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这颗璀璨的东方明珠，你了解它过去的痕迹吗？鸦片战争、英国强占香港岛、九龙、新界、19世纪末香港的瘟疫、香港与1911年的中国革命、香港与抗日战争……作者引证了大量原始史料加以论述，描述了香港社会将近两个世纪的历史，尤其深入分析了英国国内政治对英国对华政策以及香港前途的影响。情节生动，发人深省。

本书系统、全面叙述了1838到1990年间香港的发展历史，对一些重大事件和问题，如律劳卑使团、港脚贸易、德庇时突袭、两次鸦片战争、英国强占香港岛、九龙、新界、19世纪末香港的瘟疫、香港与1911年的中国革命、香港与抗日战争、战后香港的发展等，引证了大量原始史料加以论述，尤其深入分析了英国国内政治对英国对华政策以及香港前途的影响。

为撰写此书，作者除参考数百种相关著述外，还遍访英、法、美以及中国的档案馆，广泛收集了大量原始资料，其中很多属此前从未使用过的未出版档案。丰富的史料不仅为读者提供了许多此前较少或从未接触到的英国方面的一手史料，也使本书细节生动，读来饶有趣味。

序

前言：不情愿的双亲

第一章 两个帝国

末代王朝／学者与士绅／东印度公司的崛起／不幸的航程

第二章 鸦片生意

使人快乐的植物／多变混乱的程序／我此生从未见过鸦片／一群花花公子／收入不错的行当／谁想打一场对华战争

第三章 律劳卑勋爵的屈辱

凄凉的墓志铭／第一个提议占领香港的人／别让煮熟的鸭子飞了／最谦卑而顺从的仆人／兰斯洛特·颠地衣领之战／鸦片与威士忌

第四章 不平等条约

保护神／瞄准琉璃塔的大炮／南京条约／两个帝国的仲裁者

第五章 贫瘠之岛

“女王陛下的领地”／璞鼎查时代／体面而富有的华人

第六章 德庇时突袭

马丁的报告／刑罚／硫磺、树脂、啤酒和黑啤酒——还有鸦片／广州城里的是是非非

第七章 英法联军

名声不好的房子、台球厅和小船／庸医包令／“亚罗”号事件

第八章 喧嚣与骚动

不顾一切的对抗／九龙半岛／殖民地部／汇丰银行／非法游戏／亲王来访

第九章 令人不快的话题

污水与肉刑问题／梅毒只能通过接触传染／总税务司赫德／来访者的评述

第十章 香港要塞

捍卫英帝国／法国的野心／萨金特将军的大炮／瘟疫

第十一章 香港殖民地的拓展

1895：中日之战／无视法律的恶例／秘密社团的“恶棍首领”／弥敦爵士的铁路

第十二章 香港与中国革命

恶毒的议员／爱国的通奸行为

第十三章 动荡的局势

冷若冰霜的面孔／为什么必定会发生对日战争?／妹仔／蹒跚走进20世纪

第十四章 大东亚共荣圈

可耻的默许／大难降临／我们现在自由了／英帝国被一笔勾销了／英国选民根本不在乎香港

第十五章 在夹缝中生存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态度／金钱至上／毛泽东的变革计划

第十六章 黄金时代

麦理浩走马上任／司空见惯的腐败／华人社会

第十七章 退场

香港的前途／直接选举问题／破旧的帝国背包／殖民主义的终结

尾声

附录一 历届英国政府与中国的重要人物

附录二 历任香港总督

参考书目

索引

译后记

总督司徒拔情绪激动地要求用贿赂或武力来结束抵制，继任者金文泰爵士则采取了较为平和的政策。金文泰是殖民地部门的一个怪人，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牛津大学，文官考试的成绩异常出色，足以让他任意挑选工作部门。他本可以去印度事务部、外交部或财政部，结果却选择了被视为才智平庸之辈避难所的东方殖民地司。金文泰兴趣广泛，颇具个人魅力，还曾编辑出版4世纪拉丁情诗集《维纳斯的不眠之夜》，这本书是少数出自殖民地总督之手的学术著作。1900年，金文泰前往香港，在新界从事土地登记工作。金文泰的上司全都热情称道他的才干，卜力认为他是“东方司最具才干者之一，一个学者和思想家，有朝一日必将有所成就”。卢押认为他才华横溢，富有同情心，令人愉快。在出任香港总督之前，金文泰曾被郑重其事地提名为香港大学校长。他的足迹遍布中国，学会了多种语言。1907年，他开始进行从中亚到九龙长达3000英里的徒步旅行。此后，由于殖民地部众所周知的原因，金文泰在英属圭亚那和锡兰工作了12年，关于中国的稔熟知识在那里毫无用武之地。

可怜的辅政司施勋竟然一度想当总督，1925年8月22日，他在给妻子南恩的信中写道：“金文泰被任命为总督让我非常吃惊，我想他会干得很出色，这个任命不失为明智之举，可是我也在香港，大家都认为我干得很不错，这个任命就很成问题了。”金文泰很快理顺了司徒拔时期遗留下来的纠缠不清的各种关系，不但与广东政府，还与英国外交部及其驻北京、广州的代表建立了联系。驻广州总领事詹姆斯·杰弥逊长出了一口气，他认为司徒拔和施勋根本不了解中国人，“香港的外国人甚至比中国大陆的外国人……更把握不住变革的性质和范围”。杰弥逊正确地觉察到中国“非常敏感的民族主义精神的发展”，香港当局却对此“无动于衷，十分愚蠢地一无所知”。

这位新总督谒力争取舆论的支持，他得到日后成为行政局议员的罗旭龢和周寿臣的帮助。罗旭龢得到一笔政府津贴的扶持，出版了一份在这个殖民地和华人中有众多读者的反共报纸。金文泰力图巩固这一成果，抱怨伦敦禁止他展开“防御性的反宣传……我希望上次大罢工的教训在本地劳工界形成足够强的舆论，使人们相信相对于肆虐的工会暴政，资本主义剥削的鞭子还算仁慈的”。金文泰认为必须猛烈回击共产主义宣传，只有那些盲目轻信的人才会相信政府为了保障桥梁的安全而把幼儿埋在桥底下的传闻。但是，印度旁遮普发生臭名昭著的阿姆利则大屠杀之后，下述传言就不是空穴来风了：“1919年，昂泽黎[?]部族1万多人在公园集会，结果遭到英国士兵用机关枪扫射，全部罹难。”殖民地部并未密切留意这个殖民地的民意，1927年2月21日，殖民地部助理次官沃尔特·埃利斯写道：“我认为不必理会那种认为香港华人‘秉性忠诚’的说法。中国佬一无所有，势必会感谢上苍让他们生活在英国正义护佑、而不是军阀和共产主义者控制的香港。”

广东政府全面支持罢工者，罢工者的行动很快就失去控制。他们要求资方彻底让步，恢复工作，发放金额超过2000万元的罢工津贴和赔偿。香港政府不愿输得如此灰头土脸，经过毫无成效的磋商，金文泰决定转而采取强制措施。这个决定遭到英国驻广州总领事约翰·白利安爵士的强烈反对，却得到殖民地部的大力支持。自去年11月以来，利奥·艾默里执掌殖民地部，总是乐于表现出一种极端的帝国主义姿态，艾默里在自传中写道：“中国咄咄逼人的反欧民族主义的发展……导致我们与外交部发生巨大分歧，外交部主张采取绥靖政策，我们更关心英国企业在香港这样一个繁荣的殖民地的既得利益……但是，”他不无遗憾地补充说，“面对华人的抵制，香港几乎束手无策。”

抵制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其中包括不能赊账这样令人难以忍受的不便。法国外交官保罗·莫兰幸灾乐祸地报告说：

香港正陷入一蹶不振的境地……革命的中国通过令其商业破产，竭力一点一点地使这座城市屈服……通常在这些地区买任何东西都可以签单，就连鸡尾酒也可以赊账。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旅馆和商店贴出告示，提醒人们：“请付现金”。

不过，事态正朝着有利于这个殖民地的方向发展。孙逸仙去世后，蒋介石掌握了国民党领导权。蒋介石曾在日本军队受训，到莫斯科考察过红军的体制，他被任命为黄埔的军事学校校长。他以这所军校为基础，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日后凭借这支军队重建中央政权。蒋介石的第一个举措是发动向上海和南京的北伐，这就需要巩固他在广东的地位。1926年3月，蒋介石支持者发动政变，解除了共产党人的武装，从而大大缓和了局势，白利安称之为“一次彻底的大转向”。6月，蒋介石提出一项“八点方案”，其中之一就是结束抵制。至此，秋后算账是迟早的事了。英国皇家海军小规模地炫耀武力，驱赶码头上的示威者，香港政府也坚决拒绝给罢工者任何金钱补偿，进一步加速了抵制的结束。1926年10月，在没有获得任何补偿的情况下，抵制静悄悄地结束了。P422-424

我第一次对香港产生兴趣是在1970年。当时，我担任董事的一家伦敦银行收购了道亨银行，道亨银行是香港一家规模不小的华资银行，之后我到这个殖民地去了一趟。

不久，我家在1972年买下了弗拉斯宅邸，这是从前广州和香港商人颠地兄弟(兰斯洛特·颠地和威尔金森·颠地)在威斯特摩兰建造的一座宅邸。1839年，中国当局威胁要拘捕兰斯洛特·颠地，引发了最终导致第一次英中战争的事件。这场战争通常以“鸦片战争”而闻名，结果导致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广州贸易大多转移到香港，颠地洋行成为这个新殖民地最有实力的商号之一。弗拉斯宅邸，连同内部保留下来的家具(德拉姆市古尔本吉安东方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中式大床值得一看)，清晰地反映出维多利亚时代早期那些“富商巨贾”的品位。弗拉斯宅邸有一些细节颇为有趣，这些细节表明了颠地洋行有别于其主要竞争对手怡和洋行的特征。与马地臣和三行地臣在苏格兰高地建造的豪宅相比，弗拉斯宅邸显得朴实无华，体现了兰斯洛特·颠地更为严谨、较少浮夸的性格。弗拉斯宅邸的一些细部颇有特色，如手绘墙纸、乳白色的室内家具以及精致的意大利样式金属制品。宅邸向公众开放后，我们在肯德尔市阿伯特霍尔博物馆协助下，安排了关于对华贸易沿革的小型展览。我为这个展览撰写了一份简明指南，这份指南就是本书最早的雏形。

我想在此先做几点说明。不幸的是，任何关于英中两国关系的历史著述大都是片面的和不完整的。之所以说是片面的，原因在于，任何一位准备研究北京的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文和中文官方档案的学者，多半不会注意到19世纪英国政治和社会的微妙之处；而且学术界入士在研究这个殖民地历史中突出的商业问题时，势必会遇到很多困难。另一方面，若是不懂中文，就不得不依靠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翻译和节选出来的材料，本书作者就是如此。这样一来，除了可能存在的其他不足之处，本书的叙述不可避免地是以英国为中心的。要用一本书的篇幅涵盖如此宏大的主题，描述一个社会将近两个世纪的历史，势必要做一些乏味的概括，或是选择一些能够反映问题的事件。为了避免平淡乏味的概括，我很遗憾地不得不省略许多相关材料，但我相信本书所附的参考书目至少能够在史料方面提供一些帮助。

香港的时局变化很快，由于写作与出版之间难免有时间间隔，我无法在本书中对这一间隔时期的时局变迁做出公正的评判。1991年3月到1993年3月的两年间，香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英国。不光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其他许多指标上，这个殖民地最终、或许是永久地、而且肯定是以令人意想不到的高速度超越了“宗主国”。

政治的发展也很迅速，而且更为令人吃惊。1992年10月，香港总督决定以一种颇为罕见的方式——如果说以前曾经有过的话——运用王室特权。总督凭借一纸政令，改变了立法局的组织结构，以及立法局与行政局的平衡。这种情形如同一位斯图亚特王朝君主运用自己的绝对权力改变政府的运作方式。虽然彭定康的动议强调了王室权力的权威性，但这项动议改变了香港宪政的发展方向。本来，宪政改革的方向是立法局民选议员进入行政局。彭定康先生的动议还造成了一个小小的后果，那就是我不得不在结语中修订我对彭定康到来之前香港宪政体系的描述，以反映这些新变化。

我意识到本书的不足之处，愈加发自内心地感谢那些曾经给予我慷慨帮助的人士。英中友协的劳拉·里夫金、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托尼·法林顿、中国国家档案局局长冯子直，使得我的北京之行成为可能。在北京，我得到了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徐艺圃和国家档案局外事办副主任沈丽华的帮助。他们慷慨而友好的帮助使我们能够鉴别一些重要史料，从而对19世纪40年代的英中关系有了全新的理解。剑桥大学图书馆的查尔斯·艾尔默承担了最为艰巨的任务，他准确地把手写体的中文史料翻译成英文。在香港，冼玉仪博士和陈刘洁贞博士在好几个问题上耐心指导我，张荣洋博士和普里西拉·罗伯茨博士不知疲倦地给予我殷情款待，并在从广州贸易到现代美国历史的诸多问题上给予我指点。我感谢上述人士，感谢香港大学历史系的其他教员，尤其是Adam Liu博士，他毫无怨言地容忍了我这个不速之客。我还要感谢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教授、副校监阿尔伯特·罗德里格斯爵士、迈乐文博士、彼得·韦斯利·史密斯博士以及柏立基教育学院的院长和全体职员。在香港，我还要感谢卫奕信勋爵伉俪、翟克诚爵士、姬达爵士、马世民、吴应湘，尤其要感谢克莱尔·霍林斯沃思和莫里琳·赛宾。奈杰尔·卡梅隆、苏珊娜·霍伊、阿兰·伯奇等历史学家极为友善，他们关于香港的知识远比我丰富。香港政府新闻处的马克·平克斯通和Shirley Wong，香港历史博物馆的丁新豹博士、政府文件处的Thomas Lau博士提供了大量宝贵资料。我感谢马克·亨内克-梅杰、莱斯利·亨内克-梅杰以及菲利浦·沃克尔、玛丽·沃克尔，他们为我引见了多位香港人士，其中包括刘健仪议员、安格斯·福赛思、毕比·福赛思、彼得·卡尔顿、特丽西亚·卡尔顿。

回顾往事，我意识到，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与戈尔-布思勋爵、科林·克罗爵士、约翰·柯尔维尔爵士等睿智而渊博之人的交谈，使我受益匪浅，他们关于外交事务和威斯敏斯特的经验罕有其匹。我还要感谢约翰·佩奇、埃利奥特·肯达尔牧师、约翰·M.斯各特、D.B.埃利森、外交与联邦事务部的M.J.F.洛根夫人、罗伯特·麦克斯通·格雷厄姆、Yen Chung、詹姆斯·卡斯尔斯教授，罗利画廊的乔纳森·萨维尔、雪莉·哈泽德(弗朗西斯·斯蒂格马勒夫人)、乔治·沃格伯、埃利·沃格伯、玛丽·特恩布尔、伦纳德·雷纳。

英国、香港、法国和美国的一些图书馆工作人员总是耐心地对待我这样一个毫无经验又几乎不懂电脑的研究者。我特别感激给予我很大帮助的香港驻伦敦高级代表约翰·亚克斯利，代表处图书馆、厄休拉·普莱斯以及国家海洋博物馆图书馆尽心尽责的工作人员。我还特别感谢怡和洋行允许我使用他们的档案资料。

感谢以下人士和机构允许我复制一些说明性资料：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G.H.克里准将、格林尼治国家海洋博物馆托管人、香港政府新闻处、大英博物馆托管人、伦敦威尔康姆学院图书馆、香港皇家警察队以及《南华早报》。马丁·格雷戈里画廊惠允我使用本书封面所使用的油画。  

有关中国的著作都会面临一个难题，这就是中文姓氏的音译是采用威妥玛式拼音还是汉语拼音，1985年之前出版的著作通常采用威妥玛式拼音，汉语拼音则是现在最普及的注音方法。读者接触到的英文历史著作，包括李约瑟博士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大多都采用威妥玛式拼音或是其变种，因此本书关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所有参考资料采取这种拼音系统。另一方面，当代中国人姓名使用汉语拼音拼写。一些特殊的人物姓名，如Chiang Kai-shek(蒋介石)、Mao Tse-tung(毛泽东)，属于西方新闻界的习惯用法。这样一种折衷做法既避免了那种“愚蠢的连贯性”，又可以方便编制和查找索引。为保险起见，重要历史人物用两种拼音拼写。  

香港的粤语姓名拼写尤为困难。在其出色的《香港社会的形成》一书的附录三，陈伟群博士列出了至少54种不同的英文姓名拼写方式。除此之外，有些人士既有教名，又有中文姓名，显然很难采取一种统一的标准。 

另外一个特别容易造成误解的问题是香港的货币单位。银元是广州贸易使用的货币，香港用来作为通货，虽然交易记录的货币单位通常是中国的银两。殖民地早期账目的货币单位是英镑，从1862年开始，港币成为通行的官方货币单位，其价值随白银价格的涨跌上下浮动。1981年，港币与美元挂钩，汇率是1美元兑换7.80港元。除非特别指明是美元，否则本书中的“元”均是指港币。如果需要与英国的情况做比较，有时会把货币单位折算成英镑。

以下一些度量衡也需要说明：  1两等于英制度量衡的一又三分之一盎司；

1亩约为三分之一英亩。

还要指出的是，在本书中，香港政府的二号人物和白厅的殖民地国务大臣通常都是用“Colonial Secretary”(译者按，中文版分别译为“辅政司、布政司”和“殖民地大臣”)。

这本《香港史》即将和读者见面了，欣慰之余，还有复杂的心情。写这个后记的时候，离最初着手翻译此书，已过去整整10年时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初书稿如约完成后却未能出版。10年后的今天，当年在南方寒冷冬夜挑灯翻译的情景犹历历在目。除了感慨时光的流逝，也觉得总算是能够对过去的岁月和付出的心血有一个交代。

感谢弗兰克·韦尔什先生授予中文简体字版版权，使得本书得以顺利出版，虽然出版时间之长恐怕要大大超出他的预料。征得韦尔什先生同意，我对少数几处地方的文字做了处理。

当初的翻译幸有黄亚红博士的热情参与和鼓励，其他几位同志也提供了有益的帮助。这次出版前我把全书重新翻译了一遍，所以译文的不妥和错误，责任自然应当由我承担。

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正是由于他们的慧眼和魄力，本书才得以面世。

译者水平有限，译文疏漏与差错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赐教。

王皖强

2006年6月24日

简明扼要的上佳之作，读者必欲先睹为快。

——《泰晤士报》

韦尔什先生以饱满的情感、敏锐的洞察力和宏大的气势撰写了一部最佳的史著。

——《泰晤士报教育副刊》

内容丰富、发人深省、充满乐趣。

——《亚洲周刊》

权威之作，引人入胜。

——《新政治家与社会》

学术性强、行文朴素、内容详实。

——《纽约书评》

了解香港悠久历史的理想读物，异常清晰，极富讽刺性的幽默。韦尔什的著作不仅叙述了小小的香港岛的历史，还形象生动地描绘了西方在亚洲的殖民冒险。

——《洛杉矶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