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金科的四篇记述故土人物的大散文。这四篇散文，严格意义上说都属于人物传记的范畴，所写之人或尊、或长、或师，最易写成为尊者讳、为死者讳的歌功颂德之作。而金科竟能一步一步，走进历史深处，走进人物内心，以真实的力量、艺术的力量、审美的力量，把久远尘封的历史照亮。

个人在功利和道德的悖论关系中是否有超越意识和精神追求。有，他就能够满怀创造热情，把握人生之舵，行其当行，止其当止，驶向崇高的『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没有，那就势必要把『自然境界，功利境界』当做人生的最终归宿，浑浑噩噩，以至于沉沦其中。

本书收录了金科的四篇记述故土人物的大散文。

历史深处的阳光(序一) 

自具特色的乡思乡情(序二)

改造存心赶向前

——关于我的祖父金笑侬先生

足矣！恺老

——关于原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

情深意长颂红旗

 ——走近吕其明

复杂坎坷文学路

一李良杰素描

后记

直到病中，祖父才向父亲透露出他不愿去合肥工作的真面原因：“在省里，知道我根底的人太多了……”

这是否就是他独到的精明之处呢？我们不妨回头看看。

建国初期，阶级斗争之剑，始终是高高悬起的。大小运动，连连未断，政治风云，诡谲多变。不时见一些名声显赫的人物，在大大小小的政治舞台上，莫名其妙地就摔跌得鼻青脸肿，突然之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远的不说，就连祖父十分了解和友好的张恺帆，只因在盛刮“共产风”、“浮夸风”之时，为家乡的百姓讲了几句真话，做了几件善事，竟然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开除党籍，撤职逮捕。如此根正叶红、身居高位的老革命都遭此厄运，岂能不令祖父这种出身的人心有余悸而如履薄冰呢！不难想象，只要稍有闪失，随便给祖父扣上一顶“投机革命”、“别有图谋”的帽子来，不仅大小合适，还会让他有口难言的。阶级斗争为纲。欲加之罪，又何患无辞呢！

如此看来，祖父那时身在六安，反而成为一种幸运。

革命刚一胜利，就让祖父去了偏远之地，实质上是对祖父的一种贬谪。这也正是那个时期的政治形势，对于像祖父这样一类经历复杂的革命者，始终难以完全信任的一种普遍而自然的表露。

当年在皖江根据地，曾与祖父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共产党人，此时多半留在了大城市里，权高位重。在当年皖江边区最高行政机关的皖江行署行政委员会里，祖父是唯一连续担任过两届行政委员的民主人士。新中国成立后，从当年屈指可数的皖江行署行政委员中，就走出了好几位共和国的省长和部长来。就是当年与祖父一同被皖江共产党人尊称为“皖江三老”的两位民主人士，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也是一位做了省政府的参事室主任，一位做了合肥市副市长的。而早在“北撤之后，各方面均有显著进步”的祖父，这时非但没有任何些微的“进步”，反而去了一处偏远之地，而且只给了他一小顶既无关紧要且有职无权的“乌纱帽”。

对于这种不信任，祖父以他商人的敏觉，在他投身革命以后，据我所知，至少曾经有过两次类似的经历。

一次是在他刚进入革命队伍时。新四军随即为他配备了一个勤务兵。对此，祖父曾对前来看他的一位亲戚悄悄说过这样的话：“这哪里是为了照顾我啊！是派来看着我的，是害怕我跑呢！”

另一次是在抗战胜利之后，新四军七师被迫奉命北撤之时，新四军领导找他谈话，让他留守在地方之事。后来祖父曾对父辈们流露过：“那时日本人投降了，‘新四军撤走了，而国民党又来了。你们想想看，这难道是真的让我留下来吗？恐怕未必尽然。我怀疑是共产党对我革命意志的一次考验呢！”

是祖父敏感过度呢，还是事实本来如此，都已无法考证。我倒是很想知道，祖父在被贬谪六安之后：他又曾有过何种感慨？问父辈们，却都说再没有听到过老头子对此发表过什么“高见”了。这期间，他常常对父辈们说起的一句话倒是：“我虽然姓金，也是共产党的干部，但我却并不是‘金字招牌’的共产党干部啊！”

真可谓“人贵有自知之明”。

曾经沧海的他，既不敢奢望革命成功之后，会给他这样的人重新带来多少荣华富贵，更不敢像青年时代那般春风得意，四处抛头露面了。以免他人不快，以防他人妒忌。

父亲说，祖父每来省里开会，就餐时，不是早去，便是晚去。而晚间看戏时，则总是迟到或者早退。除非身不由己，祖父来省城通常都住在并不惹人注目的旅馆里，即便外出，也不走何繁华热闹大街，而去寻些僻静街巷，为避熟人，宁可绕道而行。

有次姑父陪着祖父在合肥幽静的包河之滨散步时，祖父远远看见一位熟识的高官，正前呼后拥地迎面走来，他旋即踅进了路边的厕所。不几日，姑父又陪祖父散步时，未料祖父与一位旧交迎买相遇。这位旧交，邂逅祖父，情绪激动，毫无顾忌地发泄了一通对时政的不满和牢骚。祖父默默听着，声色不动，见机巧妙地将话题一转，敷衍一阵，随即便借故匆匆离去。

写到这里，我的心头不由泛起一缕酸楚。

一位满怀爱国之情。毅然背叛封建家庭，深明大义，诚心执著地追随着中国共产党，出生入死，南征北战的革命者，到头来，还是被那柄高高悬起的阶级斗争之剑，威慑成这样一种心灵扭曲的形象来。这究竟是可喜还是可悲呢？

早在抗战时期。祖父对于共产党政策的英明伟大，与国民党作比，曾经使他写下过不少发自内心的由衷赞赏的文字。在当地解放区的报纸上，时常可以看到他发表的这类文章。那么这时的他，耳濡目染共产党的某些政策和做法，常喜触景生情，爱发感慨的他，一定也会有着某些感叹的吧？细细寻觅，我没有发现这样的文字。转而一想，他又岂敢写出这样的文字来呢！

在祖父留下的文字里，随处可见的是，为了对付种种的清查和连连的运动，祖父自他投身革命之后，似乎就从未间断过地在无情鞭挞着自己的罪恶家庭，检讨批判着自己的剥削思想，反省剖析着自己的错误根源。给我的感觉好像他一直都是在口口声声、规规矩矩地改造着自己。他有意回避着亲人，故意躲避着友人，环顾左右而言他，小心翼翼地于夹缝之中求得生存。而这一切，却都是为了防范着那柄高高悬起的阶级斗争之剑。他大概怎么也未料到，在经历过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之后，自己还要经受着一种风霜雨雪的红色恐怖的煎熬吧？

时至今日，我已无法知道，祖父生前是否曾经将这两种恐怖在他的心里作过一番比较？究竟是哪一种恐怖，更让他感到畏惧和难熬？

我曾经就此疑惑，有意识地请教过一位前辈作家，他与祖父的家庭出身和革命经历都极其相似。

沉思良久，这位前辈作家对我说出了这样一段令人咀嚼的话来：“解放前的那种白色恐怖，尽管也曾使自己常常提心吊胆，但我却从未想到过去死；而在解放后的红色恐怖之中，那做人的良知与现实的反差，这种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却让我多次想到过‘自杀’这个词来……”

尽管我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我却并不以为这是危言耸听。只要翻开共和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书来，便会看到，许许多多良知未泯的人性，都为一种魔力所致，在痛苦地扭曲着、呻吟着。在许许多多正直勇敢的心灵之上，往往流淌着的是委屈的热泪，滴洒着的是冤屈的鲜血。

每每读着如此沉痛的史书，我常常为自己越过了那段令人心寒和恐惧的历史岁月而深感幸运。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说，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较之前辈们而言，已经有了不少宽松和自由的话，不可否认，正是前辈们用他们的屈辱和苦难作了长长的铺垫！

P48-51

金科是我的学生，1978年秋他考入淮北煤炭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时候，我刚毕业不久，教他的写作课。说是说老师，其实我们的年龄相差并不是很大，从学业上说。也很难为他释疑解惑，只是担个老师的虚名罢了。不知那时的金科，真正创作意义上的写作是否已经开始。但可以肯定的是，我那时还没有写出任何东西，更不会想到，多年以后，自己会以文学为职业。大学里的写作课，除了一些死记硬背的概念，就是把一篇好好的文章拆得七零八落，把懂的讲不懂，所以被学生们打入最不受欢迎的课程。我又是刚刚站在大学的讲台上，讲了些什么，怎么讲的，已经记不清了，对金科，也没有太深的印象。

和金科再次相遇，是过了大约二十年后的一次师生聚会。我的一个学生突然和我说：“潘老师，78级的金科，分到四川的那个，也喜欢写作，已经发了不少东西了，你还记不记得？”我紧张地回忆，大脑一片空白。不多一会儿，金科就进来了，一进来，我就认出了他——还是读书时的模样。

这是分别二十年后，我们师生的第一次见面，在座的都是淮北煤师院毕业的学生，早几届晚几届的都有，大家“潘老师”、“潘老师”地喊，我也就心安理得地坐在了老师的位子上。席间，金科递上了他新出版的散文集《人在他乡》。翻开来看看，有些吃惊，也有些感动。我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现在写作的人可是不多了。”他略有些不好意思，说一直坚持在写，就是写得不多，也写得不好。

金科读书的年代，是文学左右社会情绪的年代。很多人“一文成名天下闻”，无数人热爱文学，向往文学。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钟情于文学了，就连我们这些以文学为饭碗的人，当着别人的面，也轻易不提文学了。所以金科的坚持，对我触动不小。金科分到成都去的时候，不过二十多岁的年纪，是文学支撑了他青年的梦想？支撑了他“人在他乡”的漫漫长夜吗？灯下翻看金科的散文，久久不能平静，看着看着，不知什么时候，就有眼泪流下来了。

金科的父亲，后来也随他去了成都，每趟回合肥来，都要和我见面，对儿子的创作，稀罕得不得了。是的，是稀罕，看得出，他是很以儿子的写作为骄傲的。尤其是当金科被他的母校合肥六中以唯一的作家身份，誉为建校五十年来二十位“优秀”和“知名”校友之一，金科的照片上了《合肥晚报》，上了《合肥六中校志》后，金科的父亲更是欣喜异常，逢人便讲。老人清癯、整洁、乐观，说话仍有些无为口音，我有时会听不明白，但他那满心的喜悦，却让人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这时我就会想起我的父亲，想起父亲拿出刊登我文章的报纸时，也是像他那样，稀罕得不得了。我父亲逝世于1994年的春天，其时我刚刚开始在《合肥晚报》上发表作品，不过是豆腐块大小的文章，就那，他已经非常非常的高兴了。

在父亲的注视下，金科的写作愈发勤勉，以业余写作者的身份，已经有几十万字的散文随笔发表，并且出版了《微风斜雨》和《人在他乡》两本散文集。现在，他的散文新著《乡贤》又要问世了。《乡贤》中以他祖父金笑侬先生风雨人生为题材的大散文《改造存心赶向前——关于祖父的随感》，在《江淮文史》杂志上连载的时候，我曾读过。说实话，我没有想到，金科会写得这么好。金笑侬先生是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思想驳杂，情感丰富，经历坎坷，生命跌宕，准确地把握并真实完整地呈现他的一生，有很大难度。而况是自己的亲人，自己的祖辈，这个“度”就更加难以把握了。但是金科却把握得很好，有真情，有分寸，有思想，有智慧，有历史眼光，有悲悯情怀，有温热心肠。更难得的是，这本集子中所收的四篇散文，严格意义上说都属于人物传记的范畴，所写之人或尊、或长、或师，最易写成为尊者讳、为死者讳的歌功颂德之作。而金科竟能一步一步，走进历史深处，走进人物内心，以真实的力量、艺术的力量、审美的力量，把久远尘封的历史照亮。

在安徽，淮北煤师院是一所偏僻的学校，在我们进校的时候，只有一幢四层教学楼和一排小平房。我们三十多人挤在一间大宿舍里。冬天，雪花会从碎了的玻璃窗里，飘洒到我的被子上。到金科他们进校，情况稍稍有些好转，但也还是艰苦。一下雨，学校里就到处泥水汤汤。但是春天的时候，校园后面的山坡上草木葱茏，梨花似雪；到了秋天，满山野菊灿烂，一派金黄。我非常非常怀念我的母校，怀念我遗留在那块贫瘠山地上的青春和梦想。金科说：“潘老师，我一个人在四川，有时会想，这个地方，有人知道我的母校吗？”我看着他，不说话，我想这就是日暮乡关，这就是人在他乡。远在他乡的金科，因为思念拿起了手中的笔，于是潜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一点一点从心里流出，那些闪闪发光的文字，将孤寂的他乡之夜照亮。

2007年6月

写于合肥

前些年，在陆陆续续地写出一些散文之后，有好几位评论家都认为，在我的作品中，写人物的散文似乎比写风物的散文要好。后来偶然与父亲谈起这事时，父亲就说，你的祖父是很值得你去好好写一写的。他希望我能够趁父辈们都还健在的时候，尽快地把这篇文章写出来。

其实我也是一直很想写写祖父的。自小就常听父辈们谈论过祖父，而位于合肥市大蜀山革命公墓里祖父的墓地，在青少年时代，更是我每年清明必去的瞻仰之地。在我的心目中，祖父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的确值得我这个喜爱写作的晚辈去好好写写的。迟迟未能动笔的缘故，主要是在于祖父那复杂的人生经历中，还有着诸多相当敏感的禁忌的。这些禁忌中，既有社会的，也有家族的。如果只从表面泛泛地对祖父唱唱赞歌，倒是不难的。但这样写出来的人物想必会显得苍白，也易落入窠臼。亦非我之所愿。

当我将这一顾虑和想法告知父亲后，父亲则让我放开手脚地去写。并鼓励我，即使发表不了，也要力争把它写出来。

受此鼓励后，我便开始着手准备了。几度回乡，走访亲友，查阅史料，搜集素材。在有关的创作准备基本就绪之后，我选择了在祖父百年诞辰的1998年，开始动笔。

许是酝酿构思得较为成熟吧，文章写得十分顺畅。仅用一周的业余时间，便写出了五万多字的初稿。然而。修改这篇文章的时间则显得相当漫长。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地修改了两年之久，深深体验了一回那句写作的行话：“文章是改出来的。”

文章改完后，送呈父辈们审阅。父辈中。有的认为这种写法很不错；有的则认为很不妥。这一结果，一时也让我不知所措。于是，便将稿子暂时搁置一旁。

2001年夏，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四川省直机关举行大型征文活动，我所在的机关希望我能参与，我便将写祖父的这篇文章作了缩写，送去凑数。不想，在有着众多专业作家、编辑和记者参加的征文中，我的这篇记述外省历史人物的文章，居然荣获了首奖。评委给出的评语也很高，其中写道：“这种言之有物、真切动人的文章，比起那些空泛虚假的文章来，好过不知多少倍。”

这一结果，虽然有点出乎意料，却坚定了我就按照这种写法和思路去修改文稿的信心。同时也不再顾忌，开始将这篇文章送请一些文友和师长审读，以期广泛听取意见，好作进一步的修改。

令我欣喜的是，反馈回来的意见都很好。不少读者还建议我能够将这篇大散文再改写成一部中篇小说或者电视剧。我的一位忘年交卢子贵先生读后，热情约我长谈，不仅称拙文为大气之作，还说了一句令我颇觉意外的话来，说他在我这个年龄之时，是写不出如此高水平的文章来的……

卢老年轻时曾供职于四川省委宣传部，就因其文章写得好而受到青睐，选作了省委书记的秘书。而后又担任过四川电视台台长、省广播电视厅厅长、省文联副主席、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难能可贵的是，就在紧张繁重的工作之余，卢老竟还写出了好几部学术专著、杂文集和散文集来。这样一位资深的文学前辈之所以对我说出这样的溢美之词来，想来是为了勉励我这个后生吧？

2002年国庆期间，我去淮北，途经合肥，顺去好友钱念孙家拜访，并特意将这篇稿子留下，也请他们夫妇闲时翻翻，提提意见。

返回成都不日，便接到他们夫妇热情洋溢的电话，说他俩对这篇文章的共同评价是：写得非常好。

钱念孙先生是安徽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其妻温湲是安徽文艺出版社副总编、编审。他们夫妇也是安徽省唯一一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伉俪。拙文再次得到这对专家夫妇的肯定，使我越加有了一种收获在望的感觉。

不久，钱念孙先生写来一信，说他拟将拙文推荐给《江淮文史》杂志发表。他觉得，我的这篇稿子是非常适合于这本杂志的。我这才知晓，故乡还有着这样一种杂志。在询问了《江淮文史》杂志的有关情况后，我也觉得十分适宜，便欣然应允。

2004年，《改造存心赶向前》被《江淮文史》杂志作为重要篇目，分为两期连载了。接着，钱念孙先生又热情地为拙文写了篇题为《走进复杂的灵魂和历史》的评论文章，在故乡的《江淮晨报》的“皖籍作家”专栏上发表了。钱先生在文章中又给予了出乎意料的高度评价：“‘祖父’人物形象的塑造，为现当代文学史提供了一个颇有新意的艺术形象。不仅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而且对准确理解和把握我国现当代历史，具有可贵的认识意义。”

钱先生的确是很有眼光的。次年，拙文又在“四川省首届天府文学奖单篇作品奖”的评选中，脱颖而出，荣获了二等奖。获奖评语亦很精彩：“祖父的形象活在历史的话语之中。通过文字走进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使他的人格力量与内心挣扎在话语中凸显出来。这既是该文的一种修辞策略，从而也成为了它的一个特色。”

更让我始料未及的是，这篇文章还起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作用。合肥大蜀山文化陵园的负责人在读过我写祖父的这篇长文后，深为祖父的风雨人生所感动。他们不仅义务将祖父的墓地修葺一新，而且还将载有这篇长文的两本《江淮文史》杂志，存放进了文化陵园中的人文纪念馆里。

而《江淮文史》杂志在获悉拙文获奖的消息后，随即在该刊的网站上专门发布了一条消息，同时还编发了一封颇为感人的读者来信。以后，又接到该刊编辑部主任金宏慧的电话和信件，对我表示祝贺，并感谢我与该刊的友好合作，希望我能够再为该刊“赐稿”。

为了感恩，我给《江淮文史》又写了一位熟识的故土人物：著名作家李良杰。

2004年国庆期间，我的中学母校合肥六中隆重举行建校五十周年的庆典活动，我有幸以唯一的作家身份，被母校誉为历届“优秀和知名校友”。在应邀回母校参加完有关的庆典活动之后，在叔父金其恒的引领下，我第一次走进了神交已久的《江淮文史》编辑部。就在那天，该刊的总编辑屠晓武和金宏慧同志突然提出一个新的约稿：希望我和叔父合作，能够写一篇关于皖籍著名作曲家吕其明的文章。因他们从我写祖父的文章里，知晓了金、吕两家的世交关系。

这一突如其来的约稿，让我觉得十分为难。不置可否。因我与吕其明素昧平生。况且，如我与叔父合写，辈份不同，视角不一，且又身处两地，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回成都后，经过反复考虑，觉得此稿还是由叔父单独来写为好。在父辈中，叔父与吕其明的接触和交往是最多的。于是我给叔父联系，谈了我的这些想法。叔父想是年事已高，心有余而力不足吧，说他虽然可以写这篇文章，但要想写好，还得要去上海采访吕其明才行。可如今，他已经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了……随即，我给《江淮文史》去信，说明我和叔父都难以完成这一重任的理由和原因，希望他们谅解，另请高就。

未料，《江淮文史》则不依不饶，可能是考虑到年事已高的叔父不好强求，他们竟然紧紧盯上我了。尤其是金宏慧同志，不断来信、来电，不厌其烦而又十分恳切地劝说我去写这篇文章。她甚至还非常固执地认为。目前来看，我是采写吕其明最为合适的作者。

面对这样的信任，我真是有点骑虎难下了。一次在与李良杰先生的通话中，我不由谈及此事。他也感觉这篇文章的确不好写。但他又说，吕其明的音乐成就很高，名气很大，应该也是一位很值得你去好好写写的人物，让我不要轻易放弃……

即便如此，我仍然是毫无信心的，便寄希望于名气很大的吕其明会拒绝我这个无名晚辈来写他的。未料，此事一经叔父联系，吕老竟欣然接受了我。这下，我便真是无路可退了。于是在2005年秋，我趁去杭州公干之机，途经上海，采访了吕其明。

对一位名人作专门的采访，于我来说，也是平生第一次，缺乏经验。加上当时吕老身体欠佳，不能作长时间的访谈，因而两次采访也显得十分短促，是远远没有达到预期之效果的。以后，吕老在给我的一封信中，也曾表示过这样的遗憾：我们如果是在一地的话，为了写这篇文章，十次八次的交谈也是不嫌多的……

在沪期间，我将采访吕其明的有关情况与李良杰先生作了详谈。这位前辈作家急我所难，多次就如何构思和创作这篇作品，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也曾就一些问题不时地请教吕老。吕老也是满腔热忱，不仅有问必答，有信必复，而且还及时为我补充了许多有关素材，并且还十分严谨地对材料的取舍，直至文章的标题都提出过许多细致入微的修改意见。

前辈们的鼎力相助，弥补了我创作这篇作品的许多先天不足。半年之后，初稿写成，但自觉不太理想，原拟再放一段时间，作些补充和修改的。但在此间，《江淮文史》频频催稿，不容拖延。于是我便将稿子分别寄给了吕其明、李良杰、金其恒等几位前辈。他们看后，都认为写得不错。李良杰先生甚至认为，写吕其明要胜过我写的前两位人物呢！

坦率地说，在我所写的这三位人物中，吕其明是我最无把握写好的一位人物。现在，能够得到著名老作家的如许评价，真有点喜出望外。而在此前，李良杰也还曾多次说过，写他的那篇文章要胜过写我祖父的文章呢！在他看来。我是一个人物比一个人物写得好……

李良杰先生是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启蒙老师，亦是令我敬重的前辈作家。正是基于他的这一评价，让我不由萌生一念：不妨将所写的这三位不同类型，各具特色的故土人物结集成书，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我对这几位乡贤的一种敬仰和感念之情。

当我将这一朦胧的想法分别告知钱念孙、金宏慧以及我的大学老师、著名女作家潘小平之后，他们亦觉得这一想法可行。钱念孙兄还建议我将以前所写的另一位乡贤张恺帆的散文，也一并收入集中。我接受了他的这一建议。此后，又承蒙长期关注我散文创作的潘小平和蒋守谦两位老师的厚爱，慷慨拨冗，为拙著写序；其恒叔父亲笔挥毫，题写书名，为拙著增辉，令我一一心存感激。

尤其令我感激的是，在个人散文集难以问世的今天，安徽文艺出版社却有意为我出版这本集子，这更让我觉得十分欣慰。因为我一直很想在故乡能够出版一部著作。这一愿望，在我离开故乡二十五年之际，也终于得以实现了。

其后，我便逐一对这几篇曾经发表过的作品，又数易其稿，以自己所能达到的认知水平，给予了充实和完善。

再其后，便是静静地等待着来自读者的批评意见了。

2007年五一大假

于成都百花潭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