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是现代著名的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他的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本书收入了周作人先生的散文精品数十篇。

苦雨惆怅，苦茶清冽，苦竹朴拙；谈社会，谈理想，谈文明，揭开尘封岁月……全书共分读书与文章、自己的园地、关于评论、自己的思想等四辑。这些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各异，构思精巧，文笔精巧、内蕴深厚、风格恬淡，充分显示了周作人先生的文学功底及丰富的人生阅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及创作风格，非常值得一读。

周作人是现代著名的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本书收入了周作人先生的散文精品数十篇。全书共分读书与文章、自己的园地、关于评论、自己的思想等四辑。这些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各异，构思精巧，文笔精巧、内蕴深厚、风格恬淡，非常值得一读。

我怎么写起关于周作人的文章(代序)

第一辑·读书与文章

两个鬼的文章

过去的工作

我的杂学

我学国文的经验

自己的文章

美文

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

女子与读书

灯下读书论

读书的经验

谈文

再谈文

读禁书

闭户读书论

文章的放荡

入厕读书

我是猫

《论语》小记

论八股文

谈韩文

谈字学举隅

科学小说

鲁迅的文学修养

国语文学谈

第二辑·自己的园地

自己的园地

十堂笔谈

希腊之余光

希腊人的好学

谈日本文化书

儿童的书

第三辑·关于评论

新中国的女子

妇女运动与常识

女人骂街

关于贞女

天足

与友人论性道德书

蔼理斯的话

拥护《达生编》等

娼女礼赞

哑巴礼赞

麻醉礼赞

医师礼赞

笑赞

体罚

辩解

关于孟母

关于活埋

谈过癞

论万民伞

再论万民伞

论泄气

关于阿Q

男化女

刘香女

第四辑·自己的思想

中国的思想问题

思想革命

梦想之一

谈儒家

关于焚书坑儒

谈文字狱

养猪

上下身

我们的敌人

北大的支路

文艺上的异物

两个鬼

偶感

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

一年的长进

前门遇马队记

碰伤

吃烈士

闲话四则

教训之无用

我所写的文章都是小篇，所以篇数颇多，至于自己觉得满意的实在也没有，所以文章是自己的好，这句成语在我并不一定是确实的。人家看来不知道是如何?这似乎有两种说法。其一是说我所写的都是谈吃茶喝酒的小品文，是不革命的，要不得。其二又说可惜少写谈吃茶喝酒的文章，却爱讲那些顾亭林所谓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与文学离得太远。这两派对我的看法迥异，可是看重我的闲适的小文，在这一点上是意见相同的。我的确写了些闲适文章，但同时也写正经文章，而这正经文章里面更多地含有我的思想和意见，在自己更觉得有意义。甲派的朋友认定闲适文章做目标，至于别的文章一概不提，乙派则正相反，他明白看出这两类文章，却是赏识闲适的在正经文章之上。因为各人的爱好不同，原亦言之成理，我不好有甚么异议，但这一点说明似乎必要。我写闲适文章，确是吃茶喝酒似的，正经文章则仿佛是馒头或大米饭。在好些年前我做了一篇小文，说我的心中有两个鬼，一个是流氓鬼，一个是绅士鬼。这如说得好一点，也可以说叛徒与隐士，但也不必那么说，所以只说流氓与绅士就好了。我从民国八年在《每周评论》上写《祖先崇拜》和《思想革命》两篇文章以来，意见一直没有甚么改变，所主张的是革除三纲主义的伦理以及附属的旧礼教旧气节旧风化等等，这种态度当然不能为旧社会的士大夫所容，所以只可自承是流氓的。《谈虎集》上下两册中所收自《祖先崇拜》起，以至《永日集》的《闭户读书论》止，前后整十年间乱说的真不少，那时北京正在混乱黑暗时期，现在想起来，居然容得这些东西印出来，当局的宽大也总是难得的了。但是杂文的名誉虽然好，整天骂人虽然可以出气，久了也会餍足，而且我不主张反攻的，一件事来回地指摘论难，这种细巧工作非我所堪，所以天性不能改变，而兴趣则有转移，有时想写点闲适的所谓小品，聊以消遣，这便是绅士鬼出头来的时候了。话虽如此，这样的两个段落也并不分得清，有时是综错间隔的，在个人固然有此不同的嗜好，在工作上也可以说是调剂作用，所以要指定那个时期专写闲适或正经文章，实在是不可能的事。去年写过一篇《灯下读书论》，与十七年所写的《闭户读书论》相比，时间相隔十有六年，却是同样的正经文章，而在这中间写了不少零碎文字，性质很不一律，正是一个好例。民国十四年《雨天的书序》中说：

“我平素最讨厌的是道学家，岂知这正因为自己是一个道德家的缘故，我想破坏他们的伪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实却同时非意识地想建设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来。”三十三年《苦口甘口序》中又云：

“我一直不相信自己能写好文章，如或偶有可取，那么所可取者也当在于思想而不是文章。总之我是不会做所谓纯文学的。我写文章总是有所为，于是不免于积极，这个毛病大约有点近于吸大烟的瘾，虽力想戒除而甚不容易，但想戒的心也常有存在的。”这也可以算作一例，其间则相差有二十个年头了。我未尝不知道谦虚是美德，也曾努力想学，但又相信过谦也就是不诚实，所以有时不敢不直说，特别是自己觉得知之为知之的时候，虽然仿佛似乎不谦虚也是没有法子。自从《新青年》《每周评论》及《语丝》以来，不断地有所写作，我自信这于中国不是没意义的事，当时有陈独秀钱玄同鲁迅诸人也都尽力于这个方向，现今他们已经去世了，新起来的自当有人，不过我孤陋寡闻不曾知道。做这种工作并不是图甚么名与利，世评的好坏余不足计较，只要他认识得真，就好。我自己相信，我的反礼教思想是集合中外新旧思想而成的东西，是自己诚实的表现，也是对于本国真心的报谢，有如道士或狐所修炼得来的内丹，心想献出来，人家收受与否那是别一问题，总之在我是最贵重的贡献了。至于闲适的小品我未尝不写，却不是我主要的工作，如上文说过，只是为消遣或调剂之用，偶尔涉笔而已。外国的作品，如英吉利法兰西的随笔，日本的俳文以及中国的题跋笔记。平素也稍涉猎，很是爱好，不但爱诵，也想学了做，可是自己知道性情才力都不及，写不出这种文字，只有偶然撰作一二篇。使得思路笔调变换一下，有如饭后喝一杯浓普洱茶之类而已。这种文章材料难找，调理不易。其实材料原是遍地皆是，牛溲马勃只要使用得好，无不是极妙文料，这里便有作者的才情问题，实做起来没有空说这样容易了。我的学问根柢是儒家的，后来又加上些佛教的影响，平常的理想是中庸，布施度忍辱度的意思也颇喜欢，但是自己所信毕竟是神灭论与民为贵论，这便与诗趣相远，与先哲疾虚妄的精神合在一起，对于古来道德学问的传说发生怀疑，这样虽然对于名物很有兴趣，也总是赏鉴里混有批判，几篇《草木虫鱼》有的便是这种毛病，有的心想避免而生了别的毛病，即是平板单调。那种平淡而有情味的小品文我是向来仰慕，至今爱读，也是极想仿做的，可是如上文所述实力不够，一直未能写出一篇满意的东西来。以此与正经文章相比，那些文章也是同样写不好，但是原来不以文章为重，多少总已说得出我的思想来了，在我自己可以聊自满足的了。乙派以为闲适的文章更好，希望我多作，未免错认门面，有如云南火腿店带卖普洱茶，他便要求他专开茶栈，虽然原出好意，无奈栈房里没有这许多货色，摆设不起来，此种实情与苦衷亦期望友人予以谅解者也。以店而论，我这店是两个鬼品开的，而其股份与生意的分配究竟绅士鬼还只居其小部分，所以结果如此，亦正是为事实所限，无可如何也。

我不承认是文士，因为既不能写纯文学的文章，又最厌恶士流，即所谓清流名流者是也。中国的士大夫的遗传性是言行不一致，所作的事是做八股、吸鸦片、玩小脚、争权夺利。却是满口的礼教气节，如大花脸说白，不再怕脸红。振古如斯，于今为烈。人生到此，吾辈真以摆脱士籍，降于堕贫为荣幸矣。我又深自欣幸的是凡所言必由衷，非是自己真实相信以为当然的事理不敢说，而且说了的话也有些努力实行。这个我自己觉得是值得自夸的。其实这样的做也只是人之常道，有如人不学狗叫或去咬干矢橛，算不得甚么奇事，然而在现今却不得不当作奇事说，这样算来我的自夸也就很是可怜的了。我平常自己知道思想知识极是平凡，精神也还健全，不至于发疯打人或自大称王，可是近来仔细省察，乃觉得谦逊与自信同时并进，难道真将成为自大狂了么?假如这样下去。我很忧虑会使得我堕落。俗语云，无鸟村里蝙蝠称王。蝙蝠本何足道。可哀的是无鸟村耳，而蝙蝠乃幸或不幸而生于如是村，悲哉悲哉，蝙蝠如竟代燕雀而处于村之堂屋，则诚为蝙蝠与村的最大不幸矣。

P3-6

约近二十年来，我发表了一些有关周作人研究的文章，出版情况如下——

1.《周作人概观》，《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86年第4期、第5期连载；同年8月，又以小册子形式在湖南人民出版社的《骆驼丛书》中出版。

2.《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周作人概观》一篇包括在此书之内)，1993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3.《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增订本)，2001年12月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我怎么写起这些文章来的呢?

远在抗战以前，我读初中的时候，课外阅读了一些新文学的书，差不多包括了各个流派代表作家的代表作。没有人辅导，自己琢磨比较的结果，最喜欢的是周氏兄弟。尽管他们的思想之深刻，学识之渊博，远不是一个初中学生所能懂，还是喜欢。正因此，抗战时期，我作为一个热心抗战救亡的青年，对周作人的公然附逆特别痛恨，不想再读也没有机会再读到他的书。抗战胜利后，流亡人民纷纷出四川返家之际，我欲归不得，有几个月困处川南一座空山，和同样困处在此的台静农先生比邻而居。他是周作人的学生，曾经在周作人附逆消息传到大后方之时，和另外两个周作人的学生(好像是魏建功、李霁野)各写了一篇声讨文章，在《抗战文艺》杂志上发表，合为一个特辑，标题日《“谢本师”周作人》。“谢本师”的典故出自章太炎，他首先对俞曲园“谢本师”；后来周作人对章太炎“谢本师”;这回是第三代“谢本师”，典故用得很巧妙。好像也有人不满，说周作人丧失民族大节，与俞曲园、章太炎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今天不应该还承认周作人为“本师”，也有人说本师是历史事实，无须回避，正因其是事实，所以才要“谢”之，这些是当时文坛上很著名的事。台静农先生有一本周作人的《瓜豆集》，是他在抗战初期流亡途中买的。我没有见过这本书，借来读了，其纸张、排印、装订之美，使得八年惯见战时土纸书的我耳目一新，反正困闲中无他事可做，便翻来覆去细细读了，才发现自己对于周作人文章的爱好仍然不减，或者比少年时期更能领略。

20世纪50年代，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本职是中国古典文学编辑，业余仍然喜欢杂览，恰好出版社资料科所藏周作人的散文集很齐全，我全都借出阅读过，更肯定了对于他的文章的爱好。到了“百花齐放”方针开始提出时，我曾经请问过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先生：我社出不出周作人的书?他肯定地说是要出的，不过要到适当的时候。接着“反右”“文革”，自然一切无从谈起了。“文革”未完，雪峰先生便以“摘帽右派”的身份辞世。

20世纪50年代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确要出周作人的选集了。大约1984年，或者1983年，其时我早已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老友牛汉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部主任，他早就知道我对周作人有兴趣，特地来找我，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同香港三联书店合作出版一套名家选集，其中有周作人选集，要我写序言。他说，现在可以放开来写，你要怎么写就怎么写。我答应了，请他把人民文学出版社所藏的周作人的散文集全借出来，还是我20世纪50年代借阅过的，不过已经遗失一种。我这回阅读，和上次不同，平生第一次做卡片，整个读完，把卡片整理整理，大意有了，便写了起来，于1986年4月19日写成，一数，竟然有六万字。原来听说这套选本每种只是十万字左右，当然不可能用上六万字的序，只好向牛汉打个招呼，序言交不了卷了。大概时间隔得太久，情况有了变化，他没有再追问，后来那个周作人的选集究竟出了没有，用了什么序言，我至今也不知道。我写成的这篇长文，得找地方发表，试投《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总编辑李学昆先生毅然决定采用。然后，湖南人民出版社又有兴趣将此文出单行本，收入他们的《骆驼丛书》。这个情况，居然有些像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那是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史》，请梁启超作序。梁启超以清代学术史与欧洲文艺复兴史相比较，写得太长，不好用作序，只好另以《清代学术概论》之名单行出版。梁氏此书成为学术名著，我的小册子哪敢相提并论？但经过情况却这么类似，自思也不禁失笑。

用“文革”语言来说，以上就是我那些关于周作人的文章的“炮制”过程，那么照“文革”的例，接着就该追“黑后台”。这不难找，就在《胡乔木书信集》里面，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致严文井(一九八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文井同志：

我写信给你，可不知你的身体怎样，能否回我的信，这是很抱歉的。反正你不能写信就请别人代写吧。(君宜同志我也不知她身体怎么样。)

我写信的目的是希望有同志给我介绍两三部专写“文化大革命”的好的长篇小说。我看了一部《将军吟》，觉得很好，作者大概还会继续写下去(人文可否告诉我作者的工作单位，通信地址和略历?)，《一个女囚的自述》我也看了。但是我还不能就此对近几年写这一题材的长篇作出什么判断。个人见闻太有限，因此想求援于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管当代文学的同志们，这当然不是说限于人文祉出版的。或者别的专家以成。如果肯把书借给我看更好，不过这个问题不大，我都可以设法买到或借到的。祝好!

胡乔木

八月三十一日

人文编辑出版现代文学作品时，不知是否已考虑：李健吾、杨晦、冯文炳、师陀。周作人散文选似也可以考虑，但要写一篇好的序。

据铅印件排印。

《胡乔木书信集》569～570页

原来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周作人散文选，要有一篇好的序言，主意是来自胡乔木。不仅此也，还有佐证：

九一年五月十一日黄裳先生来信告诉我：去冬乔木来沪，一次谈天，谈及周作人，他自称为“护法”。并告当年吾兄呈请重刊周书事，最后到他那里，他不顾别人反对批准的。谈来兴趣盎然。从此我便对乔木有了一种好感……后来秦人路同志又给我看过楼适夷同志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也说到乔木和周作人：“五二年我调入我社(指人民文学出版社)任职以后，记得胡乔木同志在中南海，曾召我谈话约二小时，是专谈周的。他认为周是有功于新文化运动，在文学上饱学博识，为国内难得人才，出版社应予以重视，好好照顾他的生活待遇与工作条件。还说，过一段时间，可以出版他的旧作。”……

钟叔河：《周作人散文编年全集编者前言(初稿)》，

载《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12期

原来胡乔木是这样公然以周作人的“护法”自居，1952年便明确肯定周作人“有功于新文化运动”，面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楼适夷“好好照顾他的生活待遇与工作条件。过一段时间，可以出版他的旧作”。人民文学出版社“文革”前贯彻了胡乔木的指示，在周作人自己积极的配合下，约他做了许多有益的翻译和编著工作，“文革”停顿，“文革”后1984年终于落实了散文选出版的计划，回顾前程，历历可数。

可是还不止此。按照“文革”的老例可以再往上追：这样大的“护法”后面是不是直通某个司令部呢?我们再向《胡乔木书信集》里面搜索，于是吓你一跳，赫然发现：

致毛泽东(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主席：

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给你，辩白自己，要求不要没收他的房屋(作为逆产)，不当他是汉奸。他另又写了一封给周扬，现一并送上。

我的意见是：他应当彻底认错，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他的房屋可另行解决(事实上北京地方法院也并未准备把他赶走)。他现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周扬亦同此意。当否请示。敬礼

乔木

二月二十四日

周总理处也谈过，周作人给他的信因传阅失查他并未看到。

据胡乔木手稿排印。

《胡乔木书信集》61页

注4毛泽东于二月二十四日在胡乔木的信件上批示：“照办。”

同上62页

“后台”竟然追到了这里，恐怕任何造反派都要相顾失色，默然而散。这样的追查事实上当然不曾有过。可是我每回想自己的事，这些年来写出这些文章究竟因何而起?自己也有些摸不到头脑。及至《胡乔木书信集》出版，我才算彻底弄清楚了。

断定研究周作人就等于为周作人翻案，就是出于某种不堪告人的私心，这些年来我已经听到不少这样的呵斥。现在我并不是拉出胡乔木这把大红伞来为自己分谤，只是由此联想到一个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问题。

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本来是两个，政治上的左右和艺术上的优劣本来不是一回事，政治左而艺术劣，艺术优而政治右，都有可能。但是整个20世纪是政治斗争激烈尖锐的世纪，卷入斗争旋涡中的人们，很容易凭政治上的好恶决定艺术好恶。于是周作人的附逆一段历史当然使他长期被屏弃于中国新文学史之外。但是，他的艺术成就太高，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贡献太大，稍稍了解中国新文学情况者无不熟悉，不是因其一段附逆历史就能一笔勾销的。胡乔木在政治思想上是“左”的代表人物，连他都这么以周作人的“护法”自居，非常典型地表现出新时期的风向开始回归常识，论文艺而摆脱政治的束缚逐渐形成气候。周作人、张爱玲等逐渐进入读者和研究者的视野，更是顺理成章的事。我不过是这个气候已经形成之下的后知后觉的追随者，谈不上什么贡献。

周作人研究今天还在起步阶段，归根到底，读他的文章才是第一要义。已经出版过一些好的全集和选集，现在天津教育出版社约我编选了这套选集，我应该在书首交代一下自己读知堂散文的历程，或可帮助读者更清醒地把握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领略知堂散文的真味。

2007年9月2日，舒芜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