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繁荣文学创作，推出一批军事文学作品，以实际行动向建军80周年和党的十七大献礼，广州军区以“集团作战”的形式集中推出了“木棉红”丛书，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丛书包括赵琪折的《军事特区》、文新国的《代号橄榄枝》、节延华的《绿颜色》、王洪山的《远去的暴风雪》和陈泽华的《斑马线》等12部长篇小说。这些作品全部由广州军区创作室专业作家或业余作者创作，或反映当代军营生活，展现军人的精神世界，或再现历史事件，记录时代风云，题材丰富，主题突出，故事生动感人，人物形象丰满，具有较高的思想性、艺术性。

本书为“木棉红南方军旅作家长篇小说系列”之《一梦三千年》。

江山鼎革并无悲喜剧可言。这是一曲中国农民的牧歌、赞歌、挽歌、悲歌。通过农民张长元的命运，表现农民在身份更替、历史消亡过程中的欢乐和痛苦。说明在历史的意义上，旧式农民已经不复存在。小说以作者的父亲和乡土人物为原型，以一个轻松愉快而又酸涩沉重的故事，力图揭示农民革命的本质和我们所经历的理论误区……

前言 东方历史的辉煌拐点

引子 太阳

第一章 混沌

第二章 黄金

第三章 青铜

第四章 铁器

第五章 火车

第一章 混沌

混沌的雾霭笼罩着陈家湖，乳白色的朦朦胧胧，好像是茫茫无涯的浩浩大水。南面七八里外的石马河方向传来剧烈的机枪声和爆炸声。石马河是汉江——襄河支流县河北岸的一个小镇。这一段的河叫石马河，镇子也叫“石马河”，不叫“石马河镇”。石马河有“小汉口”之称，驻扎着国民党白崇禧中央军的一个团，正与解放军激战。

陈家湖东边张家嘴的湾里，两条蟒鳞般黪黑的腿杆和一双大号赤脚走过来，枇杷果般圆壮的脚指头奓开，步步发出“噔噔”的钝响。这是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农民，光头，浓眉大眼狮鼻阔口，棱角生硬，脸膛黑红，结实的肌肉和肤色真是钢浇铁铸一般。他比一般人个子高，彪壮。他的胳肢窝里挟着一床捆得方方正正的灰色被子，一步一个响坑地踏过银灰色的禾场，来到大堰边一棵老枫树下。堰里荷叶浓绿，因露水泛着银白的光。他做贼心虚似地扭过头看了一眼，将灰色被子按进水里。他折一根荆条捣，可那被子就是沉不下去。他又回头看了一眼，小心翼翼地下到堰里，将被子住泥里踩，毁尸灭迹一般，直到没一点形迹了，他才仔细地洗去腿上的污泥爬上岸来，直起身子看了看四周，朝堰那边外刚内柔地吼：

“你棒棒×的回来吧!”

堰那边黑压压的林木森森。

立即，那边浓云般的丛林里，传出一个婴儿的啼叫：“呜哇——呜哇——”惊飞起树上的白鹭，蓝蓝的明空顿时飘满洁白的纸屑。

这是公元1949年5月的一个清晨。

三十多户人家的张家嘴，鸡不鸣狗不吠，一团死寂。人们全逃了。

昨天傍晚，一支支解放军队伍顺着岭子上的大路，从佛子山山口滚滚南下，去攻打石马河，陈家湖边的人就逃，有的往山里逃，有的往湖里逃，张家嘴跑得慢的往堰埂子上逃。湾前有二十多亩长满家藕的大堰。堰埂子满是荆棘和大树小树，黑压压地密不透风，不是本地人钻不进去。

这一片大堰由六个水塘组成，如果从飞机上航拍鸟瞰，可能像一个马马虎虎的“曲”字。六个水塘都是有花名的。靠屋场台子禾场边的三口，中间的特别大，就叫“大堰”，南头的叫“张家南堰”，北头的叫“张家北堰”。“南堰”是水牛喝水困水的地方，“北堰”深许多，是全湾的吃水堰。中间的“大堰”淘米洗菜洗衣服，也刷马桶，不过各有各的“埠头”，分工极严，共有三四个埠头。外面的三口水塘，南北两头的叫“外行南堰”和“外行北堰”，中间的叫“草堰”。“草堰”不长藕，满堰的蒿草芦苇，虎口粗的蟒蛇、乌梢、菜花蛇，水瓢大的乌龟，黑釉釉的水獭不怕人，猪獾狗獾们走出的一条条小径四通八达。每年的端阳节前，人们才会到这个堰里来打芦叶包粽子。这个堰的芦苇像楠竹，叶子乍把宽，香。

兵荒马乱的年月，张家嘴的人见了背枪的队伍就跑，“跑红脑壳”(早年指太平军，后指红军)，“跑中央军”，“跑日本”，“跑黄伪军”，“跑一二八”(王劲哉的部队)，“跑张明道”(本地军阀土匪)，“跑新四军”，已成习惯。这回是“跑解放军”。

解放军喊：“乡亲们不要跑!”“我们是好人!”“我们是解放军!”“解放军是劳动人民的队伍!”“解放军是穷人的队伍!”“解放军和穷人是一家!”

解放军越是喊，越是说自己“是好人”“是穷人”，“是劳动人民”，逃跑的人越是紧张，跑得越是快，越是往刺林子深处钻。

都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有产有妻的人跑。张家嘴的贤宝先生是大户，当然有老婆，领着他老婆满香和孩子跑进山里去了他妹妹家。没产没妻、穷得只有一间草屋的富贵麻子张富贵、穷光棍“摸鱼佬”“骚达子”牯牛矮子张牯牛、贤宝先生的长工端阳聋子张端阳……都跑了，往湖里跑，往堰埂上的刺林子里钻——他们其实并不是怕“共”什么，只是感觉共产党解放军不是他们的队伍，不会喜欢他们。再说，在他们眼里，穷人和劳动人民是很下贱的人。他们从骨子里就看不起穷人和劳动人民，起码祖上不是穷人和劳动人民，也不以为自己就是穷人和劳动人民。

半夜，解放军走得干干净净了，攻打石马河去了。堰埂子上刺林子里的人们爬了出来，往龙尾山佛子山山里跑，跑得更远更远。

整个张家嘴，只有两个有名有姓的人没有跑。

一个是这位往堰里踩被子的大个头青年，他叫张长元，人们喊他“长元骡子”。不过，昨晚解放军路过时，他还是让他的姑娘(妻)张兰香用竹篮提着才三个月大的奶伢又发，躲进了堰埂上的刺林子里。“共产”他怕不到哪去，无非是像当年“红脑壳”来了吃大户，但要把老婆拿出来“共”，他还没这个觉悟。

另一位是显廷爹。那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在张家嘴他年纪最大辈分最高。光绪二十六年龙虎山谕传的张氏族谱是：上法先儒，斯道贻方，再庚祖训，甲第声扬……他是儒字辈，学名张儒真，陈家湖一带张姓族长。他是张家嘴唯一一个至死没有人直呼其名或称“显廷郎家”、被以轻薄口气谈论的人。他年轻时上过县学学堂，到汉口参加过“反满倒袁”的什么“会”，因为一场官司打输了，自己戳瞎了自己的一只眼睛，从那时起就退隐林下杜门不出，罕有言语。他像湾里的一个古迹，常有很远的人提着“节仪”(礼品)在一阵阵鸡飞狗叫中光临寒舍看望他。但不管何方神圣，他一概称病不出，缩在后院不露面，不接待，不说话。来人往往放下节仪悻悻而去，他则将节仪(多是糕点)分发给湾里的伢佴们。

P1-3

记得那一年一个冬天的中午，我与何启治先生在北京朝内一家涮羊肉馆小酌。窗外雪絮飘花，室内炉火温馨，酒兴酣浓。我说想写一部中国农民命运的长篇小说：随着历史进程的步伐，他们必将为封建政治舞台坍塌而殉葬的深刻悲剧；一个最后的农民对土地的深切情感……并讲了耿耿于怀的几个小故事。何先生听着凝了眉，点头，说试试吧。但从他深重的目光里，我感觉到了他的某种忧虑。

日月跳丸，驹光过隙，春秋晦朔，譬若朝露。一晃十多年过去，直到两鬓霜华，才了了那一桩夙愿。啊，我与何启治先生已十多年没有联系了。

想，一部美丽的文学作品，仅仅是一个时代的点缀吧，抑或是天空的霓虹，抑或是治世者的花冠。只有非凡的时代，才可望听到非凡的声音，看到非凡的画卷。没有伊丽莎白，窃想不会有莎士比亚；没有拿破仑、维多利亚女王、杰佛逊和亚历山大一世，也不会有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霍桑、普希金、托尔斯泰等等欧美的灿烂星群。

全人类历史的进程参差相似。当西方进入所谓的“信史”时代(公元前776年)，我们也早于十数年有了确切的年数(公元前841年)；当西方进入古希腊“城邦民主政治”、柏拉图讲学“阿卡德米”、称之为“巨人时代”的时候，东方的孔、庄授徒“稷下学宫”，正是合纵连横、君轻士重、百家争鸣的锦绣春秋；当秦始皇一统华夏板块时，凯撒大帝完成了囊括欧亚的古罗马勋业……地中海文化与黄河文化之祖：苏格拉底与我们的孔夫子、他们的得意门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孟轲、商鞅，完全是同一时代的人，仅仅因为东西方完全不同的文化元素，导向了两大人类板块的升沉进退。孔学以其“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权力崇拜、治国役民的经典智慧，让我们来不及爪泥古罗马的民主政治，就过早地进入了中世纪。佛罗伦萨九十万市民、威尼斯的商人，与我们的《清明上河图》同时出现在人类史的长空。英国的《大宪章》与宋末的火铳，敲响了中世纪的丧钟。很遗憾，我们由于两个“原始部落”入主中原，一次次美化和重建封建秩序，东方历史久久地原地打转，乃至走向倒退、沉沦。

翻开近代史，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科学家，从牛顿、伽利略、达尔文到爱因斯坦，竟然没有一个东方学者。改写近代文明进程的一切重大发明，与我们的智慧毫不相干。东方智慧，未必不是东方的不幸!

晚于我们被西方炮舰打开国门的日本，从人格狡诈堕落的东方权术文化中猛醒，匆匆抛弃“锁国令”，以它的“全盘西化”，仅五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工业化国家两百年才走完的艰难历程，一举跻身世界五强，只留下宽松的“和服”，让我们怪异汉唐遗风。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使其成为“日本的伏尔泰”。我们的伏尔泰，您在哪里?

日本称雄了亚洲，可见一个国家民族在短时间内告别贫穷和落后并非神话。那些被它甩得很远的国家民族统治集团，当然有自己落后的千万个理由，大都是找历史的原因或“种种”的“种种”，有几个承认自己体制的荒唐和政治的腐败?

宗教是要信仰的，法律是要遵守的，科学是要讨论的。可见，信仰与科学无关：世界上哪会有科学的信仰?天体论的“假说”，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哥白尼和马克思学说的源头告诉我们，唯心论与唯物论是人类理性前进的双脚，不可缺失而一样伟大。

如果说信仰是人类向善的原始动力，满怀原罪忏悔的信徒可望得到灵魂的拯救，那些匍匐庙宇，为着一己之私而虔诚祈福的香客，若真个如愿以偿，岂不是信仰的悲哀?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来就没有承认过个人价值、不知私有制为何物的东方政治。

当宗教信仰都成了功利的娼妓、“你死我活”的生存法则规律天下的时候，哪里还会有一片神圣的净土?哪里还能找到操守的清白和做人的良知？

于是，有人在分析巨贪“韩桂芝现象”时干脆断言，东方腐败的根源，是东方文化的元素缺陷——还是那句话：东方智慧，实在是东方的不幸。

活进人类的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人为幸多矣。

历史是一幅恢宏的油画，太近的距离应该不大会有美感可言。

但是，我感觉到了她的美丽。

教皇一世格里哥利有一句名言：不学无术是虔诚的信仰之母。

我说幸运，是说我们终于在一天天告别偶像崇拜、制度崇拜、理论崇拜等等有趣的神圣抑或是可笑的崇拜。对于我们这些与共和国一起长大的人来说，如果说我们个人的幸运，那是历史生活的厚爱，给了我们太丰富的人生经历。

就说我自己吧。唱着“人民公社是金桥”，我戴上了红领巾，亲眼目睹了原始社会——人民公社的古老美丽；箍着“红卫兵”袖章，喊着“解放全人类”的口号，我和插队的知识青年们共同生活了两三年，农民对“自留地”的钟爱和“知青”返城的焦迫，让我切身体会了“井田制”的绰约风情与“城邦社会”的文明和残忍；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承包”和商业经济的市场繁荣，尽管《包身工》的描写在资本原始积累的现代都市随处可见，窃想不再会有哪个野蛮的游牧部落、英雄群体，抑或非凡的伟人，以他们的天才理论捭阖天下，倒开东方的历史快车……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恩格斯：《致海·施塔尔根堡》)人类史上的一切文化现象，仅仅是物质冰河的精神擦痕。古埃及文化何等辉煌，却像恐龙般地灰飞烟灭，我们只能从编号的金字塔文中，盲人摸象地解读奥西里斯神话；巴比伦文化称之日宗教之母，但我们从耶路撒冷(意译“和平之城”)的战火硝烟和生灵涂炭，看到的却是历史文化的深刻悖论。不管是古希腊神庙还是古罗马竞技场、奥古斯都黄金时代的大理石辉煌，乃至我们的万里长城、大运河，人类文明进步史并不仅仅是改朝换代的编年书简和理想主义的英雄悲剧，更多的是一部和平岁月集腋成裘的生产力发展史；暴力革命从来不是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改朝换代不过是社会精英们轮流登场，为看客制造短暂的精神狂欢，但更多的还是失望。

所以古人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还说：“商鞅废井田，天下怨；王莽复井田，天下怨。”

那是因为，一次次精英们的财产再分配，与天下黔首大众没有太多的关系。李自成以“打开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交粮”的谎言取宠民心夺得天下，却也以此失望苍生。道理很简单：哪有不靠人民血汗养活的朝廷?

有趣的是：每一个朝廷都倒置了生态关系，竞理直气壮地说它恩重河山泽被天下，是它——在养育人民、赐予了人民光明和美满幸福，让人民来感恩戴德!

是谁还在陶醉“黑头发飘起来”?是谁还在欣赏“黄色的脸”?远离种族愚昧自恋、弥合民族历史沟壑乃至化解旧世纪的党政仇恨，一个文明和谐、宽松有容的社会已在望中!

巴老前些时走了。据说他老人家耿耿于怀的是要建立一个“文革纪念馆”。“文革”，在人类生活中的政治擦痕，让我们有幸经历了那一段沉重的非常岁月。世界上有的国家虽未进行“文革”，那里人道缺失的浩劫并不鲜见。冤死的白骨，总有说话的时候。

愈是愚昧落后的群落，愈是有太多的禁忌吧。“上帝”才是“魔鬼”的真正同道：那里还有“魔鬼”，是因为那里还有“上帝”的神话。当“救世主”放下自己的谎言，“天堂”倒塌的时候，哪里还会有“魔鬼”的影子?正所谓：“以舍利取人，必有借舍利以取之者；以幻术愚人，即有托幻术以愚之者；以神道困人，必有诡神道以困之者。”(冯梦龙《古今笑》)

总算，我为我能在这里信口雌黄而万分侥幸。

啊，我常常忍不住对我的师长们深切地怀想和追念。他们……或许，“张机者中于机，设槛者中于槛”。但，正是他们，燃烧着生命的火炬，让我们终于告别茫茫长夜，看到了东方历史的灿烂曙色!

农民，中世纪的载体，在历史进程中的脚印像贝类的沟痕，是很艰难的。他们并不仅仅是“龙”一样的大杂烩怪物，他们其实是人文史上最为可爱的类群。我至今容不得有人对农民的歧视。“农民”，“小农意识”，“农民意识”，常常成为非农人士们对农民的轻慢和诋毁。在那个户口隔离的年代，享受皇粮的城里人以贵族的傲慢鸟瞰村野匹夫。有趣的是，正是农民的忠厚、善良、胆小、轻信、勤俭，安贫乐道、酷爱自由，一厢情愿地寄希望于“父母官”，人类史上古今中外的封建主们，才特别好统治他们，并利用他们的卑谦和忍耐，夸张他们的软性人格，建立起人类历史上最为残酷野蛮的独裁统治。

狂妄、贪婪、昏庸、自私……与一个纯粹的农民并无关系，好像应该是帝王将相们才特有的操守。当然，他们也不过是“异化”了的农民，农民的“精英”部分而已吧。

点缀历史星空的几个“清官”——皇帝爷们最为美丽的家奴，只不过是封建文化戏弄天下的伪善欺世之笔。有史家早就说过，“清官”才是历史的罪人：因为正是他们，在愚昧善良蒙哄苍生，以专制文化的精髓，支撑着一个个窳堕腐朽、苟延残喘的独裁统治!

“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封建土壤的崩溃，“人治”时代的结束，生命价值的平等，我们才有可能站在当代价值文明类群的同一条地平线。

上个世纪70年代，因为朝鲜战争而特别侥幸跃居世界第二强的日本，将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甲级战犯一个不漏地请进了“靖国”神社；亚洲“四小龙”的咆哮嘶吼，惊醒了沉浸在“厌胜法”中幻想“世界一片红”的十亿之众。

芸芸众生滚滚红尘，都是逆旅过客，很难说谁是历史的罪人。纽伦堡法庭、远东军事法庭、东欧法庭、海牙法庭……将多少巨臂抟沙的雄才英物吊上了绞架。尽管小泉纯一郎一次次参拜“靖国”神社，金边法庭遥遥无期，萨达姆·侯赛因的同情者大有其人，我不信布鲁诺会白白烧死在红花广场，我不信“千年黑暗”的中世纪没有尽头，我不信杀人的凶手永远不受到正义的审判。地球越来越小了，转速越来越快了，历史的功罪已不需太长的时间沉淀。

我们虽然不认同英雄创造历史，但不得不对小平同志的历史贡献深怀敬意。

因为改革开放，因为生产力的提升，因为和平发展众望所归，中国在地球上的座次日益靠前，汉语热悄然升温，东方历史终于迎来了她最为辉煜的拐点。

这本书里的人物命运在我的思维里已沉淀了十多年。严格地说，我写的是我的父老乡亲。我的父亲对土地的挚爱今人难以想象；合作化那一年我父亲交出土地后，领着我看他曾经拥有过的每一块畎亩。那时，我读不懂父亲深深的叹息和悄悄的眼泪。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德风，小人德草。

一只被砍断腿的工蚁和一个正常人的剧烈痛感没有两样，他们的悲号一样惊天动地的惨烈。可是，有谁听到过一只工蚁撕心裂肺的哭喊?!

翻开二十四史，仅仅是帝王将相们争权夺利的故事；我们很自豪的“四大名著”，便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倾巨资投拍电视，以现代高科技重新包装再现它们曾经的辉煌，窃想那毕竟是封建的东西，‘‘文化，，的“先进性”是怎么也摆不到台面上来的。

贾南风喜好男装，女趋若鹜；张丽华三寸金莲，天下小脚；赵主父胡服骑射，举国废车……一个时代的审美流动，不管是高雅还是卑俗，仅仅是治世者的好恶。

我的主观意愿是通过一个农民(张长元)的命运，表现农民在身份更替、历史消亡中的痛苦；张长元或许是中国最后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农民。他深爱土地，深爱共产党、毛主席，深爱新中国。当解放军南下时，他是村里惟一一个未“跑解放军”而留在村里迎接解放迎接土改的农民。伴随着中国革命的进程，他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一切，包括作为一个父亲的尊严，最后于贫病中服毒自杀……“三农问题”常常被社会学家们惊世骇俗地提出来，但真正了解“三农问题”本质的人并不多。当‘‘三农问题，，已渐成过去，我们回过头来看那段艰难岁月的时候，是不寒而栗的。

这部小说以我的父亲和乡土人物为生活原型，窃想以一个轻松愉快的故事，力图揭示农民命运的本质和我们所经历的理论误区。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在艺术世界的历史长河里，江山鼎革本无所谓悲喜剧可言。就像《飘》一样，只有人物的命运才具有悲喜剧意义。我想写一部中国农民的牧歌、赞歌、挽歌、悲歌。

我是一个怀旧的人吗?故乡的山，故乡的水，风光不再。而面目全非的，是人，人的精神风貌。大集体后的“混工”现象，饥饿年代的盗窃成风，夺权岁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正邪颠倒的灰色审美和荒唐谎言，市场经济对成王败寇的认可……东方“政治”智慧的普及和生存本能的诱使，历史模具里塑造了整整一两代变形的虚伪灵魂。

四百年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从广东肇庆舟车北指，游历了中国中东部大好河山，在写给马德里皇室的信中说：中国人“无论外表还是内心，都像女子；如果有人向他们挑衅，他们便会屈服，任何一个征服他们的人，都可以使他们俯首听命……根本不用害怕他们，他们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罢了。”数千蒙人旗人横扫中原，几百洋枪洋炮逼降清宫，国力的式微仅仅是精神文化的窳堕。

寻找东方文化尊严、重建道德良知，千古书生的痴结!

尽管小说阅读已被大众娱乐所边缘化，我还是想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就像一只工蚁的哭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