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读者大致勾勒出上海剧坛的形貌特征、动作神态和性格气质，描画出海派戏剧的演变轮廓、运行轨迹和发展态势。内容包括上海，一座非常有戏的城市；请问您爱看啥戏——京剧；箱底有片好绫罗——昆剧；抒发时代最强音——话剧；此生愿为上海人——淮剧等。

近两百年来，海派戏剧的剧种、人物烟波浩淼，剧目、理论汗牛充栋，犹如千帆竞发、百花吐艳。若凭一本小书，实难采撷其中万一；但若以剪裁之法，为读者大致勾勒出上海剧坛的形貌特征、动作神态和性格气质，描画出海派戏剧的演变轮廓、运行轨迹和发展态势，这样做不惟有益，而且有趣。

总序 李伦新

第一章 上海，一座非常有戏的城市

 非常有戏 非常话题

 兼收并蓄 融合创造

 取悦市民 商业运作

 追逐时尚 营造声势

 杂合变美 海派精髓

第二章 请问您爱看啥戏 京剧

 京班南下 沪人争睹皮黄

 取悦观众 海派京剧初衷

 竞编新剧 演遍中外古今

 连台本戏 且听下回分解

 机关布景 极尽奇巧变幻

 商业运作 相伴艺术而行

 麒派盖派 海派京剧巨擘

 京海合流 万变不离其宗

 百尺竿头 不断超越自我

第三章 箱底有片好绫罗 昆剧

 源自昆山 海上历尽兴衰

 经劫不磨 坚守传承之志

 俞派小生 京昆两剧大师

 历久弥新 再现锦绣华采

第四章 抒发时代最强音 话剧

 不中不西 文明新戏登场

 吸引观众 无所不用其极

 正式定名 开启辉煌前程

 写意话剧 大师艰辛探索

 小中见大 小剧场大市面

 亦真亦幻 皆显海派风范

第五章 什锦拼盆大师傅 滑稽戏

 金蝉脱壳 从文明戏中来

 笑笑剧团 滑稽大戏开锣

 三组响档 噱头各领风骚

 三大剧团 再造开心大餐

 搭载电波 飞人百姓之家

第六章 成功不可缺造势 越剧

 越女争锋 重启新的百年

 的笃声中 乌篷驶进浦江

 海风趋浓 三花更有一娟

 尺调雪声 吹响改革号角

 两个奶娘 提供艺术养料

 银幕荧屏 何处不见彩蝶

 传承创新 越剧代有后人

第七章 誓把时髦追到底 沪剧

 本乡本土 阿拉独养囡圄

 通俗清新 戏说家长里短

 登堂人室 穿上西装旗袍

 左右逢源 改编原创齐抓

 追寻时尚 总在潮流前端

第八章 此生愿为上海人 淮剧

 入沪百年 初登最高殿堂

 离乡背井 逃难落足上海

 京准同台 提升剧种品位

 新腔频出 海派风格成型

 都市准剧 追求现代品位

海派，一片汪洋恣肆的海洋

 一张剪纸

跋 郑家尧

海派戏剧概览

主要参考书目

源自昆山 海上历尽兴衰

从专业角度看，昆剧和昆曲的概念有同有异；但从寻常眼光看，两者并无太大区别。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宣布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昆剧名列榜首。中国在发布这条新闻时，用的是“昆曲”的称谓。

昆剧又称“曲”，足见“曲”的重要。昆曲的唱腔大致是三四百首曲牌，或是单首演唱，或是由旋律相近的几个曲牌组合成“套曲”演唱。

昆曲有“南曲”、“北曲”之分。清乾隆年间，昆班北上专为皇室宫廷演戏，而另一部分艺人则在苏州、扬州谋生。由于地域因素，南北昆曲的风格逐渐形成差异。至于区别何在，昆曲改良者、“水磨腔”创始人魏良辅概括为：“北曲以道劲为主，南曲以婉转为主，各有不同。”

早在明朝时，昆曲就从其发源地——江苏昆山流入了上海。上海演出昆曲的最早记录，是万历六年(1578)新任青浦县令屠隆命优伶献演《浣纱记》，以“款待”该剧作者梁辰鱼。

明清两代昆曲观演之风甚盛，上海也不例外。退休赋闲的高官、豫园主人潘允端拥有“家乐”(家养戏班)，从苏州乡下收买小孩，在府中延师传授昆曲，并在豫园内搭建的戏台演唱，剧自计有《琵琶记》、《南西厢》、《连环记》、《钗钏记》、《玉环记》等20多出，并自夸“无日不开宴，无日不观剧”，历时14年之久。潘允端不但本人能串戏，连家眷、亲属也都能演会唱。一次演出缺少角色，潘允端居然让儿媳上台，这种举动在当时近于疯狂。拥有“家乐”的豪门还有顾正心、陈大廷、秦凤楼、顾亭林、陈明所等。民间戏班则有来自苏州的“吴门梨园”和本地戏班，在庙会、会馆和堂会演出。相对而言，“吴门梨园”的艺人技艺更为精湛，对本地艺人起到了很大的示范、提高作用。

同时，上海还出现了一批剧作者。松江徐霖《绣襦记》，写秀才郑元和上京赶考，因迷恋名妓李亚仙而落魄为丐，后被李亚仙收留，奋发上进，终于高中文魁。其他又有沈采《干金记》、沈受先《三元记》、王玉峰《焚香记》、范文若《鸳鸯棒》等。京剧剧目《追韩信》、《霸王别姬》源于昆曲，剧本均出于上海人之手。此外，上海也出现了陈继儒、徐于室等一批昆曲研究者。

明万历年间，演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故事的《浣纱记》演遍四方，非常走红，但对昆曲深有研究的青浦县令屠隆，却挑出了其中毛病。

恰巧，有一天，该剧的作者梁辰鱼来到青浦。屠隆得知，连忙下帖相邀，并在饮宴时安排一同观赏《浣纱记》。每唱到佳句妙音，屠隆都向梁辰鱼敬酒赞美一番，梁辰鱼自然十分受用。然而当唱到“打围”夫差春郊射猎一出，场上艺人齐唱“摆开摆开摆摆开”时，屠隆突然发作，大声叫停，对梁辰鱼说：“这句太差太差，应罚三杯!”杯子端上，梁辰鱼一看，竟是三大杯泥浆污水!事已至此，梁辰鱼只得强自咽下，呕吐不止，不辞而别。

屠隆的这番恶作剧虽太过分，却足见其对昆曲创作的苛刻和较真。正是像屠隆以及苏松巡抚祁彪佳、上海县丞凌朦初等人，不惟胸藏笔墨、精研昆曲，而且身居官位、一呼百应，促进了昆曲在上海的传播和提高，使昆腔逐渐取代了弋阳、海盐、太平诸腔，独占了当时的上海剧坛。

到了清朝，上海昆曲演出愈加兴盛。最著名的例子是《长生殿》在北京因“非时唱演”而遭禁，却在上海大行其道，唱得热火朝天。康熙四十三年(1704)，江南提督张云翼亲自主持在松江“选吴优数十人搬演”《长生殿》，并邀作者洪升观赏，“延为上客”。自然，宴请洪升的菜单中并不包括三大杯泥浆。乾隆四十八年(1783)，上海建立了专门的梨园总局，负责行业管理。从外地来沪演出的艺人、剧目大为增加，1825年顾兰州演的《乔影》“曼声徐引，或歌或泣，靡不曲尽意态。见者击节，闻者传抄，一时纸贵”。1898年，时任上海知县的王欣甫公务完毕后不但唱曲自娱，而且召下属同唱。王知县还发了一通妙论：“官场如戏场，做官似做戏。当我坐堂听政时，尔为小的，我为老爷，好比登场做给世人看；退堂入室，即退场之入后台，大家一样。今与诸君约，出堂时认我为老爷，退堂后我认诸君为曲友。”于是衙役们都视王老爷为知己，常带笛板进入内室伴其唱曲，全无顾忌。当时昆曲几成上海人生活必需之物，比当代流行歌曲犹有过之；而倾倒痴狂的曲迷岂止少男少女而已。昆曲虽发源于江苏，却是在上海发祥——这一点，昆曲与越剧十分相像。

上海开埠后，经济迅速崛起，苏扬两州繁华渐消，昆曲戏班和艺人于是逐渐向上海靠拢。1851年，上海最早的营业性戏园“三雅园”建成，专演昆曲。而在此以前，昆曲艺人大多在庙堂、会馆、堂会、酒肆等处演唱，其中以张家花园最有名。三雅园的建立不仅标示着昆曲开始有了正式的演出场所，而且象征其从一个专属达官显贵的娱乐品种走向了普通大众——这一点，昆曲又与京剧非常相似。

昆曲艺人大量流入上海，战乱也是原因之一。清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克苏州，喧天动地的鼙鼓震破了当地昆曲“轻歌曼舞的绮梦”。据光绪七年《重修老郎庙捐资碑记》载，此时的苏州昆班几乎都涌到上海租界，“分设两班开演”，“暂为糊口”。一年后虽“省城克复”，但“在申者尚存百十余名”，成为近代上海昆曲的骨干。

三雅园虽经几度搬迂、几度重建，却一直只演昆曲，坚持近四十年不变其宗。苏昆四大名班——鸿福、大章、大雅、全福，昆坛名角陈兰坡、沈寿林、王鹤鸣、高宝生、谈雅芳、葛子香、邱阿增、李莲甫、张八、王松、陆祥林、张茂松、叶永老、陈金官等都曾在此演出，剧目大多为折子戏以及《描金凤》、《双珠凤》、《文武香球》等大戏。

鸿福班经常在江、浙、沪、徽和赣南一带流动，为迎合不同方言区的观众，选演剧目以武戏为主，与专演文戏的全福班相映成趣，因有“文全福、武鸿福”的说法。全福班则经常从其他剧种中搬演剧目，兼唱徽剧、乱弹、滩簧，出现了一批“文武昆乱不挡”的全能型艺人。这些苏州昆班同本地擅演新剧(当时流行的小本剧和时剧)的保和班一起，勾勒出一派幽兰竞秀的美妙风景。1875年，一桂轩和三雅园竞演新戏，你唱《呆中福》，我演《浑天球》，煞是热闹，出现了昆班互唱“对台戏”的罕见场面。

1867年京剧的强势登陆，对上海昆曲的冲击是巨大的。在这场“昆乱之争”、“花雅之争”中，昆曲从一开始便处下风。除三雅园外，原来专唱昆曲的茶园纷纷改为京昆合演或专演京剧。葛元煦《沪游杂记》感叹道：“文班唯三雅园，皆吴下旧伶，惜知音鲜矣。”为了挽回颓势，昆曲艺人被迫顺应潮流，少演些阳春白雪，多唱点下里巴人，《打面缸》、《借靴》、《花鼓》之类玩笑小戏，便经常出现在舞台上。P78-81

在中国所有的城市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两个城市是完全相同的，每个城市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个性。上海，无论是城市的形成过程、发展道路，还是外观风貌、人文内蕴，抑或是民间风俗习惯等，都有鲜明的特点和个性，有些方面还颇具奇光异彩!

如果要我用一个字来形容上海这座城市，我以为唯独一个“海”字，别无选择。

上海是海。据研究表明，今上海市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市中心地区，在六千多年以前，尚是汪洋一片。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江的奔流不息，大海的潮涨潮落，渐渐淤积成了新的陆地，以打鱼为生的先民们开始来这一带活动。滩涂湿地渐长，围海造地渐移，渔民顺势东进，于是出现了叫上海浦、下海浦的两个小渔村，由此迅速发展起来。到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在今小东门十六铺岸边形成集镇，称上海镇。后于1292年正式设置上海县，县署就在今老城厢内的旧校场路上。一个新兴的中国滨海城市就这样开始崛起。所以我认为，上海可以说是一座水城，上海是因水而生，因水而兴，水是上海的血脉，水是上海的精灵。直至今日，上海的地名、路名依旧多有滩、渡、浜、泾、汇、河、桥、塘、浦、湾……这都在向人们证明，是水造就了上海这座城市。

海洋是美丽而壮观的。约占地球表面总面积的70.8％是海洋水面，如果称地球为“水球”也不无道理。海洋是广阔而有边的，是深而可测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海洋是生命的摇篮，是资源的宝库……任你怎样为之赞美都不会过分。

海在洋的边缘，临近大陆，便于和人类亲密接触。我国的万里海疆，美丽而且富饶，被誉为能量的源泉、天然的鱼仓、盐类的故乡，孕育着宇宙的精华，激荡着生命的活力……任你怎样为之歌唱都不会尽兴。

上海是海。是襟江连海的不息水流造就了上海，更是水滋养了上海，使这座城市孕育了以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为主要特征的海派文化。可以说，没有水就没有上海，就没有这座迅速崛起的滨海城市。没有海派文化的积极作用，也就没有上海的迅速崛起和繁荣发达。今后，上海的发展还要继续做好这篇水文章，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点!

上海是海。上海人来自五湖四海，是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是典型的近代崛起的新兴城市，不同于在传统城市基础上长期自然形成的古老城市。1843年开埠以前，上海人口只有20多77，经过百年的发展，人口猛增到500多万。据1950年的统计，上海本地原住民只占上海总人口的15％，移民则高达85％。上海的移民，国内的大都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国际的虽来自近四十个国家，但主要来自英、法、美、日、德、俄，其数量最多时高达15万人。在一个多世纪中，上海大规模的国内移民潮有如下几次：

太平天国期间，从1855年到1865年，上海人口一下子净增了11万。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孤岛期间，仅4年时间，上海人口净增了78万。

解放战争期间，三年左右，上海人口净增了208万，增势之猛，世界罕见。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产生了新一波移民潮，人口增长势头也很猛，现在户籍人口已经超过1800万，此外，还有外来务工人员600万。每年春运高峰，车站码头人山人海、人流如潮，是上海一道独特的风景。

上海是海。上海的建筑素有万国博览会之美誉，现在是越来越名副其实了。有人说建筑是城市的象征，是城市文化的载体；也有人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是城市的表情。依我看，上海的城市建筑是海派文化的外在形象体现，无论是富有上海特色的石库门里弄房屋，还是按照欧美风格设计建造的各式各样的建筑，包括集中于南京路外滩的建筑群，和分布于各区的多姿多彩的别墅洋楼，诸如文艺复兴式、哥特式、巴洛克式、古典主义式……现已列入重点保护的优秀历史建筑就达300多处，或者是后来建造的如原中苏友好大厦等，都在向人们无声地讲述着丰富而生动的历史人文故事，演奏着上海社会发展进步史上的一个个乐章。

上海是海。上海人讲话多有南腔北调，还有洋腔洋调。中国地域广阔，方言土语十分丰富。56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语言。上海这个迅速崛起的移民城市，人口的多元化，自然带来了语言的多样化，中国各地方言和世界各国的语言大都能在上海听到。

上海是海。上海人的饮食，可谓多滋多味，菜系林立，风味各异，川帮、广帮、闽帮、徽帮、本帮……应有尽有；西菜、俄菜、日本菜、印度菜……数不胜数。

上海是海。上海的戏剧舞台百花争艳，京剧、昆剧、越剧、沪剧、淮剧、歌剧、舞剧……剧种之多，阵容之齐，在国内数一数二，在国际堪称少有。浙江嵊县土生土长的越剧在上海生根开花，走向全国；而上海土生土长的沪剧则别具一格地将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改编成功……

上海确实就是海!

海派文化姓海。

海派文化不等于全部上海文化，而是上海文化独特性的集中表现。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中华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之魂。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就像一棵根深叶茂、顶天立地的大树，巍然屹立，万古长青，枝繁叶茂，这树的主干在北京，树根深扎国土，树枝则是伸向祖国各地各民族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一种说法耐人寻味：看中华文化五千年要到西安去，看中华文化两千年要到北京去，看近百年来中华文化发展要到上海去。当然，比喻总是蹩脚的。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伴随着上海这座典型的移民城市的崛起而形成和发展的，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福建……的移民带来了当地的民族民间文化，在上海相互影响，有的彼此融合，有的相互排斥，有的自然淘汰，经久磨合而逐渐形成新的文化形态。因此，海派文化是吸纳了国内各地民间文化精华，孵化生成具有鲜明上海地方特色和个性的独特文化。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受世界文化特别是受西方文化影响最多的中国地域文化。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西学东渐，海派崛起，云蒸霞蔚，日趋明显。随着西方物质文明的输入，如1865年10月18日在南京路点亮第一盏煤气灯，从此上海有了“不夜城”之名，1881年英商自来水公司成立，次年在虹口铺设水管，开始供水……东西方人与人、文化与文化整体接触，尤其是租界上“华洋杂处”、“文化混合”，虽然于我们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但客观上却是引进西方文化早而且多，使上海成了“近代化最成功的地方，市民文化最强大的城市”，往往统领风气之先。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随着上海发展而发展的，是客观存在，有客观规律，我以为大体可分为这样几个时期：

萌芽时期：1843年上海开埠以前，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吴越文化，为海派文化提供了基础，开始孕育海派文化。

成长时期：1843-1949年期间，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八面来风”似的国内外移民，哺育了海派文化的成长。

转折时期：这又可以分为两段：1949-1965年间，建国以后，定都北京，商务印书馆等文化单位迁往北京，以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夏衍、曹禺为代表的上海文坛骁将率队陆续迁居北京，上海在电影、文学、戏剧等诸多方面不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这是很正常的转移。上海虽然不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了，但文化基础很好，依然作用不小，有些方面如电影、小说在全国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也给海派文化带来了新化，包括海派文化，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罄竹难书。

成熟时期：1976年，笼罩祖国天空的阴霾一举扫去，阳光重新普照大地，结束长达十年的浩劫，开始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全中国范围对“文革”进行反思，进行平反冤假错案，逐步恢复正常的文化活动。上海以话剧《于无声处》和小说《伤痕》为起点，海派文化开始新的阶段。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上海再次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海派文化重新焕发青春，健康发展，在新的基础上正在走向成熟。

当前，海派文化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存在这样那样前进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和弱点，这是要引起重视并认真对待的。

姓海的海派文化，有哪些基本特点呢？我以为主要有：

一是开放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我所用，化腐朽为神奇，创风气之先河。不闭关自守，不固步自封，不拒绝先进。

二是创新性：吸纳不等于照搬照抄，也不是重复和模仿人家，而是富有创新精神，洋溢着创造的活力。当年海派京剧的连台本戏、机关布景是创新，如今的《曹操与杨修》也是创新，金茂大厦则是在建筑文化方面的创新。

三是扬弃性：百川归海，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尤其在被动开放时期，特别是在“孤岛时期”，租界内某些殖民文化的影响也不能忽视，需要加以清醒地辨别，区别对待，避免盲目和盲从。

四是多元性：海派文化和其他事物一样，具有综合性，是复杂的体系，不应该要求纯之又纯，水清无鱼，那就不成其为海派文化了。雅与俗，洋与土，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相容并存，以致落后、低级、庸俗、黄色、反动文化，在以往那特定历史时期，也夹杂其间，怎么能用这些来对今天的海派文化说事呢。

五是商业性，海派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中，其适应市场的商业性都有不同的表现。上海人往往对国内外市场行情具有敏感性，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比较强，有些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人士，也比较有经济头脑和市场意识。

我认为，海派文化的“派”，既不是派性的派，也不是拉帮结派的派，更不是其他什么派。千万不要“谈派色变”，也不必对“派”字讳莫如深，远而避之，切忌不要一提到“派”字，就联想到造反派、搞派性、讲派别!不，我们这里所说的海派文化，是反映上海文化风格的最重要流派。我国有京派文化、徽派文化、吴越文化……和海派文化一样，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的京剧有麒派、尚派等等，越剧有袁(雪芬)派、傅(全香)派、戚(雅仙)派……都是戏剧艺术的流派，流派纷呈有何不好。

我认为，海派文化是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海派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直在发展变化之中，既不要一提到海派文化就沉醉于上世纪30年代怀旧情调中，也不要一说到海派文化马上就和当年的流氓、大亨、白相人划等号。应该看到，经历了漫长时期的风雨淘洗，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上海发生了巨大变化，海派文化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海派文化发展的至高境界，我想就是“海派无派”，正如石涛先生所说，“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应该要为海派文化向至高境界发展而不断努力。

时代呼唤《海派文化丛书》。

《海派文化丛书》是历史的需要。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趋同化的当今世界，我们伟大祖国亿万人民正在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而团结奋斗，中央要求上海搞好“四个中心”建设，发挥“四个率先”作用，还要继续搞好在浦东的综合改革试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应有贡献，特别是要主动热情地为争取办好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而努力。世界人民的目光聚焦上海，为了全面了解上海、正确认识上海，都迫切需要为他们提供新的准确而完整的图书资料。国内各兄弟省市的同志也有这样的愿望，新老上海人同样都有这个要求。可以说，编辑出版一套系统介绍海派文化的丛书是当务之急。  《海派文化丛书》必须力求准确系统地介绍海派文化。海派文化曾经有过争议，如今也还是仁者见仁，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也是好事。我们编纂者则要严肃而又严格地正确把握，既不要过于偏爱，也不要执意偏见。近年来，由于上海大学领导的重视和不少专家学者热情支持，已经举行了多次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汇编出版了五本论文选集，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心和欢迎，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出版好这套丛书。

《海派文化丛书》的创作、编辑、出版工作一经动议，就得到作家、编辑和有关领导的热情支持，得到上海大学。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文汇出版社等大力帮助。我相信，《海派文化丛书》的出版可以为中华文化宝库增添新的内容，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上海的建设增强精神助推力，同时，也可为希望全面了解上海的中外人士，提供一套具有系统性、权威性、可读性而又图文并茂的图书。

我谨代表《海派文化丛书》的作者、编者、出版发行者，向所有给予帮助和支持的单位及个人表示衷心感谢!向读者和收藏者们致以诚挚的敬意!向读后对本丛书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的朋友鞠躬致敬!

是为序。

李伦新

2007年5月20日于乐耕堂(本文作者为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近来十分流行“创意”二字，如美术创意、建筑创意、文学创意等等，因其名目繁多而目不暇接，又因大多陌生而超然处之。但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伦新同志提出编辑《海派文化丛书》的创意使人精神一振，耳目一新，对我们从事文化工作的人来讲，正是思之无绪的良策，事之无措的善举。

此创意特色有三：

一是纵横驰骋，自成体系。该系列丛书将由海派书画、海派戏剧、海派建筑、海派文学、海派电影等方面近三十本书组成，基本囊括了能反映海派文化的各个领域，其中6本书将在2007年8月的上海书展上面世。此后每年出版7至8本，争取在2010年出齐，向世博会献礼。

二是叙述简洁，形式新颖。上海，不管你是否喜欢，它在近两百年内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并在中国占有重要地位的事实是无可置疑的。因此，上海是一个世人瞩目的、值得研究的、又众说纷纭的一个课题。论述上海、反映上海的书籍纷繁浩瀚，它们各有见解，各具特色，拥有各自的读者。有的是学术性的，史料详实，论证严密，但曲高和寡；有的是文学性的，情节曲折，故事生动，但内中难免搀杂作者个人的情感，而有失公允；有的是纪实性的，历史掌故和人间悲欢离合尽收其中，但珠玑散落，难于荟萃。丛书力图博采众长，“合三为一”，以纪实为主，兼顾史料的真实和文字的优美，并采用图文并茂的编辑方法，使之成为一套新颖的研究上海，介绍上海的书籍。

三是内容丰富，面向大众。丛书对海派文化的各个领域，诸如：戏剧、书画、建筑、文学、风俗等，既有宏观的研究与阐述，又有具体的描绘与剖析，向读者展示了一幅绚丽多彩的海派文化起源、发展、形成、深化的历史长卷，令人信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海派文化造就了被誉为“东方巴黎”和“东方明珠”的上海，形成了“海纳百川”、“精明求实”、“宽容趋新”等上海人的社会人格。丛书既是研究上海的学术著作，又是介绍上海的通俗读物，具有书柜藏书和案头工具书的双重功能。

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是进行中外文化交流的专门机构，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汲取世界先进文化为己任。协会成立20年正是上海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的20年。协会乘势而为，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积极拓展外联渠道，构筑中外交流的平台，广泛开展国际间的社会科学、金融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交流，增进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理解，成为上海的一个有影响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我们在获悉丛书的编辑思想和出版计划时，就感到双方是心心相印的，所以决定对丛书出版给予经济上的支持。我们认为此举是对建设上海文化事业的支持，是对弘扬民族文化的支持，也是对自身工作的支持。

因为工作的缘故，经常有外国朋友赠送一些介绍他们的国家或城市的书籍。这些书籍装帧精美，内容言简意赅，形式图文并茂。由此联想，在丛书中选择若干本或若干章节翻译，汇编成书，那也是一种十分可取的介绍上海和宣传上海的内容和形式，特别对于将在2010年举办世博会的上海来说尤为如此。

本丛书的出版已引起有关单位的重视和关注。文汇出版社已将本丛书列为2007年出版计划中的重点书，并配备了业务能力强的文字和美术编辑；外宣部门认为这套丛书是很好的外宣资料，是世博会的一个很好的配套工程；有的图书馆反映查阅上海资料的读者曰渐趋盛，这套丛书的出版适逢其时，将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方便。

还必须强调的是丛书的编辑和出版也得到了作者的大力支持。去年年底，编委会召开部分作者参加的笔会，其中不乏畅销书的作家，编委会对他们提出了创作要求和交稿时限。尽管要求高、时间紧，但是作者均积极配合，投入创作，为第一批丛书在2007年8月的书展上与读者见面创造了条件。为此，有的延误了申报高级职称的机会，有的推迟了其他的创作计划，有的不厌其烦数易其稿。

天时、地利、人和似乎都护佑着丛书的面世。丛书是时代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郑家尧

2007年7月

(本文作者为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