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其同事的最新学术专著。书中运用信息经济学创建了一个全新的货币经济学理论。作者秉承一贯的置疑态度，运用新理论批评传统政策的错误，并提出替代性的建议。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前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易纲为中文版作序。

本书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布鲁斯·格林沃尔德的最新学术著作。两位作者以信息经济学为基础，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货币经济学理论范式。与货币主义学派等传统的货币理论不同，新范式关注的不是货币的交易媒介作用，而是信贷在促进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把信贷的主要提供者——银行的微观行为纳入了传统上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货币理论。  新范式着重运用可贷资金的供给和需求模型，说明了银行愿意而且能够提供信贷的决定因素，探讨了经济环境和监管政策的变化如何影响银行的信贷供给，经济中的信贷链如何发挥影响。在此基础上，作者专门论述了新范式对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政策的含义，剖析了金融市场自由化、银行部门重组等政策问题，并以亚洲金融危机及美国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和复苏为例，论证新范式的政策指导意义。

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位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布鲁斯·格林沃尔德的新作《通往货币经济学的新范式》彰显了他们一贯的另辟蹊径、特立独行的研究方法。无疑，研究基础的改变和方法论的突破对于整个货币经济学王国是一个革命；但是，如果观察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尔德，以及这一学派的基本文献与观点，我们可以发现两个基本事实：第一，理论革命并非在一夜之间发生，某一个理论体系的重塑也必然是一个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第二，这--一货币经济学的创新建立在微观经济学突破的基础上，恰恰是这一突破把货币经济学置于银行信用关系的基础上，使得在传统意义上属于微观经济学的银行行为理论与在传统上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真正通过金融市场渠道结合在一起。

这两个基本事实贯穿于作者近30年的理论探索之中。学者的一般思维特征是首先以既有理论验证现实经济现象，如果证实则自无话说；而一旦证伪则必然在敏感的学者心灵中燃起质疑的火花；然而质疑容易，但修正或重塑理论体系却很难。于是，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学者的所有努力都集中于改良或创建某种新的思考框架——即所谓“范式”(paradigm)。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并不能简单认同两位作者的思想起源是著名的“信用配给理论”，尽管早在1981年，斯蒂格利茨和魏斯(wleiss)的《不完备市场上的信用配给》(《美国经济评论》，第71卷，第393～410页)实际上是本书的基本理论基础，这一开创性文献提出了信用市场的不完备性问题、信息在信用合约中的重要性以及银行的最优选择，而本书的基本框架均建立在信用市场的信息问题和银行信用行为的基础上。但是，思想起源来自质疑。作者对传统货币经济学的质疑至少可以再往前推10年，甚至可以说，也许作者自身在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质疑将成为其30年后全新货币经济学的思想起源。早在1969年，斯蒂格利茨26岁之时，先后推出的三篇论文——《两部门经济中的异质性资本品配置》(《国际经济评论》，第lO卷，第373～390页)、《风险条件下的收入、财富和资本利得税效应》(《经济学季刊》，第83卷第2册，第263～283页)和《对莫迪格利亚尼一米勒定理的审视》(《美国经济评论》，第59卷，第784～’793页)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产品的“非同质性”(heterogeneous)、风险和信息不对称对经典理论诸多假设前提的挑战。此后，作者的一系列文献都集中于信息不对称、风险和激励在金融体系中的角色问题。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某一种新兴学术流派的兴起总是首先在部分具有共同理念的学者之间形成共鸣，而后传播天下。近30年来，在斯蒂格利茨周围，形成了一个由贾菲(Ja。flee)、斯蒂格利茨、魏斯以及格林沃尔德组成的学术铁三角，恰如王羲之《兰亭集序》所写“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三者的思想交汇在货币经济学领域形成了一支反传统的新军。

部分年谱可以反映他们的思想历程：实际上，几乎与斯蒂格利茨的思想同出一辙，同样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普林斯顿大学的贾菲先后出版了《信用配给的理论及检验》(与莫迪格利亚尼合著，1969，《美国经济评论》，第59卷，第850～872页)和《信用配给与商业贷款市场》(Wiley出版社，纽约，1971)，开始了对银行信用理论和信用关系(borrower-lender relationship)的全面重塑。1976年，贾菲和罗素(Russell)进一步发表了《不完全信息、不确定性和信用配给》(《经济学季刊》，第90卷，第651～666页)。而在整个80年代，斯蒂格利茨与魏斯、格林沃尔德也同样在扩展其信用理论，1983年，斯蒂格利茨和魏斯推出了《合同终止的激励效应：信用和劳动力市场的实践》(《美国经济评论》第73卷，第912—927页)，格林沃尔德、斯蒂格利茨和魏斯则共同出版了《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完备与宏观经济波动》(1984，《美国经济评论》，第74卷，第194～199页)，格林沃尔德和斯蒂格利茨在1986年又先后发表了《货币、不完备信息和经济波动》(《货币理论论坛》，台湾中华研究院经济学研究所)以及《不完备信息和不完全市场下的经济外部性》(《经济学季刊》)，逐步把信用配给理论扩张到宏观领域，特别研究了商业银行信用行为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这就为货币经济学的突破奠定了基础。

随着斯蒂格利茨一魏斯一格林沃尔德的经典理论构架的出炉，贾菲的思想和斯蒂格利茨的框架逐步融合，两者在1990年合著了《信用配给》，作为第16章刊登于弗里德曼和哈恩主编的《货币经济学手册第二卷》(Elsevier科学出版社)，并以专门章节阐述了信用配给在宏观经济学以及货币经济学中的重要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文献中，作者归纳了自1919年以来霍特里(Hawtrey)的观点，明确提出了货币经济学的两大对立学派——货币(或货币主义)学派(money or monetarist sch001)和信用学派(credit sch001)，认为两者的基本差别在于其货币政策的出发点不同，前者以货币供应量为基础，后者以信用可得性(availability of credit)为基础；这一差别导致了两大学派在货币政策衡量、货币工具运用和货币政策职能定位上的根本区别。当然，其开宗明义的论述依然是，贷款市场与普通市场存在两大差别：一是信用产品的异质性，而普通产品是同质的；二是信用交易基于“偿还承诺”，而普通产品市场是即期现货交易(《货币经济学手册第二卷》，第838页)，于是，在微观上，信息不对称、通过信用配给所实现的激励才显得尤其重要，而在宏观上，整个商业周期和货币运行都将因此而呈现不同的特点。

事实胜于雄辩，思想历程的逐步成熟必须立足于实践检验。这是中外皆然的基本准则。如果说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贾菲、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尔德等人的学术思想是建立在天才般的直觉基础上的话，那么本书一方面是对其30年学术思想的延续和拓展，另一方面则更注重实证依据和政策运用。在全部16章中，本书一半的篇幅讨论了基于信贷可得性的货币经济学所引申出的货币政策、监管政策含义，以及金融市场自由化、银行部门风险与重组等政策问题；并以美国经济周期和亚洲金融危机论证微观面因素对货币和商业周期的影响。而这些恰恰是货币学派的软肋。

更为有趣的是，作者甚至专门研究了其“新范式”下的货币理论两大应用问题。一是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含义。这启发我们认识到，当前中国所面l临的货币政策能否考虑区域经济结构问题，以及货币稳定与金融稳定的关系等重大货币理论课题或许不仅仅是中国特有的难题，也是美国、欧元区等所有存在地区差异、存在信用方面的信息不对称现象的经济体所共同面对的问题。二是货币理论与银行监管的关系。在此，作者提出了一个兼具思辩性和现实性的观点：反对过高估计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作用。其基本观点是：由于资本充足率标准关注的只是信贷风险，而不是市场风险，则这一监管安排实际上对银行构成了负面激励：出于满足资本充足率标准的需要，银行会减少贷款，增持长期政府债券，这导致信用可得性下降，贷款市场逆向选择的倾向加大，因而银行资产组合的风险上升。这一点对刚刚开始全面实行资本充足率要求的中国很有启示意义。根据其基本观点，作者提出了银行监管的资产组合方法(portfolio approach to bank regulation)，特别强调两点：一是承认任何银行监管理论必须以银行的行为模型(或理论)为基础；二是承认当局只能不完美地控制银行活动。本书的意义也许并不完全在于其观点的完备性与正确性，而在于其不懈进行的某种努力，这是一种把微观信贷市场与宏观货币运行相对接的努力，也是一种把货币政策、金融稳定和银行监管统一到一致性框架内，以建立一般均衡的努力。这是作为经济学家的光荣与梦想，也是所有思想家的终极目标。

值本书中文版出版之际，欣然为序，希望与读者共享作者的思想成果。

易纲

2005年5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