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内容主要是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对1957年以后的十年间意识形态领域里所发生的重大论争及其相关问题，分专题逐一叙列。笔者是当时《光明日报》的负责人，亲身经历过这十年的风风雨雨，深切感受过这一段特定的历史，不但难以忘怀，而且将终生受益。

本书内容主要是根据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对1957年以后的十年间意识形态领域里所发生的重大论争及其相关问题，分专题逐一叙列。为的是想由此反映当时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一个侧面，从中吸取应当牢牢记住的教训。书中有关历次学术讨论的记述，只是如实地摘引双方当时发表的论点，笔者一般不作评论。如今时过境迁，有些论者的观点或已有所改变，本书仍照当时的实情反映，以存其真。笔者是当时《光明日报》的负责人，亲身经历过这十年的风风雨雨，深切感受过这一段特定的历史，不但难以忘怀，而且将终生受益。

一、到《光明日报》工作

(一)告别随军记者生涯

(二)意外的风波

(三)改往中央高级党校工作

二、储安平在《光明日报》任职前后

(一)储安平从哪里来

(二)“除报头四个字不改，其他都可以改!”

(三)“独家新闻”和亲约“妙文”的两个“样板”

(四)“党天下”谬论出笼前后

(五)“请君莫奏前朝曲”就是主要教训

三、报史翻开新页

(一)新的领导班子

(二)新的编辑方针

(三)突出报纸特点

(四)请叶圣陶上语法课

四、推动百家争鸣的尝试——关于曹操评价问题的讨论

(一)选择曹操评价问题作突破口

(二)争论的几个热点

(三)毛泽东说：“这个案要翻!”

(四)一个小小的插曲

(五)一场不应发生的风波

(六)一次良好的开端

五、一场导向错误的论战——《新人口论》批判始

(一)对马寅初人口理论的围攻

(二)双方争论的几个方面

(三)康生插手使批判升级

(四)“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说法不对

六、遗传学在争鸣中前进

(一)遗传学界的分歧和争辩

(二)青岛遗传学座谈会

(三)取长补短消除门户之见

(四)又一次历时半年的争鸣

(五)毛泽东对谈家桢说：“我支持你，要大胆地把遗传学

搞上去!”

七、心理学论战的三个回合

(一)1958：批判心理学的“资产阶级方向”

(二)1959：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

(三)1961：关于学科性质的争鸣

八、“拔百旗”到“神仙会”

(一)整风交心和自我改造“大跃进”

(二)“拔白旗”伤害了许多知识分子

(三)傅鹰教授在“双反”运动前后

(四)“神仙会”是自我教育的有效方法

九、曲折发展的教育革命

(一)“实际上把教育搞乱了” (上)

(二)“实际上把教育搞乱了” (下)

(三)要做冷静的促进派

(四)难以忘怀的关注和指点

十、“笔墨官司，有比无好》——关于《兰亭序》真伪问题的讨论

(一)书法史上的千年疑案

(二)“争论是应该有的”

(三)报刊背后的议论

(四)争鸣才能促进学术发展

十一、构成报纸特色的专刊

(一)《光明日报》一大特色

(二)毛泽东说：我看《光明日报》就是看这些专刊

(三)专家学者的热心支持

(四)辛勤耕耘的编者

(五)《史学》主编邓广铭

十二、综合性的《东风》副刊

(一)逐渐创出特色

(二)郭小川的专栏和邓拓的诗文

(三)内部讽刺画的风波

(四)不容周作人“借东风”狡辩

(五)甘愿为作者“作嫁衣裳”

(六)《东风》副刊也得到毛泽东的关注

十三、文艺界的波涛（上）

(一)戏曲和音乐舞蹈改革的讨论

(二)京剧现代戏会演的风波(上)

(三)京剧现代戏会演的风波(下)

(四)从现代戏到“样板戏”

(五)关于“时代精神”的争鸣

十四、文艺界的波涛（下）

(一)《光明日报》上引人注目的作者——“草莽史家”

(二)新编《李慧娘》获得好评

(三)康生曾支持改编，盛赞推荐

(四)康生变脸，伙同江青嗣剿《李慧娘》

(五)孟超惨遭迫害，家破人亡

十五、对《李惠娘》的错误批判

(一)艾、林文章见报和康生强加控制

(二)从学术讨论到政治批判

(三)杨献珍关于“合二而一”的基本观点

(四)批判不断升级，上了敌我矛盾的纲

(五)澄清若干事实的误传

(六)经验与教训

十七、史学领域的风风雨雨

(一)两次“史学革命”

(二)围绕李秀成评价的论战

(三)关于“让步政策”的争论

(四)学术讨论升级为政治批判

(五)翦伯赞的沉冤与平反

十八、揭开“文革”帷幕的一场批判

(一)姚文元妄评《海瑞罢官》

(二)学术界的震惊和愤懑

(三)逐步升级的政治阴谋

(四)吴晗冤案终于彻底平反

十九、八年狱纪事

(一)触犯了迫害狂江青

(二)又捅了毛家湾的马蜂窝

(三)两次被绑架

(四)终被江青关进监牢

(五)妻子被迫害致死、弟弟被逼疯

(六)历四年半斗出一个彻底平反的结论

后记

1956年春天，党组织决定调我到光明日报社工作。我是从哈尔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调来北京的，从此离开了曾经长期工作过的部队。

我于1938年夏天在抗日战争的西战场开始记者生涯。1936年底我在河南读书时因参加进步文艺团体新垦文艺社，在校内外进行抗日宣传，被反动的学校当局加上“思想不正”的罪名“勒令退学”后，奔赴已成国防前线的山西太原参加革命活动。抗日战争初期曾参加山西新军，做政治工作，1938年夏天调往抗日民主政府工作，同年6月在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创办《战斗三日报》，开始记者生涯。1939年11月下旬，我在前往西安治病返回晋西南时绕道延安参观。12月间山西发生阎锡山令其旧军进攻新军和八路军的“晋西事变”，晋西地区的新军奋起自卫反击，苦战兼旬，终因敌我力量众寡悬殊，在给予对方重大杀伤后，于12月下旬向晋西北转移。《战斗三日报》在战火中被毁。这时，我在延安受任国际新闻社特派员。国际新闻社是在周恩来参与谋划下，以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部分会员为骨干，经范长江等人筹备，于1938年12月20日在长沙正式成立的。总社设在桂林，并在重庆设办事处、香港设分社，在全国各重要地区及敌后解放区派遣记者，并设通讯站组织稿件，向国内各地报刊和海外侨报发稿。范长江经常向周恩来请示报告，使国新社的新闻报道工作与党所领导的斗争密切配合。它能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公开的、合法的新闻通讯社，主要是靠周恩来通过复杂、艰苦的王卜争得来的。这次我在延安前后逗留四五个月，访问过延安新闻界、文化界一一些知名人士，幸运地在各种场合见到不少中央负责同志，为国新社撰写通讯多篇，报道了延安风貌和陕甘宁边区革命建设的成就。

1940年5月，我从延安回到晋绥解放区，参加《抗战日报》(以后改称《晋绥日报》)的筹备工作。同年9月18日，《抗战日报》在山西兴县正式创刊，我任通讯采访部主任，同时兼任国际新闻社晋西北通讯站主任，开展国新社的报道业务。这年秋天，我军对敌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以正太铁路为重点对敌展开规模空前的破击战，取得丰硕的战果。对于这次战役的报道，除自己参加采访，还将报社一批记者派往前线部队采访，在《抗战日报》上充分报道这次战役的辉煌战绩。国新社通讯站针对大后方渎者专门组织了大量稿件。晋西北通讯站负责组稿报道的地区，包括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和晋察冀边区，总社寄来的撰稿人和特区通讯员名单中，还有在陕北榆林和绥远西部工作的多人。前后一年左右的时间中，经这里发出的稿件共有二百多篇，经过国民党统治区各报和海外进步华侨报刊传播，鼓舞了人们对于抗战必胜的信念和积极支持前线的热情，同时揭穿了国民党当局和日本侵略者对于共产党、八路军的造谣诬蔑，帮助广大读者了解陕甘宁边区和屹立敌后的晋绥、晋察冀解放区的真相。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非法查封了国际新闻社和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国新社的工作陷于停顿。为了继续宣传共产党、八路军在敌后坚持抗战的丰功伟绩，继续向国民党统治区一些进步报刊提供稿件，抗战日报社党组织决定成立对外发稿科，隶属于我所负责的通讯采访部，利用原来经过围新社所建立的关系，以我个人的名义继续同大后方一些进步的和中立的报刊保持联系，有计划地寄发报道晋绥边区和华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进行战争和建设的稿件。从1941年到1943年，前后联系的大后方报刊有几十家。这些稿件相当广泛地报道了晋绥及华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各方面的真实情况，在国民党统治区读者中传播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对外发稿科所发稿件都经抗战日报社社长和总编辑审核修改，工作情况也定期向报社领导报告。由于这项工作进展较快，成效显著，曾经得到领导的鼓励。

然而，在整风运动的“抢救”阶段，有人戴着“左”视镜，“审查”对外发稿和同大后方各报刊之间的供稿关系，硬说有所谓“特务网”。当时大后方报纸的记者、通讯员经电报局拍发电讯稿时，惯用十个阿拉伯数字互相对调作密码，以保持各自业务上的秘密。因为对外发稿是用我个人的名义，个别报馆寄来特约记者一类聘书时，曾附这种简单密码，要求经电报局拍发专电给他们。其时敌后抗日根据地已经根本没有民用电报局了，这种密码自然也成为废物。但是在“抢救运动”中。却被擅长搞“左”的那一套的人当做有特务关系的证据，纠缠不休。

周恩来知道我在国际新闻社兼任职务的事和在大后方报刊上发表文章的情况，料想这事会给我带来麻烦。1943年秋天，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晋绥军区第八分区司令员韩钧从延安路过晋绥去前线，从延安动身前，周恩来特地嘱托他捎话给抗战日报社社长廖井丹和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穆欣同志这几年向大后方报纸写过不少介绍敌后军民坚持对敌斗争的通讯，对于粉碎国民党诬蔑我们‘游而不击’的谣言，起了好的作用。”

周恩来对于党的新闻工作的重视和深情关怀使我自己由衷感激。但是，当“左倾”成为一种思潮的时候，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也被束之高阁，结果我仍然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在报社担任的职务也被别人“夺权”。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才又作为一个暂归编辑部负责人直接分配任务的“专访记者”，重新外出进行采访活动；并且又向延安《解放臼报》、重庆《新华日报》以及香港《正报》等党的报纸写稿。到1946年春天，除还继续担任报社“专访记者”外，又担任了《人民时代》半月刊的主编。这年夏天，在我接手这个刊物主编后的第二卷还没有出齐，又被调任新华社特派员的职务(活动地区被指定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所辖地区)。

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开始后，原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遵照蒋介石的反动命令，背信弃义，破坏停战协定，调派大军向解放区进犯。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总社特派记者都以军事斗争为报道重点，我便赶往大同前线。当我单人匹马走了九百来里路程，从兴县赶到大同前线的时候，围攻大同的晋绥野战军已将主力后撤。其时盘踞绥远的国民党部队觊觎张垣，倾巢东犯，张家口之战的帷幕正在拉开，我便转往察南前线。不意刚到张垣西南的柴沟堡，因遭国民党军队骑兵偷袭，晋察冀野战军10月11日又从张家口撤出。

国民党军攻占了张家口，达到它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顶点。新华总社在一封电报中指出：进攻延安的战事很可能在最近爆发。

胡宗南集中大军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将其晋南的一些部队调往陕北。11月问，陈赓奉命率领太岳纵队西进吕梁，直抵黄河东岸，协同王震所部发动吕梁战役，保卫延安，解除陕甘宁边区东境威胁。听说这次战役打响了，我又独自从晋绥解放区的北线赶来南线。从察哈尔的柴沟堡到晋西南的隰县，计程二千一百五十五里，沿途要经过敌军占领的地区和许多新解放地区，存在相当的风险。吕梁战役解放了广大地区，给敌以沉重打击，并歼敌第六十七旅，迫使调往陕北的胡宗南部回顾晋西。接着又打汾(阳)孝(义)战役，在晋中平原重创阎锡山部主力，歼敌一万多人。陈赓、王震共同指挥所部，配合陕北解放军部队打乱了胡宗南的部署，推迟了胡军进攻延安的计划。陈赓部队原定西渡陕北参与保卫延安的作战，此时也暂返太岳地区休整待命。这是我首次到陈赓带领的部队采访，其间主要编发战报和评论，也写了少数的前线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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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秋天，我到《光明日报》工作，前后历时十年，担任中共党组书记兼副总编辑、总编辑。这个时期国内外风云变幻，风雨莽苍，党内外风波迭起，政治运动接踵而来。历史的轨迹，在这张中共中央领导的、重点宣传党的文教方针政策的全国性报纸上刻画了清晰的印痕，其间连续开展的学术讨论，尤在人们记忆中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1956年党中央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个方针在执行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曾经经历了许多坎坷、曲折和磨难，未能保持它的连续性稳定性。《光明日报》是一张面向知识分子、以党的文化教育政策为宣传重点的报纸，这个时期编辑部着力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执行，曾经组织开展了广泛的学术争鸣。讨论的内容涉及哲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包括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有些讨论是比较成功的，至今为人乐道。遗憾的是，有些讨论不但未能取得有利于艺术繁荣与科学发展的成效，甚至造成恶劣的影响和严重的后果。报社编辑部主观上极想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但是，这个时期，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历了严重的挫折和失误，当时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的“左”倾错误，不可避免地要在报纸上进行的学术争鸣中有所反映：某些学术讨论变为政治批判，混淆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特别是1963年至1965年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一系列政治批判，是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正如中国共产党十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其时正是全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当时“‘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曾把一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报纸编辑部对于学术争鸣的成败、执行政策的得失，固然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经验的不足，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的缺陷，都会导致工作中的失误。但在“左”倾思潮铺天盖地泛滥开来的时候，根本无法抗拒来势汹涌的“左”倾思潮的侵袭。由于“左”的干扰，有些讨论往往把学术批评搞成了政治批判，对坚持所谓“反面意见”的作者进行政治性围攻，在批评中乱打棍子，乱扣帽子，抓小辫子，又死不松手，等等，曾经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有关戏曲改革问题的讨论由于那个以“文艺旗手”自诩的江青插手，“合二而一”问题的争鸣由于那个以“理论权威”自居的康生的干预，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后者尤使许多同志受到严重伤害。20世纪50年代康生策划、命令各报刊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错误批判，受害者不仅限于马寅初本人和学术界。其间，笔者也曾就文艺方面的问题写过几篇评论文章，因受当时“左”倾思潮影响，持论比较偏激，态度显得粗暴，致使有关同志受到伤害，至今深感歉疚。

实践已经证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条科学的方针。认真地正确地执行这个方针会使我们的国家受益无穷，反对它或者歪曲它就会吃大亏。历次学术讨论的经验和教训很多，能否正确地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能否保障一项学术讨论取得有益的效果，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要把学术与政治分开，不要混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若把学术与政治挂钩，对科学发展、文化繁荣是极其有害的。如果把学术与政治挂钩，学术问题变为政治问题，势必堵塞言路，形成“一花独放”的局面。你在那里挥舞政治大棒，人家避之唯恐不及，谁还敢来和你“争鸣”?

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左”的思潮恶性膨胀，形而上学猖獗达到极点：学术争鸣变成不讲道理的政治上的“大批判”，进而发展成为残酷无情的政治迫害。1965年11月间，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强词夺理，无限上纲，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帷幕，终将吴晗夫妇迫害致死；1966年5月戚本禹批判“三家村”，造谣诬陷，对邓拓进行人身攻击。5月16日各报转载了其在《红旗》杂志发表的《评(前线)(北京晚报)的资产阶级立场》，第二天晚上邓拓同志就含恨离开人间。史学大师翦伯赞、戏曲名家孟超，……许多学术界知名人士都被这种“大批判”逼迫致死。整个“文革”期间，意识形态领域形成“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悲惨局面。

1957年10月至1967年9月，我在《光明日报》正式工作十年，1967年9月至1975年5月在秦城冤狱八年，出狱后又被“专案组”折磨了五年，1979年12月15日才做出了一个能够接受的基本上还算公允、 “不留尾巴”的结论，另行分配了工作。所以细算起来，前后共在这个报社逗留了二十二年。在此期间，无论是在报社忙碌的3600多个夜班加白班，或者是在牢狱“清闲的”2809个日日夜夜，都给自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尤其是在秦城那一段孤寂而严峻的冤狱生活。

本书最末一章，记述的就是秦城监狱屈辱的冤狱生活中经受的残酷折磨、家破人亡的不幸遭遇。限于篇幅，这里记述的只是林彪、江青及其追随者所犯罪行的一小部分。当时所以会出现这种残酷的迫害，乃是林彪、江青一伙违背党的政策，恣意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结果。1972年，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夫人写信给毛主席，反映刘建章无辜被捕及在秦城监狱受到迫害。毛主席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规定的?应一律废除。”1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立即给公安部、交通部和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写了《废除法西斯审查方式》的指示：“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再在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毛主席提出的清查‘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总理要求让每一个受审杏人员都晓得毛主席和他的这一指示。临狱当局表面不敢违抗。他们传达是传达了，并使狱中受难者听了深受感动。但是他们阳奉阴违，依然故我，继续对被审查人员进行非法迫害，如像笔者在本书中所揭露的那样。只不过是程度有所减轻，方式有所变化，稍微收敛一一点而已。“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我们党和我国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揭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犯下的罪行，目的在使这段年长者难以忘怀、年轻者感到陌生的历史“记录在案”，不让这类历史悲剧重演。周恩来同志说得好：

历史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像记忆对于个人一样，一个人丧失了记忆，就会成为白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而一个愚昧的民族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

人们虽然在这场浩劫中经受许多苦难，却也容易在记忆里忘却。写出这些东西，意在备忘。

本书内容主要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对1957年以后的十年间意识形态领域里所发生的重大论争及其相关问题，分专题逐一叙列。为的是想由此反映当时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一个侧面，从中吸取应当牢牢记住的教训。书中有关历次学术讨论的记述，只是如实地摘引双方当时发表的论点，笔者一般不作评论。如今时过境迁，有些论者的观点或已有所改变，本书仍照当时的实情反映，以存其真。笔者是当时《光明日报》的负责人，亲身经历过这十年的风风雨雨，深切感受过这一段特定的历史，不但难以忘怀，而且将终生受益。

要写这本书的念头虽已酝酿很久，真正动笔写起来困难还是不小。经过十年浩劫之后，历年积累的有关资料大部荡然无存，仅只剩下一份十年问的报纸、自己失而复得的笔记，以及极不完全的当年报社出版的内部刊物和残存的少数业务总结之类。许多重要档案已经无法追寻，写起来挂一漏万，错漏自会不少。

本书写作过程中，曾经得到报社内外一些同志的热诚帮助。有的同志提供历尽艰辛保存下来的资料，有的帮助核对书中提到的重要事实，有的费神审阅对其情况比较熟悉的章节。白钢、张绰、杨瑞等许多同志，都曾对本书的写作给予帮助。这里应当特别感谢的，是其时年逾80高龄的原《光明日报》编委、学术部主任黄卓明同志，多年以前他就鼓励笔者写这本书，并曾帮助思考它的框架结构，还为先期撰写的《“合二而一”批判的真相》、《推动百家争鸣的尝试——关于曹操评价问题的讨论》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并多次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不幸他于1998年12月30日已因病逝世)这里，谨向所有支持和帮助本书写作与出版的同志深致谢忱。

2005年9月29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