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很难在思想上达到一致，所以人们总是看见枯燥的争论在不休地卜演。唯有一个例外是环境问题；愈来愈多的人被卷了进来，购置山林的、义务植树的成了风潮，呼吁保护环境的大军，渐渐壮大遍及一切阶层。

北京是一个庞大的、历史悠久的博物馆。我总以为，一个摄影者、写作者在做北京这样的题目时，必须对几十年来北京城屡遭的损毁；对几百年来寓居北京的著名人物(如曹雪芹、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鲁迅)；对北京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都市建设都市走向等问题发出自己独有的崇敬、义愤、吁请、呼喊、文化批判和价值评说。我不会厕身事外，一边品味着醇香而小苦的“六安瓜片”，一边心平气和地罗列着材料，应和着某种趣味。

张承志序

一、人与故居

鲁迅在北京的四个住处

张恨水和砖塔胡同

李莲英在北京的豪宅

康有为与南海会馆

谭嗣同与浏阳会馆

大刀王五

蔡锷和棉花胡同66号

老舍的“丹柿小院”

张之洞的书楼

文天祥祠和于谦故居

杨昌济和豆腐池胡同15号

香妃寺

“公车上书”和杨继盛故居

翁同龢与东单二条

郑和故居三不老胡同

北沟沿梁启超故居

赛金花与陕西巷

帽儿胡同婉容故居

黑芝麻胡同奎俊府

二、京城格局

中轴线北端的元代古桥——万宁桥

北京老城门

永定门

钟楼——北京的中轴线北部终端

筒子河

北京老城墙

永定河古渡口

前门楼子

地坛

广安门

朝阳门

宣武门

东直门

西直门

崇文门

天安门

长安右门

安定门

正阳门

阜成门

左安门

右安门

广渠门

东便门

东安门中华门

西华门

清末的外城城楼

地安门

三、京城八百年

京城八百年

北京的刑场

北京八个有情趣的地方

京城鸽哨

妙应寺白塔

旧京会馆

烟袋斜街

长河风光

明代的浣衣局——蒋养房

明代的特务机关——东厂

京杭大运河最后的遗迹。

四、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

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

紫禁城秋月

鲜鱼口

吴良大人胡同

布巷子

五道营胡同

得丰东巷

南竹杆胡同北竹杆胡同

薛家湾胡同

罗家井胡同

钟楼湾胡同

培智胡同

大江胡同

小江胡同

好景胡同

百顺胡同

东四七条

新鲜胡同

前营胡同

后营胡同

大方家胡同

长巷二条

下洼子胡同

贾家胡同

南晓顺胡同

北晓顺胡同

“三坑四庙”

打磨厂

西打磨厂街

“百花深处”

铁影壁胡同

廊坊三条

鼓楼西大街

官书院胡同

五、老北京生活

同仁堂乐家老宅

拉洋片

北京的煤业

四合院儿里的煤炉

茶馆儿

剃头挑子

吃饺子

六必居

小金鱼儿

捕蜻蜓

在胡同口描眉的女人

在胡同口练功的老人

晒被子

玩儿鸟人

搓衣板

老北京人养狗

老北京人养猫

老北京的风筝

北京的旧货市场

银号街

“票友”

北京人冬天的当家莱

闻一闻肉馅儿是否新鲜

旧京出租

老北京人

后记

“大先生在八道湾住时，我大姨给他家当保姆。大先生一家都喊我大姨‘李妈’。我大姨主要是照顾老夫人。解放初我才三十出头。那时，华北军区纠察队在这院儿住了不到半年。有一天我正晾衣服，见许广平来了。许广平站在树下，跟解放军连长说，鲁迅和周建人在八道湾的房产都捐给政府了。周总理说了，八道湾以后或是建成鲁迅纪念地，或是建鲁迅小学。

“生活上，出版社每月给二先生翻译费。三年自然灾害，文联还给二先生发大米、糖、罐头。是我去东直门北小街给取的。

“算上我，我家两代给周家做事。二太太每月给我20块钱，另加4块钱买月票。我老头姓白，二先生叫我白太太。二先生绍兴官话，口音特重，说话嘴里跟含了热茄子似的，我听不懂，他要买什么东西，就用毛笔在信纸上给我写个纸条——我现在只留着一张二先生说因开销大，不能再雇我的字条；那些字条要是都留下，得有二尺厚了。可惜都没了。

“50年代，东安市场里有苏联饭馆、日本饭馆，二先生常叫我上日本饭馆给他买紫菜卷儿和其他日本菜。二太太有糖尿病，我上医院给她取药。就这样，我边做街道工作，边给二先生家当保姆。

“二先生平时多穿蓝大褂，有时也穿灰的。脚上是小圆口千层底布鞋。冬天穿棉袍、戴毡帽、围围脖儿——他一直是老式打扮。

“二先生把房子改造成曰本榻榻米式。他好喝那种大叶子的绿茶，用日本的盖碗儿，曰本的白瓷壶，提梁是藤的，特高级。

“解放初我扫了盲。大先生在这院哪间屋写了哪篇文章我心里一本账，写《故乡》、《风波》、《阿Q正传》那屋现在老赵头住着。我十几岁时，我大姨跟我说了不少大先生在这院儿住时的事儿。1984年我给邓颖超写信，请政府千万别拆这院儿；邓颖超把我的信转给了市文物局。

“八道湾直到‘文革’前变化都不大，四合院很气派，在这一带都属得上。‘文革’后，丁香、松树、槐树、海棠——都是大先生从老家带来的树种——全被砍了，池塘也给填了，上面盖了房。小棚搭得乱七八糟。

“我现在住的这问后院东屋有很多名人来过，有李大钊；毛泽东也来过，是二先生接待的他。1922年春天，蔡元培叫大先生二先生一块儿招待乌克兰瞎眼诗人爱罗先珂。爱罗先珂在我现在住的这屋儿住了一年多。他喜欢鸭子，在屋儿前的小水池里养蝌蚪养鸭子。大先生的《鸭的喜剧》就是写他。爱罗先珂瘦高个儿，门框低，进门儿老磕头。磕了头就发脾气，发了脾气就去摸鸭子，一摸鸭子又乐了。他坐在草地上弹琴，在池塘边和二先生三先生的孩子们玩儿，跟小孩儿似的。还有李大钊，1927年春在东交民巷叫张作霖给捕了，33岁就给绞了。地下党把他的儿李葆华送来，就在这屋儿躲着。二先生还好多次帮过李大钊的女儿李炎华和她的男人侯辅廷。李大钊的孩子李星华、李光华要上延安，出北平时也是二先生给办的‘良民证’，还预支两个月的薪水给他们做路费；听说还让他俩给‘毛润之带好’。解放后，李星华来看二先生；李葆华自己没来过，这屋可救过他的命，他叫他孩子到这屋儿来看过。

“我娘家在旗，我老头儿是正儿八经的正黄旗，公公是故宫御膳房里的厨子。我老头儿原来在中学当门房儿，1990年不在了。我女儿2003年也脑出血走了。想起他们我就掉泪。现在就剩我一个。民政上每月给我350元生活费。我跟大白、二黄、老黑拢共九只猫在一起。我有病起不来炕时，它们特乖，围着我的被窝儿打转，用舌头舔我脑门儿。我的钱不多，但我也没断给描买荤腥儿。  “前些年房管局给院儿里的居民提供材料，说可以换掉木格花窗，安玻璃窗。别家全换了，我可舍不得。木格花窗还是当年大先生在时的，一点儿都没变。每年快冬天时用面糊打浆子，糊一块钱一张的高丽纸，差不多得用十几张。

“我爱八道湾儿的历史，尊敬这历史，我还不能搬走。我一搬走，这屋儿肯定给改样儿。

“我和二先生的儿媳妇张■芳一样大，85岁。张茭芳的三姑娘还常来看我，拎着一大兜营养品。她管我叫“白姑”——她4岁就提着小铁桶，拿着小铁锹，跟在我屁股后头在院儿里种花儿——这我是跟大先生学的，听我大姨说过，大先生住在哪儿都爱房前屋后的种花种树。

“我岁数大了，可我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向来八道湾的同志们介绍鲁迅；我也想通过他们多多宣传，大先生写过《阿Q正传》的地儿可不能拆呀!

“解放后，日本、港台地区、欧洲、美国，没断过人来。他们到八道湾，拍照、录像，让我给讲当年的情况。他们看我家里除了铺板、火炉什么都没有，就要给我钱；人得站得直，我从没要过。有次，一个日本人满城转，好容易找到这儿。我说你上阜成门内西三条鲁迅博物馆呀，这儿乱糟糟的。他马上给我鞠躬九十度，说老远来的，就是要看这儿。”P19-22

1

中国人很难在思想上达到一致，所以人们总是看见枯燥的争论在不休地卜演。唯有一个例外是环境问题；愈来愈多的人被卷了进来，购置山林的、义务植树的成了风潮，呼吁保护环境的大军，渐渐壮大遍及一切阶层。

除了对沙漠化自然的绿色行动丰义，对文化环境的爱怜日光也在对焦。义愤填膺的声浪十涉着粗野短见的施上队，人人都成了文物保护者。强调讲究的文化，痛斥浅薄的建设，老外特别米劲；常听说哪位欧美国籍的夫人，任不辞辛苦地阻挡拆迂、保卫胡同。准能说这不是一种社会进步呢?但任凭什么，也挡不住隆隆的工地轰鸣。一座城巾又一座城市，历史的积累和宝贵的遗存，还是依次被拆光毁净。雷同的十字路高架桥，使本地人找不到家。乏情的银行楼大商厦，把粗犷北方和阴柔南方，统一成一个可憎的模式。在酷似七十年代简易楼的种种叫卖欧陆加州的楼群中，更绞尽脑汁添造了鸟巢和锅盔；洋专家利用新潮的官僚心理，给害羞不已的都市再披上皇帝新农。

一个词，一个叫做“市”的词汇，被滥用得暧昧可笑：不仅有若“定州市涿州市”之类的汉字悖义，任古老的草原上，你能理解如“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市满洲里市”这样的招牌么?而肆虐于市的瘾头似乎还远未过去，人们正静候哪大出现“中国市北京市八达岭市”的正式颁布。唐宋传奇中的天下军州，历史地图上的州府路道，哪怕革委会时代的县地省，一切历史沉积结晶的人类聚落描述——州、府、省、县、镇、集，尢论大小轻重，不问功能内涵，都变成词义不明的“市”。头上是一刀切的高度，眼里是白晃晃的瓷砖，耳中再听着铲除古迹的消息，单调和疲惫的尽头，使人不再喜爱自己的家乡。

所幸这毕竟是一个大可议论的领域。如保护树林一样，谁都可以对破坏古城风貌者，狠狠骂上几句。甚至国家的标志剧院尚未落成，就读到咒它“王八蛋式建筑”的文字。最早的呼吁者，那些在这个领域尚带有浓烈政治意味时呼吁的人们，其实早已绝望地沉默。

2

也许，对我们这个感性迟钝的民族，唯有到了历史城市消亡的时刻，对城市史的观察才可能开始。非要到了仿古街道一条条被伪造出来、而且错觉随之发生，连我们也真要把它们当作古迹一一新历史城市已经悖逆人意登常入室，管你愿意与否——人才静心转过身，注意珍贵的历史城市。

人类文明的进程，在远古的岔路口上分开的时候，城市的类型，呈现了不同的思路。也就是说，我们拥有的城市，其实在最初就有一些先天的弱点。今天有心思比较地中海的一些名城了，才发现它们沿袭了不同的规划。

比如，格拉纳达是住一条山脊上，沿着地势走向和起伏，先营造了宫殿即工城。然后在要塞的墙外，随意地兴起了百姓的民居。广场即是市集，借邻家外壁做我家的前墙，顺着几户邻里的小径，勾连成城市蛛网般的通路。家居和土地的私有，限制了国家的霸道意志，一个街区与另一个街区之间是交通大路，它们沿着泉眼流水，给后代留下了改造的依据。都市营建中，借助自然的思路，使人类获得了说不清的好处。下年过去之后，整个那种布局，更显现出一种迷宫的魅力。难怪数百步之内的王城和居民区，阿兰布拉宫和阿尔巴辛窑洞区，两处都早早被定为人类文化遗产。

而在中国的脑子里，规划就是礼制。从《周礼·考工记》的时代，九经九纬的人平面，任凭改朝换代沧海桑田，未曾有一点更改。这是统治者逞示威严的平面，而不是居件舒适与合理的设计。这样的布局规划，必然把城市选择在平原上，而平原城市除了对水患与战争的无力，它放弃了建筑的落差，其实也就是丢失了城市的奥深。

礼制规划的缺陷，不能单从平原的安置来追究。僵化的不仅是切豆腐式的划分，理念中的其他冈素，也使城市难得长命。不用说安阳的殷墟，不用说《清明上河图》的汴京，即便那万国来朝的伟人长安，它大下闻名的里坊，为什么后来荡然无存了呢?值得反省的例证不胜枚举。喀什噶尔也坐落在平原卜，它的魅力为什么那么诱人呢?顺便说一句：喀什市的愚蠢改造，也正以消灭魅力为纲领，以九经九纬为图纸，夜以继口地进行着。

除了平面之外，建筑材料也是一处软肋。从殷墟到战围的高台(如赵之丛台楚之章华)，古代的材料只有夯十。木头加夯土的速朽，是不言而喻的。后来添些硬材料，中国建筑走上了漫长的土木材料之路。这种建材作为城市的细胞材料，它的易损速蚀，造成了古代蕴藏的保存难度。它无法和比如地中海东岸的阿拉颇，那座石筑古城相媲美。遍地的古建，其实都必须百年一落架，三十年一补修，看是碑文上写着远溯唐宋，其实眼前的寺庙殿堂，一色几乎都是清代重建。我们缺乏使用石头的传统。无边的平原上，昔日星点分布着烧砖窑，今天到处兴建着水泥厂。那么也就没有如阿拉颇，没有那种沿着地中海的、上溯纪元前后依然巍峨屹立的罗马遗迹。土木材料的廉价和限制，滋生着都市营建的投机和短见。抽时问遛一遛石材市场开人眼界：原来根本就没谁打算建一座石头的建筑，只有人把石头切成片，“干挂”在劣质材料的骨头上!

如此建筑，如此建筑堆积而成的城市，它的难存韵味，它的历史遗存，早已是危若累卵。

3

布罗代尔在《地中海史》里归纳了城市的一些要素，诸如城市诞生的地理原因，以及它与市场和交通的关系，城市的官僚、商业、工业、手工业、宗教、军事等诸多功能，指出了城市含有的粮食、政治、交通、人口等病灶，最后总结了城市的早期资本主义、即银行时代。他说：“如果说城市生活是分阶段发展的，那么，它也是分阶段衰退的。城市的诞生、发展以及衰落与整体经济形势息息相关。城市在衰退过程中，陆续放弃它们的力量根源”。(商务，第一卷，p．468)

但在十六世纪导致资本主义城市兴起的交通因素，尚未如今天一样发展为城市之癌。交通是城市的脉管，它一旦痈肿伤炎，城市便高烧瘫痪。发展交通，这是‘个神圣的名义。交通难题是一一切阴谋和腐败的掩体。房地产的巨额利润，当然也在这种掩体背后暗暗计算。城市是脆弱的；仪仪一个交通的借几，就可以把每一个北京胡同的路u都变成立交怪物。城市里的人更是脆弱的；工程队和开发商的背后是“不可抗拒力”，人只能接受从自己的家离走迁徙的判决。隔离桩、铁栅栏，为了交通七卜老翁在爬高高的过街桥，然而汽车仍然如蝗灾般疯狂涌来。拓宽，把每一条路都拓宽到八十米、一百米，碍事的九经九纬，可以在它的八十一个交叉点都建起恐怖的立交桥。不远的未来，可以畅想人行横道上通了摆渡般的过街公交车。区区胡同就盛不下你的乡愁么?为了交通、汽车、楼盘，为了长官意志和肥腴利润，可以把一切文明剜骨剔肉，拆个精光!

我想起摩洛哥的菲斯城。那座古城连同今日的生活，都是联合国的文化遗产。它也建在一个大致平坦的地面，材料也不是坚硬的花岗石，它居然用毛驴_车的单行线对付交通问题。关键是在那里的城市建设中，对文化的珍惜是绝对的，如同禁忌一般，没有人敢动古城一根毫毛。而在缺乏社会监督和异议表达的规划中，毫无禁忌，唯有霸道。

曾见过郑州城关的旧景顷刻消失，又看到昆明木造的老街逐条拆毁。前年不见了伊犁汉人巴扎的风情，此刻又目击喀什的帖姆巴旦被围困——城市如同历史，脆弱且可以涂改。遗憾已经化成了悲哀，早已是墨虽浓惊无语。难道我们竞争传递古城拆毁的消息?难道我们比赛对滥拆运动的诅咒么?再听到谁絮叨北京的胡同，我感到心烦。

但良知无论早晚，总是应该支持的。愈来愈多的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的介入，使得失速的古城删改，毕竟拦上了群众舆论的绳子。冯骥才早就呼吁与收藏双管齐下，十数年沉溺其中，推行抢牧的运动。李江树握着相机和散文两种武器，企图对文化的浩劫，做他个人的批判。

周末的江树骑着自行车，在尚未拆除或已经拆光的街上徘徊。我说，太晚了，算了吧。他不被我的悲观论传染，总觉得只要大家都行动，就可能救出灭顶的街巷，至少安慰忐忑的良心。他在残存的地点支上三脚架，和满腹怨愤的老人娓娓交谈。在流水的日子中，他补充了学识，也洗练了语言。包括建筑的语言；他对建筑与其环境的种种分析，是因为不敢奢想而被自行放弃的、人对建筑及城市有权提出的要求。抚摸着文学和摄影两件心爱的东西，他对自己的力量所及和正义形式，摸索得日渐清晰了。不仅如此，这并非只是书市新添的一本文化环保小册子，从谭嗣同到鲁迅，他在这部记录里实行着文化批评，他的从来慎于表达的义愤，提示着一种普通善良人的观点。——作为他多年的好友，我怎能不被这样的行为感染呢?所以反省自己的虚无，也琢磨再做些什么。

随着推土机的凯歌声，新的一年隆隆而至。愿我们的心情，能在这苫恼人的声浪中变得强韧。

谨以此文为序。

写于2006年6月

北京是一个庞大的、历史悠久的博物馆。我总以为，一个摄影者、写作者在做北京这样的题目时，必须对几十年来北京城屡遭的损毁；对几百年来寓居北京的著名人物(如曹雪芹、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鲁迅)；对北京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都市建设都市走向等问题发出自己独有的崇敬、义愤、吁请、呼喊、文化批判和价值评说。我不会厕身事外，一边品味着醇香而小苦的“六安瓜片”，一边心平气和地罗列着材料，应和着某种趣味。如果是那样的话，这本书就仅仅是介绍老北京皇家宫苑、胡同四合院、风俗民情或滥情游记的众多的小册子中的又一个不成不淡的添加。这是我不能忍受的。

目下，有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说法：既然1969年最后的老城墙已被推倒，既然老北京胡同四合院已被拆到这个份儿上，那现在做一切都已经太迟。还不如干脆只保留少数古迹，保留少数几个“点”，其余全部推倒，铺马路、建商厦、起高楼。这话中含藏着丝丝的伤感，但更多的是自暴自弃。

科学昌明的时代不应该是民族文化溃败的时代。每一位古都的捍卫者都应该带着巨大的遗憾去坚定这一种认识：哪怕最后一条胡同行将消失，我们也应该是这最后一条胡同的守卫者。况且今天，北京还有很多的物质遗存和文化遗存。北京城大的历史格局还在。宫殿、庙宇周遭仍有众多的胡同、四合院和成片的历史街区。

我在写作和拍摄中非常注意那些在北京生活过的或以文字、或以其行动影响时代的人物，正是这一个个点撑持着这个城市厚重的根基。我在艰难的调查中拍摄与写作。我写作的那些人物，特别是谭嗣同、鲁迅，对我自己也形成着一个教育、感铭和巨大的鼓舞。

二十多年前开始上路时我就明确着：不是创作，而是握着相机和笔去生活。我在擦拭镜头的同时，也在淬砺着语言，打磨着自己思想的锋芒。作为一个摄影者，我希望图像中蕴蓄着更深层次的语言叙述；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希望文字中有跳脱的、富于摄影语言的图像——在镜头中的观察和经调查所获得的真知相熔融。

在拍摄方式上，我必须提及一点，我用“有意味的动态胡同”图片区别着时下大量的“静态胡同”图片；我把胡同推为背景而着意表现“人”——解完手儿在公厕前聊天儿；摇着蒲扇在大槐树树阴下喝酽酽的花茶；夏天雨后，孩子们在胡同里用牛舌网捕蜻蜓；冬天，带着袖标的老人在山墙下晒太阳……胡同被推平丫，“老北京”们住进高楼，我们再也看不到胡同四合院儿中这一种独特的生存。

为了完成这本书，我走访了大量的“老北京”。正史、稗史、坊问传说，都纳入了我钩沉抉微的视线。任与各色人等的交谈与我自己的反复考察中，我获得了一些令我惊诧却又是弥足珍贵的发现。我没有被现成的标桩所捆束，我发出了种种质疑和盘诘，我廓清和订正了过去某些谬误的说法。

思想也如同大肌肉一样，不锻炼它会日渐萎缩。每一天都应该是一个使自己变强、变丰富的过程，我在行动中深深体认着这一点。

最后，感激我的母亲为我操劳并为本书所做的一切。

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