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游随录》是晚清中国知识分子王韬对欧洲最早的目击实录，写得真切而细致。王韬于1867年出发，游历了新加坡、槟榔屿、锡兰、亚丁、苏伊士、意大利墨西拿抵达法国马赛等地，写下游记。他从多个局部和侧面反映了传统观念在西方思潮冲击下的反应和变化。借游记之名，讨论当时的中国问题。

《漫游随录》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王韬的一部游记集，详细记载了他的欧洲之行，真实反映了他的思想变化，且行文生动，描摹细致，具有相当的可读性。1867～1869年，王韬应理雅各之邀漫游西欧，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对欧洲的实地考察，每至一地，他总要“览其山川之诡异，察其民俗之醇漓，识其国势之盛衰，稔其兵力之强弱”。英、法等国的物质文明、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给了王韬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刺激，他当时就将自己的见闻观感笔录下来，十几年后回香港再整理成著名的《漫游随录》。

自序

卷一

 (一)鸭沼观荷

 (二)古墅探梅

 (三)保圣听松

 (四)登山延眺

 (五)白下传书

 (六)白门访艳

 (七)金陵纪游

 (八)黄浦帆樯

 (九)莫厘揽胜

 (十)西泠放棹

 (十一)香海羁踪

 (十二)穗石纪游

 (十三)物外清游

 (十四)新埠停桡

 (十五)庇能试浴

 (十六)锡兰佛迹

 (十七)亚丁夜宴

 (十八)改罗小驻

卷二

 (十九)道经法境

 (二十)巴黎胜概

 (二十一)法京古迹

 (二十二)法京观剧

 (二十三)博物大观

 (二十四)游观新院

 (二十五)秋千胜会

 (二十六)伦敦小憩

 (二十七)玻璃巨室

 (二十八)博物大院

 (二十九)保罗圣堂

 (三十)风俗类志

 (三十一)制度略述

 (三十二)游览琐陈

 (三十三)出游小志

 (三十四)制造精奇

 (三十五)畅游灵固

卷三

 (三十六)杜拉游山

 (三十七)苏京故宫

 (三十八)游博物院

 (三十九)苏京琐记

 (四十)海滨行纪

 (四十一)游押巴颠

 (四十二)游亨得利

 (四十三)两游敦底

 (四十四)游踪类志

 (四十五)三游苏京

 (四十六)舞蹈盛集

 (四十七)英土归帆

 (四十八)重至英伦

 (四十九)重游英京

 (五十)再览名胜

 (五十一)屡开盛宴

校注后记

附录一 王韬年表

附录二 王韬社会关系一览表

(一)鸭沼观荷

余生甫里，即以唐陆天随而得名。天随子隐居不仕，时与皮日休唱和，自号甫里先生，尝作《江湖散人传》以见志。没后，亮节高风，里人思之不置。以先生在时喜斗鸭，有斗鸭栏，乃凿地为池沼，方塘如鉴，一水潆洄。中央筑一亭，日“清风亭”，东西通以小桥，四周环植榆柳桃李。盛夏新绿怒生，碧阴覆檐际，窗棂四敞，凉飙飒然，袭人襟裾。中供天随子像，把卷危坐，须眉如生。相传曾于像腹中得遗稿，即今之《笠泽丛书》也，赖以传于世，显晦信有数哉!去亭百数十武，先生之墓在焉。或云后人葬其衣冠处，将以留古迹而寄遐思者也。亭中楹联颇夥，余师青萝山人一联云：“白酒黄花，九日独高元亮枕；烟蓑雨笠，十年长泛志和船。”特举二君以比拟先生，当矣。

池种荷花，红白相半。花时清芬远彻，风晨月夕，烟晚露初，领略尤胜。里中诗人夏日设社于此亭，集裙屐之雅流，开壶觞之胜会。余亦获从诸君子后，每至独早。时，余年少嗜酒，量颇宏，辄仿“碧篙杯”佳制，择莲梗之鲜巨者，密刺针孔，反复贯注，自觉酒味香洌异常，一饮可尽数斗。又取鲜莲瓣糁以薄粉，炙以香膏，清脆可食，亦能疗饥。社友群顾余而笑日：“子真可谓吞花卧酒者矣!”

每岁六月二十四日，必折简招邀群彦，为荷花祝生日。闺秀能诗者亦许入社，但不亲至耳。丁未顾慧英女史擅场，戊申曹素雯女史压卷。徐淑才高，秦嘉为之退避，洵足生闺阁光而为巾帼吐气也已。余定莲为君子之花，具有四德：香清、韵远、品洁、色纯；乃不解阿谀者流，以高人静士之容，下拟幸臣之貌，“莲花似六郎”一语，不诚千古奇冤哉!

观荷之约，以花开日为始，三日一会，肴核以四簋为度，但求真率，毋侈华靡。甫里本属水乡，多菱芡之属。沈李浮瓜、调冰雪藕之外，青红错杂，堆置盘中，亦堪解暑。

诸社友以先生生平固喜蓄鸭，因于池畔另辟鸭舍，蓄白鸭数头，修洁可爱。红衣翠盖间，点缀以白羽翩跹，亦复不俗。池旁环围石阑，阑柱悉凿鸭，其首皆回向先生，以先生固背北面南也。鸭在羽族中，蠢然一物耳；自先生有“能言”一语，遂足供园林清玩，洵乎文人之口不可测也如此。

余违甫里几四十年，回首前尘，无殊梦影。每值荷花盛开，辄若置身于莲亭鸭沼间也。

(二)古墅探梅

甫里海藏禅院前，明许元祜中翰梅花别墅也，后乃舍宅为寺。梅花墅图有数本，并名人手笔。余所见一本，顾元昭临庄平叔笔也，工妙绝伦。中翰长孙王俨字孝酌题长歌一篇，叙其始末。图后归里中严氏，乞人题咏，韦君绣光黻二律最佳。

其一：“绢海胶山迹尚存，伤心家国不堪论。梅开古雪春无主，钟度寒霜月有痕。土地祠留黄主簿，伽蓝神奉顾黄门。祗园香火消尘迹，能报平泉祖父恩。”其二：“樗斋隐迹感沧田，回首香云涌白莲。易代谁知丁卯宅，长歌忍溯甲申年。辋川画手师前辈，甫里高凤替后贤。六直至今南下水，暮潮呜咽绕禅天。”

寺今经二百余年，虽多荒废，规模尚在。入门即一巨池，驾以石桥。池畔旧所称“秋水亭”者，久已倾圮。“樗斋”最在寺后，独完善，诗扉八扇犹无恙。读书之暇，辄往静坐。闻当盛时，常宴客于此，曲院丽人，梨园子弟，银筝檀板，各献所长。“樗斋”之外多隙地，皆当日之楼台亭榭也。叠石引泉，回廊曲折，犹有遗迹可寻。池宽广，遍及寺外。临池一带皆平屋，朱槛碧窗，备极幽静，寺僧赁为民居。池中多种莲花，红白烂熳，引手可摘。花时芬芳远彻，满室清香。余戚串家尝居此。每于日晚，置茶叶于花心，及晨取出，以清泉瀹之，其香沁齿。今四周之屋，尽已摧为薪矣，莲花迥不及昔时之盛。  墅本以梅花名，冬时花开，弥望皆是，不逊香雪海也，暗香疏影，浮动月华中，别开静境。自选佛场兴，月榭云房，风景顿异，不过二十年间，已有沧海桑田之感。余少时，尚存数十株，老干纷披，着花妍媚。每结二三伴侣，踏雪寻梅，清芬在望，逸兴遄飞；必借“樗斋”为行赏地，酒一壶、肴一合，出自家厨，足供大嚼。余笑日：“梅花清品，我辈俗人。使其有知，必以老饕相目。欲求罗浮清梦，安可得哉!”时张君子严在座，日：“对名花不可无名酒，彼梅花虽玉蕊琼葩，为瑶台仙种，然安知我辈非从阆苑中谪降下来，不然安能具此一副冰雪心肠，作冷淡生活哉?”未几，子严下世。探梅之约，竞乏同志者。己酉大水，梅尽淹死。余亦转徙申江，罕回里中。人事无常，可胜慨已。

壬子秋，驭涛师携图至沪上。余得重为展阅，曾书二十八字于后：“梅花今已半株无，为念梅花展旧图。回首故园悲寂寞，夕阳一抹下平苹。”康申赭寇之乱，图毁于火。P12-15

我眼中的他者形象——“西洋映像手记”

形象学(Imagologie)乃是一门以批判的眼光来研究异域情调的学问。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开始了与所谓具有外国情调的异域人的接触史，并且对这种接触进行过研究。希腊人认为只有在跟异域的交往中艺术才是可能的。人们对异域形象的兴趣实际上出于对自我的关怀对异国的形象描述自然也就成为了对自我形象的反射了。在这里我们拿20世纪初欧洲的中国游记做例子来看看对异国情调的描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游记中所谓冷漠，肮脏的中国所折射出来的实则是游记作者们那“充满活力的”、“干净的”祖国游记虽冠之以“中国”之名，实则是对自我的考察因为没有比较和距离是不容易发现问题的再加上欧洲当时专制的政治类似的考察在西方国家自身，似乎不太容易进行。说到底那些对中国景物和风土的描写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对自我形象的描述而已。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流行的中国形象和传统的游记模式所涉及的内容并非中国本身，而是对西方接受异域世界时所做的批判性探索。自19世纪以来借助于媒体和交通工具的便利，中国再也不像以前的世纪那样可望而不可即了同时它又是远离西方的另一种文明，在以往的诸多世纪中中西双方并不存在诸多的恩恩怨怨，这样的一个中国形象正好可以用来充当对西方公众来讲陌生的“他者”，以此来探讨西方自身的问题和自我定位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所以形象学的奠基人，法国比较文学学者让-马丽·卡雷(Jean-Marie Carre)在“《比较文学》序言”中将形象学研究定义为“各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像间的相互诠释”是极为恰当的。

中国和西方的交流是靠那些“苟利所在不知礼义”的商业民族通过自汉代以来开通的丝绸之路维系着的随着物质的交流中西方的文化也传到了各自的对方。中西之间特别是中印间出现了诸如法显，玄奘、真谛(Paramartha)、不空(Amoghavajra)那样的文化使者但当时东西间交流的艰辛困苦若非有坚定的信念是无法忍受的。中国和西方间真正大规模的交流是在其间的交通从丝绸之路的陆路转向海路之后更直接、便利的海上交通工具使得旅途不再那么危险、那么辛苦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海路交通逐渐普及，安全系数也更高了之后才有大规模的知识分子充当中西间的文化使者。清末的中国知识分子无一不是经海路到达西方世界的。

英国学者雷蒙·道森(Raymond S.Dawson)在《中国变色龙》(The Chinese Chameleon)一书中指出：“欧洲人对中国的观念在某些时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趣的是这些变化与其说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不如说更多地反映了欧洲知识史的进展。因而。构成本书框架的是观察者的历史而不是被观察对象的历史。”与我在本文开头所列举的20世纪初欧洲的中国游记的例子类似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游记首先也反映了他们对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自我意识。这些知识分子在游记中都是以中国文明为坐标，中国的天干地支纪年为尺度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来选择、切割进而理解异域文化正是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西方人的坚炮利舰将中国人的天朝上邦美梦打得粉碎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从屈辱中惊醒之后开始被迫和被动地与西方进行对话。林则徐、魏源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走出“闭关锁国”的国门到欧美、日本去游历学习和出使从而亲自去接触和了解西方的社会和文化。面对与大清天朝迥异的社会制度、文化风俗、生活习惯、哲学传统，这些晚清的知识分子们在进行着痛苦而深刻的思考，因此这些游记并非简单的风物描写、纯粹的地理考察。而是这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受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吸引走向世界、走向西方以寻求富国强民的历程。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客观上讲，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学东渐的结果，而这批早期到西方去的知识分子无疑在这其中正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尽管他们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社会地位各不相同，在中西交往中所持的观点和所起的作用也各有区别但他们对西方的观察和记录却从很多个局部和侧面反映了传统观念在西方思潮冲击下的反应和变化内容是十分复杂而丰富的。  我们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世界游记中精选出五本作为“西洋映像手记”丛书中的第一辑他们之中有作为朝廷官员的知识分子(黎庶昌，薛福成)也有在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领袖(康有为、梁启超)，也有早年便接触过西学并帮助传教士译过中国典籍的文人(王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人对西方形象的认识大都是梦幻般的谁都不能具体说出“大秦”、“泰西”的准确位置和内容。莫哈(Jean-Marc Moura)认为：“一个形象最大的创新力，即它的文学性，存在于使其脱离集体描述总和(因而也就是因袭传统、约定俗成的描述)的距离中”正是近代的这一批知识分子才建立了在真实观察基础之上的对西方的最初印象形成了比较全面且真实的西方形象。也正是这第一批走出国门的知识分子记录了异国形象的游记使得对形象的研究不再是单方面的西方人看中国也包括了中国人看西方的内容。当然据考证中国人最早到西方并写下游记的应是康熙年间到过意大利的樊守义所写的《身见录》和近期由周振鹤先生整理出版的道光年间到意大利罗马的郭连成所写的《西游笔略》，但我们这次未选这两本而是从近代知识分子中选了五个人，都是考虑到他们在中国近代文化中的影响。正因为他们在出访欧洲时心事重重。所以游记中的记载才别有意味这其中当然包含着对西方的误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自身文明的重新评价与定位。从比较文学中“接受”(Rezeption)理论上来讲一部作品或某一形象之所以有生命力，就在于它一直有潜力被“误读”或被再创造。西方形象在游记中也是一个一再被“误读”和再创造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游记作者会利用这有意、无意的“误读”来具体阐述自己的政治和学术主张。而这样的一个“误读”乃是当时知识分子阶层对西方社会文化整体所做的阐释。这一源自早期知识分子的对西方的“社会集体想像”一直到五四以后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实际上由于当时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更因为受到情感、想像和心理诸多因素的细微而复杂的影响异域的风土人情往往只是这些“游客”们的道具而已他们的真正目的并非在游记本身而是要借游记之名阐发他们政治改革的思想之实，游客之意不在“山水之间”而在“改良体制”也。

康有为在他的游记中就明言：“考政治，乃吾之专业也。”他的目的显然不在西洋的古迹名胜之间，而是要在西洋找到中国将来应当发展的理想从而造就出一个在体制上和财富上超过西方的新中国：“欲铸新中国遥思过大秦”。康氏的徒弟梁启超也不例外，这从他对《新大陆游记》中的“风景记述悉于删去”的做法也可略见一斑。他们表面上在写游记写外国的东西，实际上在是在借题发挥，讨论中国的问题。这不禁使人想到南宋大慧宗杲普觉禅师(1089-1163)的一句话：

无著云：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

传统的学问往往只注重文字史料中国儒家的文化传统更是重视文字强调“文以载道”——以文字传承历史。但以希腊、罗马文化为源头的西方文化传统同样重视“以图载道”——用图像等造型艺术来记载历史圣经的故事和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都用绘画的形式记录了下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史料的范围绝不应仅仅局限于文字资料图像中蕴含的历史信息往往超出了文字。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特别为这套丛书甄选了一百多幅游记所处时代的西方著名铜版画家的作品以期不仅通过文字更借助于这些难得的图像资料来研究这段历史相得益彰。希望读者在将游记同这些图像资料参照研读时能发现更多有意义的新信息而这些新信息是单靠文字所无法传递的。

如此看来清末这批学人的欧美游记的意义就非同一般了正如孟华所指出的那样：

于是我们就会发现，游记的作者往往扮演了双重角色：他们既是社会集体想像物的建构者和鼓吹者、始作俑者，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集体想像的制约，因而他们笔下的异国形象也就成为了集体想像的投射物。所以，在形象学中的游记研究实际上必须绕经一个民族的思想史、心态史。这在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时，尤显重要：近现代是中国人对世界的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而在这种变化中，对外部世界，对异国及异国人的认知和看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眼下坊间对有关西方看中国的书籍(特别是传教士的游记、札记类)的研究著作越出越多，而对中国人对西方的撰述(我眼中的他者形象)的关心显然不够。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引起学界对后者研究的兴趣，同时也希望这套图文并茂的文化丛书，能为读者提供一个理解当时世界和当时中国思想发展的新视角。

王韬(1828～1897)，原名王瀚，字兰卿，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政论家、文学家。1867～1870年，王韬应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4～1897)之邀赴苏格兰翻译《易经》，得以漫游西欧，英、法等国的物质文明、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给了他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刺激，回香港后写出了著名的《漫游随录》三卷。

《漫游随录》是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欧洲最早的目击实录，写得真切而细致。王韬于1867年阴历11月20日乘船从香港出发，经过新加坡、槟榔屿、锡兰、亚丁、苏伊士、意大利墨西拿抵达法国马赛。由香港到马赛全程四十多日，每经过一个停泊港口，王韬必定游览一番，并写下游记。王韬从马赛转搭火车经里昂到达法京巴黎，游览了卢浮宫等名胜，并拜访了著名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王韬在巴黎小住十几天后继续搭火车到加来港口转搭渡轮过英吉利海峡到英国多佛尔港，然后改乘火车到英京伦敦，从此开始了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两年多的漫游生活。《漫游随录》的大部分内容便是对这段英国生活的记录。1870年春，王韬随理雅各回到香港。

王韬早年在上海和香港时对西方文化已有接触，但百闻不如一见，此次欧洲之行使他对西方文化有了更为深切的体认。西欧发达的物质文明首先让他赞叹不已，他这样描述初抵马赛时的观感：“至此始知海外阌阀之盛，屋宇之华。格局堂皇，楼台金碧，皆七八层。画槛雕阑，疑在霄汉；齐云落星，无足炫耀。街衢宽广，车流水，马游龙，往来如织。灯火密于星辰，无异焰摩天上。寓舍供奉之奢，陈设之丽，殆所未有。”(《道经法境》)至于到了巴黎、伦敦这样的大都会，“其人物之殷阗，宫室之壮丽，居处之繁华，园林之美胜”(《巴黎胜概》)，那就更不用说了。西方的发达不仅体现在物质方面，也在精神领域，其文明教化丝毫不逊于中国，王韬通过与英、法各阶层人士的广泛接触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盖其国以礼义为教，而不专恃甲兵；以仁信为基，而不先尚诈力；以教化德泽为本，而不徒讲富强。欧洲诸邦皆能如是，固足以持久而不敝也。即如英土，虽偏在北隅，而无敌国外患者已千余年矣，谓非其著效之一端哉!余亦就实事言之，勿徒作颂美西人观可也。”(《游博物院》)王韬对于西方的认识可以说代表了当时中国知识阶层的最高水平。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身处富贵之乡的王韬丝毫没有乐不思蜀的情绪，相反，越是看到西方的先进越是能够触动他的故国之思。比如他在爱丁堡参观当地所铸造的大炮后就发出这样的感慨：“倘我国仿此铸造，以固边防而御外侮，岂不甚美?”《(游博物院》)

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的东西确实很多，王韬也正是抱着“求取真经”的态度来的。但在两年多的“游学”生涯中，他的角色并不总是学生，也有登坛讲经的时候，其中一次是他准备从苏格兰回英格兰的前几天，“理君邀余诣会堂，宣讲孔孟之道凡两夕，来听者男女毕集。将毕，诸女士欲听中国诗文，余为之吟白傅《琵琶行》并李华《吊古战场文》，音调抑扬婉转，高亢激昂，听者无不击节叹赏，谓几如金石和声，风云变色。此一役也，苏京士女无不知有孔孟之道者。”(《英土归帆》)王韬没有像后来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那样将孔孟之道看作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而是利用各种场合大力宣扬，他将“吾道其西”作为自己这次漫游的一个重要任务。这里固然有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自豪感和一个海外游子的故国之思，但更包含了王韬思想深处的认识：孔孟之道与泰西之道并不对立，而是相近相容的。他在牛津大学发表演讲后回答学生提问时说：“夫天道无私，终归乎一。由今日而观其分，则同而异；由他日而观其合，则异而同。前圣不云乎：东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请一言以决之日：其道大同。”(《伦敦小憩》)既要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又抱着一种“世界主义”的理想，这一思路后来在《原道》(见《戏园文录外编》卷一)一文中得到更为全面的阐发，并成为贯穿王韬后期思想的一条主线，也使许多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知识分子找到了某种心理上的平衡。  本书根据上海图书馆所藏稿本标点重印，文字一如其旧；只是订正了个别明显的错别字，未出校记，以避繁冗；对古今不同译名做了简单的注释，以便省览；配以精美的插图，则是希望增加阅读的兴味。

顾钧

2006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