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曾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迄今已发表各类作品将近两百万字。系列小说《厚土》为其影响较大的作品，曾获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十二届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出版有小说集、长篇小说、散文随笔集等体裁的著作。本书为其散文随笔集。

本套“中国当代作家”系列丛书遴选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风格鲜明、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对他们的作品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归纳和择取；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各系列卷数不等，每卷以其中某篇伤口的标题命名。

本书为该套系列丛书之一，所选作者为多产作家李锐。

总序

前言

第一辑　阅读世界（游记）

静的高纬度——北欧散记

永失家园

走进台北

永失“故居”——托尔斯泰的另一种启示

无奈的旅游者

留下的，留不下的

莽莽孔林

山歌好唱难开口

难以诗化的自然

一个“人”的遭遇

采风者的尴尬

却望吕梁是故乡

客居的城市

出入山河

第二辑 私人记忆(回忆)

眼镜里边的世界 

八 姑 

范素云 

画家和他的妻子  

旧 景 

难 题

看 海 

手抄的第一本书 

去远方

“队里有了新机器”

插队趣闻三则

老林沟的故事

生死与共——悼念汪曾祺先生

告 别

阅读死亡——悼念文友彭志明

平常的日子——写给台湾的朋友们

生 日  

写景和抒情   

走过运河 

第三辑 讲完故事以后(序跋)

生命的报偿

自 语 

一种自觉

冰冷的时间

从冬天到冬天

追逐白马

漂流的故事——为蒋韵将来的书而序

纯净的眼睛，纯粹的语言

傍晚的炊烟

比常识再进一步——代后记

《银城故事》访谈——代后记

心上的秋天——代序

第四辑 风雨入窗(随笔、杂谈)

中国文人的“慢性乡土病”——由“悯农”与“田园”谈起

虚无之海，精神之塔——对鲁迅先生的自白  

燃烧绝望的龚自珍——对一个诗人的疏远和接近

经久耐读的福克纳

神话破灭之后的获得与悲哀

景下天湖西

自己的歌哭

等待小说 

答《黄河》问

关于《旧址》的问答——笔答梁丽芳教授

错乱的角色

被剥夺与被掩饰的

要么都高举，要么都下跪？

拒绝合唱

生命的歌哭

“锄禾日当午”及其他

痛苦万状为哪桩——流行歌星脸谱印象

关于“外向型小说”的作法

人的寓言——关于《菊豆》的联想

走进自己的风景——赵际滦现代水墨画联想

所谓世纪末

终于过了青春期的美国

记住历史，记住苦难——从几本知青回忆录想到的(之一)

痛苦的相同与不同——从几本知青回忆录想到的(之二)

被割断和被误会的

艰难的理想和理想的艰难

不是因为自信

生活在“别处”？

妇女角色？

不同的人潮

李锐作品年表

好喝不过热汤面

临行前才知道，去斯德哥尔摩恰好和谌容同乘一个航班，出远门能有个伴儿当然高兴。见了面我告诉谌容有位眼科主任看了她的《人到中年》说：“这人起码有五年以上的眼科临床经验。”谌容就笑了：“我就看了点儿书，去医院呆了几天。”

一九八九年四五月间访问美国的时候，我只知道英文有二十六个字母，英语就是用这二十六个字母拼来拼去。急中生智就想了一个简便的办法，干脆一言以蔽之，就学一句：I don’t know English(我不懂英语)。说不懂也不全是事实，还记了一个单词：Orange juice(橘子汁)。于是从中国到美国除了空姐送的快餐之外，我就在飞机上喝了一路的orange juice，到了旧金山吃第一顿真正的美国饭，一咬牛肉牙倒了。和谌容在一起用不着出这种洋相，除了一般的会话之外，她好像精通所有关于食物的用语。SAS航空公司的服务是第一流的，一等舱的服务就更好。一路十小时的航程，空姐们不断微笑着把各种食物送到嘴边上：炸牛排、烤兔肉、煎鳕鱼，还有各式各样的面包、糕点、巧克力，然后就是法国香槟、白兰地、苏格兰威士忌、丹麦啤酒，再加上花花绿绿的各色果汁饮料。一路上我跟谌容学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的发音，等到下了飞机还是忘了怎么说。机舱里是一个秩序良好的饲养场，所有的肠胃都被填得满满的，填满了肚子的脑袋就都开始昏昏欲睡，空了一大半的一等舱显得有点冷清。我睡不着，便找了一个挨舷窗的位子坐下。浓厚的云海遮断了缥缈的视线，眼前只有一派高远单一的青蓝色，只有一颗高远单一的太阳，一切琐碎的都被抹去，都被这大手笔的抽象升华为纤尘不染的纯粹，一个饱食的俗人无意间走到’宇宙的门槛上，忽然就觉得有点不对头，有点坐不住。

十小时的航程中不断地向旅客们报告飞行状况，座舱前面的电视屏幕上，隔一会儿就闪出一幅色彩鲜艳的地图，一道弓形的弧线标示出飞行航线，然后就是一连串的数字，飞行高度：一万米，时速：八百七十公里，机外温度：-25℃，飞机位置：东经102度15分，北纬45度28分……沿着这条航线我渐渐地朝着从来没有到达过的高纬度，朝着接近北极圈的北纬60度线飞过去。因为有七个小时的时差，那天过了两个早晨两个中午。向西飞行十小时在哥本哈根转机，又向北飞了一小时才抵达斯德哥尔摩，领了行李走出机场的时候已是傍晚了，而且正下着雨。正走着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隔着晃动的人头看见马悦然教授挥着一只烟斗在笑。走过去才知道马教授的夫人陈宁祖女士、斯德哥尔摩大学汉语系主任罗德弼教授都来了。因为访问日程不同，谌容随罗教授走，我随马教授老两口回家。

陈宁祖女士是四川人，见了面就爽快地告诉我：“你以后就叫我宁祖，叫他悦然，这样简单。”我试了试，不行。只好还是按我的习惯叫她陈老师。马教授一路上兴致勃勃地跟我讲《厚土》，讲他最近刚刚读过的曹乃谦的短篇，说他非常喜欢，正打算翻译乃谦的小说。我惊讶他对中国大陆文坛了解得如此迅速，马教授笑了：“我必须读很多才能有选择，就这样也还是读不完，中国太大了。”

淅淅沥沥的秋雨把城市弄得怪伤心的，借着灯光我觉得过了一些桥，和一些模糊的尖屋顶。早晨还在北京的家里和大哥一块喝大米稀饭，吃豆沙包子，一眨眼，到了一个叫斯德哥尔摩的地方，走在许多金发碧眼的洋人中间。自访美之后两年来经历的许多事情，也一眨眼被七个时区的距离远远地隔开，不由得就觉得有些虚假，有些陌生。有一刻，就有点神不守舍，怔怔地看着雨刷把许多泪雨从车窗上抹下去，听着车轮溅起沙沙的水声。

进了屋门宁祖就系起围裙张罗着弄晚饭，并且说知道我在飞机上吃了一肚子“洋荤”，只做点清淡的。果然片刻工夫饭做好了，热腾腾的一碗鸡汤面，上面浮了一层翠绿的菜叶，桌子上摆了两盘炒菜。马教授笑吟吟地拿出两个酒杯来：

“今天我们一定要喝一点。我有茅台，有泸州大曲。”

碰响了酒杯，马教授又说：“非常高兴你能来。”

我把酒喝下去，我更高兴，能到这儿来对我是种意外。

因为还要返回城里的旅馆，宁祖要我们快点用餐。喝下一口热汤面，顿时觉得满肚子里乱七八糟的洋味道一下子都被理顺了。

宁祖问：“怎么样？”

我说：“到家了。”

P3-6

这是我的第一本随笔集。是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陆续写出来的，筛选出其中的七十余篇集成一册，也只有这薄薄的一本，二十余万字。这些文字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一九八九年以后写的。现在回想起来，之所以这几年才写起散文随笔，是因为忽然间有了写散文的情怀。这情怀不是因为闲适，不是因为散淡，更不是因为有了学问的余墨，而是因为欲说还休，因为一下子有许多如水的秋阳涌到心里来。

为了读起来方便，我把它们大致分为五辑：第一辑是游记，准确地说应当是因为游访而弓l出的感想。第二辑是序和跋，有为自己的书写的，也有为别人的书写的。第三辑是记人的，记别人也记自己；其中有关女儿的三篇也许可以拿下一两篇来，可我实在不舍。第四辑是文学随笔。第五辑是一些杂谈。

依我之见，一切好艺术和好文学都是在人类文明外套的极限之外，无意中碰破的伤口或无意中得到的欢乐。可现在满眼户斤见，到处是故意制造的伤口，到处是精心包装的美丽，凡是会背诵几句广告语的就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来谈论文学：专制的，陈腐的，油滑的，市侩的，永远“新”的，永远“后”的，永远站在“舶来”的船上不能上岸可又要指天画地的，永远面朝黄土死守祖业不承认有大海的，永远以人民币的面值衡量人生衡量艺术衡量一切的。声音之多，音调之杂，有如一个夏日的蛙塘。于是，又有人出来要大家以宽容之心容忍这一切，倾听这一切，接受这一切。时至今日，我实在想不出接受了一切苦难和丑恶的中国，还有什么是不能接受、不能容忍的。我也实在想不出可以接受容忍一切的人间天堂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想，作为社会行为的准则，宽容这个词和民主、自由一样，是用不着讨论的公理。可真正的问题是：如果你真是一个精神的信守者，如果你真是一个艺术的追求者，你必定不会是一个能发出各种音调的全频道的乖巧的收音机，你也必定不会拿十全大补一类的药方或者满汉全席一类的菜谱去哄人。在我们这个政治至上的社会里，不加界定不看对象的宽容，如果不是沦为特权者的同谋，也往往变成逃避者的盾牌。我不大明白，像这类南辕北辙离文学甚远的话题，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在文坛上刮起。再比如，近来有人提出了要坚守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对人的关怀，又有人提出要坚持“理想”，于是就有人说唱唱卡拉OK追追“星”其实挺好的，甚至有人干脆打出一面“平民主义”的大旗来。(顺便说一句，我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也不希望非得站成一排齐声朗诵，如果一定要选择一个主义才有发言权的话，我宁愿选择怀疑主义。)其实，凡俗生活的合理性也是用不着讨论的，如果把凡俗生活都视为精神之敌，都置之死地，那这个星球上就不该有活着的人了，没有活着的人，岂不是取消了一切讨论的可能和必要？在这里真正的问题是：肯定凡俗不是肯定庸俗，肯定市民不是肯定市侩。尤其是当权力和金钱合谋取消精神、淹没情感和良知的时候，无孔不入的庸俗，无利不趋也无耻之尤的市侩，是比权力和金钱的合谋更危险也更令人厌恶的东西。当此时，作为一个有自尊的人，你必然会有自己无法回避的取舍。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有人要为中国十几亿平民写小说。听罢此言，真是由衷地感到咱们这个文坛上言说的混乱。这样说话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文学之外，已经像是一句气话了。仔细想一想，真正的平民有谁需要别人替他去立言吗？而一心要为平民立言的人，一心以为可以给平民立言的人，他还是平民吗？动不动就声称要为十几亿人立言，这哪里还是平民敢去奢望的权威？在中国只有毛泽东才有过这种最高权威，对此，我们应该十分清醒，在经过了“文革”浩劫之后就更应该清醒。行文至此，除了言说的混乱而外，也真是感到言说的困难。我们为什么总是把文学之外的问题拉到文学里来认真地争吵，而又总是把文学自己的问题推给政治制度、推给文化传统、推给任何一个“新”的或是“后”的什么理论呢？我们什么时候能真的为文学争吵一次呢？面对着种种南辕北辙的“对话”，面对着种种黑白颠倒的争论，如果真的永远把自己的耳朵和嘴巴交出去宽容，交出去“站队”，你真不知道还要听到些什么又说出些什么来。

有鉴于此，我自己选择了——拒绝合唱。

李 锐

一几九五年八月七日于灯下，八日增改，

九日再增改，二十七日又增改

拒绝合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