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向东在《鲁迅与他“骂”过的人》的“后记”中毫不掩饰地说过，他“在总体上是维护鲁迅”。在这本《“骂”人与被“骂”——鲁迅生前身后事》中，这种“维护鲁迅”的姿态是更坚决了，力度也更大了。全书从首至尾，一气贯穿，给人以壮实、浑厚和不得不被其义气感染的阅读感受。

这本《“骂”人与被“骂”——鲁迅生前身后事》，是房向东为鲁迅写出的第三部专著。本书跟《鲁迅与他“骂”过的人》和《鲁迅：最受诬蔑的人》是骨肉相通的。不同的是，这本书不再是具体的个案考察，而是提纲挈领地分条宏观述说，使作者在头两部个案考察中的思索和探究进一步得到升华。

上编·生前

一·“骂人”与鲁迅的伟大

二·蔡元培把西方之花种植在中国的土地上

三·不只是鲁迅在“骂”

四·敢骂与“骂以上的事情”

五·“骂人”与友谊

六·团体与团体中的个人及个人倾向

七·以“现代评论派”为麻雀

八·鲁迅只是抓其一点，不及其余

九·不以亲疏好恶定高低

十·人是会变的

十一·鲁迅“骂”过的人的变化

十二·杂文的“不满”与“骂人”

十三·鲁迅论人的理性态度

十四·鲁迅“骂人”的几种类型

十五·“实骂”与“虚骂”

十六·“大众的灵魂”和“时代的眉目”

十七·鲁迅的“多疑”

十八·历史的环境让鲁迅“刻毒”

十九·鲁迅是单纯的和宽容的

下编·身后

鲁迅：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二〇

“拳王”地位与文坛周期性“感冒”·二一

尸骨未寒，骂声即起·二二

鲁迅一无是处之一：鲁迅不是革命家·二三

鲁迅一无是处之二：鲁迅不是思想家·二四

鲁迅一无是处之三：鲁迅不是文学家·二五

鲁迅一无是处之四：“私德”问题·二六

作为政治符号的鲁迅·二七

喜爱鲁迅作品与忠诚“党国”的矛盾·二八

鲁迅的过错还是时代的不幸?·二九

闻一多与王蒙：鲁迅的“多”与“少”·三十

所谓“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三一

表现自我，以鲁迅为参照·三二

扬此抑彼，客观上伤害了鲁迅·三三

相对的无知者·三四

绝对的无知者·三五

变鲁迅为工具·三六

后记

以“现代评论派”为麻雀

当然，若是进行所谓成分分析，还是右翼团体比较典型。我们以现代评论派为麻雀，来一番解剖。过去，我们总是简单化地斥现代评论派为“帝国主义及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事实是，其成员和主要撰稿人有中间偏左或中间人物。他们中，不少人后来逐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拥护者、支持者和战士，比如原创造社的部分成员和李四光、丁西林、陈翰笙等。有当时就是共产党人，或革命的或倾向进步的文人，他们经常在《现代评论》上撰稿。比如，陈启修、杜国庠、田汉、胡也频等。也有当时确实是偏右的人，如胡适、陈源，甚至后来成为敌人的王世杰、唐有壬等。

现代评论派成员和主要撰稿人倾向的复杂性，必然决定其政治立场、思想倾向和文艺观点的迥异。郭沫若曾经在《创造十年续篇》中说过：“现代评论派构成分子大部分还是有相当学识的自由主义者，所发表的政论，公开地说，也还较开明。”《现代评论》的政治思想比较开明，发表了大量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及支持正义、有进步思想倾向的文章，尤其在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中，发表了一系列抗议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暴行的文章，声援爱国群众运动。悼念烈士。如《上海租界的杀气》、《上海租界的惨剧》、《论上海英捕枪杀中国人事》、《英国侵略中国的概况》、《要纠正政府的外交步骤》、《段政府的高压手段》、《人权的保障在哪里》、《示威运动与警察》、《持久的爱国运动》、《对爱国运动的谣言》、《悼三月十八日的牺牲者》、《论三月十八日惨剧》、《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等。《现代评论》还刊发了不少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拥护支持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如《唯物主义的警钟响了》、《什么是帝国主义》、《劳动阶级政党组织上之二种见解》、《苏联事情的研究与对苏联政策之研究》、《一个月在苏联的所见所闻》等。但是，现代评论派中也有不少人在该刊发表了一系列维护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政府，为他们开脱罪行，向革命群众泼冷水，反对马克思主义、攻击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如陈西滢的许多《闲话》。

与此同时，现代评论派支持拥护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热情肯定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作家作品，批判反击封建复古派和国粹派，甚至连陈西滢也极力推荐过鲁迅的《呐喊》等新文学作品。他们在刊发文章时，没有宗派门户之见，注重发现和培养青年作者，如胡也频、沈从文、凌叔华、李健吾、吴伯箫、施蛰存等。

由此可见，现代评论派无论是在政治立场、思想倾向，还是在文艺观点方面，都是复杂的，具有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

一本《现代评论》，就是多元文化的活标本。我以为，对于现代评论派，既要指出其反人民的一面，也要具体分析，不能因为鲁迅“骂”了现代评论派的某些人，就一概否认现代评论派。事实是，对于现代评论派，鲁迅主要是“骂”陈源，基本上是不及其他人的。至于鲁迅的“骂”胡适，那主要是在上海时期了，与《现代评论》时期的胡适几无牵涉。

我以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论战，有的时候，仿佛矛头是对准了某一团体，但究其实，也只是对准该团体的某一时期或某一具体的人。把对个人的抨击等同于对团体的攻击，这给人以混战的感觉，乱糟糟的，不利于把情况搞清楚。就说“左联”吧，鲁迅抨击过周扬、田汉等，也有对“左联”很失望的时候，但不能以这些为根据，一概否认“左联”。到了“左联”解散时，鲁迅甚至可以说是不大赞同的。

P20-23

这本《“骂”人与被“骂”——鲁迅生前身后事》，是房向东为鲁迅写出的第三部专著。头两部的书名分别为《鲁迅与他“骂”过的人》和《鲁迅：最受诬蔑的人》，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先后于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和二〇〇〇年五月初版印行，并曾经再版重印。这本《“骂”人与被“骂”——鲁迅生前身后事》，跟《鲁迅与他“骂”过的人》和《鲁迅：最受诬蔑的人》是骨肉相通的。不同的是，这本书不再是具体的个案考察，而是提纲挈领地分条宏观述说，使作者在头两部个案考察中的思索和探究进一步得到升华。

房向东在《鲁迅与他“骂”过的人》的“后记”中毫不掩饰地说过，他“在总体上是维护鲁迅”。在这本《“骂”人与被“骂”——鲁迅生前身后事》中，这种“维护鲁迅”的姿态是更坚决了，力度也更大了。全书从首至尾，一气贯穿，给人以壮实、浑厚和不得不被其义气感染的阅读感受。

房向东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生人，这个年龄，值得一说。因为房向东识字和粗通文墨并可以阅读思索的年代，正是鲁迅被当时的政治全方位扭曲性利用的时候。再过些年头，拨乱反正，就出现了王蒙、李准、李不识等人的“‘骂’鲁”风潮。按一般的接受心理讲，房向东该更易于与“‘骂’鲁”风潮合流，或者漠然地听之任之。他这个年龄层的文化人，对一个死掉几十年，被当代政权重用过的名作家，不该在书中发出如此的声调。

然而，房向东比他叔叔辈和爷爷辈同类文化人“走得更远”，他几乎是不顾身家性命地来“维护鲁迅”。不知何种原因，我读过的房向东的一篇妙文没有纳入本书的叙述。在这篇妙文里，他说他是鲁迅坟前的一条忠实的狗，有敢于说坟中人坏话的人，为了保护坟中的鲁迅，他就要对着说鲁迅坏话的人大叫。

的确，正如房向东在本书后记中所说的“鲁迅死了，鲁迅已不能还嘴”，他就要帮鲁迅“还嘴”。也有旷达的文化人认为鲁迅这种文化伟人的业绩与日月同在，不需要后人来保护他。对此论调，我是房向东的同志，我觉得有保护的必要。

一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上海学者，在他的一本鲁迅研究专著的一条注释中，引述了千家驹说及鲁迅与羽太信子关系的话，引用者虽然并无太张扬，但几乎一时间大家都认为鲁迅与周作人决裂，鲁迅的责任更大。也就是说，千家驹的“新论”被没有考据习惯的人当作了史实。

能够容忍这种“大胆假设”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中存在吗?

当然不能。

所以，我欢迎房向东“维护鲁迅”的系列著述的问世!

也还得说一点我的担忧。这种澄清事实的研究，需要花费很大的气力，要做大量的“田野调查”，要取得丰富的证据。否则，就不要去澄清事实。本书中有个别地方，如说蔡元培没有理睬苏雪林，说鲁迅“骂”四条汉子是“模糊思维”因而用不得实证考索，还有一些假设，等等，在我看来，都还有再说的空间。

谨此为序。

二〇〇六年九月十七日

午休后作于成都玉林北街寓所

有一些需要说明的问题。

此书“上编”与“下编”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有关鲁迅与他的论敌的论战，而后者是针对鲁迅去世以后一些文人墨客对鲁迅的种种非议、攻击、谩骂、诬蔑……虽然鲁迅生前并没有对所有的攻击都施以反击，但是鲁迅在世时发表的“骂鲁文章”，对当事者而言，应该说是相对公平的，因为鲁迅有着反击的机会与可能。鲁迅死了，鲁迅已不能还嘴，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表的“骂鲁”文章，多少有鞭尸的嫌疑，这种当事人不能进行辩解的攻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的。

我这么说，也许有人要问：那么，一个人死了，就不能对其进行任何评说了?不，不是的。中国有句话，叫做“千秋功罪，任人评说”，鲁迅已经融入历史，鲁迅已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巨大存在，自然，鲁迅也难逃任人评说的命运。可是，这也不意味着对历史人物可以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进行人身攻击……这一切，与正常的历史评说、学术研究相去何止霄壤!我们欢迎对鲁迅的一切合乎科学精神的学术研究，我们容忍一切从鲁迅本身，或者说从鲁迅的客观存在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事实是，鲁迅去世以后的半个多世纪，我们、甚至有的政治集团也无法堵住那些骂鲁迅的人的口。一些人总是要骂，他们的一生业绩全都维系在“骂鲁”之上，怎么办呢?这也是让人无奈的事。

好在鲁迅有很多的“党徒”，好在鲁迅在某些人的心目中，几乎成了一种伟大的“宗教”。他们骂得，鲁迅的“党徒”们自然批驳得，他们有骂人的自由，一些人也有反驳的自由。我只是鲁迅的一个热心的读者，我是鲁迅“宗教”的一个虔诚的信奉者，我也自认是鲁迅的一个“党徒”，所以，我要尽己所能，我要反驳，我要骂人——骂那些骂鲁迅的人!

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生平业绩时说：凡是为某种事业进行斗争的人，都不可能不树立自己的敌人，因此他也有许多敌人。在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中，他在欧洲是一个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恩格斯：《马克思墓前悼词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三百七十三页)

是的，鲁迅的一生，也是为着正义事业进行不倦斗争的一生，因此，他不可避免地成了现代中国最受诬蔑的人。虽然，“敌人”的概念在这里未必都是阶级或政治的对立，它更多的是指价值观念的不同与思想的冲突。

这本书中所牵及的某些人物，有的是鲁迅的生前友好；有的在总体上对鲁迅有好的评价，只是某一方面出了问题；有的是因为鲁迅生前的批评，给他后来的人生行程带来了种种麻烦……但是，在我看来，生前友好，并不享有鲁迅去世后随便攻击鲁迅的特权；总体上对鲁迅有好的评价，也不意味他对鲁迅某一方面的误解是可以容忍的，就好像一个人的身体总体上是好的，心也好，肝也好，只是脚底流脓了。心好肝好，是不能作为脚底流脓不必上药的根据的。鲁迅的批评也只是一种批评，鲁迅的批评不是法院对某某人的终生判决书。虽然，我对由于鲁迅的批评，而在黑暗时代身羁无妄之灾的人怀有我最真诚的同情，但时过境迁，我觉得黑暗时代留给我们的如果仅仅是对鲁迅的不满，那未免太过肤浅——我们应该痛恨那可痛恨的黑暗时代，黑暗时代之所以可以根据鲁迅的话而致人死地，这反过来又证明了鲁迅去世后，我们是多么需要鲁迅的战斗精神啊!建国以后，如果有一个两个鲁迅，或者如王蒙所说，有五十个鲁迅，我们不说中国的命运，至少中国的精神状态，不会有“文化大革命”那样堕落——只有一个声音，一个以红色的名义传播黑暗的声音。

还有一些人，对鲁迅说了一两句很“艺术”的话，这些话虽然让人不好多说什么，但其中的潜台词却是相当丰富的。比如，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一文中谈到杨荫榆时说：“一九二四年，她做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从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条‘落水狗’。”这句话既表明了她的倾向，又让人抓不着把柄，话能说到这种水平，一般是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才办得到的。又如，叶永烈在《梁实秋的梦》中说：“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现在来评论鲁迅和梁实秋在三十年代那场大论战孰是孰非尚为时太早。留诸后人去论功罪吧。”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并不是什么国家机密，鲁迅也不是中共党史人物，既不存在观点的禁区，也没有史料的封锁，为什么还只有后人才说得清楚呢?我不知道叶永烈的潜台词是不是想说，只有后人才能为梁实秋彻底“平反”?如果是这样，为梁实秋说了几箩筐好话的人也已大有人在，便是在鲁梁论战问题上也是如此，又何须留诸后人?诸如此类的还有很多，我不想一一列举了。他们只说了一句两句，我也不好、也难以多说什么。

最后，我要说的是，骂鲁迅的人让我感到寡味，因为他们并没有骂出新的名堂。他们所有的观点基本上没有超出鲁迅生前与之论战的论敌的水平。比如，“鲁迅不是革命家”，鲁迅生前就有人说他是双重反革命；“鲁迅不是思想家”，梁实秋在鲁迅生前也说过这样意思的话；肯定鲁迅的小说创作，否认鲁迅的杂文，尤其论战性杂文；攻击鲁迅的不宽容、褊狭……这些观点都有似曾相识之感。这是我写完这本书以后的感觉。我真的很有一点瞧不起鲁迅去世后骂鲁迅的人们，过了大半个世纪，怎么就不见有长进呢?要骂，也应该骂出水平来。

感谢已是八十二岁高龄的王景山(王荆)先生为本书写了数千字的序。前些日子，参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九届年会，我们又一次相见，我在日记中写道：“王老八十不见老，文章年轻精神好。”王老说，他的序只能算是读后感，应该放在书后。这是他的谦辞。我认为这是一篇颇有见地、对我也将对读者多有启发的序。王老是德高望重的老学者了，他关于鲁迅的文章滋养了我，他的抬爱，我将铭记在心。

感谢老朋友龚明德先生为本书作序，这也应算是我们友谊的记录。龚兄通读了本书，忙活近十天，做了许多修改，还核实了引文，他是资深编辑，又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专家，由他把关，此书幸甚，在下幸甚。

于桂山钓雪斋

二00六年十一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