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纪兰，全国唯一的一至十届人大代表。本书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故事情节，再现了申纪兰的人生历程和新中国农村发展的步伐，对民族精神进行了理性思考。

本书共25万字，分为22个章节。全书再现了申纪兰的人生历程和新中国农村发展的步伐，对民族精神进行了理性思考。该作品由山西作家刘重阳和长治市宣传部副部长、长治日报社社长王占禹共同完成。

山间晨晓

曙光初照

奋力前行

风驰力行

道路选择

破土而出

收获金秋

天高地厚

太行苹果

人大代表

风生水起

浪潮拍岸

云遮舞罩

大道无形

取长补短

风雨骤来

动魄惊心

不能离土

历史转折

青山不老

凤毛麟角

朝霞满天

后记

申纪兰能从平顺县西沟村来到北京，有着她的奋斗和情缘。

在此之前，毛泽东主席曾三次接见过西沟村的李顺达，平顺县西沟村已经在全国农村中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西沟，该是怎样的一个山村?这里发生了什么，竟能引起共和国领袖的高度关切?

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回到尘封已久的过去。

西沟是个村名，但它原本就是个沟名。

平顺县在太行山上，太行山千沟万壑，这条山沟仅因为是东西走向，又在平顺大河滩的西岸，所以被人叫为西沟。

西沟在河滩的入口处有个山庄叫沙底栈。从沙底栈进沟，沟内还有几个小山庄：庙座上、水上、三岔口等。“庙座上”是因庄上曾有一个小庙而得名，“水上”只是沟底有池浅水，“三岔口”则因有三条小山沟在这里交汇。三条小山沟里也住有庄户人家，向南的沟叫南沟，向西的叫后背，向北的就叫北沟。这些个山沟和山庄统称为西沟。普通的山沟，简单个沟名，没有什么藏龙卧虎的意思。

西沟为什么能在全国农村有一定知名度?简单地说，西沟有个李顺达。

申纪兰经常说，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李顺达，没有李顺达的领导，就不会有西沟，也不会有我的今天。

纪兰既然这样说，那就不妨先从李顺达说起。

李顺达，不是土生土长的西沟人，而是从河南林县东山底村逃荒到西沟三岔口的。那是1929年，李顺达15岁，申纪兰才刚刚出生。

李顺达也不是逃荒到西沟的第一人。当时西沟七八个山庄20户人家，其中18户是逃荒来的。

其实，在平顺县很多村里都有从河南逃荒来的人，这不稀奇。稀奇的是逃荒人改变了西沟，使西沟成为中国农村一个亮点而蜚声国内外。

李顺达改变西沟，最重要的一步是成立互助组。

全国农村知道西沟，知道李顺达，也是因为西沟互助组。

西沟成立互助组是在1943年初。后来，人们把西沟李顺达互助组称为太行山上第一个互助组。

那是在1943年正月初二，西沟雪后初晴，满山沟里都是一片银白，家家窑洞前鲜红的春联，使小山庄鲜活了许多。

这一天下午，住在后背的宋金山、桑三则，北沟的路文全、王周则，南沟的李达才，陆续来到三岔口李顺达的窑洞里。他们都是1938年入党的党员。顺达娘端来些柿皮、软枣招待大家，出去时随手带上了门。

李顺达说，一过年咱就开个党小组会，商议一下办互助组的事。

互助组是个甚?大伙不明白。

李顺达说，腊月二十八，区上开了个会，买狗(李买狗，区委书记)说了，要大家组织起来，几户弄成个互助组；互助组可以去开荒，搞生产自救；开了荒就能支援前线，度过灾荒。

“那中，咱就几户弄个互助组。顺达你领头儿。”大伙一听买狗说了互助组能开荒，一致同意成立互助组。李顺达说：“咱成立互助组，就不是各顾各，要干就干好。”

“中，你说咋干就咋干。”

“我说眼下咱先送粪垒岸，开了冻再开荒。”

“中!”

西沟互助组就这样成立了。

现在看，互助组的成立并不神秘，但在当时却是一个重大的选择。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日本侵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反复进行围剿和扫荡。国民党顽固派也不断搞摩擦，逐步升级，大肆进攻。再加上自然灾害，迫使我根据地不得不开展大规模的大生产运动，生产自救，支援前线，度过灾荒。

西沟互助组是否一定是太行山上第一个互助组，这很难确认，但它肯定是成立早、成绩大、影响广的优秀互助组之一。

西沟互助组最初只有6户人家，人称“老六户”。

这6户人家是：三岔口的李顺达家，南沟的李达才家，后背的宋金山家、桑三则家，北沟的王周则家、路文全家。

天气开始渐渐变暖，沟底的向阳处已经隐约感觉到了星星点点的绿意，“老六户”的6个共产党员上山了。

他们把镢头换成一尺多长的，把镢柄换成粗粗的，揣着糠窝头，一大早就到了后背坡上。

他们都是逃荒人，在这荒山上不知开过多少次荒，但这次开荒的感觉不同以往，干起来特别有精神。李顺达曾回忆说：“我们6个人一起往下刨，一天就翻出一大片。”

开荒到第三天，李顺达发现李达才的精神不如前两天。李顺达与李达才是堂兄弟。顺达一问才知道，达才家已经断了顿，他是饿着肚子来开荒的。

李顺达把一个糠窝窝塞给达才，生气地说：“没吃的了，也不说?”

“说个甚哥，(大家)还不都一样?”

半上午歇歇腿脚吸袋烟时，李顺达问了问，王周则、路文全家也都快断顿了。

青黄不接，年年如此。去年又是灾荒年，情况就更加严重。开荒为了吃饭，但吃不上饭总开不出荒来。这时，李顺达看到娘也在附近山上拾柴草，便跑过去问娘：“咱家还有甚吃的?”

顺达娘问：“怎来?肚饥了?”

“达才家已经断了顿，周则家、文全家也快顶不住了。总不能不吃饭来开荒吧?”

“咱去年晒的干(野)菜还多哩，能接住夏。家里还有五斗玉茭、两石多糠。先匀出些来吃，眼下要紧。这中不中?”

“中，我就是这样想。”李顺达高兴地说。

顺达娘，大名郭玉芝，1942年入党，还认下一个叫宋耀先的抗日干部为干女儿，掩护她开展工作。日后，她将是平顺县呱呱叫的人物，申纪兰的成长和她有着直接的关系。1994年冬，原平顺县委书记李琳给我们说过：李顺达有个好娘，思想境界高，对李顺达的成长很有好处，尤其是敢于批评李顺达存在的缺点，那人不简单。

顺达娘是西沟妇救会主任，眼下要紧的是，拿出家里仅有的粮食坚决支持了孩子要做的大事情。

李顺达把他娘说的话给大家说了，宋金山也表示匀出些粮来互相救济，这样就保证了互助组的开荒继续进行。

互助组起早搭黑，开了10天荒，开出2亩地，家家门口还堆了一大堆柴。

这一下，引起了西沟人们对互助组的关注。这6户是咋了?不出正月，就早早送了粪、垒了岸，地一开冻，就又开了荒、有了柴。于是，有人问李顺达，你是咋闹的?

李顺达说：“我们是组织了互助组，组织起来才有这个好处，不组织不中。”

“那你把我们也组织进去，中不中?”

一个月后，“老六户”扩大为16户。这一年，西沟开出120亩荒地。荒地种上了山药蛋。

西沟荒地的种植有个规律，第一年种山药蛋最好，第二年还能好好种一年谷子，第三年只能压些党参，第四年地力就下降了，种些乱七八糟的小杂粮，收不收就不好指望了。

这一年，荒地的山药蛋丰收了，互助组收了1000多口袋。

1000多口袋是个什么概念?说大数，15万斤左右。互助组平均每户1万斤。

第二年，1944年，西沟互助组的荒地又收了120石谷子。李顺达说，头年有了山药蛋，这年又收上谷子，“穷西沟的穷人就大翻身了”。

1944年10月25日，平顺县召开全县劳动英雄、杀敌英雄大会。李顺达被评为头等英雄。李顺达的母亲郭玉芝被评为纺织英雄。有人称道，李顺达娘俩是“母子双状元”。这年，李顺达的妻子吕桂兰也被评为纺织模范。

在这次会上，李顺达公开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在当时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是有一定危险性的。“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不仅是指在战场上，在敌后斗争也是如此。某种意义上讲，在敌后比战场上的危险更大。但在当时的平顺，更需要有共产党员公开站出来，引领群众的前进。县委选择了李顺达。

李顺达开始也有点胆怯，可是想到自己是共产党员，只要是党的需要，粉身碎骨也要干，于是问：“咋公开?”

“你站在桌子上喊一嗓子‘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就行了。”书记说。

李顺达深吸了口气，定了定神，踩着凳子上了桌子，放开嗓子喊了一声：“我李顺达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P6-10

写一部关于申纪兰的长篇作品，是我们心仪已久的事。

我们生活在太行山，有这个心愿，也有这个责任。

申纪兰是共和国惟一的连续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这个“惟一”就是一部厚重的书，就是一个令人们去探究的传奇。

在西沟村，申纪兰和普通农民在生活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但走近她，走近她的经历，就会发现我们走进了共和国农村风云变幻的历史时空隧道，在感受着历史风雨给予我们的心灵洗礼。

一个时代造就了申纪兰等一代劳模，时代的不断发展，又凸现出申纪兰一生追求的生命光华。于是走近她，就像走近一座高山，沟壑生云，八面来风，使人们有着更多更深的思考，使人们在思考中回味无穷、荡气回肠。

我们生活在太行山，有着走近申纪兰更多的机缘。

我第一次知道申纪兰，是在1954年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当时我娘也在上民校，她的课本里有一幅照片，是一位妇女带着大伙儿在山坡上植树。

“这是谁?”我好奇地问我娘。

我娘指着照片上的那位妇女对我说：“她叫申纪兰，平顺西沟人，是全国劳动模范，很有本事，和毛主席握过手哩。”

啊!我吃惊了。一个“全国劳模”，一个“和毛主席握过手”，就这两点足以使申纪兰的名字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树起大山一般的感觉。

我想，一个妇女能成为全国劳模，能和毛主席握过手，她该是个怎样的个人呢?我如果能见到她，该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从此，“申纪兰”这三个字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我第一次走进西沟是1966年。当时我被借调到晋东南地委“学毛著”办公室工作。

西沟满山的松柏树，确实把我震撼了。但是，这次在西沟没有见到申纪兰。临别，村里给我们每人送了3斤苹果，这在当时是稀罕物。我一下就想起了我娘民校课本上的那句顺口溜“走路不小心，苹果碰着头”。

后来，我被调到长治日报社工作，不但从媒体上经常能看到关于申纪兰的报道，而且有了直接走近她的机会。

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时任社长的董志智亲自采写的长篇通讯《太行英雄》，这篇文章把申纪兰的事迹、品格都做了很好的报道，令人耳目一新。

我再去西沟是1995年的大年初一，同行的是报社摄影部主任岳峰。

在申纪兰的三间青瓦房里，我们见到她正跪在炕头上给婆婆梳头。婆婆已年过八旬，双眼几乎失明，很多年靠着媳妇纪兰服侍。婆婆嘴里不停地叨咕纪兰：“行啦行啦，你快走吧，别耽搁了给大伙儿拜年。”

申纪兰招呼我们坐下吃花生核桃，她耐心给婆婆梳着头，直到镜子里看见老人家的笑容才拍打着身子下了炕。

申纪兰走出门，开始给自己的老姐妹和老党员们拜年；到生产铁合金、核桃露的两个企业给上班的工人和管理人员拜年；太阳偏西又赶到一个猪场给一对年轻夫妇拜年。

她踏着石阶上到西沟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同志的纪念亭前，深深鞠了三个躬，又喃喃自语：“钱这东西好比水，没有它渴人，多了它会淹人。你虽然没有给西沟人留下很多钱，但带领大伙栽下了万亩林，这是留给子孙后代享用不完的财富，乡亲们都惦念你哩!”

此时此刻，我的心灵不由地受到震撼，禁不住眼里有了泪花。在这一时间我感到了一种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的冲击，使我对“劳动模范”这一称谓有了更多更深的理解。要为申纪兰写一部书的念头，就在那时候产生了，而且感觉到这是一种责任。  我很想亲自去采写，但报社工作千头万绪，总是抽不出身来；也想过组织一批记者分头去写，又担心形不成一种统一的风格；还想到过请外地的名家来写，又担心表达不出我们太行人那种特有的感情。权衡来去，我和老朋友刘重阳谈了这件事。

当我把这个心思讲了以后，刘重阳竟击掌相和，承诺笔下。他刚从长治市文联副主席的岗位上自愿提前退下来，忙着他自己的创作，他还是市作协顾问和省作协会员，写过不少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他土生土长在长治，并多次写过申纪兰，其中中篇报告文学《背不动的责任》还获得“共和国脊梁”杯全国报告文学征文一等奖。有他执笔，我放下心来。

怎样解读申纪兰，这是我们要反复沟通和协商的事。

申纪兰一定有多种解读的层面和方式，我们该从哪里切入?要在哪个层面行走?说实话，媒体关于申纪兰的宣传是很多的，我们觉得应该从申纪兰“惟一”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传奇去透视共和国农村发展的起起伏伏，也许这样更有其价值，也更有可读性。

我们照着这个想法去做了。

我们能达到这个理想的效果吗7这很难说。

我们只是想，当人们在当代生活中，或是踌躇满志时，或是无奈失意时，回望一下申纪兰这座山峰，你就会得到一种冷静和思考，你就会增添一种力量和信心。

曾经的风雨锻造了一代英模的风骨，未来的前程靠我们不断去奋斗。

申纪兰精神融入了太行大山的峰峦。

太行山，与天同党。

2006.11.30

说说我与申纪兰的交往，算作后记。

我第一次走近申纪兰，是在1993年深秋。

当时《漳河水》文学杂志编辑部为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00周年组织专稿，主编沈琨老师让我去采访申纪兰，写一篇毛主席接见申纪兰的文章。

我当时在长治市体改委工作，给领导打了个招呼便去了平顺。平顺县文联主席原振先陪我去了西沟。

进村，下坡，申主任正站在路口和几个村民一起吃饭。她看到了我们，打招呼说：“来了，振先。”

原振先给她介绍我，说这是市里来的作家，要采访你见毛主席的情况。

申主任说了句”那快回家”，便转身就往家走。我看到她的碗里是两个玉米面“煮疙瘩”和一个煮山药蛋。

没几步，到了家，三间普通青瓦房。进了家，正面墙上的镜框里全是她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起的照片。

申主任说：“家不好，可政治空气浓，领导们都在墙上哩。”

我看照片，等她吃饭。她端着碗坐在炕沿上问我：“你是要访甚哩呀?”

我说：“今年是毛主席诞辰100周年，想请你谈谈见到毛主席的情况。”

她把碗放在了板箱上，边说边往里屋走：“叫我把地划拉划拉。”

我说：“扫它干甚?快吃饭吧。”

她去小里屋拿上笤帚，几下就把地划拉完了。她又坐到炕沿上，端起碗，正准备要吃却又放下：“给你洗俩苹果。”

我赶紧说：“不要弄，我就不吃苹果。”

不一会儿，她从里屋用盘子端出4个苹果，水淋淋的。她刚端过碗又放下，去箱子里拿出一盒“红塔山”说：“吸烟吧。我头前给忘了。”

原振先悄十肖给我说：“你一定要抽，要不，她不高兴。”

我点上了香烟。她又端起碗但没有吃就放下了。“凉了吧?”我问。

她说：“不吃了。咱访吧。”

我说：“还能不吃饭?”

她说：“工作要紧。咱去院吧，家凉。”

在小院里，在暖暖的阳光下，我们都坐着小板凳，她讲了三次和毛主席握手的情景。

她刚讲完1969年上天安门的情况，有人来找她，说他爹要出殡。申主任答应说：“行，你先去忙吧。我和市里领导说个情况～会儿就去了。”

那人走了，申主任给我们说：“瞧，群众家有了事就来找干部，咱还能不去？咱就说到这儿吧，有甚了，以后再说。”她说着就站起了身。

我们只好结束采访。我们去村委会见到了张高明。他说他听说过我。我提出还想见几个和纪兰在一起的人。他领着我们去见了马俊召。

中午，张高明招待我们，4个菜1瓶酒。他说：“这是你来了，弄个菜喝口酒，换换旁人我不敢，申主任知道了可不行。”

我没有多少心思喝酒，因为觉得还没有采访够。单从《漳河水》的差事看，我可以打道回府了，因为申纪兰和毛主席三次握手，这就足以能打磨出一篇东西来。但是，申纪兰为什么能去北京?她见到毛主席的大背景是什么?这些问题都还不甚了了。

下午返回县城，见到了原振先的父亲原盘明。他给我拿来一个油印材料说：“这是李顺达1970年的一个讲话，也许对你有用。这个材料原来整理了10份，现存的恐十白就这一份了。”

我说：“我看完一定完璧归赵。”

当天，我饿虎扑食般地看了这个材料。李顺达的讲话回忆了西沟的发展史，朴素，实在，丰富。我这才发现毛主席还多次接见过李顺达，这一点使我很兴奋。这个材料不仅解决了申纪兰生活的大背景问题，而且扩展了原有的主题。我想， 《漳河水》的这篇文章不只是写申纪兰怎样见到了毛主席，而要扩展到毛主席接见李顺达。这样，内容会比原来的构想更丰富一些，也更好看一些。

于是，我从李顺达第一次见毛主席写起，写到了申纪兰三次和毛主席握手。这篇《毛泽东和西沟人》的报告文学在1993年11月号的《漳河水》杂志上头条发表。

我把这篇文章经过浓缩和再加工，以适合报纸副刊的要求给了《长治日报》。

《长治日报》副刊部主任(现任《长治日报》副总编辑、《上党晚报》总编辑)、作家韩征天看完后说，毛主席接见过许多太行老区的劳动模范，如果定位在毛主席关心整个老区建设，会更大气更有意义。他还给我讲了老劳模郭玉恩的一些事迹，使我的眼界又有了新的扩张。

由于时间来不及，不可能另起炉灶，再说报纸的副刊也没有那么大的容量，所以稿子只好以《毛主席是咱社里人》为题在1993年12月25日周末版头条见报，但遗憾深留在了我的心里，而且产生了想继续了解那一代劳模的欲望。

时隔一年，1994年，我又有了采访老劳模的机会。

这年初，长治市委宣传部召开创作会议，部署庆祝长治解放50年的宣传工作。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和张文彬商量搞一部《英雄太行》报告文学集，并且试图在架构上有所突破。

张文彬是我的顶头上司、市体改委副主任，也是一位著作颇丰的作家，更是可以交心的朋友。他赞同我的想法，于是经过讨论，搞了一个创作方案上报市委宣传部，经批准后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说《英雄太行》的农村，首先要说太行山上四大全国著名劳模。这时候，四大劳模中的李顺达和武侯梨已经去世，只有申纪兰和郭玉恩了。申纪兰我算是采访过，所以重点是郭玉恩。我们去了川底，郭玉恩正好在，我和平顺县文联副主席马文一起开始了采访。

我们从送公粮开始问起，问到在“群英大会”上抠玉米籽，问到试办10个老社，问到赵树理来川底，问到一届人大，问到他见毛主席，问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问到他去太原治眼，问到他和劳模们的关系，问到他所知道的申纪兰等等。

老人是你问什么他回答你什么，只是在说到赵树理时，他讲了在长治相见的一幕。他对着我们一声长叹：“老赵是好人哪——好人!”

中午，我们在他家吃的挂面汤，里面有荷包蛋。午后，老人要休息，我们便告辞。

第二天，县文联的王鸿斌陪我去羊井底。我们先去东青北乡找见乡党委书记、老劳模武侯梨的儿子武德宏，由他带我们回家。那时候路还很别扭，要先饶到邻县的路上才回了羊井底。武德宏是拿摩托车带我们去的，在一个集镇上还专门割了一点猪肉，以示对我们造访的看重。

我们在羊井底听了武德宏关于他父亲的叙述，看了许多关于他父亲的报纸和资料，还拿到一盘他父亲临终前的录音磁带。王鸿斌反复听了磁带，只能听清一个“树”的字音不断出现。

武德宏书记给我们说，原想老人在临走前要给儿孙们安顿什么，谁知道说的都是树。

我们想，难道“树”就是老人生命的全部?

这次在平顺的采访中，我还拿到了一套三册的1961年编辑的《平顺资料汇集》，里面较为全面地收入了当时报刊文章的资料。有领导告诉我，这套《平顺资料汇集》是当年的县委书记李琳编辑的，他在培养四大劳模的工作上倾注了很大的心血，你要想了解四大劳模的情况非问问李琳不可。

看来，李琳是采写四大劳模饶不过去的人物，于是我去太原采访这位老县委书记。

李琳已经从省农科院退休在家，我先往省农科院打了个电话，问清了李琳的住址，便直扑太原。那天赶上下大雪，差一点被堵在大山上，还好，晚上7点多我到了太原。

第二天上午，我便沿着桃园北路去找省农科院家属院，上楼，敲门，见到了李琳书记。

我说：“我是长治的，想找李书记采访四大劳模。你先看我一个东西，认为可以接受采访，那你定时间；如果不行，也告我一声。”

我拿出发表有《毛泽东和西沟人》的《漳河水》杂志给了他。他接过杂志说：“那行，我看看再联系。”

晚上6点，李琳来了电话：“咱明天谈吧，上午8点来我家。”

第二天早上7点55分我站在了李书记的门前，等到了8点整才敲门。李琳书记给我开的门，把我迎进小、里屋。茶几上一盘橘子，两杯新泡的茶。

我们落座。他说：“说吧，你要采访什么?”

我说：“李书记，我想知道，四大劳模是怎么成为全国劳模的?比如说申纪兰。”

他端起茶，抿了一口，放下杯，眼里有了泪。

他有些动感情地说：“长治的人发表了很多写四大劳模的文章，可是没有人来采访过我。你是长治采访我的第一人。”

他又端起杯，喝了一口茶，心情平静了许多。

他从在西沟三岔口给毛主席写信说起，说到申纪兰在长治地委的“一炮打红”，说到田家英来西沟调查，说到县委的特殊生活会，说到“文化大革命”挨斗，说到申纪兰回西沟等等。他每说一件大的事件，都要从《平顺资料汇集》中找出相关的文章和史料作佐证。

我看过《平顺资料汇集》，但理不出个头绪。现在经他这么一讲，我有了一线贯通、茅塞顿开的感觉。

他说，你回到长治还应该去采访杨树培、马万昌等人。

这次太原采访收获很大，也使我增加了许多底气。我回长治去采访了杨树培、马万昌。我又到市委农工部找到杨长玉副部长请教，并从那里获得了《长治区十个试办农业社史料》一书。

我是从这本书的文章中才知道，长治10个老社的试办还引发了一场共和国高层领导之间的不同意见的争论。我突然有了一个感觉，就好像是挖井挖到了泉眼上，地下的水会喷涌而出。在这期间，我有机会到了一趟武乡县的窑上沟村，一位老干部赠给我一册《窑上沟农业合作社史》。王谦为这个册子写了个序，序言更证实了我的感觉。这时，我有点兴奋了，似乎触摸到了一根什么神经，从一个人到一个村，再到一个县一个地区，并向更大的时空延伸开来。

……

                 ——节选自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