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变幻,朝代兴替,本书从浩繁的卷帙中精选了历代100位宰相,上起先秦的伊尹,下迄清季的张之洞。100位宰相,100段永世鲜活感人的传奇故事。
他们与其说是为国效劳,还不如说是为皇帝效劳。他们既要看皇上的眼色曲意承上,又要“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既要心存社稷,又必须“枉顾左右而言它”;他们既是帝师,又是奴仆;既要为虎作伥,弃道德如敝屣,又小心翼翼,稍有不慎,自己也就成了祭坛上的牺牲品。
本书虽不能反映历代宰相的全貌,但可通过窥一斑而知全貌,使读者一睹昔日帝国的辉煌与破败,活现良宰贤相与佞臣奸相之真容,以彰其形、其志、其人,同时更为了以史为鉴,以古人为鉴,沿着历史的足迹,去探求他们神秘、传奇故事背后的真相。
宰相是帝师,宰相也是奴仆,他们被称为是天使与恶魔的混合体。
在书中,有卖官鬻爵,阿谀奉承,兴一朝之浊浪的佞臣身后的秘密;有才干超群,上承圣意,下庇寒士的贤相忠君治政的故事;也有功成身退,淡泊名利,激流勇退的智者心中深不可测的诡秘;更有那两袖清风,直言敢谏,万世流芳i的良臣置项上人头于不顾的忠勇和魄力。
姜子牙——辅佐文武两代贤王的
开周名相
姜子牙又名吕尚,东海海滨人。他的祖先曾经辅佐禹治理大水,因功封于吕,所以以吕为氏,而他的姓则是姜。中国古代的姓是母系氏族的产物,所以“姓”即“女生”,后来在一个姓中又以男性为主有了氏,到春秋战国以后,氏越来越多,姓和氏逐渐合二为一,就是现在所说的姓氏。
吕尚因为在周初做过太师,被尊称为“师尚父”,因而得名“吕尚”。因为《封神演义》的影响,大部分人都喜欢称他为姜子牙。
吕尚曾经非常穷困,年纪很大了,还常到渭水之滨垂钓。一天,文王将出外狩猎,占卜到:“捕获的不是龙、不是虎,也不是罴,而是独霸天下的辅臣。”于是,文王西出狩猎,果然遇吕尚于小溪之上。两人谈论之后,文王大喜,说:“我的祖先曾经预言说:‘将来会有圣人到达周邦,帮助周国振兴。’难道说的就是您吗?我的祖先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于是称吕尚为“太公望”,立为周之国师。这就是太公垂钓的故事。
不久,商纣王怀疑周文王欲图谋商的天下,于是将周文王拘捕在都城的监狱里。这时,吕尚就广求天下美女和奇玩珍宝,献给纣王,赎出了文王。
文王归国后,便与吕尚暗地里谋划如何倾覆商朝政权。为此,吕尚策划出许多兵家谋略和新奇妙计,由于这个原因,后人言及兵家权谋都首推吕尚,他便成了兵家的始祖,或称鼻祖。
文王去世,武王即位。过了九年,开始发扬光大文王的事业。为了探察诸侯是否会集而东讨商国,吕尚率领一支军队出行,按预先的约定与其他诸侯国在孟津会师。吕尚左手拿着黄钺,右手拿着白旄宣誓说:“各方诸侯,带领你们的军队和你们的舟船,齐来汇集,逾期不到,将兴师屠戮。”他率军队到达孟津时,来会集的诸侯竟然有八百之多,可见当时周国的威望之高。当时的诸侯国都很小,商朝国土中竞达1800多个。后来的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是在兼并混战中形成的较大的诸侯国。
又过了两年,商纣王杀了比干,囚禁了萁子。武王要伐纣王,但占卜结果却不吉利,而且兵未出行,又遇到暴风雨。众大臣都很恐惧,只有吕尚坚持出兵,他说那些占卜、用的龟甲和蓍草根本不懂什么吉凶。武王最终听从了吕尚的意见,在牧野向军队训话,之后开始攻打商纣王。在这场战争中,吕尚的战略战术的指挥都很得法。
在战略指导上吕尚善于把握战机,他选择商军主力远征东夷,纣王在国都朝歌孤立无援、众叛亲离的有利时机领兵出战。周军甲兵四万五千人,加上其他诸侯国军队,在朝歌南面七十里的牧野(今河南萁县西南)和商军展开激战。战略时机的正确选择是周军最后取胜的重要前提。
在战术运用方面,吕尚攻心为上,他亲自率领百名精锐冲击商军阵脚。因为打前阵的是奴隶,吕尚初战告捷之后,武王便率主力跟进围歼,加上商军中的奴隶兵的倒戈,周军很快大获全胜,商朝被灭。
周朝建国之后,将吕尚封于齐,都城营丘(今日临淄)。
吕尚在齐国政局稳定后,又开始改革政治制度。他顺应当地的习俗,简便周朝的繁文缛节。大力发展商业,让百姓享受鱼盐之利。于是天下人来齐国的很多,齐国成为当时的富国之一。在周成王时,管叔、蔡叔作乱,淮河流域的少数民族也趁机叛乱,周王下令给吕尚说:“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岭,北到无棣,无论是侯王还是伯男,若不服从,你都有权力征服他们。”从此,齐国成为大国,疆域日益广阔。姜太公墓在何处?
姜太公墓在何处,是个难解之谜。史书记载主要有三处:
一,山东临淄。魏人王象、缪袭所撰《皇览》曰:“吕尚冢在临淄县城南十里。”《齐记补遗》云:“太公葬于周,齐人思其德,葬衣冠于此。”《临淄县志》(民国九年)记载得更为具体:“太公衣冠冢,在城甫山王庄北。”今考在淄博市临淄区(原临淄县)辛店东侧,永流乡张家庄南有一古墓,群众称其为太公衣冠冢。北距原临淄县城十余里,南距山王庄里许,这就是((皇览》和“临淄县志》所说的“吕尚冢”与“太公衣冠冢。”按《札记·檀弓》载:“太公受封于营丘,此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史记·集解》引东汉郑玄妁话:“太公受封,留为太师,死葬于周。”据以上记载,临淄的吕尚冢实为太公衣冠墓。
二,河南汲县。《河南通志》载:“吕尚墓,在府城(即卫辉府,今卫辉市,原汲县)西北太公泉,尚者避纣居东海之滨,后徙渭滨。封国于齐,还葬于此。”今卫辉市太公泉村西南一公里处的荒坡上,有姜太公墓,据说原封土高大,现封土仅有1~2米高,占地约200平方米。墓四周群山环抱,自然环境幽雅。墓西比邻太行余脉,头枕凤凰山,脚下卫水流过。墓前立有清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仲舂卫辉知府重立“周姜太公墓葬处”石碑一方。据史书载,姜太公卒于周康王六年(公元前1073年)齐丁公三十五年。此时周王京都是镐京,如果太公“死葬于周”或“反葬于周”,都应葬于镐京周陵。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才东迁洛邑,此时姜太公离世己300余年了,“死葬于周”或“反葬于周”是葬在河南汲县没有道理。另外,太公故里尚未定论,即便汲县是太公故里,姜太公死葬故里的资料也缺乏。所以河南汲县太公泉姜太公墓难以定论。
三,陕西咸阳。清代陕西巡抚毕沅主持编纂的《关中胜迹图志》载:“太公墓在文王陵东(咸阳)。”据文献记载,商周时期的陵墓均无坟丘。《易·系辞传下》:“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藏)之中野,不封不树。”所谓“不封”意指墓表不起封土。《汉书.刘向传》:“殷汤无葬处,文(周文王),武(周武王),周公葬于毕,……皆无丘垅之处。”东汉崔实《政论》:“古者墓而不坟,文武之兆,与平地齐。”从已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殷商和西周的各类墓葬(中原地区)均无坟丘。坟丘墓的出现约在春秋时期。因此,现存的所谓文王陵、武王陵是靠不住的,因为有高大的封土堆,与“不封”、“不树”的殷周葬制不合。
相传文武周公均葬于毕。古代渭水流域名毕者有两地:一在西安东南,当是文武葬地所在;二在今渭北咸阳毕原。为战国秦惠王、秦武王钓公陵和永陵所在。毕沅所说的文王陵是将秦陵误作周陵。到日前为止,两周的天子陵无一发现。周陵虽在文献中多有记载,但尚未经考古证实。那么,与文武陵有直接牵连的姜太公墓也就无从确指。总之,姜太公墓究竟在何处,至今仍是个谜。P4-P6
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抚万民、明庶物,外镇四夷诸侯,内使卿大夫各尽职务”。悠悠中华两千年封建历史,大大小小的宰相不计其数。
宰相一职在历代有不同的称呼。先秦时称为相邦,简称相,是战国时百官中最高者。秦统一中国后,设有中枢、地方、军事三部分官制,中枢官制是在皇帝之下设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九卿等,丞相为百官之长,分为左右,又称相国、大丞相等。西汉设官大体沿用秦朝,对官员颁以印绶,定出品秩,但汉武帝时以“大将军”执掌朝政实权,丞相逐渐失掉实权;东汉不设丞相,由尚书令掌握实权,丞相即三公中的司徒,与太尉、司守共议国家大政。三国时魏设中书省,中书监、令成了实际上的宰相;蜀汉设丞相;孙吴相继置有丞相、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相当于宰相。两晋到南北朝时期,宰相无定员、无定名,也无定职,有丞相、司徒、相国、中书监令等多种名称,但真正总揽大权的,都必须加上“录尚书事”称号。
宰相从春秋时代开始产生,到秦朝建立正式确立,等到皇帝下台,宰相当然也就没有了,可谓与封建社会相始终。他们个人命运的悲喜牵动着时代的脉搏,与王朝的兴衰更替紧密相联。
宰相在历史政治舞台上几乎是一身系天下之安危。他们有的才干超群,为一代之治政;有的智识平庸,无几多之建树;有的清风两袖,成一代之清流;有的卖官鬻爵,兴一朝之浊浪;有的直言敢谏,置项上人首于度外;有的阿谀逢迎,保头顶乌纱以苟生;有的百代遗臭,有的万世流芳。
宰相这一阶层的人格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们是“学而优则仕”的代表,以“士”的身份走上政治舞台,因此有着强烈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另一方面,他们崇尚的道德与残酷的现实大相径庭。如果要建立事功,他们必须学会隐藏自己。宰相们与其说是为国服务,不如说是为皇帝效劳。看皇上的眼色行事,使他不可能保持独立的人格。他既要曲意承上,又要“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既要心存社稷,又必须“枉顾左右而言它”;他既是帝师,又是奴仆;既为虎作伥,弃道德如敝屣,又小心翼翼,稍一不慎,自己也就成了祭坛上的牺牲品。
风云变幻,朝代兴替,本书精选了历代宰相100位,上起先秦的伊尹,下迄清季的张之洞。100位名相,100段永世鲜活感人的传奇……按朝代顺序编排,虽不能反映历代宰相的全貌,但读者可通过本书窥一斑而思见全貌。编写这本书,使读者一睹昔日帝国的辉煌与破败,活现良宰贤相与佞臣奸相之真容,以彰其形、其志、其人,同时更为了以史为鉴,以古人旧事为鉴,为我们今日的修身明志与施展抱负起到一定的借鉴、启示作用。
由于编者能力及对历史史料掌握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07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