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大师系列套装》包括《曾国藩孟子心得》、《二十二堂国学课》和《钱文忠解读弟子规》三册。其中,《曾国藩孟子心得》揭露,曾国藩以中人之资,成就非凡之业,秘诀就是其读《孟子》方法。《二十二堂国学课》由周桂钿编著,是一部很实用的参考书,可以作为国文科的补充教材;它也是供应一般国学常识的泉源,既可丰富学问,又能开拓视野,内容包括国学与“国学热”、儒学不是“游魂”、对“孔子热”的冷思考、古今之变、真与假、人性善与恶等。《钱文忠解读弟子规》以《弟子规》原文内容包括为人子如何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待人接物、修身治学等为人处世应有的基本理念和规范为纲,充分融入对现实的深层次思考,穿插上百则故事和案例,精辟阐述儒家思想提倡的孝、悌、谨、信、泛爱众、亲仁和余力学文等思想,并解释这些行为规范对于现代人的巨大作用,针对目前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道德危机问题,提出建设性的解决之道。
《聆听大师系列套装》由一下几本书构成:
《曾国藩孟子心得》:
曾国藩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承前启后,卓为有清一代理学大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而得善终。他精研《孟子》。养浩然正气而心怀天下,突破理学空谈义理性命的窠臼,以孟子学说修身致用、经世济国。在本书中,曾国藩把《孟子》原本没有逻辑联系的章节分门别类,归于七个主旨,条理畅达、秩序井然,为曾国藩善读古书之明证,也是今世有心读《孟子》并以实践应用为目的的读者的首选读物。
《二十二堂国学课》:
本书由周桂钿讲授国学时所备讲义之精华整理而成,浓缩了其几十年学问人生的精华与积淀。其文究国学之根柢,贯其枝叶:首先阐明何谓“国学”,接着对儒学的产生和发展、诸子百家之学、国学与当代社会,以及“天与人”、“古与今”、“是与非”、“真与假”、“知与行”、“善与恶”等中国古典哲学知识,加以详细考察,疏证剖析、详尽窍实,博于搜采、深于考证、审辩通微,集众说之长。可谓国学大家谈国学之经典版本,也是现今不可多得的国学读本。
《钱文忠解读弟子规》:
《弟子规》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我们今天还要不要学习《弟子规》?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再登《百家讲坛》解读《弟子规》。本书撷取了其中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本书适合作为:企业文化培训读本、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国学经典通俗读本、学生道德教育读本、国学爱好者通俗读本。
三 义利观与市场经济
在义利问题上,一般儒家都是强调重义轻利的。有的人说儒家这一观念与市场经济不协调,妨碍市场经济的发展。他们认为,儒学不利于经济的发展,阻碍了科技的进步,违背社会的文明。中国的落后都是儒学造成的。我认为这是需要分析研究的问题。我在这里只讲一个问题:儒学是否妨碍了经济的发展。
这要从历史事实与理论研究两方面来分析。儒学创立两千多年了,在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出现过汉唐盛世,以至宋元明清几朝,中国的经济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到了清朝,中国的产值在世界经济的比重,也超过当今的美国。儒学没有妨碍中国经济的发展,应该是历史事实。从理论上说,孔子提倡富民。儒家在讲义利关系时,主张重义轻利。以为轻利就是不要利,这是许多人的普遍误解,或曲解。
《论语·雍也》记载:“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日: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原思就是孔子的学生原宪。他很穷,当了孔子的管家,觉得“九百”薪水太多,不要。孔子批评他,认为不要是不对的,要了,自己用不了,可以救济乡里穷困人家。朱熹的解释:“言常禄不当辞。”不接受正常的薪水,也是不义。并不是“辞”钱财就是对的。孔子的学生子贡是很会预测市场的,他从事商业活动,赚了很多钱。鲁国规定谁能花钱把在外国当奴婢的鲁国人赎回来,可以到政府那里领取一些钱,作为补偿金。子贡赎了一些人回来,因为他自己钱多,就不去政府那里领取补偿金,受到孔子的批评。孔子说,不能因为你有钱,就不去领取补偿金。做事情,要考虑如何合适,才能作为群众的榜样。你这么做,今后鲁国人在外国当奴隶,再没有人去赎了。在这里,不拿钱是不义,拿钱才是义。王充认为子贡“让而止善”。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路救了一个落水的人,那人的家长用一头牛来表示感谢之情,子路接受了。孔子说:“鲁国人今后一定很热心于拯救落水的人。”当时,一头牛是价值十分昂贵的酬谢品。王充说子路“受而观德”(《论衡·定贤篇》)。接受了谢礼,等于倡导了做好事。
从此可见,儒家重义轻利,并不是不要利,只是强调要拿合理的利,不合理的不应该拿,“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孟子·尽心下》)该取的不取也是不义的。当然讲义利之辨,儒家主要反对当权者贪污受贿,那是“不义之财”。简单地说,儒家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要财,不是儒家的主张。
公仪休任鲁国相,他办完公事,回家,吃饭的时候,就问葵菜价钱,家里人说不要钱,是自己家种的。他听后很生气,说:“我们拿了俸禄,还要自己种菜,这不是夺了菜农的利益吗?”说完就到菜园里,把葵菜都拔掉。他有一次回家,看见夫人正在织布,他认为她夺了女工的利益,就把夫人休了。这是有名的“拔葵出妻”的故事。公仪休任国相,有人投其所好,给他送鱼来,他不受。了解他的人说:“您不是很喜欢吃鱼吗?给您送鱼来,为什么不要呢?”公仪休说:“我收了鱼,以后当不成国相,就没有人给我送鱼,我就吃不上鱼了。我不收鱼,一直当着国相,还怕没有鱼吃吗?正因为我爱吃鱼,所以我不收别人送的鱼。”有人议论,认为公仪休真正会为自己打算,真正懂得珍爱自己。我们现在的干部也应该这样珍爱自己。何必为了一点小利而污了一生清白。
孟子也非常重视义,他说,如果让他去杀一个无辜的人,就算给他天下,他也不会去干。他的做人原则,是要符合义。不要别人的哪怕是一分钱,也不给别人一分钱。少了不要,再多也不要,哪怕给他亿万财富。如果自己做出了贡献,自己应该得的报酬,多少都要,问心无愧,可以“安富尊荣”。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家所讲的义不排斥物质利益,只是要求得到合理的物质利益。取得自己应得的报酬,再多也是义,而不是利。朱熹曾经说过,吃饭是天理,是义;过分的欲望追求,那才是贪欲,是利,是需要克服的。 对于收取别人的礼物,古今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也都有一些流行的俗语。孔子说“立功受禄”,现在叫做“无功不受禄”,曾参说“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骄人”,现在也有类似的说法,叫做“吃人者嘴短,拿人者手软”。为什么嘴短手软呢?就是‘‘畏”人家嘛!吃人家的请客,嘴油了,就不敢提意见,就不敢批评。收了别人的礼物,该处理的事情,就下不了决心。现在说哪儿治安不好,地痞流氓比较猖獗,很可能那里的当权者吃请受贿,或者与那些罪犯有许多牵连,不敢下手,或不忍下手,手软了。当然也有这种说法:“小偷坐监牢,中偷做检讨,大偷作报告。”
义是合理分配。重义是强调合理分配。分配不合理,财富再多,都被少数人所垄断,多数人受穷,两极分化,社会就不安定。因此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董仲舒说义利都是人所需要的,“义以养心,利以养身”,心比身重要,所以要重义而轻利。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义,也都是认为仁义道德比身体生命都更重要。不要利,不是儒家的思想。
社会公平是义,发财致富是利。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注重社会公平是极端重要的,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现在垄断行业那么多,正如董仲舒所说:“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汉书·董仲舒传》引对策内容,中华书局本,第2520页)富贵人家利用自己的资产与势力,与下面平民争夺利益,平民怎么能争过他们呢?这就是一些有权势的人一夜暴富的根本原因。他们不是劳动致富,而是垄断致富,是权力的交易致富,是司马迁批评的最下等的“奸富”。贫富差别扩大,富者骄奢淫逸,贫者穷急愁苦,社会就不会安定。抑制垄断,倾斜弱势,缩小差别,维护公平,这是为政的大德。如果这方面没有做好,只宣传捐款救助,杯水车薪,小惠不解决整个社会公平的问题。政府的执政能力,就要看社会公平的程度,维护不了公平,就是执政能力差。什么表面文章也掩盖不了这一问题。从报上可以看到的是,电的成本降低了,电价却涨了;送一瓶牛奶三分钱,送市内一封平信六角钱;美国人工资比中国人高许多,而打中美之间的电话,美国反比中国便宜;台湾收入最低的行业是银行职员和邮电职员,而大陆这两行业职员工资比教授还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P48-51
曾国藩幼时家境寒素,资质普通,梁启超甚至认为曾国藩在同时代众多人杰中堪称“最钝拙”。曾国藩以中人之资,在国运衰微之时,却能创下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成为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其最大的秘诀就是善于读书。曾国藩一生读书甚多,而对于《孟子》用力尤勤。
曾国藩读《孟子》,不同于经师、讲师,不是为了书面的知识和学问,也不是为了在讲坛上夸夸其谈、标新立异,而是始终遵循学以致用的原则。内则修养德性,立志成圣;外则经世济民,以成王道。既要做实事,就不能不和外界接触,如果想把孟子所持有的理念、信念加以运用的话。那就更应该积极入浊世磨炼自己,直到能够自如地应付方方面面,而不会遭受挫败。就是这能经得起现实的严苛考验的应用之学.才是天下最大的学问,而非空泛的纸上谈兵。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行的不是夸夸其谈的礼义文章、道德说教,所以梁启超说曾国藩之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都来自于实战经验,来自于质朴的持守,“故其亲切有味”,对我们现实的为人、处世、做事都能够在操作层面上有很大的启发。
孟子(约前385—约前304年)名轲,出生于邹国(故城在今山东邹县),距孔子的家乡不远。司马迁在《史记》中只为他作了一篇一百四十字的传记,后人对他生平的了解十分粗略。据说他的父亲名激,很早就去世了,孟轲实际由他的母亲抚养长大,孟子在幼年很得力于母亲的教诲,“孟母三迁”的故事从汉代的《列女传》开始,被作为贤母教子的典范事例而广泛流传。
关于《孟子》一书,司马迁在《史记·孟荀列传》中说是孟子和“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志,作《孟子》七篇”。根据这段史料,《孟子》一书,虽有“万章之徒”参与编撰,但主要作者还是孟子自己,而且在孟子生前便已完成。所以朱熹对《孟子》一书的文风也高度赞扬,认为《孟子》“首尾文字一体,无些子瑕疵”,“七篇笔势如熔铸而成,非缀缉可就”,因而可以从《孟子》人手学习“作文之法”。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孟子》,在孟子死后经过其门徒的编订,所以对于当时的诸侯皆称谥号。
现在流传的《孟子》共有七篇,约三万五千余字,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记载,西汉时的《孟子》传本有十一篇,今本《孟子》七篇属“内篇”,另有《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等四篇为“外篇”。东汉时为《孟子》作注的赵岐认为,这四篇的文辞、风格与“内篇”有很大的差异,可能是后人的伪作,所以后来就逐渐亡佚了。至于现在所传的《孟子外书》四篇则出于明人伪撰。
《孟子》一书,原来只是一般性的儒家著作,自汉唐以来,不列于学官。东汉王充有《刺孟》之作,对《孟子》大加挞伐。宋代的司马光、晁说之等人也把《孟子》当作“诸子”之一,认为他还不配当“圣人”。不过自唐代开始,由于儒家“道统”说的提出,《孟子》的地位渐渐抬高,“孔孟”并称的提法,逐渐取代了“周公孔子”并称的提法。五代后蜀主孟昶命毋昭裔楷书《易》、《书》、《诗》、《仪礼》、《周礼》、《礼记》、《公羊》、《谷梁》、《左传》、《论语》、《孟子》十一经刻石,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了宋代,经过二程的鼓吹,朱熹《四书》的编纂,《孟子》作为“经”的地位才正式固定下来,并出现了“十三经”的提法。
现存最早的《孟子》注本,是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在其《题辞》中说《孟子》是“拟圣而作”,也就是说,《孟子》是模仿《论语》而作的,这一点和《孟子》同时的其他著作有所不同。《墨子》、《荀子》、《庄子内篇》等书,成书年代和形式与《孟子》相类,但它们每篇各有主旨,而篇名也与主旨相符。《孟子》却不同,各章之间并没有逻辑关系,各篇也无主旨,只是积章成篇,篇名也只是撮取每篇第一句话中的几个字,并无含义。这些都类似于由门下弟子后人编撰的《论语》而不同于《墨子》、《苟子》、《庄子内篇》。赵岐、王充等人,也因此把《孟子》看作是《论语》的“传”,也就是不把《孟子》当作独立的著作,而是把它看作是《论语》这部“经”的一个注释。赵岐把《孟子》七篇分为上下卷,各取每篇第一句中的二或三个字,加“上”、“下”命名,后世的注本多从之,遂成为《孟子》一书的通用篇名。
南宋朱熹取二程、张载、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等几家之说.加工荟萃,条疏整理,编成《孟子精义》,后改名为《集义》。晚年又取其中最为精当者,编成《孟子集注》,朱熹的《孟子集注》是宋人注释《孟子》的代表作,也是阐述新儒家(理学)思想的经典之作。经学史家周予同先生评论《孟子集注》说:“当微言大义之际,托经学以言哲学,实自有其宋学之主观的立场。”(《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朱熹》)其对《孟子》的章句,也多为后世遵循。朱熹又从《礼记》中取出《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孟子》地位大为提高。到了明清两朝,规定科举考试中八股文的题目从《四书》中选取,且要“代圣人立言”,于是任何读书人都不得不把《孟子》读得滚瓜烂熟了。
《朱子语类》、《朱子遗书》中,提到朱熹还编撰过《孟子要略》一书,不过是书历代书目都没有记载,后世也没有流传。
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国藩刻印了《孟子要略》一书。在序言中,曾国藩谓是书是他的好友刘传莹从金履祥的《孟子集注考证》中搜缉而成。其实刘传莹并没有完成《孟子要略》的整理便因病去世。曾国藩因刘传莹之嘱托,缉成《孟子要略》,并加案语。朱熹的《孟子要略》早已遗佚,就算从新搜缉,也已失原貌。所以,《孟子要略》与其说反映了朱熹对《孟子》的理解,毋宁说更多体现了曾国藩对《孟子》的阅读次序、主旨提炼和心得体会。
前文提到《孟子》模仿《论语》,各章节之间无逻辑联系,孟子如此编次,自有其理由,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说,却往往不得要领。曾国藩《孟子要略》把《孟子》全书的章节分门别类,归为七个主旨。第一篇论“人性本善”,第二篇论“孝弟之道”,第三篇论“义利之辨”,第四篇论“王霸之辨”,第五篇论“治道之要”,第六篇“尚论古人”,第七篇自言“为学要领”,其间列举各家释注考证,并为校正其讹谬处。又多加案语,指明一篇之大要。这样一来,《孟子》全书变得条理分明,初学者自可寻绎而入,而不致迷失方向,其嘉惠于后学者至钜焉。
本书就是根据曾国藩的《孟子要略》编辑而成。曾国藩是古今有数的善读书者,在《孟子要略》中,其片言只语,无不指明如何把《孟子》用于实践运用的方法。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是不是谁都可学尧舜而成为尧舜,或不敢说;但是曾国藩修身治德、经世致用的思想精髓和行为模式.大家都可以掌握、都可以学会。所以读本书,同时也是领悟曾国藩的读书方法。
薛杰
曾国藩以中人之资,成就非凡之业,秘诀就是其读《孟子》方法。
千古以来读懂《孟子》且能以之经世致用者,首推曾国藩。
民生之本,正气之源,治理之道。
曾文正者,岂唯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唯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梁启超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拉,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毛泽东
你们如能详读曾公,不特于国学有心得,必于精神道德皆可成为中国之政治家,不可以其时代已过而忽之也。
——蒋介石
不要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国学,如果仅仅从国学中寻找对工商管理、金融、经济、公关等等有用的技巧和方法,那就太简单化了。其精华部分能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协调入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和人的关系,能促使人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技术用到造福于人类的正道上来,这是人文无用之大用,也是国学无用之大用。
——袁行霈
我们现在面对的矛盾很多,上到国际、国家,下到家庭、个人,每天每时都有很多矛盾,都有不和谐的因素。如果我们有智慧,能够化解矛盾,就可以有生机、有活力,能够可持续发展。国学是要我们永远朝向未来,给我们更高的智慧,使我们能够自我定位、树立形象。
——余敦康
当今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及其弓I发的基本矛盾的变化,关乎整个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发展,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如何处理好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涉及社会、经济、制度,也涉及科学技术,又涉及人类的心智。
——方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