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10年，经济的飞跃发展，一个个建设奇迹的出现，足以与新中国的任何时期媲美；那10年，清理废墟，夯实基础；那10年，我们和“苏联”老大哥友好，但我们严持国家的尊严和独立；那10年，共产党的威信之高是空前的，没有这种威信，绝对办不了那么多事情。……50年代啊，让人怀念的年代！

50年代干净。黄赌毒禁绝，人人讲卫生，自不必说。人们心地也干净。50年代祥和。生活水平是低的，但生活质量不低。几个朋友可以组织一个篮球队，取个队名，印在球衣上，你只要自信水平够，可以挂牌邀战专业队。但这不是50年代时代特征的全部。那10年，经济的飞跃发展，一个个建设奇迹的出现，足以与新中国的任何时期媲美……真情如歌，本书让你一起感怀五十年代的中国往事。

八大胡同，一夜之间没了

“嫖客查讫”

“可怜之人”的改造

《千年冰河开了冻》

一支折断烟枪

卖了4个孩子

标志性任务

老“公安”的回忆

“夫妻识字”

“婆媳上冬学”

“买麻花”的笑话

“有祁建华学问大吗？”

“那年代，干净啊！”

归功于“美国鬼子”

女社员进澡堂

“除四害”佚事

麻雀冤狱

不止常香玉捐了飞机

半年，捐了多少飞机？

飞机的命名

有什么捐什么

“看见你们格外亲”

医院的故事

警察的故事

“石光荣”们的家

“刚进城那阵子，吃喜糖多，吃红鸡蛋多”

这悲剧谁也不赖

重婚的无奈

厨房里分出的官阶

三块五能买什么？

食堂，等级从这里分开

人们被“明码标价”

“上级给多少是多少”

什么人可以不交房租？

行政13级：高干

发烧的收获

他啃妈妈的肩章

“挂牌服务”

大校：遗憾的一级

遗闻余絮

一份于部履历书

老百姓的事儿(一)

锅里碗望

补丁衣，补丁鞋

那时的“酷”

陋室安居

安步当车

“当当车”趣闻

老百姓的事儿(二)

堆说那时没有“的”

”风头”情

工厂书记的“红双喜”

腕上春秋

“豆腐账”

“老大哥”情结

儿时印象

苏联专家的贡献

展览馆与“老莫”

一位乌克兰姑娘的悲情往事

“小豆包”们

想起来了，是李文瑞

小学生手册种种

一人给我想一件事

对课本的圮忆

混沌已初开

纯洁的凝聚力

伙伴班

忘不了的曲大哥

小戏迷

一本毕业留言簿

老方——毕业于工农速成中学

附：1953年初中升高中历史总复习题(中国史部分)

在塔尖上

忆当年，他们兴奋满足

大哥哥、大姐姐、大“财主”——调于生

常说的话题

花样的年华，火样的生活

留苏—一美丽而遥远的梦

附：1952年语文高考试题

“高楼万丈平地起”

“解放牌”

爷儿仨都是架子工

肩膀上的十三陵水库

那是个神话

霓羽彩练踏歌声

被遗忘的盛事

“发小儿”侃“片儿”

两个“票友”

牟宏元话当年

飞竿射网斩清波

“乐廊声悠扬，人人竞微操”

那时的“球”

一个体院学生的“50年代”

后记

八大胡同，一夜之间没了

今天50～65岁之间的中国人，活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前，也就是在他们30～45岁之前，大多没有关于“娼妓”的具体概念；“卖淫”这个词的实际含义就更不知所云。一位读书不少的朋友告诉我：那时他曾很神秘地考问过身边的同龄人，果然“他们的眼神几乎都透着茫然。”

原因是：这批人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一个“纯粹”清洁的社会环境中度过。

其实这两个词很有“历史深度”和“社会深度”。追根溯源总有不下千年，讲到它们“生息”的范围，可以说，几乎是“全世界”。“文革”中，一群文化饥渴的孩子撬开大院里的图书馆窗户，爬进去偷书，其中我拿到的有一本叫作《自豪的西班牙》，里面有一句当时不明白却记得很清楚的话：“男孩子到了13岁，就会把他得到的第一笔钱送进妓院。”中国也不例外，而且似乎更甚。远的不说，到了清代，康熙一颁行“弛海禁”的命令，像上海这样的大港口城市，娼业规模就迅速发展到世界一流水平。1917年，英国社会学家甘博耳对世界8大都市的公娼人数和城市总人口的比率做了调查，结果上海为1：137。比例之高，居世界8大都市之首。到1927年，上海的公娼、私娼，再加上各式各样变相娼妓，总数已不下12万人。而抗战时期的北平，据说平均每250名妇女中，就有一人是妓女。

“嫖客查讫”

北京广安门内的报国寺，是现今京城有名的售卖旧书旧货的地方，也是北京各色人等、尤其几代生活在下层的老北京市民爱聚集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听到上至前清，下至“目下”的各种趣闻。一天我就遇上这么一位当众“神侃”八大胡同的“爷”，他的有关八大胡同的歌谣、“套词儿”唱起来绘声绘色，但他年纪才50岁上下。我不免疑惑：“他是打哪儿知道的八大胡同?”老北京人很热情，一来二去我们成了朋友，原来他的关于八大胡同的知识都来自于他的父亲。解放前他父亲给八大胡同送水，听老爷子说，北平解放不久，是个“冬景天儿”，头天还挨户往里送水，第二天早晨，那一片胡同全不让进人了，给封了。就那么快。这位朋友感慨：跟共产党斗，没戏!

这位朋友所说的“八大胡同”，地理位置很具体，在解放前就是指前门外大栅栏观音寺街以西。公认的8条胡同是：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今韩家胡同)、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今棕树斜街)、朱家胡同(今大力胡同)、李纱帽胡同(今小力胡同)。还有一种“版本”：没有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加上外廊营和皮条营。但自从近代有了“八大胡同”这个集合概念，关于它的“成员”，“版本”还远不止这两种，而是随着小环境的兴兴衰衰不停地更迭。而人们嘴边常挂着的“八大”其实是种泛指，说的就是这一带所谓的“风化区”，方圆至少占着十多条到二十多条胡同。如果再“泛”一点，“八大胡同”就是老北京花街柳巷的代名词。《清稗类钞》里形容清末官员：“除却早衙画到，闲来只是逛胡同”。可见那时“胡同”已经和“妓院”是同义语了。而男人如果说去“八大胡同”，意思并不是告诉你“去哪儿”，而是告诉你去“干什么”。

八大胡同形成的远因要追溯到清乾隆时代。当时明令，北京内城禁止开妓院。于是内城妓院大都迁至大栅栏一带。这里离内城最近，而且是外地进京的要道，本来就很繁华，妓院聚集于此，得到极好的发展土壤，从此滋生漫延而成势。当然在此之前这里也并非没有此类场所，只是不像后来那么“繁荣”罢了。而“八大胡同”的得名，也是到了清末的事。

P1-2

50年代单纯。那时电影拷贝少，几个单位演电影要“跑片”。一位放映员顶着寒风蹬车正“跑”着，夜色中两个中学生叫他：“叔叔，这儿有个阿姨病了。”地上正蹲着一位妇女。这位放映员犹豫片刻，做了“两全”的决定：自己驮妇女去医院，中学生跑步去送片子。素昧平生，妇女并不担心一个男人会把她驮向哪里，放映员也不担心中学生把片子送不到上千人等着的放映场。

50年代干净。黄赌毒禁绝，人人讲卫生，自不必说。人们心地也干净，同样40多岁，工人的工资比处长只少二三十元，比局长少不过八九十元。群众对领导信任，领导对群众关心。人心平衡，很少杂念。

50年代祥和。生活水平是低的，但生活质量不低。几个朋友可以组织一个篮球队，取个队名，印在球衣上，你只要自信水平够，可以挂牌邀战专业队。剧场、俱乐部、单位工会，什么时候都红红火火，大一点的单位有自己的业余剧团。一毛钱的票，可以听到彩唱的《借东风》。大学生周末教炊事员跳舞，小学生下课帮老奶奶搬煤，警察像兄弟，医生像姐妹。天蓝蓝的。

但这远不是50年代时代特征的全部。

那10年，经济的飞跃发展，一个个建设奇迹的出现，足以与新中国的任何时期媲美。人民大会堂现在仍被视为时尚殿堂，武汉长江大桥至今还是“天堑变通途”的重要交通纽带。那时的建设速度像神话，但绝没有“豆腐渣工程”。

那10年，清理废墟，夯实基础。至今国家所有的经济建设领域，几乎都发轫于那个年代，所有的工业和科技门类都是在那个年代出现并高速发展。

那10年，我们和苏联“老大哥”友好，但我们严持国家的尊严与独立；我们受帝国主义威胁，但我们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

那10年，共产党的威信之高是空前的，没有这种威信，绝对办不了那么多事情。

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对我说：那时工作多，但人们不觉累，那时困难多，但人们不气馁。那时的人们都有理想，相信有党领着，美好生活一定会在自己手里出现。

也许有人会说，你所讲的只是事情的一面，但我说，我访问到的、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们，首先告诉我的，就是这一面。

50年代啊，让人怀念的年代！

2006年12月15日于北京

这本书终于被赶出来了。

说“赶”，有两层意思，一是朋友们赶着我，不让停下；二是没办法，只有赶工。

那是一年多以前，朋友刘仰东出版了他的《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影响之大始料未及。经他介绍，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林栋，也成了朋友。闲谈之下，他们两个说到还可以再写八九十年代、二三十年代，当然还有五十年代。他们想把上个世纪都“包”了。

因为我生于五十年代，所以就想把五十年代“交”给我。我当时犹豫：我能行吗?人常说“懒驴上磨”，我却是“病驴上磨”，心脏病严重，能顶得住吗?仰东来“鲁”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于是我接下了任务。一年多来，他的“鞭子”常举着，时不时吆喝两声，我常觉力不从心，便消极怠工。眼看交稿日期迫近，他真急了，情辞切峻，那高悬的“鞭子”堪堪就要落下。朋友的古道热肠堵死了后路，没办法，我只有勉力“拉磨”，昼夜兼程。

为写这本书，一年多的时间，我先后访问了不下几十人，并得到了不少朋友的帮助。这其中有张国均、钟秋元、张鹤驭、蔡欲岩、李桐树、汪呈发、王涌、韩汝玢、牟宏元、王育贤、杉野元子、俞克纯、周曾雄、李慧英、屈革、李文燕、王学良、徐鹿学、张学儒、刘述耀、张昶栋、赵季明、李炜、臧灵芝、刘仰东、李高韵、李欣欣、舒振明、邢东田、李晓东、王庆、任导达、田实、刘军、栾晓明、万志健、林晓察、钟志超、吴凤鸣、姚永生、王姬民、路兹基、曹保森、平山、林四年、董小光、马益群、巫慧等等。这中间有父辈、老师和朋友，还有他们的朋友。另外还有一部分人的名字没有提到，这多半是些老同志，那个时代的人有那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在访问之初和写这篇后记要订正人名时，我被告知，在文字中最好不要出现他们的名字。李文燕老师就是其中一位，按说搞体育的人应该充满“张力”，但在这个问题上，她却格外“内敛”，在电话中的语气，是我多年没有听到过的严厉，可我实在不甘心只提“一位李老师”，被我死说活说，最后才“发放”了“许可证”。我在这里向这些“无名”的前辈和朋友们表示歉意和敬意。当然还有些属于我的“一字之师”，在报国寺之类的地方，习惯于一些“半熟脸儿”扎堆闲聊，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再追问几句，往往就是很好的素材，这些“师傅”究竟姓甚名谁，我当然也无从问起。

我要感谢林栋，他是位优秀的编辑。这绝非泛泛之语。一年中，稿子经过几次“折腾”，写好的东西传给他，他总是提出这样那样的意见和建议，每次按他的思路一想，确实大有道理，这些关键思想，使我得以一次次纠偏扶正。有好大夫把脉，我才好换方抓药，“辨症施治”，稿子写到今天这样，如果算得上差强人意，功劳当在此君。所以一次我发短信给他：“有你这样的编辑，我乐于拼命。”

王涌和韩汝玢老师在书中多次提到，但在这里还想说几句。两位老师的善良和奖掖帮助后人的胸怀，每每想到都让我感动。每次访问，他们都尽其所能，给我提供最原始、最直接的素材，其中大多是他们亲身的经历和当年身边发生的典型事例，让我用在需要的章节中是那么合适和“舒服”。在最后阶段到他们家去挑选照片，他们尽其所有，毫无保留，‘甚至最终都不问我写的是什么，照片用在哪儿。这种信任是那么难得和珍贵。

牟宏元老师我要格外表示敬意。他已是70多岁的年纪，俯尊就我，为我写那罕有人知的故事，还专门为此采访一些同龄或更高龄的领导、战友，做事遵时重诺，说几号交稿，只会提前。文字细腻生动，我原样搬用，平添声色。访问中他把当年珍贵的照片一本本让我带回家来选用，这等恩义，难以言谢。牟老师的夫人王育贤老师是我们夫妇多年的朋友，始终关注我们的生活和成长。这次写作过程中，她无时不在关心我的身体，时时嘱咐不可过劳，不可太“赶”，仁善之心，溢于言表。

姚永生是我多年的朋友，人聪明、记性好，自小生活在城里胡同杂院之中，脑子里的陈年往事，“针头线脑”极为丰富，是我写此书的思想和线索宝库，经常被我抓住不放，刨根问底，弄得他不胜其烦。最后恼到一见我就说：“你离我远点，我没那么多功夫陪你扯闲盘儿。要不你书里把我名署上，要不咱俩订个合同，你把稿费匀我一半，我就天天陪你聊。”说是说，逗是逗，有什么问题他还是尽心解答。一次午夜，我写到“香烟”，忽然忘了他曾告诉过我的群英烟多少钱一盒，于是打电话问询，电话那头被吵醒的惺忪和恼怒，我听了都过意不去，只听大叫：“你疯啦，都几点啦!一盒4毛7！”叭，电话挂断了。

杉野元子女士，我的朋友，是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教授，专攻中国现、当代文学。所藏图书、资料甚丰。在她那里竟收有中国50年代初期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相关史料，这在当今国内都极为罕见。应我所求，她慷慨奉献，供我参考，使有些章节增色不少。国际友谊也为本书摄入了“营养”。

还要说几句“老妻”的好话。自接了这本书她就替我担心，关照呵护有加。单说到了最后阶段，为了“整理拼装”，我整日埋头计算机上，竟至月余不出家门。她眼露担忧，嘴含笑意，轧杯橙汁，炖个鱼头，递几片“牛初乳”，润物无声；把床头枕下、计算机旁、书桌上、厕所里都摆上“速效救心丸”，生怕我一口气上不来，牺牲在“磨道”上。

最后再说一句女儿，刚出国留学，正面临一场重要考试，电话中她说：“爸爸，咱俩比赛，看谁考得好。”二十多岁的人了，也不知道是她拿我当孩子，还是她自己没长大。

是友情、亲情、过来人的怀旧之情成全了这本书。

要强调的是，这本书，是人物采访加“道听途说”，再佐以相关史料，“乱炖”而成。但凡沾一个“乱”字，东西就不一定可靠，错舛讹误就“保不齐”，愿读者见谅，愿“方家”指教。

书中所用插图，大多为自己所藏或朋友所赐。但有个别图片，由于时间仓促，一时无法找到作者，在这里谨向提供者深深一揖，遥致谢忱，希望本书出版后该图片所有者及时与本人联系，以便当面表示谢意。

2006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