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人普遍存在着信仰危机：作为国家未来的希望，年青一代思想空虚；作为制度的中坚力量，官员迷失方向，腐败势头没有得到遏制；社会失范，市场缺乏诚信，犯罪率时有上升；作为直接培养价值观念的渠道的学校、媒体等也遭到了严重侵蚀，弥漫着过分浓厚的商业气氛……

以挚爱的心灵和独特的视角，“价值中国——保罗访谈”——《世相》，关注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成功观、欲望观、财富观、慈善观、生存观、宽容观、挫折观！

以挚爱的心灵和独特的视角，“价值中国——保罗访谈”——《世相》，关注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成功观、欲望观、财富观、慈善观、生存观、宽容观、挫折观！

您将从书中了解到：中国人的成功观，中国人的欲望观，中国人的财富观，您将知道：各个阶层的中国人对于慈善所持的各种想法，“郁闷”这句现在中国很多人常有的口头禅，是否是一种病症呢……

前言 和而不同的多元价值

中国人的成功观

中国人的欲望观

中国人的财富观

中国人的慈善观

中国人的生存观

中国人的宽容观

中国人的挫折观

保罗：对，传统中所说的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然后再就是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再一个就是教育问题，大家都是希望望子成龙，然后就把孩子其他的兴趣都泯灭掉，全力以赴的来考大学。当然，这个背后也与当时的这种生活状况有关系，和人们的生活的压力都有关系。

石钟山：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关系。如果有一天假如说我们人口很少了，我们大学很多了，所有大学的校门都敞开了似的，都变成义务教育了，于是大家都觉得，用不着那么样去做了。于是大家都从仁做起。给你带来温馨幸福快乐的童年，然后你整个青年充满了一种浪漫和朦胧色彩，然后你走进校园，走向社会，你是一个完整的人，是一个健康的人。而现在，我们的孩子里出现了马加爵那样的问题。一个大学生，最后他狂暴地做了那样的事情，我觉得都跟我们给孩子从小的束缚、那种责任感、那种压力有一定关系，使他的人性变畸形了。

保罗：中国人讲的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我在日本待过一段时间，看他们电视里采访，也是问一些妈妈，你希望你的孩子将来长大干什么？我和几个中国的朋友我们就在聊，如果在中国，我们都可以想象，很多妈妈都会这样说的，希望我儿子将来成为一个知名的文学家、音乐家、工程师、科学家，或者是一个大官，或者是一个大商人等等。但是你知道那些日本的妈妈怎么说？她说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长大了以后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石钟山：这就是价值观。

保罗：对，你说这个观念，我们就觉得这个好像，这个目标太低了，没有雄心大志，没有野心，没有理想。

石钟山：他是只要能自食其力，能自己养活自己就OK了。

保罗：在西方，比如说在芬兰，在北欧，也是这样，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大口号，没有说我们长大要做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他做的就是很简单的。你比如说在家里边，吃饭应该怎么吃。怎么用刀，怎么用叉，你这个言行举止应该怎么样，在学校里应该怎么样，在公共场所不要乱扔垃圾，然后就是基本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这个排队秩序等等，很基本的，没有大道理。

石钟山：规范个人的基本行为，符合社会标准而已。

保罗：对，再一个，注重孩子个人的发展，他喜欢拉小提琴，那就让他拉小提琴；他喜欢数学，那就让他你好好学数学。我认识芬兰教育部的一个高官，他跟我说，他小时候经常和他哥哥打架。为什么呢？因为他哥哥数学很好，后来成为一个数学老师，而他数学特别不好。他哥哥就要教他数学，他就很逆反，他一辈子数学都不行。但数学不好，也并没有妨碍他在教育部做一个高官。我太太也是，遇上复杂一点的计算，她就得拿计算器。你说我们中国人，一看这个太笨了，这个实在太笨了。但我太太说，这机器能做的，我为什么要花时间精力去做呢？

机会是极难得的，但他具备三大成功的条件，那就是“像鹿一般会跑的腿，逛马路的闲工夫．和犹太人那样的耐性。

——巴尔扎克

石钟山：是的。因为我们人研究出机器，这个机器要服务于我们人类。作为教育学生的方式，比如说开发你的大脑潜能，做些各种各样的题，偏点、怪点的题。我觉得这是可以的。但是一旦我们把做题的技巧掌握之后，我们就不该再去劳神费力地算计那些东西，那样做就本末倒置了。我有一个朋友开了一个资产好几亿的大公司。有一次，他从一所北京的名牌大学招来一个研究生，这个研究生刚开始的时候在他那里实习，每个月给他1200块钱，实习三个月，看看他能干什么。三个月考察期结束后，我那朋友就对这位研究生说，我们这个单位不适合你，你去别处吧。你是名牌大学的研究生，肯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这个学生说，您让我做的我是做不了，你能不能给我换个职位。我那朋友就把他换到办公室，做做接待、公关什么的，但他还是做不了。老板就说，办公室你做不了的话，就只能做勤杂人员，做勤杂工了，这个学生说他也同意。工资从1200元降到800元，然后他就开始做勤杂工，天天拖地板，打扫卫生，打扫厕所，倒纸篓，就是这些工作。

和而不同的多元价值

The P1ural Values in tlae Harmonv of Diversitv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人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汽车洋房。但是，据中国卫生组织调查发现，享受现代丰富物质生活的人们，心里的快乐却越来越少。抑郁症的患病比例在逐年上升，这种现象在大城市尤其明显。大家都随着城市这个大机器在不停地运转着，漫无目的地活着，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心灵依靠。心灵家园的失落，让很多人迷失了自己。那么如何建立起自己心灵的家园？纵观人类的智慧，解决心灵归属最好的办法还是要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无论是哪种积极的价值观和信仰，终极目的都是追求人类的至真、至善和至美。那么，在经济转型期的中国，中国人在想什么？他们的价值追求又是什么呢？这些价值观和西方人的价值诉求又怎样形成碰撞和互补昵？

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以民族文化和生活习俗的方式得以延传，深刻地塑造和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而不同的包容性，成了国人思想的重要特点；但与之并行数千年的大一统帝国思想、鄙视夷蛮的唯我中华独尊的思想，也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特色和中国人的身份认同的核心因素。

经过近代中西文化碰撞，除去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之外，西方文明主要通过三大体系对中国发生了影响，一是犹太教与基督教(Judeo-Christian)的一神论文化，二是希腊罗马(Greco-Roman)的民主法制文化，三是英美强调社会组织的文化传统。但这种影响曾经是一个痛苦和暴力的过程，非理性的因素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色彩强烈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经过中国革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西方文明遭到了中国人的敌视，中国的民族主义得到了极大发展。

革命年代以来，追求解放和平等的革命思想、对敌人冷酷无情的仇恨思想、以牙还牙和以血还血的复仇思想，成了中国社会几十年来的核心价值观念。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引进了市场经济体制，社会的物质文明有了巨大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

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第一，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追求物质、崇拜金钱、看重世俗成功的趋势，逐渐成了社会价值观的唯一评判标准。在享受物质文明的过程中，人们逐渐意识到了物质的局限性，对精神文明产生了强烈的渴慕和追求。第二，传统价值观念的淡化促使国人再次思考民族文化认同和人生价值观的问题，传统的儒、释、道受到了今人的青睐，目前方兴未艾的国学热、祭祖热等就是这种表现，可是，在今天的社会里，中华传统能够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人们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第三，西方文明在全球化的时代对中国提出了新的挑战，除去其西方的利益保护主义之外，其中大量的带有普世主义价值的观念受到了国人的极大关注和欣赏。

在中国，大家经常提及的一句话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反映了国人缺乏对超越性的“天”和神圣性的“法”的信仰与尊重。

在先秦时代，中国人本来相信一元的人格化“上帝”，甲骨文和金文的文献都能证明这一点。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人们崇拜和信仰的对象慢慢地被“天”所取代；与“上帝”相比较，“天”的一元性仍在，但其人格性变得模糊了。到了孔子的《论语》时，老夫子就“不语怪、力、乱、神”“近鬼神而远之”，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关于生死问题回答学生说：“未知生焉知死。”自从秦始皇自称“皇帝”以来，“帝”也用来指称人的职位。由此而下，中国思想史上的“有神论”(theism)就变成“人文主义”(humanism)。超越的和形而上的“上帝”和“天”，就变成了非人格化的“天理”“天道”，最后成了从人间和社会中就可以找到的“理”和“性”了。人的自我意识逐渐增加，慢慢地人就取代了上帝，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自以为是者。与犹太-基督教文化传统相比，中国文化的最大危机是缺乏外在的、超越的、绝对的标准，没有一个“上帝”作为人们建立价值观的根基。在伦理和道德建设的倡议中，失去了实践的能力。因此，中国传统里的很多道德价值观念，在我们今天生活中的困境是，人找不到“行善”的“能力”。

中国人多年来一直强调“法”制，虽然中国自古就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但问题是，这种中华文化中自有的思想因素，从来就没有成为国人的“核心价值观”，而真正畅行于社会的往往是“刑不上大夫”的法制特权思想。因此，“法”在中国往往是统治者和立法者治理民众等被统治者的手段，既没有普遍性又缺乏神圣性。比较西方社会的“法”之概念，从其古希腊的来源而言，它从城邦制度而发展成了“契约”制度的准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协约与合同，带有普遍性和约束性。从其犹太．基督教来源而言，“法”是上帝与人类关系的准则，是上帝对人类的旨意和人类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带有神圣性。西方文明中“法”的这种普遍性和神圣性，能给人类提供极大的“动力”去执行。

理解了中西文明在“天”与“法”概念上的差异，我们就能更好地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价值观建设途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必要避免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特色的“我们老祖宗都有”的阿O精神。虽然很多思想观念的因素，在我们数千年的中国传统中都能找到蛛丝马迹，但这些因素是否曾经在国人思想中成为“核心价值观”，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现在中国流行着崇拜科学的风气，其实，这来源于1919年的五四传统。但“五四精神”到底是什么呢？

有人说，五四运动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旗帜也就应当是爱国主义。若然，则五四运动跟在它之前的禁烟运动、义和团运动、及在其之后的抗日救亡运动就没有多少区分了，甚至和古代历史上抗击外族的斗争也没有多大区别。毫无疑问，爱国是五四运动的重要内容，但爱国主义不是五四精神的核心，更不可能成为五四运动的精神旗帜。

有人说，“德先生”(Democracy民主)与“赛先生”(Science科学)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是民主与科学提出和实现的途径，理性精神、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与科学的内容。而所有这些，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

其中的“德先生”一直是中国人追求的目标，也是今天西方世界与中国发生冲突的领域之所在。这个问题我们暂且不谈。

关于“赛先生”(科学)的贡献，大家都有目共睹，今天我想主要谈谈“五四”的遗憾和“赛先生”给国人带来的误区。

第一，“赛先生”过分抬高了人的理性，以至于人们以为“人定胜天”。

凭着火热的激情，为了扫除封建旧礼教、旧文化，唤起国民的科学精神，五四的先锋们为之呐喊呼号、宣传批判不遗余力，真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摧枯拉朽，一往无前。到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几百万革命小将重新拿起批判的武器，向“四旧”全面开火，挖地三尺，玉石俱焚，其摧毁的力量不知要比五四运动厉害多少倍。然而随着“四旧”的“毁灭”，科学精神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专制和迷信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顶峰，民众的灵魂遭到史无前例的荼毒。

第二，人类的理性是有局限的。

有人说追求真理之人判断自己正误的最高标准是科学性。一是要符合事实，二是要符合逻辑。充其量再加上对社会负责的价值标准，即对社会有益。我们可以来反思，其一，什么是“符合事实”呢？事实中有自然和超自然之分、有物质和灵性之分、有理性和信仰之分，作为一门学科体系的学术的能力是有限的，无法完整客观地掌握其研究对象的“事实”。其二，什么是“符合逻辑”呢？归纳与演绎是形式逻辑的主要方法，但这两种方法都有局限性，因为归纳不可能掌握全部的事例，由此法得出的结论永远会遇到例外的挑战，因此需要不断的修改。而演绎则总是以某个预设作为前提来展开推理的，而这个预设的前提又是以归纳法从另一个逻辑推理程序中得出的，其自身就带有不可靠性。其三，什么是“对社会有益处”呢？这涉及价值判断和伦理问题，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中，对什么是“有益”的理解和标准并不相同，就是同在当代的汉语语境中，不同人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的观点。因此，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相对的，因为其判断标准是相对化的。这三个方面的局限表明，人类的真实生存状况就是处于“有限”之中，比较可能的态度，估计是抱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是在“知其不可而为之”地慢慢向真理靠近。若小恿识到这一点，想来“天均败之”。

第三，人常被自己的出发点所束缚而不自知。

为了理解人类理性的局限性，我们可以努力挖掘出，什么是指导人类科学研究的本质性“先存结构”或“理解前结构”中的“先见”(Vorurteil，prejudice)。自从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提出这个问题经过噶德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的发展以来，“先见”被认为是理解的先在条件，如果没有“先见”，理解就根本没有可能产生。所谓“先见”，“就是一种判断，它是在一切对于事情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要素被最后考察之前给予的”。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左倾”思想，中国当代学术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思潮是1980年代中后期的新启蒙运动，它秉承五四的科学精神、强调理性，上承70年代末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下启90年代的启蒙运动的分化以至于关注现代性问题。所谓“现代性”就是理性化过程，即脱离中世纪的神权世界，由人自己主宰自我的命运，人的理性代替超越性的意志，成为最终的行动合理性的过程。可是，80年代仍未能超越“五四”的思维方式和传统，仍然过分地高举理性的大旗。虽然90年代经历了启蒙的瓦解，但直到今天中国仍然不是后启蒙时代，而只能算是启蒙时代的后期，也就是说，现在的中国学术界已经注意到了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不足之处，但是它们仍然占据话语霸权地位，而且获得了官方的政治权力。因为启蒙运动是从个体反思的主体性出发来看待“先见”，因此就对之进行贬低和轻视。这种方法论给人以错觉，误使人以为历史是隶属于个人的。值得关注的是，自80年代以来中国兴起的启蒙运动，通过对西学的引介和对理性的推崇，开阔了一代人的视野、塑造了一代人的思维方式，这里的重要之处就是对“宗教”和“信仰”的重新关注和肯定。

总之，“赛先生”误导人们以为他能为大家带来真理。凡事、凡人若被戴上“不科学”的帽子，就彻底玩完了，一定会受到社会主流的批评。从哲学上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反思科学的副作用，其实“赛先生”的最大误区之一是以为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和解决，对形而上和精神领域的东西，采取了过分简单粗暴的“物理学”的处理方法。因此，今天我们全人类遇到了环境、能源等方面前所未有的挑战。

“赛先生”得出的所有结论，不一定都符合真理，这是其一。即使符合了真理，“赛先生”也没有能力说服和强迫大家都去遵守，这是其二。因此，除了“赛先生”，我们还需要精神的力量，这样才能确保“赛先生”发现的好东西会被用在正确的地方，否则，先进和现代只会成为贪婪者和权势者欺压弱小之人的武器。

我们需要抬头仰望星空，思索超越“形而下之器”，追寻“形而上之道”。不但想到有限的人生，而且想到永恒的天堂。这样，才有可能理解和面对人生。因此，“宗教信仰”被“赛先生”胡乱批判了这么多年之后，“赛先生”自己也快要走投无路了。

其实，在五四运动的时候，跟“德先生”和“赛先生”一起来到中国的还有很多其他人物，如“任小姐”(Ms．Responsibility，责任)、“和女士”(Ms．Reconciliation，和好)、“睡美人”(Miss Beauty，美)、“摩小姐”(Miss Morality，道德)和“劳先生”(Mr．Law，法律)。但是，由于“传统”(中国的儒家和西方的基督教)被过分地批判，以至于这几位“小姐、女士”和“先生”都没有能够在国人心中产生重大的影响，真正在神州大地上耀武扬威近百年的就是一枝独秀的“赛先生”。这是“五四”的令人遗憾之处。

“赛先生”的思维方式，既造就了很多丰功伟绩，也酿成了很多耸人听闻的灾难。相信科学是有能的，但它绝不是万能的，意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

四

中国现在正处于以物质主义和民族主义为主的多元价值观并行的状况之中。在经济发生巨大变化之时，若核心价值体系没有得到及时调整，二者之间的背离就可能引发信仰危机。正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王绍光教授所云，目前中国人的信仰危机主要有五个方面：作为国家未来的希望，年青一代思想空虚；作为制度的中坚力量，官员迷失方向，腐败势头没有得到遏制；巨大的社会转型中，许多无助焦虑之民众选择宗教信仰，但由于整个社会对宗教的研究、认识和了解不足，邪教有泛滥的可能；社会失范，市场缺乏诚信，犯罪率时有上升；作为直接培养价值观念的渠道的学校、媒体等也遭到了严重侵蚀，弥漫着过分浓厚的商业气氛。

可以说，核心价值观的迷失，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统一的核心价值观能够整合社会关心，反映社会生存的需求；缺少核心价值观，和谐社会就找不到主心骨。但是，“物质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否应该成为当代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

面对道德滑坡、社会失范、缺乏信仰等问题，中国政府已经正式倡建核心价值观。政府提出的政治文明、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八荣八耻、和谐世界、环境友好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等战略和政策，实际上都有整合社会价值观的考量。

汶川大地震夺走了近十万的生命、破坏了数千万人口的家园和财产、震碎了无数人的心灵。可是，自然灾害引起的苦难，唤醒了全球华人的灵魂、复生了相亲相爱的中华美德、为全球华人的民族主义情怀找到普世价值的落脚点。这就是以献血、献物、捐钱的形式，以作义工、虔诚祈祷的方法，为爱人助人的热情找到了具体实施的行动。这是中华民族重建价值观念的时刻，这是让我们每个人重新思考人生意义的时刻。在死亡和灾难面前，我们所面对的是人生的根本问题，即我们要活着，我们怎样活着，以及我们为什么活。

通过与嘉宾对二十多个价值观念的讨论，笔者努力发掘当代国人价值观的真实面貌。在电视节目的基础上，增加背景资料和点评而出版本书，笔者希冀探讨国人在核心价值观建设上的努力方向。因为价值观是我们为人做事的根本，中国当代人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后，我们的价值观有否改变呢？

笔者相信，“数千年的中国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各种宗教的文明传统”，应该是当代国人价值观建设的“三位一体”，即三个资料来源。

但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应该是是什么呢？应该是“和谐”而不是“冲突”，应该是“爱”而不是“恨”、应该是“付出”而不仅仅是“获得”。

黄保罗(Paulos Huang)  2008年6月于厦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