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旨在向季羡林先生96岁寿辰献礼。该书收录了季羡林先生《大国学的范围》、《与中国书店谈古旧书业》等2007年度最新作品,是继《病榻杂忆》后季先生最新观点的阐述。书中近300幅图片,以时间为序,将镜头所记录的先生的一生展现给读者,全面勾勒出季羡林先生的人生轨迹、学术研究脉络,其中大部分照片皆为首次对外公开,为研究、爱好季羡林作品的读者提供了较为完整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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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季羡林说自己(镜头人生) |
分类 | 文学艺术-传记-传记 |
作者 | 季羡林 |
出版社 | 中国书店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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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本书旨在向季羡林先生96岁寿辰献礼。该书收录了季羡林先生《大国学的范围》、《与中国书店谈古旧书业》等2007年度最新作品,是继《病榻杂忆》后季先生最新观点的阐述。书中近300幅图片,以时间为序,将镜头所记录的先生的一生展现给读者,全面勾勒出季羡林先生的人生轨迹、学术研究脉络,其中大部分照片皆为首次对外公开,为研究、爱好季羡林作品的读者提供了较为完整的资料。 内容推荐 本书是为国学大师季羡林96岁寿辰的献礼。该书是目前为止,收集季老照片最多的一本书。本书使用了大量季老的生活照以及季老在病房写作的照片,并融合了季羡林先生在不同时期的人生经历与人生体验,将季羡林对人生感悟、理解智慧集于一书。书中还附有200多帧季老各个时期的珍贵照片和题词,再配以《我的自传》、《八十述怀》、《我的学术总结》、《九十五岁初度》等文字,称得上是图文并茂、赏心悦目。而从书末的《与中国书店谈国学、古旧书业》中可以深深感觉到季老坦诚的胸襟与宽广的学术视野,值得我们细细领会。 目录 我写我 我的自传 八十述怀 我的学术总结(之一) 我的学术总结(之二) 我的书斋 在病中——简短的评估 九十五岁初度 与中国书店谈国家、古旧书业 编后记 试读章节 二、我的学术研究的特点 特点只有一个字,这就是:杂。我认为,对“杂”或者“杂家”应该有一个细致的分析,不能笼统一概而论。从宏观上来看,有两种“杂”:一种是杂中有重点,一种是没有重点,一路杂下去,最终杂不出任何成果来。 先谈第一种。纵观中外几千年的学术史,在学问家中,真正杂而精的人极少。这种人往往出在学艺昌明繁荣的时期,比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以及后来德国古典哲学家中几个大哲学家。他们是门门通,门门精。藐予小子,焉敢同这些巨人相比,除非是我发了疯,神经不正常。我自己是杂而不精,门门通,门门松。所可以聊以自慰者只是,我在杂中还有几点重点。所谓重点,就是我毕生倾全力以赴、锲而不舍地研究的课题。我在研究这些课题之余,为了换一换脑筋,涉猎一些重点课题以外的领域。间有所获,也写成了文章。 中国学术传统有所谓“由博返约”的说法。我觉得,这一个“博”与“约”是只限制在同一研究范围以内的。“博”指的是在同一研究领域内把基础打得宽广一点,而且是越宽广越好。然后再在这个宽广的基础上集中精力,专门研究一个或几个课题。由于眼界开阔,研究的深度就能随之而来。我个人的研究同这个有点类似之处,但是我并不限制在同一领域内。所以我不能属于由博返约派。有人用金字塔来表示博与约的关系。笼统地说,我没有这样的金字塔,只在我研究的重点领域中略有相似之处而已。 三、我的研究范围 既然讲到杂,就必须指出究竟杂到什么程度,否则头绪纷繁,怎一个“杂”了得! 根据我自己还有一些朋友的归纳统计,我的学术研究涉及的范围约有以下几项: 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 2.吐火罗文 3.印度古代文学 4.印度佛教史 5.中国佛教史 6.中亚佛教史 7.糖史 8.中印文化交流史 9.中外文化交流史 10.中西文化之差异和共性 11.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 12.德国及西方文学 13.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 14.散文及杂文创作 这个分类只是一个大概的情况。 四、学术研究发展的轨迹——由考证到兼顾义理 清儒分学问为三门:义理、辞章、考据。最理想的是三者集于一人之身,但这很难。桐城派虽然如此主张,但是,他们真正的成就多半在辞章一门,其他两门是谈不上的。就我个人而言,也许是由于天性的缘故,我最不喜欢义理,用现在的说法或者可以称为哲学。哲学家讲的道理恍兮惚兮,以我愚钝,看不出其中有什么象。哲学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天底下没有哪两个哲学家的学说是完全一样的。我喜欢实打实、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这是我的禀赋所决定的,难以改变。所以。我在三门学问中最喜爱考证,亦称考据。考据,严格说来,只能算是一个研究方法,其精髓就是:无证不信,“拿证据来”,不容你胡思乱想,毫无根据。在中国学术史上,考据大盛于清朝乾嘉时代,当时大师辈出,使我们读懂了以前无法读的古书,这是它最大的贡献。 在德国,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其精神与中国考据并无二致,其目的在拿出证据,追求真实——我故意不用“真理’’二字,然后在确凿可靠的证据的基础上,抽绎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德国学术以其“彻底性”(Grandlichkeit)蜚声世界。这与他们的民族性不无联系。 至于我自己,由于我所走过的学术道路和师承关系,又由于我在上面讲到的个人禀性的缘故,我在学术探讨中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中德两方面的影响。在中国,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和汤用彤先生都是考据名手。在德国,我的老师Prof.Sieg和Prof.waldschmidt和后者的老师Prof.H.Lu ders,也都是考证巨匠。因此,如果把话说得夸大一点的话,我承受了中德两方面的衣钵。即使我再狂妄,我也不敢说,这衣钵我承受得很好。在我眼中,以上这儿位大师依然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一生小心翼翼地跟在他们后面行走。 可是,也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到了晚年,“老年忽发少年狂”,我竟对义理产生了兴趣,发表了许多有关义理的怪论。个中因由,我自己也尚不能解释清楚。 五、我的义理 我在我一生所写的许多文章中都讲到我不喜欢义理,不擅长义理。但是,我喜欢胡思乱想,而且我还有一些怪想法。我觉得,一个真正的某一门学问的专家,对他这一门学问钻得太深,钻得太透,或者也可以说,钻得过深,钻得过透,想问题反而缩手缩脚,临深履薄,战战兢兢,有如一个细菌学家,在他眼中,到处是细菌,反而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喝,窘态可掬。一个外行人,或者半外行人,宛如初生的犊子不怕虎,他往往能看到真正专家、真正内行所看不到或者说不敢看到的东西。我对于义理之学就是一个初生的犊子。我决不敢说,我看到的想到的东西都是正确的,但是,我却相信,我的意思是一些专家绝对不敢想更不敢说的。从人类文化发展史来看,如果没有绝少数不肯受钳制、不肯走老路、不肯固步白封的初生犊子敢于发石破天惊的议论的话,则人类进步必将缓慢得多。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常人所说的“真理与谬误之间只差毫厘”、“真理过一分就是谬误”。一个敢思考敢说话的人,说对了了不得,说错了不得了。因此,我们决不能任意胡说八道。如果心怀哗众取宠之意故作新奇可怪之沦,连自己都不信,怎么能让别人相信呢?我幸而还没有染上这种恶习。 总之,我近几年来发了不少“怪论”,我白已是深信不疑的,别人信不信由他,我不企图强加于人。我的怪论中最重要的是谈中丙文化同异问题的。经过多年的观察与思考,我处处发现中西文化是不同的。我的基本论点是东西方思维模式不同:东综合而西分析。这种不同的思维模式表现在许多方面。举其荦荦大者,比如在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丙方对自然分析再分析,征服冉征服。东方则主张“天人合一”,用张载的话来说就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结果是由西方文化产生出来科学技术,在辉煌了二三百年,主宰了世界,为人类谋了很大的福利之后,到了今天,其弊端日益暴露,比如大气污染、臭氧层出洞、环境污染、淡水资源匮乏、生态平衡破坏、新疾病层山不穷,如此等等,哪一个问题不解决都能影响人类生存的前途。这些弊湍将近二百年前英国浪漫诗人雪莱就曾预言过,如今不幸而言中。这些东西难道能同西方科技的发展分得开吗?P88-102 后记 如果,让流水般的生活暂时停一停,给自己做个小结的话,那么,回想起所经历的人和事,偶然和必然,往往会令我们自己都心生感慨。 算起来,短短半年的时间,我们已经先后出版了三部季羡林先生的作品。而手中的这本《季羡林说自己——镜头人生》也在流火的7月即将付梓。终于赶上先生96岁的寿辰了,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我不禁松了一口气。 其实,这个选题从策划到出版,仅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还是“五一”长假期间,意外地接到于华刚社长的电话,大意是一个偶然的想法让他有了这个选题思路,即在先生96岁寿辰时出版一部以他的照片为主的图书,大体的文本结构是以时间为序,以“我”的经历和学术研究为主体……将镜头所记录的先生的一生完整地展现给读者,也算是中国书店送给先生的一份寿礼。 策划思路出来,付诸行动的时候,问题也跟着来了。先生年事已高,研究的领域又广,文章如何取舍?大量的照片又如何收集?先生一贯低调,他会同意吗? 为此,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随于社长再次拜访先生。 其实,每次拜访先生,心情都是复杂的,既不愿打扰他的休息,又盼望聆听他的教诲,因为与他的每一次谈话对我们来说都是知识的积累。 记得第一次拜访他的时候,于社长自我介绍“我是中国书店的”,话音未落,先生很高兴地接着说“哦,中国书店啊,我知道,我知道”。之后的几次拜访,先生都会与于社长探讨古旧书业的问题,还为我们出版的《中国书店藏敦煌文献》题写书名。渐渐地,我也改称先生为“长寿眉毛老爷爷”了。耄耋之年的先生很可爱,一次,蔡德贵教授给他照相,只见他很灿烂地对着镜头微笑,尔后,幽默地冒出一句“表演完毕!”惹得众人大笑。而每次拜访先生也都是愉快的经历。 这一次,当于社长把选题的思路细细地向先生讲明之后,先生当即应允。同时,请助手杨锐老师、蔡德贵教授帮助整理照片和资料。我们的难题很快就解决了。 本想不打扰先生就此告辞,但碰巧那天先生很健谈,与于社长竟又聊了一个半小时。从解放前的古旧书业,到中国书店和旧书业的现状及发展,甚至还谈起了他们双方都认识的故旧……先生的记忆力真好,仍记得几十年前书店的一位师傅常常骑自行车送书的样子。 幸运的是,每次拜访先生我们都做详细的记录,于是,在这本书里,我们把先生这一次的谈话也做了整理收录。而先生的那句“世间多少偶然事?不料偶然又偶然”,此时想起来很有些意味。 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一如既往地得到了李玉洁老师、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蔡德贵教授和先生的助手杨锐老师以及牟宗艳女士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同时,受时间限制等原因,编校中可能仍有错漏之处,请读者朋友不吝批评,提出宝贵意见,以期再版时勘正。 刘小晖 二00七年七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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