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王陵墓是唐代丧葬文化的代表和集中体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王朝的兴盛和衰亡过程。本书以文献资料为依据，以考古发现的实物史料为佐证，以唐代帝王皇位的更迭和主要历史事件为主轴线,将有助于您了解唐王朝从盛到衰的原因及其发展过程。

唐代帝王陵墓是唐王朝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发展的缩影。它是唐代丧葬文化的代表和集中体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王朝的兴盛和衰亡过程。

本书以文献资料为依据，以考古发现的实物史料为佐证，以唐代帝王皇位的更迭和主要历史事件为主轴线，从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和社会学的不同角度出发，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唯物史观的理论思想为指导，钩沉索隐，考核稽实，历史地、系统地阐述了唐代帝王陵墓的体制特点及其发生、发展和盛衰演变的过程，并对陵园石雕艺术品，陪葬制度以及陵墓主人的历史地位和功过，作了广泛深入的探讨，融资料性、学术性、知识性于一体。图文并茂，语言流畅，它将有助于您了解唐王朝从盛到衰的原因及其发展过程。

一、唐高祖献陵

(一)唐王朝的创立者——李渊

(二)陵墓与陵园

  1陵园位置、形制和营筑规模

  2陵园石刻 

(三)陪葬墓

  1分布情况

  2陪葬墓主人及墓葬发掘情况

二、唐太宗昭陵

(一)一代英主——李世民

(二)陵墓、陵园及其礼制建筑

  1陵墓位置、名称与陵园形制

  2礼制建筑

(三)陵园石刻

  1昭陵六骏

  2十四国酋长石刻像

(四)陪葬墓

  1分布情况

  2著名陪葬者及其墓葬发掘情况

三、唐高宗与武则天乾陵

(一)守成天子唐高宗与一代女皇武则天

(二)陵墓、陵园及礼制建筑

  1陵墓位置与名称辩正

  2陵园礼制建筑及其勘探发掘

  3陵园内城墙基及门阙的勘探发掘

  4乾陵玄宫是否被盗及隧道的勘探发掘

(三)陵园石刻

  1司马道石刻

  2述圣纪碑

  3无字碑

  4六十一蕃臣石像

  5石狮

(四)陪葬墓

  1分布情况

  2陪葬墓主人及墓葬发掘情况

四、唐中宗定陵

(一)和事天子唐中宗——李显

(二)陵墓与陵园

  1陵墓位置、陵园形制和营筑规模

  2陵园石刻 

(三)陪葬墓

五、唐睿宗桥陵

(一)明智聪睿的让位天子——李旦

(二)陵墓和陵园

  1陵墓位置和地宫埏道的勘探试掘

  2陵园规模及其建筑

(三)陵园石刻

(四)陪葬墓

六、唐玄宗泰陵

(一)成于忧患、败于安乐的唐明皇——李隆基

(二)陵墓和陵园

  1陵墓位置和陵园规模

  2陵园石刻

(三)陪葬墓

七、唐肃宗建陵

(一)平乱天子唐肃宗——李亨

(二)陵墓位置和陵园规模

  1陵墓位置

  2陵园规模

(三)陵园石刻

  1陵园石蹲狮

  2司马道石刻 

(四)陪葬墓

八、唐代宗元陵

(一)生不逢时的唐代宗——李豫

(二)陵墓和陵园

(三)陪葬墓

九、唐德宗崇陵

(一)立志改革的唐德宗——李适

(二)陵墓与陵园

  1陵墓位置和陵园规模

  2陵园石刻 

(三)陪葬墓

十、唐顺宗丰陵

(一)短命天子唐顺宗——李诵

(二)陵墓与陵园

(三)陪葬墓

十一、唐宪宗景陵

(一)“中兴之主”唐宪宗——李纯

(二)陵墓与陵园

  1陵墓位置与陵园规模

  2陵园石刻

(三)陪葬墓

十二、唐穆宗光陵

(一)游幸无常的败家皇帝——李恒

(二)陵墓与陵园

  1陵墓位置和陵园规模

  2陵园石刻

(三)陪葬墓

十三、唐敬宗庄陵

(一)一代鞠迷唐敬宗——李湛

(二)陵墓位置与陵园石刻

  1陵墓位置

  2陵园石刻

(三)陪葬墓

十四、唐文宗章陵

(一)“甘露之变”与唐文宗——李昂

(二)陵墓位置和陵园现状

(三)陪葬墓

十五、唐武宗端陵

(一)抑佛崇道的唐武宗——李炎

(二)陵墓位置与陵园现状

(三)陵园石刻

(四)陪葬墓

十六、唐宣宗贞陵

(一)复兴天子唐宣宗——李忱

(二)陵墓位置与陵园建筑

  1陵墓位置

  2陵园建筑

(三)陵园石刻

十七、唐懿宗简陵

(一)骄奢淫佚、忠佞不分的唐懿宗——李濯

(二)陵墓位置与陵园规模

(三)陵园石刻

  1四门石狮

  2神道石刻

十八、惟一发掘的唐代帝王陵——唐僖宗靖陵

(一)童昏、逃难的唐僖宗——李儇

(二)陵墓位置与陵园建筑

(三)陵园石刻

(四)靖陵地宫发掘情况

十九、其它唐陵

(一)唐昭宗李晔和陵

(二)唐哀帝李祝温陵

(三)孝敬皇帝李弘恭陵

(四)孝明高皇后杨氏顺陵

(五)让皇帝李宪惠陵

(六)唐太祖李虎永康陵

(七)唐世祖李晒兴宁陵

附录

一、唐代帝王世系表

二、唐朝皇帝庙号、姓名、年号、谥号、陵名一览表

三、唐十八陵基本情况一览表

四、唐十八陵原置石刻和现存石刻一览表

五、乾陵六十一尊蕃臣石像已知36人情况一览表

六、昭陵陪葬墓中已确定墓主名份者一览表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1.陵园位置、形制和营筑规模

献陵陵园，位于陕西三原县城东北约20公里处的徐木原上(今徐木乡永合村东北、秦窑村北、代庄东及富平县南庄村南)。1956年8月6日，陕西省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25日，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徐木原在唐代称为万寿原(一说白鹿原)，地形平坦，视野开阔，海拔500米左右。献陵位于徐木原东西居中位置，陵西侧4公里处有高祖的第十一代孙唐武宗李炎的端陵，再往西6.5公里处有武宗的长兄唐敬宗李湛的庄陵。陵东7.5公里处为西汉太上呈刘惴(刘邦之父，字执嘉)的万年陵(位于今，艋潼县谭家乡昌平村与富平县吕村乡姚村交界处，此地海拔450米左右)，献陵筑于汉太上皇陵西邻，“志归栎阳”(《唐大诏令集》卷11《神尧遗诏》)，当与李狮l晚年的太上皇地位有关系。

关于献陵陵园制度和营筑规模，高祖李渊遗诏：“其陵园制度，务从俭约，斟酌汉魏，以为规矩。”(《唐大诏令集》卷11)太宗诏定山陵制度，令依汉长陵(西汉高祖刘邦陵)故事，务在崇厚。秘书监虞世南上封事日：“臣闻古之圣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显，珍宝具物，以厚其亲。然审而言之，高坟厚垄，珍物必备，此适所以为亲之累，非日孝也。是以深思远虑，安于菲薄，以为长久万世之计。割其常情以定之耳。昔汉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费甚多。谏议大夫刘向上书日：‘孝文帝居霸陵，凄怆悲怀，顾谓群臣日：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纶絮断陈漆其问，岂可动哉?’张释之进日：‘使其中有可欲，虽固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释之所言，为无穷计也。孝文悟焉，遂以薄葬。又汉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贡赋，以一分入山陵。武帝历年长久，比葬，陵中不复容物，……其后至更始之败，赤眉(西汉末年樊崇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人长安，破茂陵取物，犹不能尽。无故聚敛百姓，为盗之用，甚无谓也。魏文帝于首阳东为寿陵，作终制，其略云：‘昔尧葬寿陵，因山为体，无树无封，无立寝殿园邑，为棺椁足以藏骨，为衣衾足以朽肉。吾营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世之后不知其处。无藏金玉铜铁，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忘之国，是无不掘之墓。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乃烧取玉匣金镂，骸骨并尽，岂不重痛哉!’……汉文霸陵，既因山势，虽不起坟，自然高敞。今之所卜，地势既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陈周制，为三仞之坟。其方中制度，事事减少。事竞之日，刻石于陵侧，书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须，皆以瓦木，合于礼文。一不得用金银铜铁，使后世子孙，并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庙，岂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以霸陵。今为坟垄，又以长陵为法，恐非所宜。伏愿深览古今，为长久之虑。”书奏不报。世南又上疏日：“汉家即位之初，便营陵坟，近者十余岁，远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已(以)数月之间而造数十年之事，其于人力亦已劳矣。”又有公卿上奏：请遵遗诏，务从节俭。太宗乃谓中书侍郎岑文本日：“朕欲一如遗诏，但臣子之心，不忍顿为俭素。如欲称朕崇厚之志，复恐百世之后不免有废毁之忧。朕为此不能自决。卿等平章，必令得所，勿置朕于不孝之地。”并以虞世南所奏封事，付所司详议以闻。司空房玄龄等议日：“谨按(西汉)高祖长陵高九丈，(东汉)光武(帝原)陵高六丈，汉文魏文并不封不树，因山为陵。窃以为长陵制度，过为宏侈。二丈立规，又伤矫俗。光武中兴明主，多依典故。遵为成式。实谓攸宜。伏愿仰遵顾命，俯顺礼经。”(《唐会要·陵议》卷20)太宗听从了朝臣的建议，以原陵之制修建献陵。

今考，献陵陵冢现存高度与上述记载基本一致，陵冢封土为陵(冢)，呈覆斗形，陵台高19米，底部东西长139米，南北长110米，顶部东西长30米，南北长10米。夯土而筑，层次明显，夯层厚12至20厘米不等。陵园平面略呈方形，东西78l米，南北710米。内城四周墙垣东西467米，南北470米。四神墙正对陵台处各辟一门，以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神命名。陵台在陵园内东西居中，与南神门和北神门均间距180米，距青龙门130米，距白虎门198米。文献记载，陵园内陵台南曾有寝宫、献殿等建筑(《旧唐书·礼仪志》卷25)，以后寝宫移出陵园(《旧唐书·崔损传》卷136)。因此，《长安志》载：“献陵封内二十里，下宫去陵五里。”现存下宫遗址东西长120米，南北宽100米。史载，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十一月，农民起义军的烈火曾焚毁献陵建筑。北宋时曾略加修建。《金石萃编》收录之《大宋新修唐高祖皇帝庙之碑》是为佐证。 2.陵园石刻 献陵陵园内原有石刻为：四神门外各有石虎1对；南门外长达357米的神道两侧有华表(石望柱)1对、石犀牛1对、石人(或称翁仲)等，两列间距41.2米。陵园现存石刻12件。

石虎

石虎是献陵石刻中的杰出作品。陵园四神门外4.50米处各置石虎1对，左右分列。四对石虎现存5个，大小、形制相同。石虎身长2.38～2.6米，高约1.80米，胸宽约1.00米。身躯浑圆，姿态凝重，虎头硕大，颈粗短，背平阔，四肢伫立，垂尾，腹下镂空。四足与石座相连。整个造型凶悍，令人望而生畏。其中，南门外东侧石虎身长2.48米，高1.70米，胸宽0.85米；石座长2.34米，宽1.14米，厚0.25米，保存完好，并于1959年迁至陕西省博物馆(今西安碑林博物馆)石刻室展出。东侧石虎颈下刻有“武德十年九月十一日石匠小汤二记”铭文。查《旧唐书·高祖本纪》(卷1)和《太宗本纪下》(卷3)皆记，李渊于贞观九年(635)五月庚子驾崩，同年十月庚寅葬于献陵。《唐会要·陵议》(卷20)又有献陵“事竞之日，刻石于陵侧”之语，因此，有人认为，石匠误将“贞观九年”刻成“武德十年”。但从史实和文献记载来看，笔者以为将“贞观九年”误刻成“武德十年”的可能性很小。文献所载“事竟之日，刻石于陵侧”的用意是“书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使后世子孙，并皆遵奉。”这条铭文恐为李渊生前营建陵寝之佐证，工匠未能意识到或在年号改换之前已经将石虎雕制完成。

虎为百兽之王。《说文》载“虎为山兽之君臣”。献陵设置石虎，可能是借兽君(王)之威以辟邪镇恶。P3-8

今年初，乾陵博物馆刘向阳同志，将他完成的《唐代帝王陵墓》书稿示余征求意见，一寸厚16开本的书稿和它那沉甸甸丰富的内涵，使我为之惊喜!这是继陈安利同志《唐十八陵》问世后的又一部关于唐帝王陵研究的力作。这说明我省青年学子，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弘扬大唐雄风和进而促进西部大开发的时代感与责任心，令人欣慰!

刘向阳同志是一个讷于言而敏于事、且有发展潜力的年轻学者，自供职于乾陵博物馆后，在其位而谋其事，即倾心于唐帝王陵资料的搜集和研究工作。身居梁山之麓，而行踪遍于田野古垒之间，摩沙鉴古，积数年之功而终成洋洋数十万言之《唐代帝王陵墓》宏卷一册，殊堪赞许。

我详细地阅读了书稿全文，并倾听了作者关于他写作本书的目的和意旨的谈论，深知他为此书付出的艰辛思虑和功力，是可贵而可嘉的，也是纯正而感人的。在《唐代帝王陵墓》中，作者是以大量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并以考古发现的实物史料为佐证，以唐代帝王皇位的更迭和主要历史事件为主轴线，并从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和社会学等不同角度出发，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唯物史观的理论思想为指导，钩沉索隐，考核稽实，历史地、系统地阐述了唐代帝王陵墓的体制特点及其发生、发展和盛衰演变的过程，并对陵园石雕艺术品，陪葬制度以及陵墓主人的历史地位和功过，作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是融资料性、学术性、知识性于一体的富涵教育思维和科学史观的历史知识读本，内容翔实，条理清晰，论述精辟，是一部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的专著。

作者对帝王陵墓的营建，特别是封建社会高度发达的唐王朝时期，营造国之圣典的“万年寿域”的社会历史意义，作了较深刻的陈述：在那个历史时期，作为君权制度标志性的陵墓建造，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成就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中古时代中国丧葬文化的集中表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帝国兴衰更迭的历史过程。唐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兴隆时期的典型代表，基于她那雄厚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基础营建起来的帝王陵寝，从文化史角度讲，是这一时期文化水平综合的卓越成就，代表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文化艺术水平；从中国陵墓营建史的角度讲，唐陵的建制和唐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样，是中国封建社会帝陵营建的第二个高峰，奠定了中国帝王陵墓的基本体制和模式。在有唐一代的不同历史时期，随国力之盛衰与时势之变化，其陵制之形制内涵也基本体现了这一模式和规律。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即中西文化关系而言，她是当时中国和西方世界文化互惠交流的载体，包涵着珍贵的中西方文化资料，《唐代帝王陵墓》一书，聚精荟萃地给我们浓缩了这一史程的精华，丰富了历史研究的内涵和范围。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并取得成果以发展中国文化最辉煌的历史时代。研究、保护和开发唐陵资源，对我们今日的改革开放、西部开发有不可忽视的借鉴作用：既可以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于世界，也可以广通各国以汲取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以促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抓住机遇，与时奋进，就可以为西部开发这一创造性的历史活动，注入活力。

本书在陕西出版的唐陵研究论著中，比较起来，它是较为完备的一部专著，并有所深化和扩展。

第一，它包括了所有唐代皇帝并与皇帝相关的帝陵级的陵墓在内。在陕西言唐陵，即指“唐十八陵”，这是指埋在陕西境内的正式帝陵而言。唐代称帝的有20位皇帝，其中昭帝和陵和哀帝温陵，分别营造在河南偃师和山东荷泽，本书都包括在内。此外还将与唐王室有关，而后追封也按帝陵营造和对待的五座陵：即太祖李虎的永康陵、世祖李晒的兴宁陵、孝敬皇帝李弘的恭陵、让皇帝李宪的惠陵和武则天母亲杨氏的顺陵，这些陵都是以准帝陵规格营建。特别是杨氏顺陵，其规模和内涵，远远超过十八陵中的一些帝陵，较为逊级的是惠陵，作者认为这些陵墓都应列入唐陵研究之内，这样唐陵应为25座，在陕西境内的为22座，并作了全面的论述和考证。  第二，作者对唐陵的形制体制及其特点的渊源、演变和历史定位作了介述：

唐陵是继承汉陵的体制而发展下来的，它是中国封建时代皇陵发展从土陵到山陵定制的过渡时期。汉代的皇陵均为积土为陵，所谓“高坟厚垅，珍物毕备”，都建在渭河两岸的第一道黄土原上，这种“高坟厚垅”实则是将地上宫殿浓缩在高坟之下的厚垅之中而成地下宫室建筑，唐代初期即承其遗续。分散在各地的汉代的诸侯王陵，多依山为陵，籍山势，凿洞窟以营寝宫。太宗时，自选昭陵陵址，取依山为陵，即取凿山穿穴以营寝宫，其意旨：一是为了俭约，二是要达到“奸盗息心”的目的。我想这可能是自汉末，经魏晋六朝之变乱后，至唐代，积土为陵的皇陵多遭盗劫破坏，而各地的诸侯王山陵保存完好的这一历史经验的启示而采取的措施。

因山为陵，是从太宗营昭陵开始，至高宗与则天皇后之营乾陵始成定制，并从此奠定了后世山陵体制之基本模式。关中唐十八陵中有14座依山为陵，所以它是唐陵建制的主体和主流。

关中唐代山陵是集山川灵秀与文化蕴含相融铸而成的一部大手笔的历史杰作。自然界鬼斧神工的造化，给关中渭北高原的南沿，自乾县至蒲城广袤三百余里的750至1200米高程之间，形成了一道曲折蜿蜒形貌独特的山丘形胜。山峦相望，群峰竞秀，在西部沟壑深谷之间，崭成一个个排立或相连的巍峨、峭拔的锥状山峰，而东部则由多条突起的山脊和山梁相联缀而成展翅飞翔的凤翦，这一组组优美、峻秀颇富风水理念的自然形胜，被唐统治者选作营造“万年寿域”的山陵。以都城长安为中心，以102度的视角向东西两翼分布。这里背依桥山，前临秦川，经泾、渭而南与大明宫相属望，体现了唐帝王山陵的巍峨、威严、肃穆与唐王朝的博大胸怀和宏阔气势。

第三，唐陵结构分三个部分：即山陵主体、陵园和陪葬墓区，作者将每一部分的形制、特点及相关设施和标志型纪念建筑物等作了周详而扼要的考述：

因山为陵的营造，是以自然的山峰和凤翦形的山体为依托，在其山腰或凤脊和腹心部分穿埏道以营寝宫，放置棺椁及随葬品，工程浩大，封闭严密后围绕山体以筑陵园。

唐代帝王陵园，仿京都长安城的格局设计，内营诸多楼阁组成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这是唐陵的一大特点。陵园依陵山体势，座北朝南，与京城相仿，南北中轴线分东西两部对称布局，兆域内的玄宫、神道和乳台至鹊台之间依次作三级台阶状，应属风水中的三台山之兆。陵寝所在的玄宫偏北，四周夯筑内外两重城垣，内城四面各开一门，平面形状以山势而定，呈不规则的多边形，东、西、南三门方位较正规，正对玄宫，北门因地形而筑，方位不正；积土为陵的陵园为正方形，内城四门正对陵台。

唐太宗在为其父高祖制定陵寝规制时，也沿袭了汉代特允皇亲重臣随葬皇陵的陪葬制度，作为“义同舟楫”、“克成鸿业”的恩宠和赏赐。在皇陵旁建立了庞大的陪葬墓群，作为帝陵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依例：对陪葬者要赏赐葬地，给东园秘器，并由官家提供丧葬费用。其后并允自请陪葬，并允其子孙沿袭卒f}葬。从史籍及考古发掘中获知：陪葬者多为皇室亲王、妃嫔、公主、重臣、将相及忠顺的蕃邦将领。陪葬体制有严格的规制，其地位和规格，依死者生前的嫡庶亲疏关系、品位高低、功勋次第，给予不同的礼遇。少数“号墓为陵”或依山为陵者，较为优厚高大。这种陪葬墓，也具体而微地建有墓园，树立华表和人物动物雕像，对特别有贡献的大臣，如李勋死后，高宗就极备哀荣，特加恩宠，仿汉卫、霍故事，修山陵以像阴山、铁山、乌德犍山以崇其对社稷之功勋。这种陪葬制度以初盛唐为隆盛，中晚唐稍逊而逐渐消失。据现在了解，陪葬献陵的为52座，昭陵最多为194座，乾陵17座，桥陵10余座，泰陵仅高力士1座。

唐陵建置的另一部分，也是唐陵的特点之一，是陵园及其四门之外和神道两侧列陈各类硕大的石雕群像，上承六朝而有所发展，这些雕像有圆雕、浮雕和线雕三种，其题材之广、数量之多、雕刻技艺之精，都远远超过前代。自献陵始，经昭陵而至乾陵遂成定制。这群石雕被誉为“唐代石刻艺术的露天展览馆”。作者从石雕种类、特点、组合的发展变化，对不同人物、动物和标志性纪念物的名称给以考实，并为树王者之威德和以彰吉祥辟邪之涵义作了详确的历史论述，揭示其随着唐代国势之兴盛、衰微，其各种载体之形体与工艺由精大到粗小的演化之迹，反映了有唐一代由盛转衰的境况。如初盛唐时代显其高大魁梧，威武雄壮，富有开拓精神的雄伟气势，中唐时代则雍容华贵，生气活泼，赋有完美高雅的艺术风格，晚期则表现为粗小简陋而又草率的衰败景象，这是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形势之变化相依为托的。读者只要见其原物或将所陈诸史迹遗物作以比较即可释然于心了。

唐陵的又一个特点是陵域广阔、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像“历代诸皇陵之冠”的乾陵，陵园内城东墙长1582米，西墙长1438米，南北墙各长1450米，面积约230万平方米。城内有献殿、偏房、回廊、楼阁、碑亭及朝臣画像祠堂、下宫等辉煌建筑378间。占地面积也大，昭陵和贞陵周围60公里，乾陵40公里，泰陵38公里，其他13个陵都是20公里左右，以积土为陵的献陵最小仅10公里，其陵周之大小和建筑之多少与其国势之兴衰是相关联的。其规模之宏伟即世界亦罕有其比。

本书的重要内涵之一，是作者用重墨书写了与陵墓有关的历史人物、事件及其演化过程。以其可读性、趣味性和体系的完整性，将人们吸引到历史事件发展的过程之中。作者将唐代将近三百年的历史整合起来，以人繁事，分成不同的时段、场面和过程，在相关的章节中具体而活现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在这里，作者依学术规范、史论体例，在特定的历史框架中，将帝王作为独特的历史形象，置于唐史长河的波渑云濡之中加以评说，从纷繁错杂的历史事件中，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史实，结合与陵墓主人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时代与个人、政治与情感、亲情与权力、背景与心理等诸多因素揉合在一起，了解它复杂的轨迹，考其演化脉络，寻绎它的发展规律，真切而规律地反映这一历史时代的图景。在这个历史画卷里：

1．你可以从历史事件或人物的生动事迹的描述中，取得史鉴性的教育功能：这些像明君贤臣相谐治理下的升平盛世足可资以厚德敦行的那些嘉言懿行。作者在叙述帝王的生平事迹时，特别重现他在政绩、治术和有关德行方面的优长之处，将其有益于民、嘉惠于世的德行叙录其中，既可明治乱得失之道，亦可昭炯戒以明世则，如白居易对太宗功业之赞颂词；新罗乐浪郡王金贞德送给高宗的《太平颂》；特别是魏征病逝后，太宗那种顿失“人镜”之痛感，李劫与高宗君臣之义与手足腹心之情结，以及狄仁杰等60贤臣祠堂之建立与表彰等设施，都一再说明。在当时尊贤重业、重才尚德的优良传统下，所以能创造开元天宝盛世，际此，亦可知其所以致之之由了。

2．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而取得硕果的一个时代，在丧葬文化中也充分的体现出来。唐代所以能创造一个繁荣鼎盛的治世，也是她的亲亲抚远的民族和睦政策取得的成果之一。唐初除对皇亲重臣陪葬外，还对邻近国家亲善的首领雕像以侍陵右，“庶敦追远之义，以申罔极之怀”，太宗陵上的十四尊蕃酋像、高宗陵上的六十一尊蕃酋像，都是怀德远来崇拜圣朝的活生生事例，表现出四海升平八方来朝的隆盛景象。唐代不修长城，而以德威作长城以固社稷。所以唐太宗曾讥讽：隋炀帝不用贤良安抚边疆，而修长城以御外患，实出下策，他用李勋治并州，广布德威，回纥闻之远遁，他自得地说：这样“内可以息寇治世，外可以协和万邦，岂不远胜修长城耶”。

3．从社会发展动力之一的内部斗争而言，有唐一代表现的也是十分典型而剧烈的，几乎贯穿于唐政权发展的全过程之中；唐代初期表现为皇室内部的传位之争和权臣与官宦之间的权力之争，如玄武门之变、武后篡权、韦后事件及甘露之变等一系列骨肉相残、血风腥雨的酷烈斗争，演出了一幕幕人间悲剧，这些刀光剑影交融在社会发展但不协调的协助曲中。作者在谈到最后两个皇帝，即昭帝和陵和哀帝温陵时，侧重说了这个斗争的最后一幕，即李唐衰退的凄惨景况。这时，李唐衰退之象已显，正是朝臣、宦官和藩镇三者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实际是争夺江山的斗争，作者较详细的叙述了错宗复杂的政权更迭的斗争情况和过程。这个时期，昭宗虽有力挽狂澜、重振唐纲之意志，然大势已去，无可奈何花落去，作者以陵墓为依托，在此，对唐王朝的兴衰史划上了一个句号。

作者对历史上存疑而有争议的问题，像无字碑的存在及其功能作了辩证，历史上对武则天合葬乾陵及其功过之评议均存在争议，武则天是一位颇富时慧，既识时势而又能驾驭局势的女杰，在她秉政的数十年中，转唐为周，而后又去周复唐，终保全节，其历史地位和社会舆论必有争议，自是意料中事。从碑迹遗存看，当时有碑文而未刻，其原因，作者认为中宗碍于朝议之争而未能上石之论当是。研究乾陵多年的宋继超先生说：他已搜集考证得碑文全文，我想在他发表后，我们当知时人对武后之公议了。

作者根据自己调查研究所掌握的资料，对一些难以确定的问题提出质疑，如众所传诵座落在曹州的哀帝温陵，今无一物可以为证，而附近何姓人家却当自，己祖坟扫墓祭祀，究竟何属，需要进一步勘查考证。

本书的一个优长之处，是对相关的山川形胜、陵园景观、石刻造像及史建遗迹和出土文物，配以精美的照片和插图，以图证史，图文并茂，史论兼集，使中国古代“左图右史”的优良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配以现代化的影像艺术，更能显示其深邃的历史意蕴，以直观真实的生动形象，当会取到更好的教育效果，必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欢迎。

本书最后附录了有关唐陵的六条重要资料以作查考：唐代世系；各代皇帝的陵名、庙号、年号、谥号；关中十八陵的建陵时间、地址、形制、大小和陪葬墓数量；各陵原置和现存石雕的数目、名称；乾陵六十一蕃酋石像群已知36人情况所及有关资料；昭陵陪葬墓中已确定墓主身份名录等，为读者查阅及研究参考十分方便，使唐陵有关资料备此一览无遗。

四

“关中胜迹，唐陵最著”，《唐代帝王陵墓》的显世和《唐十八陵》的问世一样，将会引起社会各界对唐代帝陵的更大关注。这些有关唐陵论著的出版，不论学界还是广大读者无疑都会增加和重视对唐陵的研究、开发和利用的巨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历史考古的范畴而言，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始于汉而盛于唐。历史地说，唐代是中国走向并认识世界(东方和西方)。也是世界正视和认识中国，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契机，才使中国文明奠定了在东方文明史发展中的主导地位。

考古工作者的锄头，使那些埋藏在各种文化载体中的曾在中外文明长河中闪耀出奇光异彩的文化创造不断地出土而显耀于世，增加了西方文化在这一历史行程中的内涵和重力。从这一史实来说，中国文明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或者说中国文明中包含了西方世界文明中极其珍贵的文化创造品。这些文化品多保存或埋藏在唐文明史迹中，特别是唐帝王陵之中。从这一角度考虑，唐帝王陵的研究是世界性的课题，而且含盖较广的与唐文化相并存并有联系的东西方文化中的世界性课题，有重要的国际地位，这也是人们重视唐帝王陵研究的要旨之一。

正因为如此，唐代帝王陵的调查、发掘和研究，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巨大而艰巨的系列工程和重要研究课题。自建国始，党和国家领导人和考古文物界前辈，都很重视并关注这一工程的进展情况。陕西地区的同志，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方面作了一些调查、试掘、发掘和研究工作：不同层级地勘查了唐十八陵，特别对乾陵、昭陵和桥陵等作了较深入的勘查试掘工作，发掘了数十座贵族陪葬墓，试掘了乾陵墓道，并发掘了最近被盗劫的靖陵和惠陵，都取得了重大成果，积累起一大宗珍贵的史料，使我们对唐陵有了较多的认识，并使这一工作进入了理性 的研究阶段：即进行有关唐陵的体制、内涵和意义的研究，标志 着这一新的研究时代的开始——研究、开发和利用。本书正是在 这一时代面世，它的出版必将有助于人们对现在唐陵工作的理解 和支持。

我想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日益发展，西部开发的巨大进展，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层探索使趋同异化的分野日益明显之际，唐陵 的文化资源会日益显示愈来愈重要和需要。我想那时，会有时代巨臂作好这一篇开发利用的大文章的。对我们有志于唐陵、唐文化研究的年轻朋友来说，还是锲而不舍的勤奋努力，抓住机遇，与时俱进，以创新的开拓意识，把我们的研究水平提到一个新的 高度，以适应时代赋予的即将到来的更大的光荣使命。

  1987年7月，我从学校毕业，有幸被分回家乡乾县乾陵博物馆工作。乾陵是唐王朝第三代皇帝高宗李治和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合葬陵，陵园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有“历代诸皇陵之冠”和唐代石刻艺术的露天展览馆的美誉。工作之暇，我常漫步于广阔的陵园之中，徜徉于硕大林立的石雕刻群中。每每登临那巍峨耸立的山陵之巅，或置身于那精美绝伦的石雕刻群中，我时常被那山陵的巍巍雄姿和众多硕大石刻的磅礴气势所震撼、所惊叹、所折服：乾陵是大唐帝国强盛的缩影，是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象征。诚如一位学者所言：“真古迹使人流恋之处，在于它历经沧桑直至如今，在它身边生活，你会觉得历史至今还活着。”无数次心灵的震撼，使我对中国古代帝王陵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选定陕西境内的唐代帝王陵作为自己考察探讨的目标。

此后的十余年间，我便利用节假日、出差和一切可能的机会去考察陕西境内的唐陵，同时查阅有关唐代帝陵的论著，收集有关唐陵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为自己日后的学习、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97年4月，我与樊英峰先生合著的《乾陵文物史迹述丛》书稿送交陕西旅游出版社审查出版，期间多次与贵社副总编马珂老师就陕西境内的文物旅游资源进行探讨，深感没有一本融资料性、学术性和知识性为一体的能全面了解陕西唐代帝王陵的专著，便不自量力，萌发了编写这本小册子的念头。我将自己的想法谈与时任乾陵博物馆副馆长的樊英峰先生和昭陵博物馆副研究员陈志谦先生，得到了他俩的极大赞同和支持。特别是樊英峰先生将自己收集的有关唐代帝陵的资料和盘托出，帮助我对所有的资料去粗取精，并就研究内容和撰写大纲进行了多次磋商修改。诚然，对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唐王朝帝王陵墓的研究不是一个人的能力所能完成的，好在几代先贤们对唐十八陵进行过大量的调查和研究，使得撰写一本较能全面反映唐代帝陵的小册子成为可能。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除自己实地考察唐陵外，尽可能地吸收了先贤们的调查资料和研究成果。这里，对本书引用过的书籍和文章的作者，无论是注明了的，或是未注明的都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这本小册子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始终得到乾陵博物馆原馆长吴志毅先生，党委书记、副馆长马文廷先生和馆长、副研究员樊英峰先生等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唐帝王陵研究室主任、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在百忙中审读了全部书稿，并为本书作序；樊英峰先生和昭陵博物馆副研究员陈志谦先生提供了大量的珍贵资料，并在百忙中审改了部分书稿；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隋唐室主任、研究员张建林先生，《考古与文物》编辑部主任、副研究员姜捷先生受石兴邦先生之嘱审订了全部书稿；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室主任王原茵先生、礼泉县文物旅游局副局长张志攀先生、昭陵博物馆副馆长李浪涛先生、副馆长胡元超先生、兴平市文物旅游局副局长解家福先生、三原县文物局副局长王天喜先生、蒲城县博物馆副馆长马文良先生、河南省偃师市政协刘志清先生等提供了本书需要的部分照片并为我考察所在境内的唐陵提供了方便。乾陵博物馆业务部侯晓斌同志为本书绘制了墨线图稿和表格；乾陵打字部李小梅、张群同志帮助录校书稿。在此，对所有帮助我的领导、师长、同学、朋友、同仁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在这里，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和妻子，是他们给我提供了充裕的时间，使我在工作之余能够得以安心研究和写作。

由于自己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讹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如果这本小册子能对大家了解、游览唐代帝陵，能对唐陵研究者提供帮助，以期抛砖引玉，并能对陕西的文物旅游事业做出一点贡献，那将是笔者的莫大欣慰。

刘向阳

2003年9月

于乾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