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接见的第一批外宾是谁？尼克松对北京的访问如何打乱了一个普通的家庭的生活？王明居然担任过新中国的第一任“立法大臣”？王朔在当兵时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桩桩往事，由周大伟给你娓娓道来。相信，总有一些往事能把你打动。

这本书收集了作者周大伟近两年来的随笔作品，它们是作者这些年里日积月累的思考记录。作者希望通过这些文字，包括对那些人物和故事的叙述，可以帮助人们在传统文明和现代世界秩序的缝隙中，看到中国自身法律在价值、制度以及技术层面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976：朱莉娅·尼克松的北京往事

走近中国：美国总统的奥德赛

皇帝的新衣：来自北京老胡同的吊诡

谁是佟柔？

乐观与悲观之间：陈凯歌、黄健中遭遇法门

1945～1950：新中国建国前后担任过“立法大臣”的王明

经济法：一道困扰中国法学界的难题

1985～1987：《技术合同法》制定中的悬念种种

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中的司法原则和判例——来自美国的经验和中国的实践

从海滨公园里私家别墅想到的法律问题

我的战友王朔：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故事

学院、医院和法院：现代圣殿中的未竟之业

文化和政治背景的冲突

读过朱莉娅访华回忆录的中国人，大概会不约而同地得出一个结论：朱莉娅辜负了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给予他们的盛情款待。其实，这个结论是轻率的。人们很容易忽略其中由于两国文化以及政治背景差异导致的冲突和尴尬。

朱莉娅在回忆录中提到，那天深夜在中南海的书房里，毛泽东曾主动开始回答那些可能在西方社会流传的悬念。毛泽东大概也知道眼前这对美国年轻人所接受的教育背景，他对朱莉娅说：其实，我们并不像你们想得那样可怕。我们并不杀人。我们也能宽恕犯过错误的人们。我们最近就原谅了一些国民党分子。毛泽东指的是1975年夏天前后刚刚被特赦释放的一批在国共内战期间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不过，毛泽东的话并没有打消朱莉娅脑子里的疑问。相反，她倒觉得毛的话充满了滑稽和讽刺意味。她不知道从哪里听说，“大约有2600万人在毛泽东领导下的红色中国遭到镇压”。

在访问中国的日子里，朱莉娅几乎完全不能理解中国人对家庭生活和亲情关系的忽略。在欢送他们去上海访问的宴会上，黄镇主任对朱莉娅夫妇说：“毛主席很关心你们的旅行，他把你们当成自己的家庭成员一样。”然而，朱莉娅却对这句足以使任何一个中国人热泪盈眶的话语充满疑虑。她觉得，这句话并不真实。在美国人看来，“家庭成员”这个字眼是不可以随意使用的，其中一定要包含足够的亲情。她在回忆录中质疑说，既然你把我视为你的家庭成员，那你总应该把你家里的其他家庭成员介绍给我吧！可是在访问中国期间，包括和毛泽东本人见面时，没有任何人提及毛泽东家庭中的妻子儿女。当她在私下询问王海容女士：“听说你和毛泽东是亲戚，是吗？”王海容一脸的不高兴，她表情冷淡，未置可否地回答说：“有人是这么说的！”

在酒会上，黄镇大使回忆起6个月前他在加州拜会辞职后的尼克松时的情景。他提到尼克松当时讲过的一句话：“当我离开(白宫)办公室后，我才发现谁是我真正的朋友。”黄镇然后动情地对朱莉娅说：“我们是不会忘记老朋友的。”朱莉娅注意到，中方译员在翻译这句话时眼睛里似乎含着泪水。经历了片刻感动后，朱莉娅又“清醒”了。她在书中写道：“对于我父亲这个老朋友，估计中国人大概不会忘记了。可是对于他们自己的老朋友呢？比如1951年的高岗，1966年的刘少奇和1971年的林彪。这些毛泽东的老朋友，今天都在哪里呢？”

朱莉娅在回忆录中写到，在中国旅行的日子里，她和她的丈夫这两个美国人像是被空降到了另一个星球上一样：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沉闷而毫无幽默感的国度。每天晚上9点半左右，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关门睡觉了。和芝加哥的规模大小相当的北京城，在黑黑的夜幕中，静谧得像一个中世纪的农场。尽管当时的毛泽东还主张不停地“斗争”(一个月前他还说：“8亿人，不斗行吗？”)，不过，在朱莉娅夫妇一路访问过的中国城市里，他们当时没有发现毛泽东所执意要坚持的“继续革命”会再次引发1966年时的紧张气氛的可能。朱莉娅的感觉是准确和细腻的。的确，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即便是当初最激进的人们，也似乎感到疲惫了。再这样“斗”下去，大家都要去喝西北风了。

在朱莉娅夫妇心目里，中国人的生命过程是粗糙的。他们不仅不怕苦，而且不怕死。天晓得她从哪里听到一个传闻：“从1949年以来，中国一直为这个国家的存亡而斗争着。这个国家有足够的人，但没有足够的枪。以至于在1951年的朝鲜战场上，只有第一排的人才有枪，跟在后面一排的人捡起前一排倒下的同志的枪，像波浪起伏般前进。”这个传说显然是极其离奇和荒诞的。

在这个神秘而封闭的国度里，朱莉娅和她的丈夫显然是在用一套纯西方式的文化优越感来审视他们在中国看到的一切。

朱莉娅问黄镇大使，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他喜欢哪一家中国餐馆的菜？从黄镇大使的回答中，她吃惊地发现，这些中国外交官们几乎从来没有去大使馆以外的中国餐馆吃过饭。朱莉娅无法想象，黄镇大使这些外交官当时在西方世界中行动的极不自由。当然，其中还有中国外交官们由于外汇短缺带来的拘谨和尴尬。不过，朱莉娅却注意到，在中国政府每天的宴席上却常常摆满了太多的美昧食品。作为一个从美国来的贵族小姐，她和她的丈夫都感到有点太挥霍浪费了。

由此，人们可能会得出结论：由于中美之间政治和文化的鸿沟，朱莉娅的批评和讥讽已经苛刻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不过，如果我们愿意冷静下来思索一番，大概也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到一些自身文化的缺憾和那个经济贫困年月的窘状。

在中美关系问题方面，朱莉娅始终带有美国人固有的优越感。她认为，尼克松是在中国面临苏联巨大军事威胁的形势下来中国访问的。他的这一选择有可能会激怒俄国人并直接面临1972年5月美苏首脑会谈被取消的风险。为此毛泽东自然会对尼克松充满感激之情。其实，直到今天，包括朱莉娅在内的不少美国人依旧固执地认为，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签署，是美国人帮了中国人的大忙，它使中国人的安全得到了保障，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被俄国人吞并的危险。中国人应当寻求美国的保护。有证据表明，美国官方上层也有此类见解。朱莉娅显然不愿意多谈美国当初深陷越南战争泥潭的惨状，也不愿意谈到美国与前苏联争夺远东利益的迫切需要。在冷战时期，中美两国到底谁需要谁更多一些？到底谁帮谁的忙更多一些？今天看来，这显然是个不值得进一步展开讨论的问题。

朱莉娅在回忆录中甚至认为中国人如此重视他们的这次访问，显然不完全是因为毛泽东和她父亲之间的私人情谊。中国人期望利用他们的这次访问向华盛顿发出信息：中美关系能够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朱莉娅写道：“在中国，我们只是持非外交护照的私人旅客。然而，中国政府却让我们带回家一个紧迫的信息：要警惕苏联帝国主义的贪婪扩张之手。中国人或许过高估计了我和我的丈夫传递这个信息的能力。”P9-13

周君大伟，一个挺普通的名字，后来大概是为了在外国生活的方便，他又取了个谐音的英文名字——David(大卫)，也挺普通的。不过，两个普通的名字能够自然地合为一体，这偶然中也就体现出几许特别。或许，这种特别就应该使他的名字颠倒——从“大伟”变成“伟大”？我想，现在还难下定论。不过，他在这本随笔集中确实谈及了一些堪称“伟大”的人物，而该书的书名也着实勾起我心底的一些“北京往事”。

大伟君是我读研究生时的同窗。那时的中国人民大学还没有法学院，只有法律系，研究生教育也远远不如现在的规模。我们那一届硕士研究生只有22人，而且几乎90%都是男生。在这班同学中，大伟君似乎从很多角度来看都属于“中间分子”。首先，他的年龄居中。我们班里有些学生已过而立之年且已为人父母，一入学就被同窗尊为“老”；有些学生则二十出头，刚开始涉足恋爱生活，自然被同窗称为“小”；大伟君既不适于称“老”也不适于称“小”，只能称“大”，因此倒保留了自身的名号。其次，他的身材居中。在我们班的同学中，他算不上人高马大，但也算不得身材矮小，属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那一类。再次，他的口才居中。我们班里有几位口才极佳语速极快的“侃爷”，也有几位不善言辞十分内秀的书生。大伟君平时的言语不是很多，语速也不是很快，但是决非沉默寡言之人，而且言谈中往往会流露出几分狡黠的幽默。他看上去有些文质彬彬，但骨子里并不是特別有书生气的人。最后，他的运动习性居中。由于研究生各有自己的专业领域，所以体育活动便成为联系大家生活的重要纽带。我们班很有几位热爱体育运动的人——包括本人，足球篮球排球样样“精通”，但是也有笃信“君子动口不动手”之原则而从不参与体育运动的人。大伟君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偶尔也会在排球场或足球场上看到他的身影。总之，在我的印象中，他不是一个极端或偏激的人，而是一个可上可下能左能右的人。至于学业方面，虽然我们的研究领域不同，但是我感觉他很有才华很有思想，而且知识丰富见多识广，日后定能成为大有造诣的学者。

当时，我们班的男生都住在人大校园东南角的“东风楼”二层的东头。那是一个属于我们班的相对独立的空间，因此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在每天的大多数时间里，这条走廊都是非常安静的。除上课与运动之外，多数同学会到图书馆或阅览室去看书，少数同学习惯在宿舍里自习。但是每到晚上11点钟的时候，走廊里便逐渐活跃起来。外出学习的人相继归来，留守自习的人也纷纷出屋。大家或举着一杯清茶，或端着一盆冒着热气的方便面，站在走廊里谈论着各种严肃或不严肃、专业或不专业的话题。有人给这项活动起了个十分雅致的名称一“午夜走廊沙龙”，尽管大家的穿着都很不雅——多数人只穿背心裤衩，有人甚至光着脊梁。“沙龙”结束之后，有的人便上床睡觉了，有的人还会利用夜深人静之际再苦读一段时间。

逢年过节的时候，或者遇到特别事件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节走廊的西端挂上窗帘，再把各自房间里的书桌搬出来摆成一条长案，形成一个狭长的“餐厅”。然后用大家凑起来的“闲钱”买些菜食和装在暖水瓶中的散装啤酒，聚会共餐。当然，那三位稀罕的女生也是座上嘉宾。席间，我们会找出各种名目进行饮酒对抗赛或擂台赛，如“南北大战”(以走廊为界)、“三刑战两法”(刑法刑诉刑侦对抗法理和宪法)、“人大还是法大”(人大毕业的学生挑战法大毕业的学生)等，经常会战得人仰马翻天昏地暗。记得有一次过年，时任法律系主任的高铭暄教授还亲临我们的“酒宴”，坐在走廊里接受大家的敬酒并送给我们一些诚挚的教诲。顺便说一句，大伟君的酒量在我们班也属于中等水平。

毕业那年，因为法律系需要教师，所以我们班的绝大多数都留校任教了。虽然这些年“走失”了将近一半，但是留守至今的仍然不少，如法理的朱力宇和张曙光、宪法的胡锦光、刑法的黄京平、经济法的王欣新、诉讼法的陈卫东和刘刚，当然还有我。大伟君当时也留校了，但是没有留在法律系，而是留在法学所，主要从事研究工作。后来，我们相继去了美国。不过，我在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之后，就回国继续教书，而大伟君则留在了美国。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一直没有见到他，只听说他在美国经商，而且已经相当“发达”。我的心中不免有些遗憾，因为我觉得像他这样有才华的人不应该离开法律人的队伍，不应该放弃法学专业。再后来，他又回到了北京，准确地说是把主要的工作时间和空间定位在北京，于是我们又有了见面的机会，大多是在老同学聚会的餐桌旁。

大约是在2004年的冬天，由于我在为山东人民出版社主编《法学家茶座》，就约他在闲暇时写一些法学的杂文或随笔。我本以为他会忙于商务而无此闲情逸致，但是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他给《法学家茶座》写的第一篇文章——《从海滨公园里私家别墅想到的法律问题》，发表在2005年7月出版的第8辑《法学家茶座》上。从那以后，我便不断地收到他写的文章，并相继发表在《法学家茶座》上。我渐渐发现，大伟君在步人商界这么多年之后，仍然在心底保留丁关于法律的思考，而且有心地积累了许多颇有价值的写作素材。我觉得，他还是一个法律人——至少是半个！

为此，我诚挚地向读者推荐大伟君的这本既有情趣也有思想的随笔集。在这里，我也套用他的战友王朔的一句名言——在这本书里，一半是商界的海水，一半是法学的火焰！那么，最后究竟是海水熄灭了火焰还是火焰烧干了海水？请读者自己到书中去寻找答案。

何家弘

于北京世纪城痴醒斋

我诚挚地向读者推荐大伟君的这本既有情趣也有思想的随笔集。在这里，我也套用他的战友王朔的一句名言——在这本书里，一半是商界的海水，一半是法学的火焰！那么，最后究竟是海水熄灭了火焰还是火焰烧干了海水？请读者自己到书中去寻找答案。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

周大伟是《法学家茶座》的老作者了。他的文章，既有周国平式的细腻文笔，又有王朔式的调侃，还不乏王小波式的冷幽默。此外，更可贵的是，在他的字里行间，处处包含着热切的人文关怀。

——《法学家茶座》编辑李岱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