所左右的学说,得罪了教权势力。作为世界马车的孤独驭者的上帝,在布鲁诺的哲学中是没有位置的。这当然激怒了宗教裁判所。这位叛逆的思想家被判处了焚刑。大火燃起后,人们还把十字架举在他的面前,企图使他悔悟。但布鲁诺转过头去轻蔑地予以拒绝。题材才是造就英雄的根本。但清教徒的好莱坞却不会接受一个这样的叛逆,而是青睐另一种典型如托马斯·阿奎那(1225一1274年)。他虽然也惹恼了教会,但却没有受到死亡的威胁,而是得到了一名妓女——企图用色相扭转他的志向。神圣的托马斯当然用一根燃烧的木棒把那个女人赶跑。这就是受人欢迎的题材。它甚至使“城郊神经病”伍迪·艾伦都黯然失色。
布鲁诺之后,哲学逐渐向科学方向发展。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培根(156l—1626年)。他完全是一个世俗的思想家,却给英国带来了崇高的政治尊严。可惜的是,他的主要科学著作只是一部残卷。即使如此,它仍然创建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标准。他的格言“知识就是力量”成了世界性名言,他把掌握自然当作科学的目的。培根当然没有能够掌握英国的宫廷:他被控受礼和受贿。不论今天还是当时,这都不是什么新东西,但却足以使培根的政治前程付诸东流。
伟大的系统学家斯宾诺莎(1632一1677年)和莱布尼茨(1646—1716年)为后世留下的却不是残卷。在笛卡尔的影响下,他们建立了巨大的哲学体系——如此巨大,以至于人们后来把莱布尼茨称为历史上“最后一位博学的学者”。
这个称号,歌德(1749—1832年)也曾出于不谦虚而希望荣获。但《浮士德》的发明者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总是想在具体现象背后寻找本源,所以没有获得真正的科学认识。他游历了半个世界,企图寻找一切植物的始祖植物,结果无功而返。同样的结果是他企图在女人背后寻找“永恒的女性”。这或许可以解释,歌德为什么在同具体女性结合中总是困难重重。他用了18年的时间,在生了5个私生子之后,才终于找到了“家庭小朋友”克里斯蒂安娜·武尔皮乌斯,建立了婚姻的殿堂。
恐惧婚姻的还有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1813一1855年),他最大的爱,是蕾吉娜·奥尔森,但他到处插手的万事通面貌暴露以后,女方最终抛弃了他。当他知道蕾吉娜又有新欢时,他又安排了一次“偶然的”会面,给她留下最后的印象。然而,这位《恐惧与战栗》、《疾病和死亡》的作者,难道一定要有一个欢乐的爱情和生活吗?
克尔凯郭尔是存在主义的开拓人,因此大多数人都把他和萨特(1905一1980年)联系在一起。萨特哲学的核心是:“人就是他自己表现出的那个样子。”听起来并没有震撼世界的效果,但萨特为这个题目写了无数书籍和剧本,并上了报刊的头版头条。例如,他先是赞扬斯大林主义,不久以后就离开了共产党。因描写弗洛伊德的剧本,他得到了2,5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天价稿酬。另一件具有挑衅性的举动是,他拒绝接受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更为挑衅性的是他和长期情人西蒙娜·波伏娃(1908—1986年)的关系。她就是不肯离开这个夸夸其谈的自私自利者。当然这种关系并不是按照“美人加天才”的模式形成的。因为这个美人出版了《应该把萨特的书烧掉吗?》一书,证明她也是一个具有自由思想的天才。不过她的男朋友却批评她是言不由衷。
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在著名的哲学家男女配偶中,只在男性中寻找天才。因为事实常常相反。比如汉娜·阿伦特(1906~1975年)和马丁·海德格尔(1889一1976年)。汉娜这位犹太女社会学家和作家在文艺批评中的犀利的笔锋,很少有人知道;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却成了哲学必读教材,尽管没有什么人能够活着读完这本巨著的胡说八道——而且他同法西斯的不清不白也决不能说成是,“政治上纯洁”。文化史有时就是如此不公。或许是因为,它总是被控制在男人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