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力图向中国年轻一代，也向日本年轻一代提供认识历史本来面貌的真实材料，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希望所谓历史认识问题不再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一大障碍，希望中日关系向着睦邻合作、和平共处的方向发展，真正发挥东亚两个近邻国家之间经济上互补互助、文化上互相学习尊重的精神，在难免发生矛盾和冲突时，永远不诉诸战争。

本书为该文库中的一本，是第一部完整论述汪伪政权历史的著作。书中全面论述了汪伪政权的来龙去脉，抗战前期日军在华策划汉奸政权的阴谋。全书史料翔实，论述深刻，分析透彻，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本书是第一部完整论述汪伪政权历史的著作。作者全面论述了汪伪政权的来龙去脉，抗战前期日军在华策划汉奸政权的阴谋，包括 华北、华中的大大小小汉奸政权，记述了汪伪汉奸政权这一日本侵华“以华制华”政治谋略的“怪胎”的炮制过程及其丑剧的一幕幕，揭露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和掠夺及对汪伪的操纵利用，抨击汪伪的投降主义理念及他们的卖国行径，分析汪伪政府以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来维持反动统治的史实，具体剖析了汪伪政权的政治军事体制，地方政权体制，警政体制和军队、特工等的组建与活动。作为一部比较全面完整的汪伪政权历史，书中还论述了汪伪政权帮凶日本分力的统制经济和财政金融，恶毒的“清乡”活动，完全受日本侵略者控制和指挥的宣传机器和新闻体制，以反动的“和平”“反共”“建国”为纲领的汪伪汉奸文化(包括出版、文艺、电影、戏剧等)、奴化教育和其操作下的政治思考运动等，记述了汪伪政权的覆灭和遭到历史惩罚的下场。全书史料详实，论述深刻，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上卷

总序／001

绪论／001

第一编 从“临时政府”到“蒙疆政府”：中日战争初期的傀儡政权／035

第一章 全面侵华战火下的政治诱降／037

一、七七事变前的日本侵华政策／037

二、侵华战争的另一手：对华政治谋略活动(上)／050

三、侵华战争的另一手：对华政治谋略活动(下)／064

四、日本军部和内阁策划的船津工作／074

五、陶德曼调停：一次重大的诱降尝试／084

第二章 华北汉奸政权——北平“临时政府”／098

一、北平地十维持会和天津治安维持会／098

二、日本陆军策划组建华北伪政权／105

三、“中华民巨]临时政府”在北平粉墨登场／114

第三章 华中汉奸政权——南京“维新政府”／123

一、华中沦陷区初期的汉奸政权／123

二、“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鸣锣开场／132

三、“分治合作”的再版：“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142

第四章 绥察晋地区的傀儡政权——张垣“蒙疆政府”／153

一、日军势力向西蒙地区扩张／153

二、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挂牌／161

三、关东军策划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170

四、伪满洲国第二：“蒙古联合自治政府”／177

第二编 汪精卫集团投敌／183

第五章 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主和派／185

一、汪精卫的蜕变及其亲日外交的破产／185

二、从民族失败主义到民族投降主义／196

三、周佛海和“低调俱乐部”／204

四、艺文研究会／219

第六章 走向通敌之路／228

一、董道宁赴日投石问路／228

二、高宗武暗访东京开辟通敌之路／238

三、汪日“重光堂”密谈／249

第七章 从重庆到河內：通敌之路上的决定性一步／263

一、汪精卫决心“跳火坑”／263

二、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潜离重庆／271

三、《艳电》——响应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279

四、军统特务河内刺汪／290

第三编 汪精卫国民政府的成立／301

第八章 日王树立新中央政府的协议／303

一、汪精卫潜赴上海／303

二、日本的“树立新中央政府方针”／311

三、汪精卫赴东京谈判组府条件／321

第九章 以上海为基地的“和平运动”／333

一、与王克敏、梁鸿志的初步会谈／333

二、制造“和平反共建国”舆论／343

三、招降纳叛网罗汉奸／354

四、伪国民党“六全大会”的召开／361

第十章 筹组“新中央政府”／371

一、南京“三巨头”会谈／371

二、日汪“新关系协议”的签订／378

三、高宗武、陶希圣中途拆伙／392

四、青岛分赃会谈／401

第十一章 汪伪政权南京“还都”／410

一、伪府开张锣鼓——中央政治会议／410

二、南京“还都”闹剧／419

三、日汪《基本关系条约》／432

四、汪精卫赴日本访问／444

第四编 伪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457

第十二章 中央政权的政治体制／459

一、袭用中华民国“法统”旗号／459

二、“中央政治委员会”和“最高国防会议”／465

三、“五院制”的“国民政府”／473

四、外交体制与前期外交活动／482

五、日本对汪伪政府的控制／495

第十三章 地方政权体制／513

一、“高度自治”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513

二、省级地方政权／522

三、省瞎市与特别市的设置／529

四、县级政权体制／536

第十四章 警政体制和警察机关／544

一、“警政部”和“内政部警政总署”／544

二、省(市)警政体制和警察机关／552

三、从上海市大道政府警察局到上海特别市警察局／557

四、上海“沪西特别警察总署”／563

第十五章 汪伪国民党和伪三民主义／572

一、“党务整理案”和省市党部组织的筹建／572

二、汪记国民党的伪三民主义／584

三、“实施宪政”的鼓噪及其破产／592

第五编 汪伪政府的军队和特工／599

第十六章 汪伪集团军事力量的形成／601

一、河内、上海的汪伪军事委员会／601

二、建军交涉及治安协定／605

三、招降纳叛的组军方针／611

四、“和平、反共、建国”的建军宗旨／617

五、创办“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620

第十七章 伪军的建立及其初期的发展／622

一、汪伪政府的军事体制／622

二、汪伪中央和地方军事机关／625

三、汪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创办／631

四、汪伪第一方面军的建立／636

五、汪伪第一、第二集团军的建立／638

六、河南、山东地区伪军的组建／641

七、湖北、广东地区伪军的组建／643

八、伪南京警卫部队和宪兵司令部的建立／645

九、伪海军和空军的建立／646

十、伪华北绥靖军的改建／650

第十八章 对英美“宣战”后伪军的扩建与整编／651

一、汪伪战时军事体制的强化／651

二、国民党军队的大批投汪／655

三、汪伪第二方面军的建立／657

四、汪伪第三方面军的建立／659

五、汪伪第二十四集团军的建立／661

六、汪伪第二集团军的组成／665

七、汪伪其他陆军部队的整编／666

八、汪伪海军的扩建／668

九、汪伪财政部税警总团的建立与扩展／669

十、伪华北绥靖军的扩编／673

第十九章 汪伪政权的鹰犬——特工总部／675

一、汪伪特工总部的产生／675

二、汪伪特工总部组织的演变／684

三、汪伪特工总部的主要活动／691

四、汪伪特工总部的覆灭／700

下卷

第六编 汪伪政府的财政、税收与金融／711

第二十章 财经政策和财政税收／713

一、汪伪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713

二、财政经济机构的组建／719

三、所谓“财政独立”和“财政统一”／726

四、横征暴敛，苛行税收／734

第二十一章 金融、货币与公债／749

一、设立“中央储备银行”／749

二、“中央储备券”的发行／759

三、改组公私银行，控制上海金融业／770

四、泛滥成灾的债务债券／774

第七编 “清乡”：“和平反共建国的实验场所”／785

第二十二章 “清乡”的谋划与发动／787

一、日伪发动“清乡”的图谋／787

二、“清乡”重点的确定：华中地区／792

三、“清乡”的准备和发动／798

第二十三章 从苏南到粵中：各地“清乡”过程／806

一、苏南地区的“清乡”／806

二、太湖东南和上海地区的“清乡”／810

三、镇江和苏北地区的“清乡”／817

四、“清乡”最后阶段：在内外交困中归于破产／822

第二十四章 “清乡”四面体：从军事到思想／828

一、“军事清乡”／828

二、“政治清乡”／832

三、“经济清乡”／837

四、“思想清乡”／842

第八编 宣传政策和新闻体制／849

第二十五章 统制舆论与新闻事业／851

一、汪伪集团初期的新闻宣传活动／851

二、“计划新闻”制度和出版法规／859

三、新闻、报刊的管理制度／862

四、厂播管理制度／868

五、新闻检查制度／872

六、打击抗日报刊和残害爱国报人／877

七、强化统制的“战时新闻体制”／884

第二十六章 王伪的报刊、通讯和广播／891

一、汪伪报纸面面观／891

二、汪伪的期刊杂志／902

三、汪伪中央电讯社／906

四、汪伪当局的“喇叭筒”——广播事业／911

第二十七章 新闻宣传领域的日汪关系／917

一、强化占领区的新闻宣传势力／917

二、在政策上和人事上控制汪伪新闻宣传／920

三、操纠．指挥新闻宣传活动／923

四、新闻宣传领域的“大东亚共荣圈”：东亚新闻记者大会／926

第九编 汪伪汉奸文化和奴化教育／931

第二十八章 汪伪文化统制与汉奸文化／933

一、汪伪文化统制政策／933

二、文宣统制机关和文化团体／941

三、日伪“文化提携”与“文化交流”／950

四、汪伪统制下的出版业／958

五、为日伪张目的汉奸文艺／968

六、统制影业，毒化银坛／983

第二十九章 为“和平、反共、建国”服务的教育／997

一、奴化民众和培养奴才的教育方针／997

二、控制教育事业的两手：教育行政机关和教育团体／1002

三、“恢复”和营建高等教育／1010

四、构建普通教育网络／1021

五、以反共卖国为基调，修改与重编教材／1029

六、毒化青年的“训育”和“公民教育”／1034

七、成为日伪血腥统治装饰品的体育／1039

第十编 汪伪集团操纵下的政治和思想运动／1045

第三十章 “东亚联盟运动”／1047

一、“东亚联盟运动”：日本侵华的政治思想工具／1047

二、汪伪东亚联盟中国总会的成立／1056

三、“东亚联盟运动”的灵魂：“大亚洲主义”／1066

第三十一章 “新民会”运动／1079

一、“新民主义”和“新民会”／1079

二、“政会合一”、各方渗透的组织网络／1086

三、从“翼赞阶段”到“指导阶段”／1095

四、华北日伪宣传战的一个主凶／1103

五、“师资培训”、“新民学校”与“青年训练”／1108

第三十二章 “新国民运动”／1116

一、《新国民运动纲要》的发表／1116

二、汪伪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成立／1120

三、实施对青少年的“组织”与“训练”／1124

四、“新国民精神总动员”／1129

第十一编 日本“对华新政策”与汪伪政府／1139

第三十三章 “对华新政策”下的日汪关系／1141

一、日本以退为进的“对华新政策”／1141

二、汪伪政府对英、美“宣战”／1146

三、“接收”各国在华租界与“撤废”治外法权／1155

四、“日汪同盟条约”的签署／1170

五、大东亚会议：日本导演的东亚傀儡首领大聚会／1176

第三十四章 汪伪政府战时体制的确立／1182

一、最高国防会议的设立／1182

二、汪伪国民党的“党化”运动／1184

三、汪伪中央和地方机构的调整和政组／1191

四、强化汪伪地方保安体系／1195

第三十五章 汪伪政府“统一”全国伪政权的活动／1200

一、“树立”汪伪政府的“中心势力”／1200

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中央化”／1206

三、从汪伪苏淮特别区到淮海省／1209

四、“统一”伪蒙疆政府的失败／1212

第十二编 战时经济体制和经济统制／P2P7

第三十六章 “对华新政策”下的日汪经济关系／1219

一、日本“对华新经济政策”的形成／1219

二、伪中储行“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1223

三、日汪产业关系的调整／1235

四、日汪物资统制关系的调整／1253

第三十七章 战时经济体制和物资统制／1264

一、战时经济统制机构的设立／1264

二、物资移动管理和物资登记／1268

三、物资统制的五个专业委员会／1282

四、日汪经济统制下的城乡生活／1297

第十三编 覆灭前夜的最后挣扎——后期的汪伪政府／1313

第三十八章 陈公博一周佛海体制的登台／1315

一、汪精卫毙命名古屋／1315

二、“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提出／1319

三、覆亡前夜的伪府残局／1323

四、陈公博的“整理党务”运动／1331

第三十九章 在日本导演下探求“全面和平”／1334

一、日本借助汪伪政府对重庆“谋和”／1334

二、汪伪政府的“和平攻势”／1338

三、柴山兼四郎的南京之行／1341

四、“缪斌工作”／1348

第四十章 联蒋反共的政治军事部署／1355

一、周佛海等人与重庆当局暗通款曲／1355

二、实施以宁沪杭为中心的战略调整／1358

三、汪伪政府灭亡前的反共军事整编／1364

四、汪伪和平军的结局／1366

第十四编 汪伪国民政府的覆灭／1381

第四十一章 汪伪政权的解体／1383

一、日本宣布五条件投降／1383

二、伪府末日：石头城“一片降幡”／1390

三、陈公博亡命东瀛／1396

四、周佛海再作冯妇／1405

第四十二章 惩治汉奸门4P2

一、全国大肃奸／1412

二、从楚园到提篮桥监狱／1425

  三、宁海路25号与老虎桥监狱／1431

第四十三章 巨奸的下场／1440

一、陈公博被钉上历史耻辱柱／1440

二、周佛海瘐毙虎狱／1448

三、梁鸿志沪狱伏法／1456

四、褚民谊狮子口伏法／1465

五、陈璧君终身囚禁／1473

六、华北“三王”难逃法网／1479

结束语／1484

附录一：汪伪政权行政区划／1498

附录二：汪伪国民政府大事记／1526

后记／1618

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在走上武装侵略中国之路的过程中，在实行军事进攻的同时，也不断地辅之以进行政治谋略活动，以更有利于达到其侵略目标。从总体而言，军事进攻是日本侵华的主要手段，政治谋略处于配合和辅助的地位；然而在一定的时机和条件下，政治谋略也被提到了主要的地位而加以运用。两者相互配合，交替使用，以至双管齐下，则是日本侵略者惯用的伎俩。

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之后，伴随着在军事上以优势兵力向东北三省各要地的节节进攻，其政治谋略则集中于“满洲建国”活动。这一谋略工作由来已久，并历经精心策划。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的1930年9月，关东军高级参谋石原莞尔主持制订了《关于满蒙占领地区统治的研究》的方案，其中提出分3个时期实施对占领区的统治。1931年4月，第二次若櫬内阁成立后，新任陆相南次郎批准成立了由陆军省、参谋本部有关课长组成的“国策研究会议”，专门从事解决“满蒙问题”的政策，包括对政治谋略工作的谋划。6月19日，由上述机构制订了《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这是一个由陆军中央当局决策的，包括“满洲建国”计划在内的，解决满蒙问题的政策纲要。东京军部随即向时在东京的关东军参谋长三宅下达了这一方案。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关东军司令部于9月19日至22日对上述“方策大纲”进行反复的讨论，由东京参谋本部派来的建川美次郎也参加了讨论和研究。会议最后作出了《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其中明确提出“建立由我国支持、领土包括东北四省、以宣统皇帝为元首的中国政权”的方针和要求。在这一方案中还确定了策反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的计策，即所谓起用热河地方的汤玉麟等人为镇守使，负责维持地方的治安。接着，关东军司令部在10月21日拟定了《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这个被称为“满洲建国的第一次具体方案”的文件，规定其所谓领土的范围除了东北三省外，把热河省也列入其内，又增加了“东省特别区”与“蒙古自治领”。24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决定了《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针》，提出解决满蒙问题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与中国本土分离、表面由中国人统治而实权掌握在我方手里的、以东北四省及内蒙古为领土的独立的新满蒙国家”。

关东军随即加快了建立伪满洲国的步伐。在9月22日制定的《解决满蒙问题方案》中已“决定将(前清逊帝)溥仪召至满洲”，充当“满洲国”的“元首”。在5个地区首先树立傀儡政权：“起用熙洽(吉林地区)、张海鹏(洮索地区)、汤玉麟(热河地区)、于芷山(东边道地区)、张景惠(哈尔滨附近)为各镇守使以协助日本。”然后，扶植伪满洲国政权。于是，关东军特务机关加紧策划与实施诱骗、挟持溥仪的阴谋活动。当时，满脑子充满封建复辟思想的溥仪正隐居天津日租界张园，与一群满清余孽、遗老遗少和前北洋政府的一些官僚政客保持着联系。10月，关东军在实施“北满谋略”，策反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东北边防军第三旅旅长马占山的同时，派出目的，除了收买天津一带的亲日反动势力、策划发动天津事变之外，就是挟持溥仪逃离天津，去东北投入日本关东军的怀抱。还在此前的9月27日，关东军已通知日本天津驻屯军对溥仪进行监视，并打算由日本的海军遣外舰队将溥仪带往东北大连。但是，海军方面拒绝给予配合，关东军只得依靠天津驻屯军的协助来实施这一计划。10月25日，土肥原携带“谋略费”潜赴天津。11月10日，土肥原在策动第一次天津事变期间，将溥仪挟持出津，从海上潜赴东北营口，转赴旅顺。26日至27日，第二次天津事变发生时，受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派遣潜伏在天津的特务川岛芳子，采取行动准备将溥仪之妻婉容带往东北。26日晚，婉容秘密出逃，与川岛芳子一起于27日乘船赴大连，从而完成了劫持溥仪的第二步行动。

12月15日，经东京参谋本部批准，关东军决定设立“统治部”，作为统辖伪满洲国建立工作的专门机关。23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共同制定了《处理时局纲要》(第一案)，提出处理“满蒙”的根本方针是“在帝国军队的威力之下，使满蒙在本质上形成帝国的保护国状态，并在政治、经济、国防、交通、运输等各种关系上，体现作为帝国永远存在的重要要素的性能”。这就表明，日本推行满蒙政策从此开始进入了建立“满洲国”的阶段。1932年1月4日，即在关东军侵占锦州的次日，根据新上台的犬养毅内阁的陆相荒木贞夫的指令，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正式向东京当局提出建立“满洲国”的最后方案。6日，板垣将此方案带回东京向军部和内阁呈报。这时，内阁陆、海、外三省根据上年12月参谋本部与陆军省制定的《处理时局方案》，决定了《处理中国问题方针纲要》。它对满蒙问题的处理方案，与关东军上报的方案基本上相一致，这表明军部、内阁与关东军在处理满蒙问题、成立满蒙洲国方针上已趋一致。而且，陆、海、外三相还与板垣进行了会商。日本天皇也于8日颁发了褒奖关东军的“敕语”，并于11日破例召见板垣。

昭和天皇“敕语”的颁发和陆、海、外三省“方针纲要”的下达，把建立“满洲国”提到了行动的日程上。2月5日起，关东军连续10次召开“建国幕僚会议”，讨论和决定了伪满“建国”的各项具体问题。3月9日，溥仪在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次日溥仪任命了伪满的主要官员。至此，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正式成立。日本为控制、操纵伪满洲国政仅，制造法律上的根据，于10日由溥仪与本庄繁签订了《日满密约分。1932年五一五事变后，以斋藤实为首相的新内阁成立。9月13日，日本枢密院在天皇亲临、斋藤内阁全体阁僚与会之下召开会议，讨论《日满议定书》，并一致予以通过。15日，日本以公布《日满议定书》的方式，正式宣布承认“满洲国”。1933年8月，日本内阁制定《满洲国指导方针纲要》，作为日本指导伪满政权的依据。至此，“满洲建国”的“政治谋略”活动乃告一段落。

         P050-P053

    总序

      王忍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为了进一步推进中日关系史以及抗日战争史的学术研究，为了以历史事实教育中日两国的年轻一代，主持编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199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在內阁发表讲话，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同年，日本政府实施为期十年以亚洲邻国为主要对象的“和平交流计划”。作为该计划的一环，日本外务省决定在日中友好会馆内设立日中历史研究中心，并且希望我国提供协助。中日双方有关部门通过协商方式确认了如下原则：在切实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和精神、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战争这一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中方同意接受日方的要求，提供必要的协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我国外交部的委托，作为协助日方研究的中方窗口，与日方联络、协调相关事宜。

1997年8月，日中友好会馆致函中国社会科学院，再次要求就协助进行历史研究问题进行协商，提出“只有作为受害者、抵抗者中国的参与，历史研究事业才能达到所期的目的。这点正是需要中国协助的”。日中友好会馆还表示，愿意将该馆的相关经费拨出一小部分交申方使用。经过协商，基本上达成了一致认识。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正式建立了“中刁历史研究课题”，通过课题指南形式，在国內公开招标研究者。课题招标范围在1874—1945年间，着重研究日本侵华的历史以及这一时期与此相关的中日历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对课题申请进行评审。经评审通过的课题，中日历史研究中心视各不同课题的內容、工作量的大小给于经费资助，以助成其研究计划。

这样的年度课题招标，从1998年起，每年进行一次，每次约有15—20项课题申请得到通过。最早通过的课题，有的已经完成，并通过了结项手续。为了反映中国学者有关近代中日关系历史的研究成果，使它能被社会所了解，充分发挥它进行学术探讨、揭示历史真实的作用，以便今天的青年一代了解在中日关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创痛的事件，我们决定从这些成果中选择一部分出版，总题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同时，文库也包容了国內学者撰著的一些涉及中日关系的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力图向中国年轻一代，也向日本年轻一代提供认识历史本来面貌的真实材料，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希望所谓历史认识问题不再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一大障碍，希望中日关系向着睦邻合作、和平共处的方向发展，真正发挥东亚两个近邻国家之间经济上互补互助、文化上互相学习尊重的精神，在难免发生矛盾和冲突时，永远不诉诸战争。

是为序。

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这部《汪伪政权全史》终于最后完稿了。跨越了五度寒暑、三易其稿的漫漫历程，当画上本书最后一个句号时，我们几个编写者的心情自然是颇为欣慰的。然而，尽管如此，到最后交卷时依然觉得实在还有不少不太满意的地方，有些应当深入探究的问题没有来得及加以研究，也还有一些研究上的空白点亟待开拓和发掘，以致留下了不少缺陷。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我们深信，这部书的问世，不会是汪伪政权史研究的终结，而仅仅是为我们对这一课题以往研究的一个总结和为新的探索和研究提洪了一个台阶。

这部史书是集体创作的成果，是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设计、分工写作、统一定稿的产物。参加编写的有石源华、余子道、张云、曹振威4人。由余子道担任主编，设计全书框架结构和写作提纲。在统一的体制和要求之下，著者分别扒任有关章节的撰写，然后由主编负责对全书进行统一修改、增补和定稿。副主编曹振威协助主编对课题进行管理，并作了许多编争工作，对全书各编的章节作了统一编排和校核。另外，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郑宝恒先生为本书编写了《汪伪政权行政区划》。全书各章执笔的分工如下：

石源华：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第三十章、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三章、第三十四章、第三十五章、第三十八章、第三十九章、第四十章。

余子道：绪论、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三章、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五章、第二十六章、第二十七章、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九章、第三十一章、结束语、附录二：大事记。

张云：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第三十六章、第三十七章、第四十一章、第四十二章、第四十三章。

曹振威：第一章(除第二、第三节)、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图书馆、中国照片档案馆、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档案馆、南京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历史系图书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国史馆、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会，以及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神奈川大学图书馆、爱知大学图书馆、日本外交史料馆、日本东洋文库、日本国会图书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等单位，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关的图书、报刊和珍贵的档案资料，从而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如果没有这许多单位的倾力相助，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我们出自内心的感激之情和真诚的敬意，将与本书一样久久地留在人世。

我们向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表示深深的谢意。是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组织、规划和指导了这一研究课题，给课题组以资助，并对研究工作给以许多关心和支持。复旦大学历史系自始至终热情地关心和指导本项工作，给课题组以多方面的支持。正是这一切，使这一研究课题得以启动和完成。

黄美真、刘其奎以及程洪三位教授，是在我们这个学术集体中起过重要作用，作出了多方面贡献的志同道合的同行学者。本书编写时，因为他们各有其他重任在身，或远在海外从事别的研究任务，不克共襄盛举。然而本书有关章节，多有吸收他们的研究成果，成为撰写本书的一个方面的基础。日本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部刘傑教授对于本书的编写工作给予了切实和真诚的支持和帮助，不仅在学术上与编著者相互切磋探讨，交流研究资料，共谋提高，而且还先后两次在早稻田大学发起和组织召开有中日两国学者参加的关于汪伪政权史的学术研讨会，对深化这一课题的研究起了十分有益的作用。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上海人民出版社本着为发展和繁荣人文社会科学事业服务，扶持学术著作出版的一贯宗旨，欣然惠允出版本书。社长丁荣生先生、总编李伟国先生始终十分关心和支持本书的编辑出版事宜。苏贻鸣先生不辞辛劳，以一丝不苟的精神，对全书精心审阅、纠错补正’为书稿增色不少。郝盛潮先生过细地审读全部书稿，贡献了诸多富有价值的意见。在此，本书作者向他们，以及一切为本书的编辑、校对、设计、印制和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深深的敬意。

我们热忱期望同行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对本书给予批评、指正，这将是对作者最好的鼓励。在通向科学的道路上是永无止境的，我们需要的不是对已有成果的满足，而是执着努力地在学术研究的征途上不断攀登。

              著者

             2005年8月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