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视野开阔、思维创新的精彩论著！一系列热议话题的理性诠释，策略性建言振聋发聩！

如何在合纵连横下的世界战略格局中处理好中美、中日等大国关系，它们与中国崛起是怎样的因果关系？怎样在中西文化存在认知差距的境遇中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国经济、社会、体制等改革攻坚战的重中之重是什么？让我们一起思考，一起为正在复兴的中国而求索！

历史的大转折和大变革，需要大智慧，需要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和思想家。

作者作为留德博士，经过多年的思考，结合国外社会学前沿理论和中国国情，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在人类历史文明的大背景下，对中国崛起进程中的国际关系、地缘困境、社会政治改革、文化软实力、市场化困境等宏观和微观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以富有激情而中正理智的思维，提出了全新的观点，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崛起策告诉我们：通向大国之路不仅需要激情、信心、决心，更需要富有理性的战略思考、实现困境突围的经国谋略、大国国民的精神和风貌……

序

中国崛起策一 从中美经济共生体谈起

中国崛起策二 中国的地缘困境和西部突围

中国崛起策三 中日关系与中国崛起

中国崛起策四 中国对美大战略的初步探讨

中国崛起策五 合纵连横下的世界战略格局

中国崛起策六 新思维下的中国大战略

中国崛起策七 当前改革的重中之重

中国崛起策八 从中西文化的认知差距谈如何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中国崛起策九 “南方”的跃升和中国的崛起

中国崛起策十 渐进改革和中国现代化总目标

中国崛起策十一 告别民主弥赛亚主义，建立新型民主观

中国崛起策十二 “冲突理论”与构建社会中间层

中国崛起策十三 珍惜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机遇期

中国崛起策十四 民主政治道路上的挑战和难题

中国崛起策十五 界定国家、市场和社会的界限

中国崛起策十六 尊重公民权与树立国民意识

中国崛起策十七 社会福利制度和新的路径

中国崛起策十八 建立强有力的现代法治国家

中国崛起策十九 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国家贡任

中国崛起策二十 从数字化管理水平谈提高国家管理能力

中国崛起策二十一 非洲现代化曲折之路的启示

中国崛起策二十二 从德国的历史经验教训谈起

2004年10月，国际知名的经济学杂志《经济学人》刊登了一篇题为《龙与鹰》的文章，饶有趣味地阐述了当前世界经济的根本特点。其论点简单阐述如下：当前世界经济由两个火车头拉动——中国小火车头和美国大火车头。中国是世界的产品生产者，或称为“世界工厂”；美国则是世界的消费者或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负责消费世界各地生产的产品。亚洲各国把对美国的产品出口看成是自己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和经济驱动力。中国和其他亚洲各国生产的产品源源不断地销往美国，产生了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积累了丰厚的外汇储备。亚洲主要经济大国为了支撑及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把自己赚来的外汇储备再投入到美国的金融和资本市场，购买美国的债券和股票，用自己的钱去促进美国消费者的消费。美国消费者本来就有提前消费和超前消费的习惯，在有了亚洲大金主如日本和中国巨额借贷下，美国的消费市场更是无比旺盛，美国人大量购买来自亚洲各国，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廉价产品，这又进一步刺激了中国这台世界工厂的发动机。这样就产生了中美经济连体婴儿的现象：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社会主义中国在经济上紧密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共同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这种奇特的模式有一个明显的弊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家庭和个体能无限制地提前透支消费下去，因为这样负债消费到一定时候就会达到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置国民经济于险境。事实上美国的双赤字现象一直为国际经济界关注，也就是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的问题。财政赤字是由于美国政府不断扩大的开支引起的，而经常项目赤字是由于美国政府和消费者支出大于收入所引起的。这两项赤字就像两颗不定时的炸弹，一直悬挂在世界经济的上空。

该文的论点虽说有一定的简化，譬如说世界各国当然不止出口到美国，中国也当然不仅是世界的生产者，同时也是一个新兴的消费大市场，其重要地位是举世公认的。但是，该文的中心主旨基本反映了世界的现状，即世界各地许多重要的经济体仅靠内需难以拉动其经济的增长，便过于依赖美国消费者和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于是一个基本问题出现了：为什么美国能持续地、长时期地消费各国产品？美国内需增长的驱动力在哪里？

让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经济史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际经济体系确立了美元金本位的体制，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地位建立了国际美元金融体系。战后布莱顿森林体系更是有助于确立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实施了马歇尔计划援助深受战争重创的欧洲大陆和日本，成为国际大金主。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则吸取了过去原始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教训，开始了全面实施凯恩斯主义和建立现代福利国家的进程。这一期间资本主义融合了许多社会主义改良的思想，变得越来越具有人性化和社会化。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不仅是德国建立了社会市场经济，英国和北欧建立了现代福利国家，即使在自由竞争思想高度发达的美国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工程和社会改良，以改善劳工生活，保护基本的劳工权利，这一阶段美国工会的权利也得到了扩张，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参与国家社会政策决策。凯恩斯主义更是强调通过改善大众的生活来提高大众消费，刺激经济的发展。凯恩斯主义著名的口号就是“节约不是美德”，节约在古典经济时期也许是美德，但在现代的市场经济中却是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因为过高的储蓄无法转化为消费，进而无法转化为推动经济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正是通过刺激大众消费，建立和扩大中产阶级，市场经济配以现代的福利国家和社会保障体系而避免了资本主义崩溃的危机，进而成功地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一是日本、西德战后的迅速崛起，改变了国际经济的版图。由于战后布莱顿森林体系规定了美元不可以对其他货币贬值，相反目元、马克、法郎和英镑却可以对美元进行贬值。日本和西德利用有利的战后条件如韩战和越战等迅速扩大生产，并进一步对美元实现贬值，扩大对美出口，日、德因此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二是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美国许多生产部门不敌日、德，竞争力日趋萎缩。美国巨额投资欧洲、日本的时代宣告结束，日本和德国资本开始大举进军美国。三是日、德的经济奇迹创造了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成为世界经济中重要的消费者。当时响彻云霄的口号是“日本天下第一”和“日本买下美国”；德国人也很骄傲地宣称“我们在政治上是被抛弃的民族(输了战争)，在经济上是被捡选的民族”(西德的经济崛起)。

事实上日后的发展证明，日本并没有“买下美国”，德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也远不能和美国相比。其问重要的原因是日本、德国的国内市场狭小，分别拥有一亿两千万人口和八千万人口(按今天的标准计算)，国内市场的饱和线很容易达到。一旦国内市场基本饱和后，日、德经济体就非常依赖外在市场。美国拥有超过三亿的人口，消费力极为旺盛，分别相当于两个半日本和近四个德国(按人口计算)。美国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是全球最发达和健全的，美元又是超级国际货币，因而一般财经人士都会认为投资美国是最安全、最上算的，稳赚不赔。另外，日本、德国等新兴经济体生产力的急剧提升和国内市场的相对饱和造成的产品过剩只能通过出口来消化。但是美国消费者也不可能无限制地消费，必须有足够的资本来源。这样就产生了本文开头所阐述的现象，亚洲经济体源源不断地注入资本到美国，不仅投入美国的金融资本市场(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等)，也大量购买美国债券，以资助美国消费者消费。一旦美国消费者偃旗息鼓，亚洲的生产发动机仿佛就会歇火。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奇特的现象，美国在生产领域不断败下阵来，交出了一个又一个领域的优势，却在国际金融领域成了大赢家，无数国际资本投入到美国市场。美国人总是在消费，却总是有钱消费，也总可以借钱消费。美国是借入钱的一方，却俨然成了“大爷”。因为美国拥有美元的优势，可以魔术般地通过升值、贬值和汇率利率的变化来变换借贷的数额；借出钱的一方却无比依赖美国，一是期望美国消费者消费，二是提心吊胆地观望美国的汇市和股市，美国一打喷嚏，全球就感冒。

这种现象也基本反映了当前中国的困境：中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很像过去日本和西德的崛起。很多当前的经济现象如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中国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大举投资美国资本市场和购买美国债券等等，都在10年、20年或是30年前国际经济史中多次出现，只是当时的主角分别是美国对德国、美国对日本、美国对亚洲“四小龙”罢了。其实，中国崛起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强权的崛起在于，中国是以13亿人口进入了世界市场，如果中国的现代化成功，势必将创造无可争议的世界最大市场的地位，将创造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层和世界上．最庞大的消费群体。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正可以借力使力，利用世界最大市场的地位壮大自身，不仅让世界的生产资本投资中国，也让世界的金融资本投资中国。

为什么我们有这么有利的条件，却没有利用起来，甚至长时间忽视了中国庞大的潜在内需市场呢？这恐怕得从思想观念上谈起。我国在过去“左”倾思想占主流的计划经济时代，由于过度的平均主义和“一大二公”加上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的低效和僵硬让国家错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佳的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更让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出于对过去极“左”思潮的反思和否定，中国一些理论精英在改革开放以后对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比较赞赏，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发展经济至上的思想成为主流论述。这样一来，不少人就认为只要实施了市场经济，只要实现了经济民营化，只要消除了平均主义，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在20世纪90年代的某段时间内，经济自由化和私营化的思潮达到了顶峰，甚至有人主张把教育产业化、医疗私营化，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更是严重缺失。由于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机制的相对滞后甚至倒退，普通民众虽然经历了生活水平的高度提升，但不容忽视的是教育、医疗等费用的大幅度上涨和基本社会保障的缺乏，造成了普通老百姓怕丢掉饭碗、怕生病、怕老无所养、怕孩子念不起书的心理，使得大多数民众即使在收入大幅度增加后也怯于消费，而宁愿把钱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P1-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20多年持续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世界的普遍关注，如果这种势头得以保持，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将不只是梦想。然而，一个大国的崛起绝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在克服重重困难和矛盾过程中才能得以实现。而在新形势下谋求中国的发展和安全，需要更多的人进行更积极的战略思考和实践。《中国崛起策》就是其中一项具有积极意义的探索工作。

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曾反复证明，一个原本落后但具有巨大潜力的大国，一旦其实力处于迅速上升时期，几乎无一例外都曾遇到过紧张、冲突甚至战争。迅速发展中的中国，处于一个充满重大机遇同时也存在危机的时代。如何谋求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推进现代化进程，如何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相互调整关系过程中能够产生有益的合作而不是过多的对抗，需要极大地激发出民族自身的创新精神和战略智慧，需要中国和其他相关国家共同的努力和协调，以避免历史上伴随大国崛起而来的动荡和冲突。

在当前及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战略谋划及实施至少应涵盖解决下列三个问题的能力。第一，从根本上突破一个世纪以来落后大国难以实现现代化的困惑，摆脱历史惯性对中国崛起的有形和无形的束缚，处理好融入国际体系与保持自主性的矛盾。第二，适应冷战后国际关系日益复杂的现实，超越传统的权力政治的框架，为国家发展寻求更为广阔的空间。第三，增强中国社会自身发展和进步的能力，通过发展自己来影响世界。上述三个方面相辅相成、相互联系，甚至互为条件、互为支撑，如果一定要对其进行区分，中国自身的进步要更具基础性。然而应该看到，如果处理不当，上述因素就可能对民族复兴构成严重挑战，中国可能面临的多样化威胁，也大多来源于此。

要兼顾上述诸多方面，除了必须改革国内经济政治体制保持自身的活力之外，中国还必须与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形成总体上的协调关系，在总体的协调中谋求国家安全和发展。而对待外部强权，一味采取对抗的姿态不可取，而一味屈从追随也不可行。需要发挥力量时就要有足够的决心，而应该妥协时就要适度后退。在不同领域、对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处置方式，或合作、协调，或针锋相对、敢于斗争，相互配合，相互借助，才能取得好的效果。中I雪要在21世纪能有更大的作为，不仅要在国际竞争和角逐的一般技巧上下工夫，更重要的是应及时认清国际政治发展大的趋势，从而激发出更大的战略智慧，敏锐洞察未来世界可能的走势，及时消除自身存在的不适合未来发展的种种弊端，维护国家安全，谋求社会全面的发展。战略家的使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为复杂的客观世界设计某种自以为是的结局，而只能审时度势，做历史发展允许做的事情。顺势而为才是战略筹划的最高境界。

对于中国崛起，有些人的看法显得十分悲观。米尔斯海默是美国杰出的国际关系学者之一，几年前他出版了《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受到世人的极大关注。他在书中强调，今天的世界仍然延续着旧时代的逻辑，国际政治依然是大国政治，依然处于悲剧式的历史循环之中。“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这意味着一国获取权力必然是以牺牲他国为代价的。”正是根据这种悲观、循环的历史观，米尔斯海默看到未来中美冲突的必然性，中国实力的增长将不可避免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力量存在。“在21世纪初期，美国可能面临的最危险前景是中国成为东北亚的潜在霸权国。”“富裕的中国不可能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大国，而将是一个决心获取地区霸权的雄心勃勃的国家。”

客观上说，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理论还是非常完整和系统的，并且也有许多历史事实可以提供佐证。然而，这种理论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那就是对问题采用单一逻辑的简单理解，同时更没有看到国际关系的发展进步。今天的世界渗透性太强，国家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由此而形成的国家间关系不可能最后归于某种宿命。我个人非常欣赏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早些时候关于中美关系的评述：中国和美国并没有注定走向冲突，两国最终是伙伴还是敌人，“将取决于政策而不是命运”。

现实条件下，国家的强盛不能依靠传统的权力对抗，中国对利益的追求不会也不可能采取简单的直接路线，而是需要开发更广泛的战略资源和更广阔的回旋空间、经过曲折的道路和较长时期的努力才可以达到。因此，我国较长时期的战略似应选择做一个自主的合作者，其中包括处理与整个国际体系、也包括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世界以及美国当前这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关系，在保持自主性的同时扩大与外界的经济、安全合作，在合作中谋求国家利益的实现。对待具体的问题，既要敢于大步前进，也要敢于大步后退，不能死守某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中国尤其需要借助机会和创造机会。战略没有灵活性就可能看不到也把握不住机会，最后反而会造成安全利益的损失。

从封闭到开放，加入世界的发展大潮，是我国推进现代化不可逾越的步骤，是时代的要求。然而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主要用借助外力的方式得以实现。现实要求我们在融入到世界体系中去的同时，必须保持自己民族的自主性，否则就会失去立足世界的根本。亦即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应该首先将关注点更多地放在国内范围，不断改善国内经济政治结构，推动社会的变革。虽然中国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在与外部的关系之中，国家安全受到来自外部的种种威胁，但比较而言，内部问题才是生存和发展的根据，外部问题在很多时候只是前提，是条件。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走过的历程已经足以说明，中国有能力以开放的姿态博采众长，也有能力发掘自身丰富的文化和历史资源，并将两者较为有效地结合起来进行现代化建设。只要中国能够继续保持开放的、充满活力的发展态势，进一步提高综合国力，不断推动社会机制的良性运转，那么，中国所面临的一切矛盾，包括来自外部的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也就都有了解决问题的最重要基础，同时也必将有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更有效的作用。一个稳定、繁荣、强大的中国必将继续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特殊的贡献。“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在这样的条件下，对中国设置障碍，只能使中国人民保持更高度的警惕。在这一点上美国也是一样，只有善于与进步中的中国打交道，自己才能获取更多的利益。

一个大国的崛起，如果没有国家内部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是难以想像的。英国的强盛时期是从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开始的，美国是在北美印第安人的废墟上并摆脱英国的统治后才发展起来的，而日本成为发达国家则始于近代的明治维新。社会变革是后进国家进入先进行列的一个必要条件，中国的未来发展，乃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根本上也必将继续依赖于伟大的社会变革。

(唐永胜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