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抛弃优越生活去闯荡世界的年轻法国贵族后裔,在美国不幸遭遇歹徒袭击,导致双目失明。经过痛苦的挣扎和努力,他终于获得新生,并曾来到中国西安外国语学院工作。本书生动记录了于格受伤后的生活与感悟。该书法语版20年前一经问世就引起巨大轰动,在法国畅销16万册,随即被译为英、德、意、西等国文字。对于中文版的出版,于格说:“这样一件事情不是只会发生在我身上或者某个人身上,而是整个人类,比如上到律师,下到佣人。所以这本书叙述的并不只是我个人的悲剧,而应该将它视为人类世界中又一个强暴事实的记录。”于格称,为了这个目的,他愿意充当一名见证人。
于格少年时博览群书,精通绘画,大学就读法律专业。25岁时,他离家到美国,拍过纪录片,当过记者、画家。1978年的一个深夜,两名歹徒闯入于格的住所。搏斗中,于格的双眼不幸被歹徒的硫酸泼中。从此,双目失明的艺术家经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重生之旅……
我感觉到我比前几天更不好了,我能接受到的光线越来越少,越来越感昏暗。我眼睛里面像中风似的阵阵剧疼,它们仿佛是两个装满水的塑料袋,只要我弯一下腰,它们随时都会掉到地上似的。T大夫和我说,眼部的烧伤点太深了,他担心或迟或早会出现穿孔。
其实,在T大夫向我通报这个令人厌恶的消息以前,我已经从护士们的举动上觉察到了变化。在她们的嗓音中,难免流露出一种很严谨的成分,在表面上无忧无虑的讲话中,掩藏着一种压抑的语调。其他门诊的护士也特意过来看望我。一时间,大家的关注引起了我的警觉,我预感到了威胁和危险。此时,当她们知道我对病情有所了解,并且看到我的行为没有产生变化。于是,她们都显得比较放松了,我再也没有听到她们那些秘密、深沉的嗓音了。
我们等待着本周末、七月四日美国国庆节的来临。这是一年当中死伤率最高的周末之一,眼库借此将要丰富它的储备。T大夫等待着选择一些好的眼部组织为我进行移植、粘补手术。他希望通过这次手术,能够阻止我的右眼爆裂。
阿奥已经去世,而我却毫无所知。他是在几周前去世的,还是一位非洲朋友在电话里通知我的,我们并不知道具体日期。然而对于我来说,阿奥仍在人世,他仍然活在我的心里,在我等待手术的期间,他仍旧坐在我的床脚处,我向他问道:
“你死了吗?”
他做了个手势,好像在驱赶一只苍蝇。
“这没什么重要的,死人的世界和活人的世界是一样的。”
“他们要为我做手术,要摘取我的左眼。”
“你需要有力量和勇气。(阿奥蔑视地瞥了一眼医院的饭菜)这鸡简直就是得了白化病。你得要吃狮子的心脏和雄鞭,就像在阿波美的市场上,纳古猎人们卖的那种雄狮生殖器一样。可是,在这座城市里生活的奴隶们,他们什么也不知道。雄鞭,这是上帝之路。”
我倾听着他的心声。曾经有人说,在非洲时,我被他迷住了。的确,阿奥的友爱和智慧使我着迷。他的声音能使我平静,让我有安全感,并且为我揭开了一个世界。我拿起一根香烟,在一天当中,这已经是三次弄翻烟灰缸了。我的心情极度恶劣,真想把瓶子中的水泼到墙上或者放声大哭一场。可是,他那发自肺腑的爽朗大笑,终于使我平息下来,让我转败为胜。
像每天早晨一样,实习医生推着轮椅过来送我去护理室。在这期间,有个小女孩每天也来治疗她的角膜炎,她向医生频频喊道:
“你为什么往我眼睛里撒胡椒面啊?”
这一次,T大夫没有给我作诊断。我听到是由一位带有男性嗓音的女医生在指挥着,有一只手在抬起我的头颅的同时,又推了一下我的下颏。接着,灯光在我的左眼和右眼前闪耀着。女大夫说话了:
“您能不能清理一下这些垃圾!”
女大夫表露出使她感到很恶心的样子。实习医生无言以对,他把我引到上面放有仪器的桌子前,我已经十分熟悉了。我慢慢地小心地将下颏支在托架上,灯光重新照射过来。他利用一把很锐利的薄型钢质器械,把我眼球和眼皮中间新长出的肉质纤维切剪下来。这项工作,无论对于他,还是对于我都要持有耐心才行。他往我的眼睛里倒了一点液体,又用一种仿佛是很柔软的纸巾擦干净。接下来,他继续剪着。起初,我实在难以承受这项每天都做的诊疗,渐渐地,我找到一种方法,用深呼吸来消减脑神经的疼痛反应。从某种形式上说,就类似我离开了这幢房屋。
当实习医生终于清理完这些“垃圾”以后,把我送回女大夫那里,小灯泡又开启了。 P59-61
该书中叙述了我们的离别情景。几年以后,当《残杀光明》的写作终于结束之际,我把书稿一经交给出版社,就决定立即奔赴印度。因为,我听人说过,瓦露赤卡在喜马拉雅山的克什米尔地区那一带旅行跋涉。整整两个月,我疾步走在靠近冰川、位于高原上的森林里,我穿越了拉达克(Ladakh)、詹丝卡(Zanskar)的高原山谷。在旅途上我时而步行,时而骑驴。偶然间,我会意外地遇见个批发干果的商贩,或者一位出游的和尚。然而,我还是没有找到瓦露赤卡,但是我重新找到了自由。身体的和精神上的自由。
该书在好几个国家赢得了很大荣誉,这令我感到无限鼓舞,并让我得以继续写作。为了树立个人风格,我重返印度尼西亚,又先后来到葡萄牙、法国和意大利各生活一段时间。在意大利时我没有错过命运中的机遇,或者是说捕捉到了让人孜孜不倦的追求。我遇见著名的芭蕾舞女明星G小姐,还有鼎鼎大名的法国舞蹈编舞莫里斯·贝嘉(Maurice Bejar)先生。我们产生了合作的欲望,即由我挑选音乐段落,他俩编写舞剧故事情节和舞蹈动作设计。整整四年当中,我们从威尼斯到巴黎,自罗马到开罗,经华沙到东京,到处推广演出我们的舞剧。这是在纽约的医院病床上,我从未设想过的这般美妙的职业,这一切让我感到心花怒放。但是,由于这位芭蕾舞女演员的热情蒸发散尽,这些精彩难忘的演出又突然间永久性地结束了。
一九八五年左右,在巴黎我结识了几位来自西安的年轻人,他们分别从事于法文教学、骨科医学、生化研究等不同领域。这条友谊之线,是由在西安外国语学院工作的我的朋友让-德米里拜尔为我们牵引起来的。
在我的旅行生涯里,包括在失明以前和以后的阶段,不知不觉之中我已经环游了世界。但是,至今我还从来没有闯入过中国。我怎么也没想到在巴黎这间简朴的学生宿合里,中国正向我打开了大门。由于过去我对中国的情况不甚了解,这次的相见,对于我来说完全是个新发现。需要说明的是,在那个年代,在地球的这一边,中国这块土地几乎被遗忘了。通过几次交谈,我看到我原先的思想偏差就像地球与冥王星一样遥远。我发现,虽然我们的历史文化背景有所不同,可是我们双方对相同的题目一样着迷,我们双方拥有相同的幽默感,乃至连我们的质问也能彼此分担,只是有时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这个发现,推动了我思想上早已形成常规的懒惰,我开始怀疑我以前的信念,以致迫使我重新考虑我个人的前景。突然之间,我的生活又变得富有冒险陛了。年轻的法文老师郭太初精确、随意地为朋友们做翻译,同样也为我敞开了他们的内心世界。笑声不断,友谊相随。他们走时,我向他们保证要去“那边”探望他们。
时光流逝如水,一九九五年的某日,我结束了在澳大利亚的一段工作,决定离开那里后前往中国。我一共停留三周,在西安外国语学院曾作几场报告,报告会往往会对欧洲、美国、西方的青年,以及生活和期望等内容进行很开放的讨论。我感觉到这批朝气蓬勃的中国青年人长于回顾以往,展望未来。同时,在西安市的边缘地区,秦始皇、汉武帝、唐高祖、武则天等帝王陵墓,特别是司马迁祠,以及碑林博物馆的块块碑石在告诉我,他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是这悠久辉煌文化遗产的拥有者。我和朋友们继续长久的探讨,而且又结识了一些新朋友。二○○一年,我第二次重返西安,这一次我在西安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工作了半年之久。在工作之余,我们还沿着古道丝绸之路,寻觅悠久灿烂的古代文明踪迹……
通过接触和观察,我认识的中国人民,很快地成为了勇敢和现实主义的榜样。他们在不由我们的意愿决定的强暴或运动面前,在似将被毁灭的情形之下,可以像暴风骤雨中的芦苇一样百折不挠。他们认识到生活是美好的,生命是最可贵的。因此,我写《残杀光明》并不只是以此叙述我个人的悲剧,我们应该视它为人类世界中又一件强暴事实的记录。为了这个目的,我愿意充当一名见证人。
我十分感谢我的朋友桑韶华所作的翻译工作,使我方能着手和中国人民开始对话,借以倾吐衷肠。
对于我来说,中国人的家院里拥有许多的秘密花园。有时候,经常是出乎意料地,有人为我打开一扇花园的门。我总是被那些简朴端庄、清新娇嫩的花朵所折服,自然也为它们的能量所赞叹。我以为,这本书也正是我心中花园的大门,我诚恳地邀请中国读者朋友特此光临。
于格·德蒙达朗拜尔
二○○五年十月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