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官吏，是清官的代表，人称“包青天”。本书系统梳理历代包公案，剖析其版本异同、故事源流及创作风格，兼及包公案中包公形象的变迁，并介绍了中国历史上和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判案制度和习俗。

包拯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官吏，是清官的代表，人称“包青天”。有关包公的故事和传说，宋、元以后就在民间流传开来，深入人心。戏曲中的包公与历史上的包公有什么区别？包公到底有哪些能耐？包公与侠客是什么关系？包公是怎样审案的？……

包拯的主要事迹与包公精神／1

 清官包拯／1

 箭垛式的人物／5

 清官的普世性／6

元杂剧中反封建特权的包拯／9

 特殊的历史环境／9

 不惧权豪势要的包拯／10

 超凡的权力和力量／13

宋元话本中的裁判官包拯／16

 合同文字记／16

 张员外义抚螟蛉子／18

 三现身包龙图断冤／19

说唱词话中的铁面包公／26

 长篇说唱包公案／26

 杂剧《盆儿鬼》与词话本《断歪乌盆传》／27

 斩皇亲系列／31

 铁面包公／33

《百家公案》中通鬼神的包拯／36

 《百家公案》版本与题材源流／36

 小说的秦香莲与戏曲的秦香莲／41

 通鬼神的巡回大使／44

 说书体小说的叙事体制／51

《龙图公案》中的刑事审判官包拯／56

 双包案／56

 《百家公案》与《龙图公案》形态的异同／60

《万花楼》中反权奸的包拯／68

 忠奸对立／68

 英雄演义与公案结合／71

石玉昆与“石派书”／75

 曲艺家石玉昆／75

 说唱包公案／77

 说唱包公案向小说包公案转换／79

四种《三侠五义》说唱本与《龙图耳录》的异同辩证／82

 说唱本存在两种版本系统／82

 说唱本的后半部与结尾同《龙图耳录》截然相反／90

 两个版本系统：说唱系统与散文系统／93

 侠客短打转向阵地战／98

 细节描写不精细／99

《龙图耳录》中统率侠客豪杰的包公／101

 绘声状物，甚有评话习气／101

 看官听说的说者／101

 夹叙夹评／104

 连环套的结构／107

 繁与简／110

 空间场面的丰富性／113

 多谱色的性格刻画／114

《龙图耳录》的故事源流／130

 狸猫换太子／130

 小包村／135

 乌盆案／139

 相国寺与普照寺／139

 张龙、赵虎／140

 龙、虎、狗头铡／140

 陈州查赈与斩庞昆／141

 天齐庙断后／142

 仁宗认母／145

 三审郭槐／147

 刘太后的结局／148

 五鼠与御猫／150

 园内赠金丫环丧命／150

实开近日一切侠义小说之门／152

侠、侠的意识与《三侠五义》的侠／157

 古游侠意识与侠的形态／157

 汉魏侠的豪强化／161

 唐代小说中亦豪亦侠的侠／164

 宋、明时代侠的世俗化／170

 《三侠五义》中侠的官化与雌化／173

《小五义》与《续小五义》／180

 并非石玉昆旧稿／180

 读武侠小说就是找乐儿／182

 喜欢自我卖弄的说话人／184

《清风闸》中的裁判官包拯／187

 强氏与大孙押司娘子／187

 小继与小孙押司／188

 孙大理与大孙押司／189

 隐藏与暴露／190

 孝姑、皮五与迎儿、王兴／192

 模仿扬州评话／193

 终审刑事裁判官包拯／196

话本的本与文言话本／198

 宋元说话四家实质只有两家：话本与讲史／198

 说与听、写与读的审美关系决定了审美形式／200

 以文言传奇法写话本／202

 以话本法写文言传奇／205

 文言话本不是话本小说／208

 否定的否定／209

刑讯与刑罚／212

 刑讯／212

 刑讯种种／214

 刑罚种种／219

神判与鬼判／224

 动物判与沸油判／224

 神鬼提示／228

 天谴、冥判、地狱／233

后记／237

宋元话本中的裁判官包拯

涉及包拯断案的，今只存南宋短篇话本《合同文字记》与《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合同文字记

《合同文字记》见于《清平山堂话本》，明晁■《宝文堂书目》有著录，而元无名氏有《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杂剧。小说与杂剧故事孰前孰后，两者是否有继承关系，很难判定，因话本的情节与杂剧不同。

杂剧说的是汴梁西关有兄弟二人，日刘天祥、刘天瑞。天祥无子。天瑞有三岁儿叫安住，与社长女儿定奴指腹为婚。时值年荒，上官命刘家分房减口，到他乡就食，于是均分产业，作合同文字二纸，社长为证，兄弟各执一纸，天瑞携妻儿他往。行至高平县下马村，居张秉彝家，张待之颇厚。谁知天瑞夫妇一病不起，拿出合同文字，托孤秉彝。安住十八岁时，张始告其父母乡里，并交出合同文字，让安住负父母骨殖回乡安葬。时天祥家已富厚，继妻杨氏有前夫所生之女赘婿在家，惟恐安住回来夺其资产，赚出合同文字，击破其头，拒之门外，谓非己侄，刘天祥也不认。这使安住进退无门。适李社长来，助安住急，然杨氏终不肯留，社长乃同安住申冤于包拯。包拯派人至潞州取张秉彝至，再拘杨氏，杨坚持不认，又拘天祥，天祥亦如妇言。拯故意将安住下死囚牢，让狱吏假言安住为杨氏所伤，伤发已毙。拯谓杨氏日杀人者死，但是如亲者则不问，非亲则须抵命。杨氏乃承认亲侄。包拯以为口说无凭，杨氏乃拿出所夺安住的合同文字，拯又以一纸不足信，杨氏不得已又交出天祥这份合同文字。至此，拯乃命狱吏带安住，并召秉彝，当面对证，真相大白。安住力行孝道，赐进士冠带荣身，赏社长、秉彝，逐杨氏赘婿，葬天瑞夫妇于祖坟。

《清平山堂话本》的《合同文字记》与明万历二十二年刊《全补包龙图判百家公案》第二十七回《拯判明合同文字》，万历二十五年刊《包公演义》第二十七回《判刘氏合同文字》的情节文字相同，而同元杂剧的《合同文字》的某些情节迥异。

小说着力描写安住的孝义精神。刘添瑞(按：杂剧为“天瑞”)准备带领妻小往潞州投奔姨夫张学究时，李社长主动将自己女儿许给安住作媳妇，添瑞下了定礼。安住在张家村长成十八岁，“聪明智慧，德行方能，读书学礼”。一日，张学究夫妻，同安住去添瑞夫妇坟上祭扫，正式告诉安住，添瑞夫妇才是其生身父母。应择日还乡，认祖归宗，葬埋父母骨殖。安住按照张学究指教，捧着父母骨殖返回故里。谁知刘添祥继娶的妻子王氏，带着前夫之子来家，她怕老刘的兄弟和侄儿“倘若还乡来时，那里发付孩儿”？所以，安住到达添祥门前，王氏矢口否认有在外趁熟之人。安住拿出了合同文字，王氏也不肯看，甚或鼓动刘添祥“打这厮出去”，结果刘添祥用砖打破了安住的头，安住倒于地下，恰遇李社长，接回家中，见了岳父岳母和未过门的媳妇。次日早，安住告到开封府包相公，包爷随即差人捉刘添祥、王氏带合同文字来堂对案，并让李社长做证。

审问时，刘添祥和王氏都否认安住是亲侄儿，包拯看过两纸大怒，将刘添祥收监问罪，安住请求包拯“可怜伯伯年老，无儿无女，望相公可怜见”！包拯又命将王氏收监问罪，安住又请求说：“望相公只问孩儿之罪，不干伯父伯婆之事。”包相公叫打刘添祥三十下，安住道：“告相公，宁可打安住，不可打伯父。告相公，只要明白家事，日后不忘相公之恩！”这是描写包拯的秉公执法，铁面无私，还是赞扬安住的孝义精神呢？

严格说来，《合同文字》作为公案小说，并不很充分。小说所要强调描写的，是安住的孝义精神，而不是包公，包公只是在小说临近结尾，作为判定是非的裁判官时才出场。如果说元杂剧的《合同文字》还表露包拯的一点智慧，将杨氏骗安住的合同文字又骗回来，并且以亲者伤人不问的条例，诱导杨氏说出亲情关系，那么，话本小说《合同文字》的包拯，只是作为判定是非的裁判官的角色，在本案的裁判中，与其说是刻画包公的秉公执法，不如说是以罚代审。包爷的几次发怒要动刑，引发出刘安住的孝义之心，也因此感动了“包相公见安住孝义，发放各回家”，具表奏闻，朝廷喜其孝心，旌表孝子刘安住孝义双全，而包拯实际是安住的陪衬角色。张员外义抚螟蛉子

有趣的是，明凌蒙初将合同文字改写为《张员外义抚螟蛉子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收《拍案惊奇》卷三十三卷时，参照的是元杂剧《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而不是话本小说《合同文字》，其间具体原因不可知，但元杂剧多少还有点曲折，不像话本一味只描写安住的孝义。

既然凌蒙初把描写的重点放在“奉戒世人，切不可为着区区财产，伤了天性之恩”，因此正文故事前，添置了一篇“张一非我子”的人话。说的是某张姓富翁，只生一女，招得个女婿，张老年过七十，便把家产全部交给女婿管理。谁知一日见外孙走出来寻公公吃饭，外孙说他寻的是自己的公公吃饭，而不是他这个外公。这使张老不快，心想年纪虽老，精力未衰，何不要个偏房、，倘若生得一个男孩，也是张家后代，于是娶了鲁氏之女，成婚未久，果然身怀六甲。同年生下一子，取名一飞。P16-18

1990年4月至1992年4月，我在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语文研究室执教，课余时即到校图书馆、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和文学部资料室，以及文部省内阁文库翻看所藏中国古代小说古版书。某日，我突然发现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书目记有“石派书”包公案六种及抄本《龙图公案》说唱本。我极其兴奋，传说四八年被焚的“石派书”，竟然流传到日本吗？这是石玉昆嫡传本吗？遗憾的是，文中有几段盛赞石三爷(石玉昆)的话语，看来是再传本而非是原本，但对研究石玉昆说唱《三侠五义》的情况提供了重要线索；尤其是抄于咸丰末、完成于同治元年的《龙图公案》(未完本)唱本，更具有学术价值。

此时我又参看了国内已绝版或很少见到的《百家公案》、《详刑公案》、《详情公案》、《律条公案》、《廉明公案》、《明镜公案》、《诸司公案》、《新民公案》以及法家公案集明版《萧曹遗笔》、《折狱要编》等。我详细比较了《百家公案》与《龙图公案》的异同，对明清公案小说的形态发展有了较新的判断，写了几篇文章。

大约是九四年，小友胜股高志先生从日本寄来车王府藏曲艺本《三侠五义》与《包公案》复印本，这令我非常感动，开始比较说唱本与《龙图耳录》本的关系。岂知九五年三月，我又赴韩国讲学两年，所有的文献资料又束之高阁，幸好我在首尔大学看到了《百家公案》的异版《包公演义》。九七年回国后，应春风文艺出版社杨爱群同志之邀，为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中的《三侠五义》写了一个小册子，由于限定在五万字左右，不可能全面深入铺展。此后，我又投入撰写《古代小说形态发展史论》与《古代小说名篇赏鉴录》(出版社改名为《古代小说艺术鉴赏》)，包公案的研究又推后了。

去年年初清理图书，在书架顶层看到尘封多年的车府本复印本，突发奇想：何不写一部《论包公案》？三月下旬，中华书局顾青先生等来南开公干，多年不见，相谈甚欢，不经意中谈起写作内容，结果一拍即合，加紧涂鸦，六月底杀青，终于可以回报老友的殷殷盛情了。

尽管本书属通俗读物，但我相信，每题中都有笔者的独特见解，也都有一些可贵的资料供参考的。我特别要指出，《龙图耳录》与说唱《三侠五义》的后半部和结局截然不同，因而是两个版本系统。车王府说唱《三侠五义》、《包公案》与东大本《龙图公案》是一个系统，《龙图耳录》、《三侠五义》、《七侠五义》，乃至《小五义》、《续小五义》是一个系统。《龙图耳录》是散文系统始作俑者。它不是说唱《龙图公案》的翻版，而是再创作。

本书出版承蒙责编徐卫东先生细心编排，对文中观点、词语及引文都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一并深致谢忱。

鲁德才

2007年11月8日于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