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 温
我的童年和我的兄长一同逝去了。他死了,我的童年也倏地被剥夺了去。我到了这样的年纪,谁也记不起这个冠以我姓名的小女孩了。他去世时,我也想一了百了,因为我的童年堕入了暗夜,而他是它惟一的占有者,他携它一道去了死地。哪种激情都无法替代乱伦的情欲。和其他人是犯不上乱伦的,因为乱伦是一种双重的给予,一重是爱,一重是记忆。对童年无边无际的记忆形成了爱。孩提时人们不知道彼此爱着,并将相爱下去,对这种无意识的揭示就是爱情。
我的童年是在印度支那的海边度过的,那时我和哥哥住在太平洋边,先是在柬埔寨,随后又是交趾支那。总是河流,rac,河流和河流尽头的大海,哥哥老想着去海上,而我最初的恐惧则是怕他溺水。小哥哥在森林里捕杀牝鹿、猴子、鸟儿,我总是竭力阻止他杀生,但到头来,我每每又向着他,顾不得那些动物的死活了。
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布勒·欧吉来拍摄《阿嘉塔》,而她又一言不发,始终沉默。我想这是为了让她得以远离她自己的话语,人们看到的是她,而她的声音为我所用、由我控制。让演员们明白这点可要花些心思,让他们把自己和饰演的角色分开,即把角色和演员这个行当分开。我想正是为了这个,布勒·欧吉在《阿嘉塔》中缄口不语。
有时我觉得是阿嘉塔编造了一切:兄长、兄长之爱、世界、一切。我想是她意识到了乱伦,不是哥哥,他不会去做,也意识不到这点。这就是小女孩阿嘉塔无与伦比的力量,是她意识到了两兄妹在彼此相爱。在这最后的爱的荫庇下,阿嘉塔和哥哥受着折磨,而我则称之为幸福。
我现在觉得人类最主要的问题,即阶级问题是无法解决的,而谁都知道这个问题又是惟一需要铭记在心的。
我认为应该要孩子。不要孩子是不可能的,这就跟至多只了解了半个世界一样令人遗憾。
我以为电影《阿嘉塔》比书更有可读性,这种事还是头一回发生。如果有人让我挑选,看书还是看电影,我会选择去看电影《阿嘉塔》的。
目前我还不想写作,不想拍片,这就是说不久的将来我会写作,会拍片的。
谈及欲望,我能说的就是不幸,欲望总是和婚姻或某种爱维系在一起,于是它只能是惟一的和无法再生的,这便是世界的不幸。欲望本身就有它致命的缺憾。
我总是制定一堆方案,而到了拍摄的头一天我又全不拿它当一回事了。我拍任何电影都不会拘泥于原先的设想。拍摄过程中我最喜欢的一刻莫过于看到技术人员在镜头拍完后开心的样子,这份幸福是共有的。
黑岩旅馆的大厅是岩洞的模样,和海毗连,面向浩瀚。
当我指导演员的时候总扯着个大嗓门,因为我只拍一次,所以得一举成功,得确立俗套的秩序。即使我有十亿法郎,我也只拍一次,因为没有拍两次的必要。第一次拍摄才是举足轻重的,第二次就是一种重复,就已经陈旧过时了。
对我做的事情一无所知的人与那些误解它的人,我想我更喜欢前者。
在我看来,外来移民每周花钱上电影院和他们受剩余价值的盘剥是一回事。他们以劳动的形式“付给”他们工作地老板的价值和他们“付给”电影院老板的钱没什么两样。究其实,两个老板在工人身上获得的是同样多的利润,给工人的好处也同样有限。
我把色情片摆在商业片之上,因为它至少满足了官能的享受。应该承认官能可以摆在商业之上。色情片是给那些没有女人、极度孤独的男人看的。在工厂和周六电影院里,我所见到的人群并没有什么不同。
我一点也不关心弗朗索瓦·密特朗竞选是成是败,让我感兴趣的是那些提议,那些被人遗忘的社会党人的提议,美妙无比,也许是不切实际、无法实现的。它们和瓦文萨、还有之前的阿连德2的愿望是多么接近呀。不是别的,正是这些愿望推动了世界的进步,虽然它们可能注定要失败。
在激情中,人只是一个被动的物体而已,因为他根本无法预料将要承受的震颤,伟大便在于此,疯狂,可怕的激情。
对我而言,情欲只能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即在异性之间产生。
另一种情欲,也就是存在于同性之间的,我认为是男人或女人手淫行为的延续。激情的光彩,它的广袤,它的痛苦,它的地狱,就在于它只能在无法调和的两性——男性和女性之间发生。我所谓的激情就是指情欲。
同性恋的双方往往比异性恋的伴侣的关系稳固得多,因为同性恋做爱的方式简单又方便,而异性恋的做爱方式还是野蛮的,它置身于欲望丛林的深处。
在同性相恋的过程中,我认为没有那种异性相恋过程中所表现的占有欲。同性相恋是一种快乐的互换,他从不像异性恋有那么强的归属感。无法摆脱对某个人的欲望,这便是我所说的,对我而言,异性恋的光辉所在。
1981年6月12日
P12-16
从异地到他乡
——杜拉斯印象
前年暑假一直呆在火炉南京,成天窝在拥挤的女生宿舍,两台小风扇,一台扇电脑,一台扇我,只为赶着翻译杜拉斯的随笔集《外面的世界Ⅱ》。真的流了很多汗,天热是其一,心虚是其次,没有旁骛的日子,我的世界只有杜拉斯、电脑、茶和窗外纠结的蝉鸣。
我并不喜欢杜拉斯,因为她太嚣张、太爱议论、太自以为是,用儒家的话说,就是她太“过”了。尤其是看过让-雅克·阿诺拍摄的《情人》,越发让我有“多了点什么,少了点什么”的感受。我不知道如此专注于自我(《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伊甸影院》《情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扬·安德烈亚·斯坦纳》等描述的都是她的自我世界,站在水边,无法忘却自己的投影)的作家,她眼中还有外面的世界?我对她更多的只是好奇,于是好奇让我接下了十几万字的翻译,还有夏天一额头的痱子。
之后做关于她的论文,四处收集她的小说、戏剧和电影剧本,在杜拉斯走红国内书市的时候有心无心地赶了一个时髦。杜拉斯是个多产作家,八十二年里(1914-1996)写了六十多本书(包括小说、戏剧、散文、电影剧本),拍摄了十九部电影(包括四部短片),谈来谈去谈得最多的还是她自己。法国另一当代女作家艾伦娜·西苏这样说过:“对我而言,写作的故事一如生活的故事,似乎总是首先始于地狱,最初是始于自我(ego)的地狱,始于我们内在的原始而悠远的混沌,始于我们年轻时曾与之搏斗过的黑暗力量,我们也正是从那里长大成人。”在杜拉斯身上也一样,“她即文本。”
1914年4月4日(这样的日子,在江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死”),杜拉斯出生在印度支那的嘉定,幼年丧父,不受母亲的宠爱,和小哥哥一起成长的寂寞童年没有色彩;之后有了湄公河上的渡轮和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昏暗的格子间和失意的爱情。18岁那年杜拉斯回到法国,因为故事一开始在印度支那就不完整了,所以杜拉斯只能是特别的,有一种残缺的美,让人心痛。无法把整颗心包裹好交给丈夫收藏,杜拉斯和丈夫的好友生了儿子让·马斯科罗。她的故事里有的都是“情人”,只是情人。1975年《印度之歌》在冈城上映,观众见面会上,一位年轻的大学生给62岁的女作家递上一本《毁灭吧,她说》。五年以后,这位比作家小了整整三十八岁的大学生走进了杜拉斯的生活,从此再没有离开,这就是扬?安德烈亚,和她一起唱“玫瑰人生”,一起疯狂,一起吸烟,一起酗酒的最后的情人。怎么计算失去的,得到的,爱恨情愁,试问哪一滴眼泪是为别人,哪一滴眼泪又是为自己?“我无缘无故地哭,我对您说不出理由,就像有一种痛苦穿过我的全身,总需要有个人哭才行,那就是我。”(见《副领事》)杜拉斯的魅力或许就在这里,现代文明压抑得我们“哭不出来”,而她将堤坝推倒,让如潮水般涌来的心事宣泄在他人的面前。
行过了一个世纪,杜拉斯一直寻找的或许就是自己的归属罢,她的根在哪里?她最后都没有找到。印度支那和法国皆非故乡,她不属于任何地方,她只是从异地到他乡,就算买了几处舒适的房子,心灵依然无法栖息,永远在那艘岁月的渡轮上,不能靠岸。承受太多,日后所有的故事都带着最初故事的烙印,从一个故事到另一个故事,永远都无法摆脱那一份痛苦和忧伤,因为当年失落在西贡的爱情再也没能拾捡回来,点点滴滴都只是旧日的痕迹,清晰也罢,模糊也罢。“内心的影子”纠缠着她,加尔各答是荒凉的,早晨的巴黎是荒凉的,世界是荒凉的,所以杜拉斯绝望。
爱如此,生活如此,写作也如此。
手把一杯暗红色的波尔多红葡萄酒,世界于是倒影在里面,酣醉了,印度支那和法国重叠在一起,记忆之门洞开,话语像流水一般,只是多了一份酒的热度和疯狂。“我在酒精中写作”,杜拉斯在《物质世界》中坦白地承认道。是酒精催化了作家的欲望和灵感,激发了话语的自由和从容。正是在某个苍凉的夜晚,酒过三巡,而睡意迟迟不来,她于是开始了《情人》的写作,开始在烟灰和绝望中描绘“恶之花”的美丽。
在1984年《情人》获龚古尔奖之前,她常常在寂寞中写作、导演和生活,但杜拉斯就是杜拉斯,她要别人注意,于是所有的文学、电影、甚至社会新闻最终都无法忽视她:名声、出版和流言。就是皮肤老得和树皮一样了,她还会在孱弱的肩膀搭上大红色的披肩,手上戴几个抢眼的戒指,或独自,或依偎着比儿子还年轻的最后的情人走在日落的沙滩。是的,她就是那种敢为天下先也想为天下先、能为天下先的女人,她不怕:
“我不怕,不怕任何事,什么都不怕,不怕物,不怕神,不怕这些地方和这些广袤。但当是你的时候。当是你沿着墙、玻璃、大海走,摄像机跟着你,又离开你,为了好换一个镜头再次捕捉到你。总是灰色的水边,沙子,风中的飞鸟,独自一人关在芒什海峡旅店大厅冰冷的洞窟里,没有我,我害怕。”
现在她再也不用害怕了,什么都碰触不到她,永远与否都不重要了。最后的情人扬·安德烈亚在去年出版的《杜拉斯,我的爱》中这样写道:“她一百岁。她一千岁。她也是十五岁半,等湄公河上的渡轮,中国人漂亮的汽车要载她穿过西贡的稻田……”的确,看过,写过,爱过,也就足够了。
又及:
“从异地到他乡”写于2000年底,当时是《图书超市》的一个编辑约的稿。那份杂志才出了创刊号就销声匿迹了,因为什么,我不知道。只是偶尔在书橱里翻到那一期,总感到沾了一手岁月的蛛网,仿佛一个冬季的诺言,而春天一直都没有如约而来……
而杜拉斯的春天似乎一直都在盛开,传奇、声名和词语的色彩。多年前读杜拉斯、翻译杜拉斯的我多少有些雾里看花;今天再看,那花已真切了许多,是不知觉中雾慢慢散尽了,还是我在杜拉斯的文本森林里渐渐找到了属于我的那道灰色阳光?
《外面的世界Ⅱ》是世界映射在杜拉斯眼中的样子,不仅仅是,因为在她眼中,读者不时也能窥视到作家的内心深处,黑暗又明亮,茂盛又荒凉……
黄荭
2006年于陶园
《外面的世界Ⅱ》,书名本身就不言而喻。和《外面的世界》一样,它收录了玛格丽特·杜拉斯1962-1993年间写的报刊文章、序言、书信、随笔,有的已经发表过了,有的从来没有刊行过。有的文章源于政治或社会事件,出于义愤,有的是因为一部心爱的电影,一帧看了良久的画作,一次相逢,一夜寂寞。这些文字,这些作品集中遗漏的短章,是玛格丽特·杜拉斯为身外的世界写的,它们构成了她的作品集的一个补充。
这些托付于我、还有我自己重新找出来的文章看似散乱,其实蕴涵着一种延续。这种延续并不限于时间的先后顺序。它来自于主题本身。主题间或许未必真的存在着某种联系,然而它们相互交错,相互回应。
全书所要展现的主题或许就是对法兰西的某种想法吧。《凡尔赛宫皇家女》眼中的法兰西,《圣-特罗贝的特罗贝先生》眼中的法兰西,1968年5月,80年代,穿越历史喧嚣事件的法兰西,雅尼娜·尼埃普斯和拉尔夫·吉布森摄影作品中的法兰西,像圣洛朗或布莱松那样的创造者眼中的法兰西。这是一个被展示更多于被讲述的法兰西,这是一个对所有的风都敞开的民族。
在其他的一些章节里,玛格丽特·杜拉斯把自己摆在自我世界和与之生活对应发生的外界大事的半途。在此,我们隐约窥到童年回忆中常常出现的风景。我们在那里再次看到了大海和死亡、兄弟和河流、母亲和爱情。在这里,我们得以踏上从《阿嘉塔》到《大西洋人》到《埃米莉·L》的道路。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作家不停地躲开他人探问,却在暗地里作出的回答。心灵深处的点点滴滴都围绕着中心,时而在前,时而在后,相和相酬。
由此,《外面的世界Ⅱ》,是内在包裹了外在,就像旋律包容了歌词,此书的脉络不拘泥于边边界界,写作的风格赋予它勃勃生气。
本书是内在包裹了外在,就像旋律包容了歌词,有的文章源于政治或社会事件,出于义愤,有的是因为一部心爱的电影,一帧看了良久的画作,一次相逢,一夜寂寞。这些文字,是玛格丽特·杜拉斯为身外的世界写的,它们构成了她的作品集的一个重要补充。
本书是玛格丽特·杜拉斯为身外的世界写的,它们构成了她的作品集的一个重要补充。该书收录了玛格丽特·杜拉斯1962-1993年间的散文随笔。全书语言通俗,简单易懂,可读性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