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明继教授是一位传奇性人物,1989年由他著述的《癌症扶正培本治疗学》的出版,宣布了一种新的癌症治疗方法的诞生,国内学者认为扶正培本治疗癌症是继手术、反射、化疗之后的第四种疗法,是20世纪对人类健康的一大贡献。1991年潘明继教授被评为国际36位突出贡献专家之一。然而正是这位已届80高龄的教授,癌症也多次光临他:1995年他得肠癌做过一次手术,2007年得晚期肺癌又做过一次手术,两次手术他都没有进行放疗与化疗,可他至今仍活跃在医疗第一线。靠的是什么?我想当你看完《扶正与克癌——潘明继教授的故事》一书,一定会找到答案的。
癌症是世界上每年夺去人类生命最多的疾病之一(全球每年约有1100万人得癌症、800万人死于癌症;中国每年约有200万人得癌症、170万人死于癌症),它给患者带来巨大病痛的折磨,给社会及家庭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长期以来,现代医学治疗癌症的主要方法有三种:手术、放疗和化疗。1989年一部名为《癌症扶正培本治疗学》著作的出版,宣布了一种新的癌症治疗方法的诞生,国外学者认为扶正培本治疗癌症是继手术、放射、化疗之后的第四种疗法,是20世纪对人类健康的一大贡献,我们将其简称为“本疗”。
“本疗”发明者,就是福州市第一医院肿瘤专家潘明继教授。
1、偶然发现中医的神奇
1955年10月,潘明继从福建医科大学毕业了,这个品学兼优的班干部,带头响应祖国的号召,去北国沈阳安家落户。都说那里天寒地冻,整年吃麦面,吃惯大米的南方人不习惯,但那里是新中国的重工业基地,集中着大批来自四面八方的工人阶级,需要一大批优秀的医务工作者,他就带头去了。
同班的有十几个人,在列车轰隆轰隆昼夜不停北上的同时,潘明继他们挥着旗儿、唱着歌儿、意气风发了好几天呢。
到了天津有一半同学分别至北京及内蒙等地,还有7人向东北进发,其中2人去鞍钢,5人留沈阳,一个重工业城市,5个医科毕业生下去,还够不上撤胡椒面,潘明继被分配到沈阳风动工具厂。这个厂上上下下有5000多号人马,光是苏联专家就有几十位,这对出生在南国、乡村长大、没见过大工厂的潘明继眼里,已是“好大一个厂”了,他感觉非常好,这下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啦。
进厂的当天上午,欢迎仪式一过,潘明继就背起药箱下车间巡诊,还到宿舍区、幼儿园巡诊,一副干劲>中天的样子。他不是在做秀,在当时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有资格成为“国家主人”的人都干劲冲天,工人阶级更是这样,知识分子是要向工人阶级学习的,因此也是人人干劲冲天。
工厂有个门诊部,潘明继他们就在那里上班。那时候,新中国正努力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学术观点也一边倒向苏联,偏重西医,厂里也就叫中医让让路,规定:职工要看中医得先通过西医,西医看不好后,才由西医批准转中医。这个规定美其名日“中医医生太少,要减轻他们的负担”,实际上是中医受冷落,西医地位比中医高。
潘明继热火朝天地在那里工作着,白天替工人看病,早上上班前当职工业余学校文化教员,晚上当医师进修学校教师,第二年“五一”前夕他就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56年6月的一天,一位30岁左右的青年工人来到潘明继诊室,说他患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然后很不耐烦地说:“我不吃西药,要吃中药,希望能转到中医刘医生那里看。”
潘明继按照门诊部规定对他说:“你先吃我开的西药,如果不见效,下次给你转。”那工人看潘明继坚持原则,就一脸不高兴。
那时治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西医最常用最好的药是氢氧化铝乳胶,潘明继开了这个药给他,对方抓起药方一看,骂了句“这是什么乌药”就走了。潘明继当时心里就格登了一下,但没往心里去,他想,说不定是自己听错了呢。
第二天下午,药没吃几次那工人就来了。这回是干脆耍态度,一进门,他就把药瓶往桌子上掼,结果药瓶打碎了,白白的药汁溅了潘明继一身。潘明继摸着被药汁溅脏的脸,一下子头脑不灵光了,这种情况他从没经历过,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种尴尬,门诊部同行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那工人没有罢手,仍旧很粗俗的大骂起来:“我早就说了,这乌药不能吃,你们就是不让我看中医……”
潘明继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人怎么这么没有教养呀,这就是建设新中国的主力军工人阶级?
护士来劝,跟着倒霉。那工人可是不管对方是男是女,都一样吼你骂你没商量。
门诊部主任王朝君赶来了,他是党支部书记,厂党委委员,还是小儿科专家。王主任批评那工人,那工人仍旧不服,继续大吵大闹,王主任只好打电话叫保卫部来人,强行把那工人带走了。为了安慰潘明继,王朝君又叫来了那工人所在的车间主任,当着潘明继的面要求车间主任严肃处理那工人。
车间主任连声道歉表示要严肃处理,但又一边挠头一边说明那工人的情况:“他是先进生产者,我们车间的骨干,胃病就是加班加点加出来的。”看样子车间主任一时不知该怎么处理这事。
那时先进生产者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先锋,政治地位很高的。潘明继也是先进工作者,先进工作者和生产者虽然分工不同,但“建设新中国”的目标是一致的,这场突如其来的冲突,让潘明继心里很不好受,他~直在问自己,为什么开最好的药给他,他还要骂人呢?真的中药就那好吗?是不是还有其它原因呢?
当天晚上,潘明继教完夜校的课已经8点多了,那时工厂没有夜生活,加上北方天冷大家都习惯早睡,潘明继也回到宿舍准备休息。但他睡不着觉,头脑一直出现白天老想的那个问题,好药开给他,他为什么不领情,还要骂娘?为什么?想想明天车间主任就要处分那工人了,潘明继心里更加不安。如果是误会呢?是不是及时找那工人沟通一下?潘明继从中学到大学,都当班干部,久而久之养成了处处替别人考虑的习惯。事不宜迟,潘明继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决定去找那工人谈心,他习惯性地背起药箱,打着手电筒摸着黑,一脚深一脚浅地一路问一路找,好不容易才找到那工人的家。
那工人正为白天的事蹲在家里后悔呢,晚饭也没怎么吃,胃更疼了。他正郁闷时,听到有人敲门,便把门打开,一看,是潘明继站在门外,他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以为潘明继连夜找他算账来了。
潘明继连忙说明了来意,恳切地问他:“你为什么一定要吃中药呢?”
见潘明继是来征求意见的,那工人放下了心,回答:“西药性质很凉,一吃就吐,吃中药不但不吐还能止痛,胃很舒服。”
潘明继进一步了解他的病情,告诉对方,按西医的诊断,这药开得没错。
可为什么吃西药不如中药舒服?
两人开始探讨中药和西药治同一种病却出现效果不同的问题,气氛逐渐热烈。北方人大多很直率,谈到最后那工人建议:“中医刘大夫的药最好,我们都喜欢找他看,你们西医可以向他学学嘛。”
如果是趾高气昂的西医,这句话就不那么入耳了,好在潘明继不是这种人,他对中医中药早在儿时就有认识。潘明继的老家在福建南安的农村,那里一年四季山都是绿的,老家人祖祖辈辈治病靠的都是满山的青草药。中医中药就是从《神农尝百草》尝出来的,潘明继不会不信任中医中药,只是西药真的就像病人说得那样不好使吗?
当天夜里,潘明继有了一个收获,他开始认识到一个很普通的道理:医生好不好、药好不好,不是医生说了算,也不是药说了算,应该由吃药的病人说了算。病人就是检验医药好不好最有力的证人。
是不是该向中医探探路子?潘明继萌生了这样的想法。
告别那工人后,潘明继又摸黑找到车间主任的家,对主任说:“病人身体不好情绪一般也不好,闹闹脾气,我们要多体谅人家,您就不要处分他了。”车间主任一听,嘿地笑出声来,他也正为这事睡不着觉在炕上“烙煎饼”哩。两个都是先进工作、先进生产者,手心手背都是肉,哪一个受了委屈都不忍心呀,这下可好了,潘大夫能这么大肚量,他就不用想着怎么处分那工人,他高兴死了。
再摸黑回到宿舍,已近午夜12点,尽管此时的潘明继肚子饿得咕咕叫,但放下了心事,一倒头就睡着了,这一晚,他睡得特别香。之后他得出一条经验,要处理好一件事情,能不过夜的,最好不过夜。
潘明继从此开始留心中医、中药。仅仅凭很多人肯不厌其烦地去熬中药吃,他就断定中药有过人之处。
潘明继利用业余时间为自己多加一门功课——学习中医。他一有空就去找中医刘医生请教,刘医生看见堂堂的西医科班生来请教自己,自然十分高兴,就把看家本领都拿出来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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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21日,我应朋友之邀,到福州采访78岁的中西医结合治癌专家、福州市第一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潘明继教授。那天福州下大雨,气温比北京低许多,非常凉爽。从福州长乐机场抵达我下榻的宾馆,已近黄昏。潘教授亲自‘在那里迎接我,并为我安排了晚饭。我告诉他,福建《东南学术》杂志社社长杨健民已经约好要为我接风洗尘,他便请我晚饭后到他家里去坐坐。我想,他年纪大了,身体也不是很好,老年人都有早睡早起的习惯,吃完饭再去他家,会影响他的休息,但是他说,他从四十来岁就养成了每天只睡眠四个小时的习惯,一直保持至今,我从北京来一趟,时间很宝贵,能多谈一点情况更好。他问我旅途是不是很累,要不要早点休息。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是再累也不好意思说累了,于是我们商定晚上到他家里采访。
吃过晚饭,已经九点多了,我在福州作家康延平的陪同下赶到潘明继教授的住处——福州市第一医院宿舍。走进潘教授住的那个单元,我发现楼很高,却没有电梯,便问康延平:“潘教授住凡楼?”
康延平回答:“8楼。”
我大吃一惊。潘教授已经78岁高龄,而且做过两次癌症手术,每天徒步登8层高楼,别说是他这样的人,就是我等年纪不算大,身体还算健康的人,也会望而生畏的。
来福州之前,我从有关材料上了解到,潘明继教授1995年(65岁)得肠癌做过一次手术,2007年(77岁)得肺癌又做过一次手术,两次手术都没有进行放疗和化疗,而且第一次手术后13天就上班了,第二次手术已是肺癌晚期(四期),术后仅休息了一个月,又开始上班给患者看病了。这样的事情,无疑于天方夜谭,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真是生命的奇迹。我是怀着一种“探奇揭密”的心理来福州采访的。
我已经多年没有徒步登8楼的体验了,我不知道会不会腿酸气喘。在潘教授精神的鼓舞下,我一口气登上8楼,没有感到腿酸,也没有气喘。奇怪!难道这就是精神的作用?
当天晚上的采访持续到11点多,我已有些困意,潘教授竟依然神清气朗,但我始终认为他还是一个老年病人,不忍心过多打扰他,于是提出告辞,约定第二天再谈。临走时,他执意要送我们下楼,可他住的是8楼啊,我哪能让他如此劳累?他说,没事的,我一天要上下十几趟。康延平告诉我,他就是这样,每次都要送客人下楼,你就随他的意吧。送下楼来他又要送我回宾馆。虽然宾馆距离不远,只有几百米,但要过一个地下通道,时间又这样晚了,我坚决不同意,可最后还是没拗过他。把我送到宾馆,看着我走进电梯他才回去。
接下来的采访让我更多地了解了潘教授,同时让我对他所创造的生命奇迹感到震撼。
潘教授出生于福建南安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幼年家中连续遭遇不幸,生母、养母等亲人相继去世,他被当地迷信的村民看成是“克星”,他不服气,立志将来学医,揭开所谓“克星”之谜。小学、中学,他的学习成绩都非常优秀,后来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福建医学院医疗系,1955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沈阳风动工具厂门诊部工作,并在那里对中医产生了兴趣。1958年1月,他从沈阳调回福州,同年进入卫生部在福建举办的首届西医学习中医班,于1961年毕业。目前他已从医53年,从事中西医结合肿瘤防治研究44年,有20项科研成果荣获国际、全国、省、市科技成果奖,其中3项属于世界领先。
1969年,他发现并研究抗癌植物药“三尖杉”(如今三尖杉酯碱成为国际治疗急单白血病最佳药物,曾荣获全国科学大会重点科技奖);1971年,他最早提出“扶正培本”治癌理论,并于1989年出版《癌症扶正培本治疗学》专著,国外学者认为扶正培本治疗癌症是继手术、放射、化疗之后的第四种疗法,是20世纪对人类健康的一大贡献,我将其简称为“本疗”;1982年,他出版了《怎样自我发现癌症》一书,至今已在国内重印了4次,后来又分别在香港、马来西亚槟城和雪兰莪州等地出版,为癌症的早诊早治提供了方便;他还于1989年出版了《爱滋病的中医防治》一书,成为中医防治爱滋病最早的专著。他的这些著作都被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其中《爱滋病的中医防治》被翻译成英文、法文、日文等7种文字。
1971年潘明继提出的“扶正培本”治癌理论,受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李冰等专家肯定,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随即成立了“全国扶正培本治疗癌症研究协作组”,推选潘明继为组长,从此,“扶正培本”治癌理论开始在业界传播。1973年8月、1974年6月和1975年冬,他应周恩来总理医疗保健专家组成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余桂清教授的邀请,为周总理开了三次处方。当时因为保密,余桂清只告诉他是为北京一位患病的“首长”开药。没有说这位“首长”是谁。在开了第一次处方之后,余桂清打电话给他:“老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首长吃了你这个药方觉得很好,有效果。首长说,‘这些药好,入口的感觉不错’”。一直到两年以后,第三次开处方时,余桂清才告诉他,吃他药方的首长是周总理……
从那时开始,他就潜心研究抗癌新药“志苓丹”胶囊了,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2005年获得国家新药证书及专利,正式定名为“志苓胶囊”。这是当今治疗中晚期癌症痛苦综合征的良药,使很多患者解除了痛苦,延长了寿命。
潘教授在国内外发表100多篇论文,协作主编8部专著,参加19次国际学术会议,应邀出访美国、荷兰、德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韩国、菲律宾、斯里兰卡、澳大利亚、香港、澳门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讲学,获得多项荣誉,1989年,荣获新加坡最高荣誉奖——鱼尾狮奖;1991年,被美国国际传记学会评为“国际36位突出贡献专家”之一,荣获“国际毕生学术成就金质塑像奖”;1999年,他又荣获99“张仲景”传统医学国际金奖。1994年,他的家庭还被全国妇联等单位评为30户“全国美好家庭”之一。他的夫人施增英女士是针灸专家,生活中是他的伴侣,事业上是他的助手,他称夫人是他们家的“总理”。
2004年春天,“联合国第十二届国际首脑峰会/绿色中医论坛”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文化礼堂召开,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以联合国名义召开的中医论坛国际会议,潘明继是被邀请的6位中国专家之一。4月30日,潘明继在大会上作了《中西医结合在肿瘤防治研究中的优势》的学术报告,他的儿子潘远志在香港行医,原本作为他的助手出席大会,但因为潘远志所带的论文《志苓胶囊治疗500例中、晚期癌症的疗效观察》水平较高,被大会破格擢升为正式代表,也在大会上作了学术报告。潘家父子同登国际讲坛,成为当地新闻媒体一大热点。
与潘明继的高明医术相伴的是他多次大病缠身,1965年患肝硬化,1967年至1973年九次胃出血,1971年患心肌炎,1978年患心房纤颤,1995年患直肠癌,2005年患冠脉阻塞,2007年晚期肺癌……这样多的重病生在一个人的身上,不知道世界有多少位。目前,已经78岁的潘明继教授,虽然曾患重病,但他并不把自己当病人看,每星期仍然坚持工作7天,两天看门诊,两天在住院部查房,两天搞科研,院外会诊只好安排在礼拜天。每天工作的八小时以外,还要接待老家来的或者亲朋好友介绍来的病人,电话询诊者更是应接不暇。我问他长此以往会不会很累,他说,习惯了,歇下来反而不习惯。
他的经历使我想起三年前采访过的四川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书记马元祝。马书记2004年因患肝癌做了肝脏移植手术,因为他放心不下当时正在施工的峨眉山金顶华藏寺修复工程,手术后三个月就出院了,并不顾医生的劝阻,亲自登上金顶检查施工情况。他说,他随时准备倒下,所以要抓紧时间做事,能做多少算多少。结果,随时准备倒下的马书记不仅没有倒下,反而身体恢复得很好。为他做手术的专家在他肝脏移植之前和之后,还给四川省某厅的一位副厅长和北京的一位著名演员做了同样的手术,不到一年,二人先后离世,唯有他至今仍然活跃在工作岗位上。虽然每个患者的情况不同,生死之间有很多因素难以确定,但是,从马元祝和潘明继身上,体现了一种看淡生死、奋力拚搏的精神。正如毛泽东曾经说过的那样: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不怕死的病人可能活得更长。
中国有句老话,学而优则仕。潘教授是一个品学兼优的人,但他对当官没有任何兴趣,早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有关部门就多次提出让他担任某新建肿瘤医院和中西医结合医院领导职务的意向,都被他婉言谢绝。有人对此很不理解,认为他“不识抬举”,他诚恳地表示,他不会当领导,只适合当医生,做学问。曾经有一段时间,他的各种兼职很多,最多时有36个头衔,但他说,真正的头衔只有一个,那就是医生。救死扶伤是他一生中最热衷的职业。
我在福州呆了两天,正好赶上周末,潘明继邀请我去他的家乡南安市乐峰镇湖内村,参观以他和他的夫人施增英的名字命名的“明英苑”,我又在那里住了一天。
1991年,潘明继荣获“国际毕生学术成就金质雕像奖”时,有10万美元奖金。按照国际惯例,这笔奖金只能用于建立对获奖者富有纪念意义的事业上,潘明继接受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的建议,在他和夫人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在家乡政府、海外宗亲和朋友的支持下,在他的家乡建起了一座集教育、科研、义诊基地为一体的“明英苑”。苑名由卢嘉锡题写,卢老并为他题词:融汇中西医,造福全人类。
通过几天的采访,潘教授给我印象,好象有点“迂”。几十年来,他的病人难以计数,至今光是重要病例他就积累了两万多份。这些患者中,有京城和省城高官,有全国各地百姓,在他的眼里,他们统统都是普通病人。有很多高级官员,潘教授给对方看了很久的病,竞不知道对方的具体单位和职务,更不知道利用这些资源为自己谋点什么利益。
潘明继的一生充满坎坷和传奇,康延平正在给他写一部传记,那是一项大工程,我建议她先出一本小册子,让更多的人尽早了解潘教授和他发明的志苓胶囊,早日为那些中晚期癌症患者解除痛苦,并使生命得到延续。康延平和潘教授接受了我的建议。康延平嘱我为这本小册子作序,我欣然应允。我的这篇所谓的“序”,实际上是一个作家对一个医生的印象记。关于潘教授的事迹以及有关志苓胶囊的情况,康延平已经写在此书中了,下一步她还有大部头的《潘明继传》将要问世,那里面会有更精彩的故事。
我有一个习惯,每次采访过某人,都会总结归纳一下他的特点。我对潘明继教授的印象是:
为人谦和忠厚
办事细致周到
待人诚恳热情
学习用功刻苦
品德纯粹高尚
医术精湛高超
我觉得潘明继教授以78岁高龄,以两次患癌病之躯,还能每天自己上下楼几趟或者十几趟,腿不酸,气不喘,这实在是个奇迹。这个奇迹似乎从侧面证明了他的“本疗”理论和志苓胶囊的效力。
既是做序,就不能喧宾夺主,就此打住。
2008-5-28于北京丰台“听雪斋”
生命如歌,每个跳动的音符,都闪烁着创造的异彩。潘明继创造了扶正培本治癌的理论,被认为是20世纪对人类的一大贡献。然而扶正培本(扶持正气,培植根本)的意义不仅表现在治癌的威力,更可贵的是他以扶正培本的理论和精神贯穿在事业、工作、科研、克病、生活、爱情以及待人处世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从而铺就了令人羡慕的人生旅程。
潘教授早就蜚声国内外了,一位功成名就年近八旬的老人,按理可颐养天年了,但他觉得他的心理年龄和事业正如日中天呢!
别以为潘教授是一位很古板的人,他其实也很懂浪漫,只是没有时间。
在老家的“明英苑”里,摆着他俩很时髦的婚纱照,那是10年前,为纪念结婚40周年补拍的。洋溢着“恩爱双老年轻态,情真意笃喜暮年”那令人心醉的景象。
今年,是他们金婚50周年,他们会做些什么呢?
他们说:生命的旅程是美丽的,这种美丽不是月下花前,不是花天酒地,而是来自拼搏,来自奉献,来自永不休止地往前冲,从工作中得到快乐,从成就中感受幸福。
潘明继说“医生的工作是一种不受年龄、时空限制,可为人民服务到生命最后一刻的职业”。
尽管他百病缠身,肺内还残留着癌块,但他坚信以他的毅力和精神,完全可以战胜,至少也可把它克制或和平共处20多年。
他从来不过生日,但他有个愿望,待他为人民服务到百岁时,定请大家共饮祝寿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