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古脉》处理的时间从战国到西汉末。在没有实验室、解剖技求也相对落后的时代，看中国人如何由观察洞识、体验气感与病痛，藉由数求之学形塑中华民族的“高科技”与大智慧。

中国大陆出土脉书有脉无穴的特点如何理解?源歧多流的脉论如何理解?经脉知识为何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系统化?工具(针灸)与自然哲学(阴阳五行)在经脉知识系统化中扮演何种角色?……本书是20世纪90年代台湾新史学运动的代表力作，为您提供上述答案，呈现彼岸学者历史学新风貌。

本书探讨古典医学中经脉学说的源起。所研究的期间是自战国迄于西汉末，正值医学知识体系从众说纷纭渐趋统一的时代。传统对经脉观念缘起的解释，大致是认为与针灸术有密切关系。始初先民由经验认知刺激个别腧穴有疗病的功效。九针等工具的出现使腧穴位置与主治功效得以确立，遂能依主治性能归纳成经络体系，乃由点而线累积而成。近年新出土的脉书与医史文物显示这样的解释已面，陆修正的必要。本书即欲爬梳上古经脉学说的源流，并探讨当时刚出现与脉学相关的新技术、新工具，以及新身体观。笔者将试图解答以下几个问题：什么是“脉”?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何类文献?此一概念纯属医学范畴吗?曾与哪些医疗技术结合?又是否可能与论脉时无所不在的数术之学割离?最后，新工具在脉学体系化的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本书发现，脉是传统中国医学最关键的概念，但最初脉学并非医者所独擅。此外在周、秦之时也有燕齐、秦蜀、荆楚等三派地域之别，可谓百花齐放。种种脉学著作在多系并存的情形之下，又都透过依托、密传以及文本叠压的形式流传下来。而更重要的是，脉学的大传统随着不同时代又各有显著特色。笔者将上古脉学史分析为“王官”、“方者”，以及“医经”三个时代，并以此架构阐述脉学的发展。

我将脉学体系化的过程称为数术化的程序。易言之，它从一些零散的医学经验跃升为体系性的学问的过程，是建立在气、阴阳、五行以及感应等数术概念之上的。脉概念的萌发延续了两种人体的知识，医者由人体多处搏动之处“脉诊”逐步延伸为脉循行的最初路线；此外由刮除体表脓血的“启脉”技术的经验，类推出伏行体内有脉。这就是后世所谓“经脉”概念的雏形。而将这些经验理论化是依赖数术及天人感应，随着规律性天文知识的成熟，王官时代的人们也相信脉在人体的流注也一定有相应的宇宙秩序。方者接受了这个新的身体观以身按验，在身体模拟天地运行的过程，发展出导引、行气等新的技术。他们认为，人体的气与天道宇宙的规律一样，随着时间与方位之别而有盛衰变化；这种变化的规律是可以用阴阳、五行、干支等符号表述，甚至于推算或预测。本书称此为“数术的身体观”。从此再进一步发展成一个周而复始、循环不息的宇宙形式，这个宇宙有固定的循环方向；循环动力的来源被认为是与某个脏器有关；同时，由观察循环的周期与强弱可以推知整体运行是否正常。所谓脉，正是人体宇宙循环的轨道，有如天体、水道运行的路径。也有如天官可由灾异推知天体的失序，都水可由泛滥察知水道的郁滞，医者也可以用脉象失常来诊断人体的疾病。所以脉的概念是这个新身体观的核心，是“所以能决死生”的基准。这个身体观成为传统中医学的基础。今日对于经脉体系的认知相对于传统中医学已有差异，这个差异不但是因为气、阴阳、五行、感应等个别概念的变化，更是由于整个数术宇宙论的崩溃。宇宙论概念的崩溃也致使现代人的身体经验产生变化。我们今日溯源这个无法目验、亦不能以现代解剖学解释的脉，其意义在于提供另外一种了解生命或人体的范式。

此外，笔者认为针灸疗法与脉学有密切关系。今日讨论脉的发现与产生，往往太重视针具的角色。针灸疗法从刺经到刺穴的转变，无疑与工具的进步有关。但那已是在脉学体系化较晚的下一个阶段。针具的进化导致腧穴性质与位置的确定，对于脉从独立演变至经不离穴的概念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追寻中国医学的激情——大陆版序文

禹凿山川知脉络——三版的话

追寻扁鹋的足迹——再版代序

谢 辞

提 要

第一章 导 论

 一 死生之域——由扁鹊医案引出的医史课题

 二 新出土文物与医史研究

 三 脉学多源与针灸失传论——问题意识

第二章 周秦变革期

 一 医学三变

 二 方技四支与三系

 三 古脉分域

 四 禁方传统——师资、文本与验效

 五 小结

第三章 医在天官——古典脉学的王官传统．

 一 “天有宿度，地有经水”——脉的循行

 二 天官与天数——《左氏》秦和传发微

 三 《周礼》医师一系职官

 四 小结

第四 章脉与导引——生命在运动中

 一 从礼容的身体到数术的身体

 二 脉与养形

 三 《阴阳经》与《导引图》——脉与养生道论

 四 脉与房术

 五 小结

第五章 数求观的身体

 一 阴阳与脉序——“天道大数有二，谓五与六”

 二 脉与脏

 三 脉与病——“经脉病候”辨证

 四小结

第六章 新工具

 一 “九针”的形成——周秦外治工具的合流

 二 脉与针具——“灸刺稽滞，开利百脉” 

 三 “解部”事始——脉如何被人看见?

 四 小结

第七章 结 论

参考书目

英文提要(English Abstract) 

图 版

君不见夫四余乎?流行于天，而运而不滞，隐而无形。又不见夫星躔乎?一宿必联数星而成座，数星必撤四面以成形。仰看北斗七星，人之所易知也。其四星为魁，其三星为柄，自魁之天枢，而天璇、而天玑、而天权，至于柄之玉衡，而开阳、而瑶光，若有线之相牵焉，若有绳之相系焉。蛛过而丝曳，藕断而丝连，实按之则形隐而难求，骤观之则光联而遥贯。譬之于人，如筋络之联骨胳也。故气之流动于地，其运若四余之无质也，其注若星躔之有耀也，其隐现若身之有三焦，在皮里而膜外也。若欲见之，则何从而见之；虽不见之，则何尝不奕奕而呈于目也。①

——清·姚大源：《星影·气》

“经脉是人体的无线电系统。”我的针灸老师曾经用这样的比喻来解答我的疑惑。当我再进一步追问时，针灸老师只笑一笑、用无奈的腔调答道：“学习中国医学需要一些想像力吧。”

对于熟识脉学传统的古代人来说，他们又是如何默会那些形隐而难求的概念范畴呢?

关于脉的实质至今仍在迷雾中。什么是“脉”?笔者整整花了四章讨论这个概念的演变史。脉最早出现在哪些性质的文本?它曾经与哪些具体技术结合?脉是独立的医学概念吗?它可以与其关系密切的数术之学割离吗?工具究竟在脉学体系化扮演何种角色?本书即是为了回答上述问题而作。回答“脉是什么”，也就是回答中国古代人的生命概念。“生命医疗史”研究的对象是生命。这个学科是由历史学的角度回答生命的本质与意义——《汉志·方技》所谓的“生生”。①

周秦变革期这个经脉体系的分期概念，提示我们今天中医教材手册所提炼的共同原则与假设，源头多歧。我的意见是：中国医学自周秦之时，经由不同地域的医学传统彼此交流、裂变、接嫁成今天我们所认识的风貌。甚至医学的技术与知识也非完全由所谓医者所垄断，巫、方士、道士或士大夫都掌握了部分的医学资源。②本书主题的脉学内容，也非医者一系独自发展出来的知识系统。房中、神仙的养生技术也曾经扮演重要角色。而禁方的传统，对文本的构成与知识的传授则保持了一定的稳定度。

北宋《内经》等医典的整理成形；元代以降，政府医官编排医学正统的谱系；国家也有祭祀先医的祭礼；经过这些活动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医统”。举例来说，明代医者徐春甫编集的《古今医统大全》一书，排出历代名医的谱系，摘引古说，胪列各家医案，以《内经》为宗，企图建立古今医统的宗枝正脉。③

即使如上所述，经过医家或士大夫重新编撰的古医书，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不同流派文本叠压在一起的现象。甚至不同的技术沿袭旧有术语如“三部九候”、“是动病、所生病”等，这种再创造、再生产的过程并不是任意的。我试图找寻其变化的机制。而近年新出土的医史文物，也促使学者思考：不同脉说(六脉、十脉、十一脉)互相嫁接的实践基础何在?从这个角度去重新省思医统的谱系，岂无历来医家本身主观的投射?’ 我在本书所讲的脉学发展、演变，不采取过去的研究取向为古籍排队，即以出土文献为时间的定点，然后再把传世文献排在谱系之中。过去的脉学研究，通常是把《灵枢·经脉》一篇排在上述古籍队伍的最后，由简到繁建立一条经脉学说的进化史。而我所说的数术程序并非如此。脉学由王官时代到方者时代，由方者争鸣的阶段到进入医经时代，文献是按各个时代的特质排列，然后再汰选可以各个时代相互汇通的资料重新释读。如果脉学的演变史有考古学中所谓的地层关系的话，我是尝试找寻层层叠压的文本秩序。这也是本书第三、四、五章安排的由来了。《灵枢·经脉》的内容与形式当然是一个重要参考点，我们必须从作品创作完成为起点，回溯脉学的源流。

数术在周秦汉是一套沟通天人的技术与理论。或者说，它是古代中国人的宇宙观及以此宇宙观为基础的预测学。如各章所述，数术具有可操作性，同时，也是一种观察自然界的方式。这种目验的方式用来观察身体。新工具之中，阴阳数术作为知识系统化的工具，比九针占着更关键的角色。换言之，中国生命之学其研究对象是人，而且是不离天道的人学。我所谓的数术观的身体大概也可以称为宇宙论的身体吧。我们不妨说，古今经脉学说的差别，不仅是气、阴阳、五行、感应等概念有了变化，连支撑上述建构范畴的宇宙观也崩解了。或者说，由于数术式的宇宙观的崩溃，而致使我们感受这些概念的身体经验也产生了变化。

我在上一章略略讨论古医学的解剖文献，对此课题，日后我将会有更细致的论文涉及。方士以导引引气，或以诊脉与针刺人体的技术都是以活人为经验的基础。相对于西方医学或生命科学来说，中国医学缺乏对不同动物之健康和疾病进行类比研究的传统。动物实验或动物模型(图四九)几乎在中国医学史不占任何地位。④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一日，我参加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生命医疗史研究室”与中华现代针灸研究学会合办的“人文与医学学术研讨会”。②我仔细聆听受西医训练医生的报告。他们对针灸基本的研究取向是：拿掉传统的经脉体系或术语，专讲经验穴，用这些历来有效的腧穴做临床实验之后，再赋予现代医学的解释。对他们来说，古典医学从发生学的角度虽与阴阳、五行、运气有关，是特定历史风土的产物，但并不意味着古典医学只有在数术式的文化才得以存活。而且只有废除阴阳五行的概念与框架，古典医学才能脱胎换骨。这种中西医结合的前景如何呢?

笔者以为，任何令现代人感到陌生的概念，包括气、阴阳、感应、心包、三焦、命门等，都有其身体经验的基础。③但回顾脉学的历史，在科技水平相对低落的晚周秦汉，没有精密实验室反复检测人体经络实质的古代方士又是如何构想出一套脉学体系?若只强调经验，周秦医学的经验为何足以跃升为体系性的医学呢?是否有经验之外的因素如意识形态促成的呢(图五o)?山田庆儿曾以荷兰医家。Her。man。Boerhaave(1668～1738)的《医学研究之方法》(1751)为例，说明其书包含一半非医学内容如几何、力学、物理、化学、植物学等的著书意图，表明了要将医学放置在近代科学这一基础上加以重建的决心。①历史难道不能给予我们若干启示?

阴阳五行之学对周秦汉学术的系统化贡献是明显的。方技、医学岂能例外?向来被视为子学附庸的方术书籍，难道没有思想、文化的价值观念在其中吗?②比对《吕氏春秋》与《内经》文，两者的内在联系是明显的，即是黄老一系的产物。③脱离整个数术风土的针灸术会不会因此而枯萎了?④

古典医学所蕴含的数术意识，如生命与天地同韵，身体有不断自我提升、转化的可能；这是古典医学的生原与定向，在今天仍具有关键意义。古典医学在上述基础进一步与近代科技对话应该是开启新时代医学的一个契机吧。

不同的身体观也意味着对死生有着不同的界说。如本书所述，古典脉学所界说的“死”、“生”，是指“不可治”与“可治”。方技、医学处理的只有可治的范围。生命是谜。什么是解开这个谜底的联想键?什么是它的文法与字汇?与周秦汉脉学同时并行还有其他的死生观与身体观，放马滩秦简所载死而复生的志怪故事，描绘着与虢太子医案中异质性的复活图像。①

这仍然是个巫者势力活跃的时代。

我们探索古脉学源流还是必须El到扁鹊。一直到《史记．扁鹊传》完成的年代，太史公犹云：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扁鹊脉学及其所处的时代，成为中国医学史的典型。秦武王之年，秦医李醯因妒忌而派人暗杀扁鹊。扁鹊能使死人复活，决死生多验，但却无法使自己脱离不测之祸。死生的界域，也许还存有冥冥的司命之神吧。扁鹊死后，历代所建墓庙遍中国。它们是扁鹊生命的延伸。后人在扁鹊墓题咏着——  扁鹊名医术存神，

功同岐伯世无伦；

庸医嫉妒加残害，

活得人多转杀身。②P274-279

追寻扁鹊的足迹

——再版代序

古人云：“不知十二经脉，开口动手便错。”可见“经脉”在医学知识体系与治疗行为中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千百年来，师者秉《黄帝内经》有关经脉的学说以传道，业医者用之救苦而屡见功效，如此循环往复，既造就了“医学的传统”，也成就了“传统的医学”。同时，这一学说也获得了社会的普遍认同——这就是身体的结构，这就是生命的科学。

然而自西方医学传人，这个上有古代圣训以为凭，下有实际应用以为据的“医学基础理论”与“生命的科学”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与责难——人体上真的有经脉存在吗?于是乎，批判之声与研究之风并起，一次次“证实”与“否定”的潮起潮落，使得人们逐渐习于采取皮里春秋的态度：闻“实”不喜，知“虚”不怪。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经络的“发现与证实”，还是接踵而至的否定，都仅仅是发生在当代显学——自然科学的领域中，那种以“实验”为手段、以“实证”为目标的科学体系之中。面对“生命科学”的金字招牌，人文学者自愧不懂、却步、观望乃属当然。，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分化的知识体系与相应的研究方法，似乎意识到了面前出现鸿沟，转而寻求综合的方法，注重大干世界原本存在的“整体象”。这时，不仅自然科学领域内出现了打破门户的“交叉科学”，而且形成了种种跨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门类的边缘学科(例如sTs，科学、技术与社会)。在这种形势下，人文学者似乎也不再以政治、经济、法律等所谓“社会科学”的主要关注点为领域边界，他们纷纷以各种形式介入“科学问题”，从而导致“科学”的至尊地位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重新整合“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呼声日见高涨。一言以蔽之，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社会如此，学问也如此。

新一轮的“综合”中所寓含的最主要特点，莫过于从“二维空间”向“三维空间”的进步。不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两者的交叉，如果关注的仅仅是现实的问题，那么都还只能说是二维空问的平面存在；而一旦加入时间的坐标，人们便获得了立体的视觉与思维，看待问题不仅有现实，而且还有过去与未来。

李建民先生最近完成的大作《死生之域——周秦汉脉学之源流》，可谓正是这一潮流的产物。他着力于“立体”地看待中国传统医学“脉”的概念与历史，希望沿着这条路径揭示古代“人体科学”的本来面貌。该书对于现今能见的文献记载与考古所得实物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从而将脉学“源歧多流”的形成过程展现在我们面前；将“数术”、“方士”、“房中”等等今人斥为糟粕与科学大敌的思想学说、社会群体及实践活动，与脉学的发展历程联系在一起，赋予它应有的历史位置。在这里，我们已然看不到“科学”与“文化”之间还有什么明确的界限——因为历史的真实面貌原本就是如此。

培根认为，围绕着人的精神，存在着四种“幻象”(idola)，妨碍着真理的认识。日本18世纪有位哲人叫三浦梅园，在他所著的《玄语》中亦有极为相似的感慨：俗习之蔽——即人在生活中不知不觉习得一些特定的看法、见解，此后则产生不了新的看法与见解。我们将他们所说“幻象”、“俗习之蔽”称为“眼镜”——一幅一边唯见“科学”，一边只察“文化”的镜片，使我们的立体视觉变成了永不交叉的平行光。

应该说，当学者们从事各自的研究时，的确需要先戴上这幅特殊的眼镜，以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宽泛但却并不深远”的目光变成一束直逼事物细部的光束。但是在某些时候，也不要忘记摘掉这幅十分有用的眼镜。在研究“经络”或“脉学”的问题时，同样也不例外。如此讲，是因为“经脉学说”本身具有的复杂性，单纯从某一方面去观察，都不可能得到其完整的“像”；同样，仅仅是有总体把握，也不足以说清“经脉”是怎么回事。首先是用“科学眼”来看待经脉问题。中国传统科学，大约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已然死亡的，如传统的天文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只要不是出于“心理需求”的人，都会承认这些所谓的科学已然丧失了生命力，只能纳入历史文化遗产的范畴，并加以历史学地研究；资料性的，某些学科需要长期观察的资料，例如气象、地震、天文等，但这毕竟只有从“资料”的角度出发才能发现其价值；活着的，唯有医学这一特例。如果我们承认传统医学还“活着”，没有像其他古代科学那样被近代科学全面取代，就应该思考其之所以“活”的道理。如果承认“活”得有道理，就意味着要对其对立面——当代医学的权威性加以某种限制。不管认为传统医学、经脉理论是科学也好，是经验也罢，作为一种实用技艺，其发现、发展的过程与能够孕育的原因都不是用“文化”二字可以说清的。古人以扁鹊具有“x光”一般的透视眼作为解释，不管实际情况如何，这种“实证”性的解释多少有些“科学”的味道；今人则以通过“穴位的连接”作为其“科学”的解释。从李建民氏的论说中，已然可以看到，这后一种，即当代“唯物史观的科学解释”，本身并不科学。于是乎，只能像他诣前请教的那位老师那样解释：“经脉是人体的无线电系统”(存在而看不见)；“学习中医需要一些想像力”；等等。实际上，数十年来以科学手段对于经络问题的研究已然相当不少，尽管这些研究尚未解明经络传导现象的实质，但却似乎都支持“人体在神经体液之外还存在着某些未知的传导现象”的观点。众所周知，与任何一门其他科学相较，生命科学尚属年幼，但年幼者毕竟会长大。如同预言年幼者长大之后如何一样，现在断言经络学说的本质是“实”还是“虚”，都为时过早——谁知道生命科学这位少年长大之后，会给我们点什么“颜色”看看呢?等待，而不轻下断语，才是科学的态度。

再说文化的研究：一般认为，经脉学说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独特内容。然而实际上，无论是在中国少数民族的医学知识体系中，还是在域外的古代医学知识体系中，都存在类似的概念与描述。例如在壮族医学中，认为拔火罐的目的与作用在于疏调人体上“龙路”与“火路”的气机；印度医学认为人体中存在“dhamani”、“sua”、“srocas”三种管道系统分别运送血液与体风素等等，又有107个称之为“marman”的关键点。西方学者曾试图寻找这些概念与神经、静脉、动脉的对应；日本的梵文学者大地原诚玄氏根据其不同的功能，分别将这三种管道系统译作经络、脉管与输管。不管如何翻译，只要我们想到古人在粗浅、直观的形态学认识的基础上，都要通过想象来构建有关人体新陈代谢生理功能的解释，自然就会对这些无法用神经与脉管系来解释的“脉学”感到并不奇怪。这也就是我之所以强调有时需要戴上足以看清细部的眼镜来观察经脉学说的各个组成部分，有时又要摘掉眼镜纵观全局的道理。同时我也希望建民学兄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耕耘，写出更多、更好的足以裨益我等了解古代科技与文化的新作来。

廖育群

北京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2001年2月

《发现古脉》是一本中国脉学史的专著，讨论中国古典医学经脉理论的发展过程。作者在这一课题，兼顾脉诊与针灸，以及数术的身体观。李先生的研究角度切中肯綮。中国古典医学的确包括了实证与玄学同一实体的两个层面。从累积的实际经验，中国古典医学发展了具有特色的诊病方法、有效的验方及针灸治疗。同时，中国古典医学的理论则由中国文化的数术宇宙观，引申为对身体结构与功能的阐释。经由前者，我们今日仍由中国的药学与针灸，汲取不少有用的知识。经由后者，我们可以探讨中国文化本身各个系统的套叠，以及系统之间的互动，对于理解中国人的心态有所启发。李建民先生的工作，无疑为我们今后在中国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发掘了一大泉源。

许倬云

李建民教授的研究，着重探讨历来影响传统中国医学发展的深层文化结构；其研究方法相当特别，对于厘清中国医学史的发展脉络有重大的贡献。李教授认为，传统针灸医疗法的发展与中国宇宙论及数术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宇宙论和数术学详细描绘气、阴阳五行等文化概念在宇宙中的角色。古代中国文人及医疗人士把这些核心文化概念延伸及运用到人体，从而形成了一个按照宇宙法则运行的身体观。针灸医疗法的发展与中国传统宇宙论及数术学，其密切关系已经从历史和考古学的发现获得了充分的证实。

本书莫大的功劳在于告诉读者，若追溯传统中国针灸医疗法的渊源，以实验为主的针灸疗法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换言之，非医疗实践而更深层的传统文化概念乃是中国针灸疗法的真正根源。这本书及其他近期的学术作品的贡献在于改变了学者和读者对中国医学固有的概念。脉论不但是传统中国医学极为关键的发展脉络，这样的概念也意味着古代中国人对人体的不同思维模式：身体不是解剖学上的躯体而是涵盖着宇宙论的成分。对于冰释关于传统中国医疗和针灸的误解，此书诚然起了界碑性的作用，同时，也让现代读者了解古代中国宇宙观与身体观的密切关联。

这是一本极为重要的书。

Arthur Kleinman

哈佛医学院社会医学系教授

李建民教授的研究，着重探讨历来影响传统中国医学发展的深层文化结构；其研究方法相当特别，对于厘清中国医学史的发展脉络有重大的贡献。李教授认为，传统针灸医疗法的发展与中国宇宙论及数术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宇宙论和数术学详细描绘气、阴阳五行等文化概念在宇宙中的角色。古代中国文人及医疗人士把这些核心文化概念延伸及运用到人体，从而形成了一个按照宇宙法则运行的身体观。针灸医疗法的发展与中国传统宇宙论及数术学，其密切关系已经从历史和考古学的发现获得了充分的证实。

本书莫大的功劳在于告诉读者，若追溯传统中国针灸医疗法的渊源，以实验为主的针灸疗法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换言之，非医疗实践而更深层的传统文化概念乃是中国针灸疗法的真正根源。这本书及其他近期的学术作品的贡献在于改变了学者和读者对中国医学固有的概念。脉论不但是传统中国医学极为关键的发展脉络，这样的概念也意味着古代中国人对人体的不同思维模式：身体不是解剖学上的躯体而是涵盖着宇宙论的成分。对于冰释关于传统中国医疗和针灸的误解，此书诚然起了界碑性的作用，同时，也让现代读者了解古代中国宇宙观与身体观的密切关联。

这是一本极为重要的书。

Arthur Kleinman

哈佛医学院社会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