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尊佛，由来已久——隋文帝发愿弘扬佛法，唐肃宗因国难崇佛，元世祖奉喇嘛为帝师，雍正皇帝集法王人王于一身……

本书以引人入胜的故事、生动流畅的文字、精美典雅的图片，将梁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宋太宗、元世祖、建文帝、雍正帝等二十五位皇帝尊佛的故事娓娓道来。他们在信奉佛教的同时，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亦产生着深远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首先取得帝王的支持和信奉，并逐渐成为广大民众的信仰。本书以引人入胜的故事、生动流畅的文字、精美典雅的图片，将梁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宋太宗、元世祖、建文帝、雍正帝等二十五位皇帝尊佛的故事娓娓道来，如“在位的和尚皇帝梁武帝”“女皇身边的和尚”“七迎佛骨法门寺”“促成东西佛教交流的宋太宗”“集法王人王于一身的雍正皇帝”等等。他们在信奉佛教的同时，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亦产生着深远影响。

佛教东来(代序)

一、石勒与佛图澄结缘

二、动干戈争夺高僧的皇帝

三、在位的和尚皇帝梁武帝

四、发愿弘扬佛法的隋文帝

五、称菩萨戒弟子的隋炀帝

六、护法仁君唐太宗

七、促成译经大业的唐高宗

八、女皇身边的和尚

九、模范佛教帝王唐中宗

一○、礼遇佛僧的唐玄宗

一一、因国难崇佛的唐肃宗

一二、一度为僧的唐宣宗

一三、崇佞佛教的唐懿宗

一四、七迎佛骨法门寺

一五、促成东西佛教交流的宋太宗

一六、从皇帝到高僧的宋恭帝

一七、奉喇嘛为帝师的元世祖

一八、皇觉寺走出的沙弥皇帝朱元璋

一九、永乐皇帝的佛教情结

二○、逃出宫门难觅踪迹的建文

二一、前生的确是僧的顺治帝

二二、与山结佛缘的康熙皇帝

二三、集法王人王于一身的雍正皇帝

二四、与喇嘛结缘的乾隆皇帝

二五、慈禧老佛爷

三、在位的和尚皇帝梁武帝

在南朝的崇佛皇帝群中，广受瞩目的是南朝梁武帝萧衍，他三次合身同泰寺，制订丛林清规，是中国古代皇帝中唯一在位的和尚皇帝。

(一)梁武帝其人

梁武帝萧衍(464—549)，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中都里人。南朝梁国的创建者。出身士族，自幼聪颖机敏，博览诸子百家，时有真知灼见，享誉一时。

南朝齐永泰元年(498)，萧衍任雍州(治所在今湖北襄阳)刺史，镇守襄阳。时齐明帝(452—498)死，十六岁的次子萧宝卷(483—501)即位为南齐皇帝。他是南朝闻名的杂技皇帝，热衷杂技，不理政事，喜欢游玩，一见士民格杀勿论。有一孕妇临产未避，令剖腹看是男是女。萧宝卷嗜杀成性，视百姓如蝼蚁草芥，任意斩杀，致使建康四民失业，白日路绝人迹。加之他又乱杀臣僚，天怒人怨，朝野人人自危，众叛亲离，遂暗聚力量，等待伺机。

永元二年(500)，萧衍兄被杀，他闻讯起兵于襄阳，尊齐明帝第八子萧宝融(488—502)为主，与萧宝卷分庭抗礼。次年，萧宝融在江陵称帝，是为齐和帝，改元中兴，以萧衍为都督征讨诸军事，率兵东进攻建康。不久，城内兵变，侍将王国珍联合宦官血洗内宫，十九岁的杂技皇帝，便身首异处。齐和帝晋萧衍为中书监、大司马、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封建安郡公，总揽朝政。中兴二年(502)四月，再晋爵为梁王，备九锡。不久，齐和帝被迫禅位，萧衍杀和帝即位，史称梁武帝。梁武帝以建康为都，改元天监。梁朝历五十五年，四帝，但梁武帝一人就做了四十八年皇帝。

梁武帝即位初，北朝已衰落，无力大举南下，所以梁朝是一个粗安时期。梁武帝发展教育，兴立学校，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招生徒，令太子以下及王侯之子都入学习业。天监四年(505)派博士祭酒巡行州郡立学。梁武帝亦常亲临国子学讲授。《南史·梁本纪》称自东晋以来，儒学“文物之盛，独美于兹”。

梁武帝认为南朝宋齐两朝的短命原因之一是：内部争权夺利，士庶之间倾轧。他即位后，尽力协调宗室内部、摆平士庶，防止骨肉相残。为此，他任用能干的寒门人典掌机要，又下令推荐士人做官，宗室成员只要不造反，其他犯罪无人过问。于是在梁武帝的纵容下，贵族无恶不作，各级官吏大肆贪污，民苦不堪言。

梁武帝尊佛，极力提高佛教的地位，鼓吹“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为正道，其馀九十五种为外道”。天监三年(504)下崇佛诏日：“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定教，化度含积，同共成佛”，此诏无异于宣布佛教为国教。次年即率僧侣二万，于重云殿亲自制文发愿，合道归佛。梁武帝笃信佛教简直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他不但自己是一位虔诚而狂热的佛教徒，还下令太子王公以下都拜俗僧慧约为师，朝臣权贵中受戒的人达五万人之多。和尚皇帝领着一群和尚、居士大臣却管着人间的俗事，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作为佛教徒，萧衍礼佛晚年自奉甚严，早晚到寺礼拜，讲演佛经。生活上也遵照佛门行规，日止一食，身穿布衣，一冠三年，曾三次合身同泰寺。又依佛经在建康设“孤独园”，收养贫民，令织官织锦花纹，不得用仙人鸟兽图案，以免裁剪时有失仁恕，宗庙祭礼不得用牲畜，以免杀生，这是佛教五戒的重要内容。他带头大造佛寺，盛造佛像，在他的提倡下，梁朝王公、后妃、达官、士族纷纷效尤。从此，江南佛教大兴，不仅有高僧僧诠、僧祜、僧朗传“三论”之学，而且涌现出僧曼(467—527)、法云(467—529)、智藏(458—522)等“三大法师”，振兴成实学派，名僧汇集，呈现出宛若佛教王国的奇观。当时梁朝有寺2846所，僧尼82700人。《南史》卷七○载，建康一地就有寺院五百多所，僧尼十余万人，正如杜牧《江南春》所道：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二)欲舍身同泰寺，创办无庶会

梁武帝普通(520—527)年间，虽与北方屡有烽烟，但北魏正东西分裂，无暇顾及江淮，且东魏与梁修和，边境安宁，更觉梁朝天下太平，四静烽烟。梁武帝政事不多，闲暇之余，便倾心参禅。在他的龙袍上再添道佛的灵光，以便强化江山社稷。为了便于祭拜佛祖他下令在皇宫附近修筑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同泰寺，寺里面供奉着莲花宝座上的三世佛，宝相巍峨，殿宇弘敞。大通元年(527)三月，率近臣，人同泰寺，欲舍身遁入空门。以佛的身份而君临天下，以佛济世，普渡众生。不久在侍臣劝谏下，走出寺院回宫执政。这次舍身时间虽短，却开创皇帝舍身为僧之先。

梁武帝中大通元年(529)九月，梁武帝萧衍二次亲幸同泰寺，自称“三宝之奴”，创办四部无庶大会。四部是僧、尼、善男、善女四众；无庶会，源于古印度，与会者无论贤圣贵贱一律平等地参加法会，进行财施、法施。梁武帝举行的这次大会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四部无庶大会。在大会上，梁武帝脱下冕服，亲披袈裟，趺坐蒲田，睡素床，用瓦器，乘小车，私人执役，与僧人无异。不久，他又披上袈裟，亲升法座，在重云殿为僧、尼、善男、信女等四部大众，讲授《涅磐经》，讲得天花乱坠，有条有理。讲经后再度舍身，不复还宫。到了十月，国库、公卿捐施以钱一亿，入同泰寺，替梁武帝赎身还宫。

中大同元年(546)三月，梁武帝第三次抵达同泰寺，讲《三慧经》，差不多过了一月，方才罢讲，再办法会，大赦天下。不料这一夜，同泰寺竞起火灾，毁浮图，令梁武帝感叹不已。时梁武帝虽已82岁，老态龙钟，但虔诚礼佛不减当年，遂令重造浮图十二层，精雕细刻。浮图将成，候景之乱发生，遂将浮图事暂放。

梁武帝提倡的“六道慈忏”(即“梁皇忏”)后与密教冥道无庶大斋相结合，成为中国佛教经忏法事中最为隆重的水陆法会。

P20-23

佛教东来

(代序)

佛教起源于印度次大陆，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相传公元前六至五世纪中，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王国的南部)王子乔达摩·悉达多所创立。于是人们尊称悉达多为释迦牟尼，意即释迦族的圣人。

悉达多王子的活动时代大约与孔子同时代。他在青年时代，感到婆罗门僧侣权威过高，给世人带来痛苦和不幸，他便决心出家，去寻求摆脱人间痛苦的道理，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一棵菩提树下获得彻底的觉悟，而成为佛陀(智者或觉悟者)。他倡导众生自由平等，并从此反对婆罗门的种姓制度，很快开始流行。到阿育王时期(前273—前232)，佛教开始兴盛并形成为印度的国教。公元前三世纪中叶，阿育王曾派传教僧侣，分赴世界各地宣扬佛法。北至今土库曼斯坦，南至今日斯里兰卡、缅甸，皆有佛教僧侣的足迹。佛教作为印度文化的精髓，开始向东方世界冲击。它经过克什米尔、中亚细亚，向中国传播。

佛教究竟何时传入中国，史书记载不一，众说纷纭，揣测附会者颇多。汤用彤先生对此曾作过详细考订，成绩卓著。据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所述：和阗地方在公元前两世纪左右，曾被旁遮普极西北角上的坦叉斯罗夷为殖民地。如果此说无误，那么在秦汉之际，佛教僧侣追随殖民官吏、商入，进入塔里木盆地传教，则完全是可能之事。

至于佛教进入中国内地，具体年月，因史料缺乏，不敢妄断，还有待作深入的研究。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佛教最初传入中土，当在汉武帝通西域之后。因为在这以前，中国本土之人，尚不知有所谓身毒，而对其文化精神的象征——佛教，更是毫无所知。那么，出使西域的张骞，是否知道佛教，《史记》、《汉书》无一字提及，故范晔修《后汉书》时，曾断言张骞不知有佛教之事。

(一)文士传诵

事实并不尽然。张骞探险西域之时，阿育王传播佛教于中亚，已有百年以上。当他跨入中亚之时，一定会见到印度佛教僧侣。即使在大夏等地，没有接触到佛教僧侣，也应该在塔里木盆地见到佛教的印痕。斯坦因在《西域考古记》中报告，他在尼雅的汉代废址中，发现“有一些木牍上用梵文书写一段一段的佛经”，时间大约是公元前一世纪，即张骞通大月氏前后留下的遗物。因此，我们根据这些资料推理演绎，可以看出，张骞在西域曾经接触过佛教僧侣。只是他的使命，主要是联络大月氏，了解西域各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情报，而对佛教之事，没有写在报告中，从而给中西文化史研究者留下了一个无法解开的历史之谜，令后人疑惑不解。

自张骞通西域，打开了中国与西域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中外使节、商队来往于这条大道上者，络绎不绝。佛教也随着使者、商队的到来，注入中土。但是，中国是一个独立发展起来的封建帝国。中国文化有完备的体系和鲜明的个性，任何外来的宗教，要想在中国站住脚跟，取得吏民的信仰，打开局面，扩大影响，并非朝夕之间的事，它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时间，才能使其教义为一般人所接受。这样，迄昭、宣、元、成四帝约百余年间，到了哀帝时期，当娈童董贤受宠、饥饿之群行筹会聚击鼓号呼的多事之秋，佛教首先引起勇于求新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注目。

《魏书·释老志》云：“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大月氏王使者尹存口授《浮屠经》。”

此事，虽不载于《汉书》，但首见于《三国志》裴注中。大月氏(今阿富汗境内)是中亚佛教盛行之地，口授佛法又是印度传法和中国早期翻译佛经的通行办法，所以这一说比较可信。秦景宪从大月氏外交使节口授《浮屠经》，无论是为了口译还是出于探索，恰好说明佛教在中国传播，已进入了一个知识分子传诵的阶段。  (二)贵族信仰

佛教经过西汉末年知识分子的传诵，到东汉初，便获得宗室贵族的欢迎。汉光武帝之子楚王刘英首先在封国彭城(今江苏徐州)地区招聚方士、西域沙门，祭神求福，设“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后汉书·楚王英传》)，开布施之端。从此，释迦牟尼进入中国的神坛，浮屠之教成了贵族的信仰。此时，汉明帝也派蔡情等18人为使者，到印度访求佛法。永平十年(67)从大月氏请得印度僧人迦什摩腾和竺法兰，两僧用白马载着佛像和佛经来到洛阳。翌年在洛阳建白马寺，请迦什摩腾和竺法兰讲经，从事佛经的汉译(《魏书·释老志》)。这是中国佛经翻译之始。这样在全国形成了洛阳、彭城两个佛教传播中心。

汉末桓灵之世政治腐败、社会危机、道德沦丧，达到了类似罗马帝国产生基督教时的那种“经济、政治、智力和道德的总解体时期”的严重程度，人们为寻求精神上的解脱，纷纷沉迷于宗教，使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不过也应当看到，桓灵之世佛教的发展，也有外部的因素。当时中亚地区局势动荡，一些对东方社会信息尚不灵通的月氏人、康居人、安息人及天竺人，陆续不断地移居中国境内，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移民热潮。他们陆行者多留居新疆的于阗、鄯善和内地的敦煌、洛阳等地，海浮者多留居交趾等地。这些移民中有异域的使臣、冒险的商贾、外国的贵族和好奇的游客，他们中更多的是对佛教事业虔诚的善男信女，其中姓名卓著者，有安息国太子、精通小乘经典的僧人安世高、精通大乘经典的大月氏沙门支娄迦谶。他们先后于桓帝建和二年(148)、永康元年(167)相继来华，在洛阳翻译佛经。临淮入严浮调在洛阳出家，曾受佛学于安世高，参与译事。洛阳人孟福、张莲受佛学于支娄迦谶。他们不仅翻译佛经，而且还到处宣布教义。传说安世高曾经到过荆州、豫章、丹阳、会稽、广州等地，把佛教传到中国南部。

大批佛教僧侣的东来，佛经的翻译，使佛教也取得了昏君桓帝的信仰。据《后汉书·襄楷传》载，桓帝延熹九年(166)，桓帝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释迦牟尼的偶像进入了中国皇宫。从此“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后汉书·西域传》)。到了汉灵帝时，丹阳人笮融为徐州牧陶谦督广陵等郡漕运，他断盗官运，在徐州，广陵间大起浮屠寺，造铜浮屠像，用免除徭役来招致信徒，“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 ”(《三国志‘吴书·刘繇传》)。这是我国佛寺的建筑、佛像的雕饰、佛徒的供养的开端。据此可知，汉末佛教已深入民间，成为庶民的一种信仰。

(三)民间信仰

当时信佛的沙门虽不少，但受五戒未出家的居士可能居多。桓帝之世，安玄译《法镜经》，叙佛门居士郁伽长者以在家出家行法。《理惑论》也说：“今沙门耽好酒浆，或蓄妻子，取贱卖贵，专行诈治。”牟子所论，虽指海上交通发达、佛教徒聚居较多的交州沙门，但蓄妻子、逐什一之利者，未必尽是异域的教徒。显然，汉代佛教东传，教义不明，教规杂乱，所以笮融在徐州、广陵间造佛寺，曾以酒饭布施。

也正因为时人对佛教教义没有十分的了解，在他们看来浮屠、道教无别。方士有神奇的方术，懂医学，传教士也精通针脉诸术，以方术传教；方士有祠祀之方，浮屠作斋戒祭祀；道言神仙久生，佛言精灵不死。因此汉人把佛教当作道术祠祀之一，作为黄老道的支流，并且把佛教教义理解为清静无为，“省欲去奢”(《后汉书·襄楷传》)，与黄老道同气。楚王英、桓帝，均并祭老子、浮屠。“善天文阴阳之术”、读道书与浮屠家之言的襄楷上桓帝疏，杂引《老子》、佛经，劝桓帝行正道。都说明在他们心目中佛道无多大差异，“于黄老视为君人之术，于浮屠遂以为延诈之方”，可合而为一。加之那时社会上有“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说法，颇为流行。言称老子出关之后，到达西方创立佛教，教化胡人，老子成了佛教的教主。而这时尚处于苦斗之中的佛教徒，也深知要在中国站住脚跟，必须亦步亦趋向道教靠近，只好默认佛是老子的门徒，居于附属地位，开始汉化，用汉人的祭祀方法祀佛，如桓帝便是用中国祭器，以三牲祭浮屠。所以史家称其为“汉地佛教”，即汉文化系统的佛教。抗战时期，在四川彭山东汉崖墓内曾出土一陶座，陶座上身部为一佛二菩萨，中间为释迦牟尼像，而侧为大势至菩萨和观世音菩萨。陶座为钱树之座，可能象征社神。由此可见，汉末佛教的礼拜与道教的礼拜，甚至和传统的土地崇拜——社祀活动交糅在一起。

(四)传播地域

汉代佛教传入内地，除洛阳、徐州外，还传布到哪些地方？这是历史上又一个谜团。过去因资料贫乏，难以找到打开这个历史之谜的钥匙。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中，精心考证，写出《汉代佛法地理上之分布》一节，指出佛教曾流传于丹阳、襄乡、临淮、许昌、会稽、颍川、苍梧、交趾等地，这些看法给人以启迪，发人深思。但是不足之处是，仅限于文献资料。而近三十年来，随着田野考古的开展，佛教留下的艺术史迹陆续发现，引起史学界的极大关注。1953年发掘的山东沂南画像石墓中室的八角擎天石柱上所刻的带项光的立佛像；1959年新疆民丰县北尼雅汉墓中出土的蓝缬棉布上有一上身赤裸、手持鲜花、头后有项光、身后有背光的菩萨；1973年夏，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壁画墓中的“仙人骑白象”和舍利像；山东滕县画像石中的六牙白象图；四川乐山麻濠、沛子湾崖墓的坐佛像等。这些佛像证明，至迟在汉末，佛教已在东至海，西至新疆，北至内蒙和林格尔，南达四川乐山的范围内，也有一定程度的传播。

至于佛教之最初传入中国的路线，首先由西域的大月氏、康居、安息诸国，经陆上的丝绸古道而来，这是尽人皆知的。除了这一条路线之外，是否还有一条海上之路呢？过去梁启超先生曾提出，佛教经海上先由南方广州一带传入。对此说法汤用彤、翦伯赞等先生曾提出异议。我们认为，佛教先由陆路进入中土无可怀疑，但佛教东传也有经海道之时。如果说在塔里木盆地发现了公元一世纪的古印度文的佛经，证明佛教首先从西北陆路而来，那么临近海滨的孔望山摩崖佛教造像的新发现，就是佛教来自海上的实物证据之一。汉代海上交通发达，((汉书·地理志》中具体叙述了自徐闻等地到缅甸、印度、斯里兰卡的航行时间，当然是汉人航行经历的记录。那时汉人用北极星和铜圭表观测天气导航。正因为汉代海上交通发达，泛海船队可能把佛教从东南次大陆沿着南海之滨输送到黄海之滨，从而在孔望山留下佛教艺术史迹，以徐州为中心向周围扩散，在山东滕县、沂南留下了佛教图像。这些史料都有力证明当时的确存在着一条海上的丝绸之路——佛教输入中土的新线。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印度佛教的东传，大约在秦汉之际进入中国边疆，公元一世纪初期从海陆两路进入中土，获得了贵族的信仰；汉末进入民间，成为庶民百姓的宗教信仰之一，但它与道教相比，仍处于附属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