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从此一书名，便想见这是一本较为大众化的读物。本书共分四讲，第一讲概论，后三讲，则是以第一讲之概论为基础，对于陶渊明、杜甫和李商隐三家的一些诗例，所做的实践的评析。作者在评析中特别强调的，乃是这三位诗人在诗歌的写作过程中，对物象之选择与掌握，以及其心意之投注与运行的几种不同的方式；而作者更注重的则是在这三位诗人如何在他们不同的表述方式中，所传达的虽然性质不同，但却同样具有感动人心之效果的兴发感动的作用。

本书分为四讲：第一讲概论，主要是介绍中国旧诗传统重视兴发感动的美学特质，此外在第一讲概论中，作者也曾将中国诗学中对于心与物之关系的看法，与西方诗论中对于心与物之关系的看法，做了一些基本的比较。至于以后三讲，则是以第一讲之概论为基础，对于陶渊明、杜甫和李商隐三家的一些诗例，所做的实践的评析。

原版前言

什么是好诗

摇荡性情的诗意

诗可以兴的传统

兴发感动的力量

陶渊明的好诗

饮酒

咏贫士七首之一

拟古九首之八

杜甫的好诗

秋雨叹

伙兴八首

李商隐的好诗

海上

瑶池

锦瑟

燕台

好作者与好诗

在传统上诗与词不同。诗是要言志的；词就不必言志，尤其是早期的那些歌词。我还说，诗既然要表现自己的情志，那么你的内心首先就要真的有一种“摇荡性情”的感动。所谓“情动于中”，那个“动”字是最重要的。我又说，中国诗歌特别重视一种直接的感发和感动的力量——“兴”的作用，这是它与西方诗歌一个主要的不同点。在上一次讲课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曾经请大家看教材参考资料里的一些西方诗论的名词，就是那些“明喻”、“隐喻”、“转喻”、“象征”之类，它们都是借用一个形象来表达一种情意，而所有这些表达方式在中国传统上基本都是有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也举了一些相应的中国古典诗歌的例子。可是你要注意，在西方理论中所有这些形象与情意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传统中都属于“比”的作用。“比”和“兴”有什么不同呢?“兴”是外物直接使我们兴发感动，是见物起兴，由物及心；“比”是内心先有一种情意，然后借用外物来做比方，是由心及物。西方诗歌中并不是没有由物及心的作品，但是在作诗的技巧和手法上，西方更重视“比”的思索和安排。无论是“明喻”、“隐喻”，还是“象征”、“拟人”都是有意为之；而中国的“兴”，则重视直接的感发。所以我说，“兴”，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第一个特质。

所谓“兴”，不但重视作者由外物所引起的感动，同时也重视读者在读诗的时候由诗篇所引起的感动。我曾引了西方接受美学依塞尔(Walfgong lser)的说法，说作品的两边有两个极点，一边是作者，一边是读者，读者的兴发感动也是非常重要的。后来我又提到了一点，我说一首诗若是果然传达出一种使人兴发感动的力量，它就是成功的诗；如果不能够传达出这种力量，它就是失败的诗。因此，诗人的条件第一是能感之，第二是能写之。当时我们举了三首《玉阶怨》来做比较，这三首诗虽然主题相同，但是在所达到的层次上有很大的不同。以上是我在概论中所提出的几个批评和欣赏中国古典诗歌的重点。今天，我们就要通过这些重点来探讨中国诗歌史上几位重要的诗人，我所选择的是陶渊明、杜甫和李商隐。

我并不是想藉讲诗来说教，说教不是诗歌的目的，诗歌的目的是使大家的内心真正得到感动。所以，我不是以道德和伦理的标准来选诗的，我的标准第一先要是好诗。我这样说可能很多人会不同意，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理解我的意思。我不是认为道德和伦理这个标准不重要，也不是想抹杀道德和伦理的意义。我说过，同样是成功的诗篇，哪一个的层次更高，那就在于它所传达的那种感发生命的大小、厚薄、深浅和广狭。我们不要拿死板的教条来对诗歌作出种种拘限，然而真正的好诗却必然有一种深厚博大的感发的生命。现在我们所选择的这三位诗人是合乎这个标准的；但是在形象与情意的结合以及诗的组织结构方面，这三个人又代表了三种不同性质的“感之”和“写之”的方式。我们首先要讲的是陶渊明。

陶渊明这个作者，他的作品里边有非常深微、幽隐的含意，曾使得千百年后的多少诗人都为他而感动。现在大家都认为陶渊明是田园诗人、隐逸诗人，可是你知道吗?南宋的英雄豪杰、爱国词人辛弃疾在他的很多词里都写到陶渊明。在一首《水龙吟》里他说：“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我现在年岁老大了，才真正体会和了解了陶渊明，我像是在梦中真的看见了他。上一次我提到钟嵘《诗品·序》“嘉会寄诗以亲”的时侯曾经说，遇到真正能够倾心的友人，这也是人世问使人感动的一件事。我举了杜甫送给李白的诗做例子。杜甫说：“乞归优诏许，遇我夙心亲。”(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我跟他一见面就这样亲近，好像这感情早已在我的内心存在。这就如同《红楼梦》里贾宝玉初见林黛玉时所说的那句话：“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他觉得，自己内心深处与生命结合已久的东西和对方有了一种暗合。杜甫对李白那斗酒百篇的风格极为倾倒，为李白写了不少诗。他说，“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杜甫《春日忆李白》)；又说，“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杜甫《不见》)，热烈地赞美李白的才气，深深地同情李白的遭遇。杜甫和李白是同时代的人，所以有机会相见；而陶渊明和辛弃疾一个生在东晋，一个生在南宋，见面是不可能的。可是辛弃疾说了，我虽然不能和他当面相逢，但在梦中见到了他。你们看，这是多么深切的感情!在前面所举的辛弃疾的这一首词中，他又说：“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他说，当我读陶诗的时候，我相信这位老先生从来就不曾死去，因为他的诗到现在还能够给我如此鲜明和强烈的感动，使我感觉到他那凛然的、强大的生命力量。

P29-32

“迦陵说诗"系列序言

北京中华书局最近将出版我的六册讲演集，编为“迦陵说诗”系列，要我写一篇总序。这六册书如果按所讲授的诗歌之时代为顺序，则其先后次第应排列如下：

一、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

二、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

三、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

四、叶嘉莹说唐诗

五、好诗共欣赏

六、叶嘉莹说诗讲稿这六册书中的第二种及第五种，在1997及1998年先后出版时，我都曾为之写过《前言》，对于讲演之时间、地点与整理讲稿之人的姓名都已做过简单的说明，自然不需在此更为辞费。至于第一种《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与第四种《叶嘉莹说唐诗》，现在虽然分别被编为两本书，但其讲演之时地则同出于一源。二者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我在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讲授古典诗歌时的录音记录，只不过整理成书的年代不同，整理讲稿的人也不同。前者是九十年代中期由天津的三位友人安易、徐晓莉和杨爱娣所整理写定的，后者则是近年始由南开大学硕士班的曾庆雨同学写定的。后者还未曾出版过，而前者则在2000年初已曾由台湾之桂冠图书公司出版，收入在《叶嘉莹作品集》的第二辑《诗词讲录》中，而且是该专辑中的第一册，所以在书前曾写有一篇长序，不仅提及这一册书的成书经过，而且对这一辑内所收录的其他五册讲录也都做了简单的介绍。其中也包括了现在中华书局即将出版的《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和《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诗》，但却未包括现在所收录的陶渊明的《拟古》诗，那是因为“饮酒”与“拟古”两组诗讲授的时地并不相同，因而整理人及成书的时代也不相同。前者是于1984年及1993年先后在加拿大温哥华的金佛寺与美国加州的万佛城陆续所做的两次讲演，整理录音人则仍是为我整理《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的三位友人。因此也曾被桂冠图书公司收入在他们2000年所出版的《叶嘉莹作品集》的《诗词讲录》一辑之中。至于后一种“拟古”诗，则是晚至2003年我在温哥华为岭南长者学院所做的一次系列讲演，而整理讲稿的人则是南开大学博士班的汪梦川同学，所以此一部分陶诗的讲录也未曾出版过。

回顾以上所述及的五种讲录，其时代最早的应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我在台湾为教育电台播讲大学国文时所讲的一组阮籍的“咏怀”诗，这册讲录也是我最早出版的一册《讲录》。至于时代最晚的则应是前所提及的2003年在温哥华所讲的陶渊明的“拟古”诗。综观这五册书所收录的讲演录音，其时间跨度盖已有四十年以上之久，而空间跨度则包括了台湾、美国、加拿大及大陆四个不同的地区。不过这五册书所收录的讲演却仍都不失为一时、一地的系列讲演，凌乱中仍有一定的系统。至于第六册《叶嘉莹说诗讲稿》则是此一系列讲录中内容最为驳杂的一册书。因为这一册书所收的都是不成系列的分别在不同的时地为不同的学校所做的一次性的个别讲演，当时我大多是奔波于旅途之中，随身既未携带任何参考书籍，而且我又一向不准备讲稿，都是临时拟定一个题目，临时就上台去讲。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免会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一是所讲的内容往往不免有重复之处，其二是我讲演时所引用的一些资料，既完全未经查检，但凭自己之记忆，自不免有许多失误。何况讲演之时地不定，整理讲稿之人的程度不定，而且各地听讲之人的水平也不整齐，所以其内容之驳杂凌乱，自是必然之结果。此次中华书局所拟收录的《叶嘉莹说诗讲稿》原有十三篇之多，计为：

1、从中西诗论的结合谈中国古典诗歌的评赏(这是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四川成都所做的一次讲演，由缪元朗整理，讲稿曾被收入在河北教育出版社所出版的《古典诗词讲演集》)  2、从几首诗例谈中国古典诗歌中形象与情意之关系(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天津师范大学所做的一次讲演，由徐晓莉整理，讲稿亦曾收入在《古典诗词讲演集》)

3、从形象号隋意之关系看三首小诗(这是1984年在北京经济学院所做的一次讲演，由杨彬整理，讲稿亦曾被收入《古典诗词讲演集》)

4、旧诗的批评与欣赏(这是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在南开大学所做的一次讲演，此稿未曾被收入我的任何文集)

5、从比较现代的观点看几首旧诗(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我在台湾大学为“海洋诗社”的同学们所做的一次讲演，讲稿曾被收入台湾桂冠图书公司所出版的《迦陵说诗讲稿》)

6、漫谈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感发作用(这应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或九十年代初的一次讲演，时地已不能确记，此稿以前未曾出版)

7、从中西文论谈赋比兴(这是2004一年在香港城市大学的一次讲演，曾被收入香港城市大学出版之《叶嘉莹说诗谈词》)

8、古诗十九首的多义性(这也是2003年在香港城市大学的一次讲演，曾被收入《叶嘉莹说诗谈词》)

9、诗歌吟诵的古老传统(同上)

10、杜甫诗在写实中的象喻l生(同上)

11、从西方文论看李商隐的几首诗(这是2001年我在南开大学所做的一次讲演，未曾收入我的任何文集)

12、一位晚清诗人的几首落花诗(这也是2003年在香港城市大学所做的一次讲演，曾被收入《叶嘉莹说诗谈词》)

13、阅读视野与诗词评赏(这是2004年我在一次会议中的发言稿，未曾收入我的任何文集)以上十三篇，只从讲演之时地来看，其杂乱之情形已可概见，故其内容自不免有许多重复之处。此次重新编印，曾经做了相当的删节。即如前所列举的第一、第二、第四与第五诸篇，就已经被删定为一篇，题目也改了一个新题，题为《结合中西诗论看几首中国旧诗中的形象与情意之关系》；另外第六与第七两篇，也被删节成了一篇，题目也改成了一个新题，题为《从“赋比兴”谈诗歌中兴发感动之作用》。我之所以把原来十三篇的内容及出版情况详细列出，又把删节改编之情况与新定的篇题也详细列出，主要是为了向读者做个交代，以便与旧日所出版的篇目做个比对。而这些篇目之所以易于重复，主要盖由于这些讲稿都是在各地所做的一次性的讲演，每次讲演我都首先想把中国诗歌源头的“赋比兴”之说介绍给听众，举例时自然也不免谈到形象与情意之关系。而谈到形象与情意之关系时，又不免经常举引大家所熟悉的一些诗例，因此自然难以避免地有了许多重复之处。然而一般而言，我每次讲演都从来没有写过讲稿，所以严格说起来，我每次讲演的内容即使有相近之处，但也从来没有过两篇完全一样的内容。只是举例既有重复，自然应该删节才是。至于其他各篇，如《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叶嘉莹说唐诗》、《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等，则都是自成系列的讲稿，如此当然就不会有重复之处了。

除去重复之缺点外，我在校读中还发现了其中引文往往有失误之处。这一则是因为我的讲演一向不准备讲稿，所有引文都但凭一己的背诵，而背诵有时自不免有失误，此其致误的原因之一。再则这些讲稿都是经由友人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一切记录都依声音写成，而声音往往有时又不够清晰，此其致误的原因之二。三则一般说来，古诗之语言自然与口语有所不同，所以出版时之排印也往往有许多错字，此其致误的原因之三。此次校读中，虽然对以前的诸多错误都曾尽力做了校正，但失误也仍然不免，这是我极感愧疚的。

回首数十年来我一直站立在讲堂上讲授古典诗词，盖皆由于我自幼养成的对于诗词中之感发生命的一种不能自已的深情的共鸣。早在1996年，当河北教育出版社为我出版《迦陵文集》时，在其所收录的《我的诗词道路》一书的前言中，我就曾经写有一段话说：“在创作的道路上，我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诗人，在研究的道路上，我也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学者，那是因为我在这两条道路上，都并未能做出全心的投入。至于在教学的道路上，则我纵然也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教师，但我却确实为教学的工作投注了我大部分的生命。”关于我一生教学的历程，以及我何以在讲课时开始了录音的记录，则我在1997年天津教育出版社为我出版《阮籍(咏怀)诗讲录》一书及2000年台湾桂冠图书公司为我出版《诗词讲录》一辑的首册《汉魏六朝诗讲录》一书时都曾先后写过序言，而此两册书现在也都被北京中华书局编入了我的“迦陵说诗”系列之中。序言具在，读者自可参看。回顾我自1945年开始了教书的生涯，至于今日盖已有六十一年之久。如今我已是八十三岁的老人，仍然坚持站在讲台上讲课，未曾停止下来。记得我在1979年第一次回国教书时，曾经写有“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两句诗。我现在仍愿以这二句诗做为我的《迦陵说诗》六种之序言的结尾，是诗歌中生生不已的生命使我对诗歌的讲授乐此不疲的。

是为序。

                  叶嘉莹

                  二○○六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