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鸣狗盗岂为士——王安石<读孟尝君传>》；《尽吾志也而无悔——王安石<游褒禅山记>》；《长恨此身非我有——苏轼<记承天寺夜游>》；《兴废人间几今古——苏轼前后<赤壁赋>》；《辞达理切，姿态横生——苏轼<与谢民师推官书>》；《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苏辙<黄州快哉亭记>》；《对此如何不垂泪——洪迈<北狄俘虏之苦>等纪事文》……雷恩海创作的《唐文》选取颇具代表性的作家和文章，同时适当照顾文体类别，使读者能够对宋文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雷恩海创作的《唐文》选取颇具代表性的作家和文章，同时适当照顾文体类别，使读者能够对宋文有一些初步的了解。《唐文》以讲故事的方式讲解文章，在论析文章时，介绍相关背景、写作之事件及对象，剖析文章的整体结构、内在思理、作家的情怀，同时也适当地分析文章论事析理、遣词造句的艺术性以及风格特色。

谪宦谁知是胜游

——王禹傅《黄州新建小竹楼记》

风节卓荦传千秋

——范仲淹《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

致君泽民，先忧后乐

——范仲淹《岳阳楼记》

深厚雄博，非韩不学

——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

爱贤若渴，铨选人才

——欧阳修《送曾巩秀才序》

胆气浩然，折冲万里

——欧阳修《与高司谏书》与《朋党论》

高轩曲水慰愁颜

——苏舜钦《沧浪亭记》

淤泥难染，秉性不天

——周敦颐《爱莲说》

进德修业，唯勤而已

——曾巩《墨池记》

守道不苟。勇于作为

——曾巩《赠黎安二生序》

勤学不倦。圣贤可及

——王安石《伤仲永》

鸡鸣狗盗岂为士

——王安石《读孟尝君传》

尽吾志也而无悔

——王安石《游褒禅山记》

长恨此身非我有

——苏轼《记承天寺夜游》

兴废人间几今古

——苏轼前后《赤壁赋》

辞达理切，姿态横生

——苏轼《与谢民师推官书》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苏辙《黄州快哉亭记》

对此如何不垂泪

——洪迈《北狄俘虏之苦》等纪事文

一腔忠愤有谁知

——宗泽《上乞毋割地与金人疏》

落日镕金，人在何处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千戈去罢忆故国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

怅望关河空吊影

——岳飞《广德军金沙寺壁题记》

几人真是经纶手

——辛弃疾《美芹十论》

循序渐进，熟读精思

——朱熹《朱子语类·读书法》

涵泳工夫兴味长

——陆九渊《白鹿洞书院讲义》

凛凛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指南录)后序》

怅望千秋一洒泪

——谢翱《登西台恸哭记》、邓牧《吏道》

黄冈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节，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价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圯毁，榛莽荒秽，因作小楼二间，与月波楼通。

竹楼的创意非常妙，用竹子这种材料建屋盖楼，无论房屋大小和舒适与否，首先给我们足够多的文化意义上的暗示。竹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积极的意义，经常作为高洁的人格理想的象征出现。苏轼就曾说过：“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在这些有很高精神追求的大文人心中，俗是一件无法容忍的事情。因为坚持己见，不愿向流俗低头，王禹偶数次被贬，竹子在这时也自然成为王禹俑可以借之抒发自己身世之叹最好的对象。苏轼要求的是自己居所要有竹林相伴，不意王禹俑的做法更绝，直接拿竹子来建楼。在王禹傅看来，选竹子盖楼是因为“价廉而工省”，但住进竹楼之后，享受到的却是奢华的感受：

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复，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和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鹤氅，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销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

竹楼风景如此之美，视野如此之开阔，令人心旷神怡。居于竹楼，四时之景象不同，而竹楼之风光月色之美不同。王禹俑尽情享受竹子与各种自然界物象配合所产生的视听感受，这些感受都行之于声色而达之于心，读来使人心动。“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和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在小楼中。沉醉于琴棋书画，被贬谪的王禹偶，尽情享受着自然之美。这中间有个有趣的情节，抚琴、吟诗、弈棋，是历代文人雅士都乐于做的事情，投壶一事则在宋代文人中更为流行。竹楼之中，抚琴、吟诗、弈棋与投壶一起，成为王禹偶得以排遣郁闷的活动，“丁丁然”“铮铮然”这些声响让竹楼更充满乐趣。投壶是宋代文人喜爱的一种游戏。欧阳修《醉翁亭记》说：“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奕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写道：“四月谓之初夏，气序清和，昼长人倦，荷钱新铸，榴火将燃，飞燕引雏，黄莺求友，正宜凉亭水阁，围棋投壶，吟诗度曲，佳宾劝酬，以赏一时之景。”这些记载无疑表明投壶在宋朝是多么普及，当时很多文化名人也都是非常喜欢享受此中乐趣的。欧阳修《归田录》记载：“杨大年(杨亿)每欲作文，则与门人宾客饮博、投壶、弈棋，语笑喧哗，而不妨构思。”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中写道：“司马温公既居洛，每对客，赋诗谈文，或投壶以娱宾。”司马光还曾作诗道：“呼奴扫南轩，壶席谨量度。轩前红薇开，蒙下鸣泉落。必争如五射，有礼异六博。求全法垂成，倒置畏反跃。虽无百骁巧，且有一笑乐。交飞觥酒满，强进盘飧薄。苟非兴趣同，珍肴徒绮错。”甚至连豪气千云的岳飞也能在投壶中找到乐趣，《宋史·岳飞传》形容岳飞“好贤礼士，览经史，雅歌投壶，恂恂如书生。”吟诗、围棋、投壶，使王禹俑的日常生活充满了自足与快乐。

接着，文章由动转静，王禹倩在公务之暇，进入一种修真体道者的玄想之中。“披鹤氅，戴华阳巾”都是道士的标准服饰配置。“鹤氅”又叫“神仙道士衣”，就是斗篷、披风之类的御寒长外衣，此类衣服最初是用鸟类的羽毛制成，取道家“羽化升仙”之意。闲居中，王禹俑在思想境界中也是出入于儒道之间，借此获得心灵的大自由和大宁静，“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并由此而体味到了“谪居之胜概”。p5-6

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曾说：

立身以求学为先，求学以读书为要。

欧阳修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认为人生如果要有一番作为，就要努力求学读书。千余年过去，时至今日，立志向学，勤奋读书，教育强国，已经形成社会共识。然而读什么书，如何读书，依然是许多人困惑和思考的问题。

人们常说“开卷有益”，又说“好书不厌百回读”，所谓的好书、有益的书，应该指的是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何谓经典？瑞士作家赫尔曼·黑塞在《获得教养的途径》中认为，经典作品是“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人文学科都有各自的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诸如“哲学经典”、“史学经典”、“文学经典”等等。范仲淹曾经说过：“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上时相议制举书》)儒家把《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尊为“六经”，文人学士研修经典的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六经之旨不同，而其道同归于用”。“故深于《易》者长于变，深于《书》者长于治，深于《诗》者长于风，深于《春秋》者长于断，深于《礼》者长于制，深于《乐》者长于性。”(陈舜俞《说用》)范仲淹与其再传弟子陈舜俞都是从造就经邦济世的通才、大才的角度论述儒家经典的。但古人研读经典，由于身份不同、目的不同，取径也不尽相同。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指出：“古文家、道学家和政治家一样的宗经，但是古文家于经中求其文，道学家于经中求其道，而政治家则于经中求其用。”

就文学经典而言，文学经典指的是具有深厚的人文意蕴和永恒的艺术价值，为一代又一代读者反复阅读、欣赏、接受和传承，能够体现民族审美风尚和美学精神，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和当代存在性，能不断与读者对话，并带来新的发展，让读者在静观默想中充分体现主体价值的典范性权威性文学作品。“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论。”(刘勰《文心雕龙·宗经>)

由于经典之作要经历时间和读者的检验，所以经典作家、经典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会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读者和作家一起赋予了经典文学的经典含义。即就宋词而言，词体始于隋末唐初，发展于晚唐五代，极盛于两宋。但在宋代，词乃小道，不登大雅之堂，终宋一代，宋词从未取得与诗文同等的地位。欧阳修在《归田录》中曾记载：

钱思公(惟演)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唯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读小词。盖未尝顷刻释卷也。

虽然欧阳修之意在赞扬钱惟演好读书，但言及词则日“小词”，且小词乃上厕所所读，则其地位可知。即就宋代词坛之大家如苏轼，在被贬黄州时，为避谤避祸，开始大量作词；辛弃疾于痛戒作诗之时从未中断写词的事实，也可略知其中信息。直至后世的读者研究者，越来越感知和发现了词体的独特的魅力——“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王国维《人间词话》)，才把词坛之苏辛，视如诗坛之李杜，赋予了宋词与唐诗相提并论的地位。

其他文体中如元杂剧之《西厢记》、章回小说之《水浒传》，也曾被封建卫道士视为“诲盗诲淫”之洪水猛兽而遭到禁毁，但名著本身的价值、读者的喜爱和历史的检验，奠定了它们经典之作的地位。

在一些经典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中，读者甚至参与了经典作品的创作。李白的《静夜思》就是一个典型的个例。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宋代刊行的《李太白文集》、《李翰林集》中《静夜思》的原貌为：

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

当代著名学者瞿蜕园、朱金城、安旗、詹瑛所撰编年校注、汇释集评本《李太白集》也全依宋本。但从明代开始，一些唐诗的编选者(读者)开始改变了《静夜思》的字句，形成了流行今日的李白的《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所以，经过了历史长河的淘洗和历代无数读者检验而存留至今的中华文明宝库中的经典文学作品，是中华民族精神智慧的结晶。那么，在大力弘扬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学习阅读自《诗经》、《楚辞》以来的文学经典？古人的一些经典之作和经典性论述可以为我们借鉴。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是苏轼在元丰七年四月，自九江往游庐山，在山中游赏十余日之后所写的《题西林壁》诗。一生好为名山游的苏轼，在畅游庐山的过程中，庐山奇秀幽美的胜景，让诗人应接不暇。苏轼于游赏中惊叹、错愕，领略了前所未有的超出想象的陌生的美感。初入庐山，庐山突兀高傲，“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移步换景，处处仙境，诗人喜出望外，“自昔忆清赏，初将杳霭间。如今不是梦，真个在庐山！”庐山幽胜美不胜收，于是诗人在《题西林壁》这首由游山而感悟人生的诗作中，寄寓了发人深思的理趣。苏轼之后，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解读诗作给予人们的启悟。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

诗人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

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而苏轼的《题西林壁》正是诗人对于人生对于庐山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带有特有的东坡印记的智慧之作。古往今来，向往庐山，畅游庐山的游人难以数计，而神奇的庐山给予游人的感触各有不同，何以如此呢？因为万千游客，虽同游庐山，但经历不同，观赏角度有别，学识高下不一，游赏目的异趣，他们都领略的是各自心目中的庐山，诚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正如钱钟书《谈艺录》中所说：“盖任何景物，横侧看皆五光十色；任何情怀，反复说皆千头万绪。非笔墨所易详尽。”所以，换个角度看世界，世界会更加丰富多彩：换个角度看人生，现实人生就会更具魅力；换个角度读经典，你会拥有你自己的经典，经典会更加经典。

千江有水千江月，干江水月各不同。古今中外的许多经典作家正是以独特的眼光观察大干世界，以独到的思维角度思考人生，以生花妙笔写人叙事，绘景抒情，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创造出一部部永恒的经典。“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其要因之一就是经典作家能够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眼光独到，视点独特，思想深邃，能发前人之所未发。即以被称为“拗相公”的王安石为例，作为勇于改革的政治家，思想深刻的思想家，他的诗、文、词创作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四川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的《宋文选．前言》中说：

王安石的文章大都是表现他的思想见解，为变法的政治斗争服务的，思想进步故识见高超，态度坚决故议论决断。其总的特色是在曲折畅达中气雄词峻。议论文字，无论长篇短说，都结构谨严，析理透辟，概括性强，准确处斩钉截铁，不可移易。

这一段话是评价王安石散文风格的，用来概括他的诗词特色也颇为恰切。王安石由于个性独特，识见高超，所以喜欢做翻案文章。他的这一类作品不是为翻案而翻案，而是确有独到深刻的见解，其《读史》、《商鞅》、《贾生》、《乌江亭》、《明妃曲》均是如此。即以其《贾生》而言，司马迁《史记》有《屈原贾生列传》，对贾谊的同情叹惋之意已在其中。李商隐因自己人生失意，对贾谊抑郁失意更为关注，其《贾生》诗日：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这首咏史诗在切入点的选取上颇为独到，在对贾谊遭际的咏叹抒写之中，蕴含着深沉的政治感慨和人生伤叹，而这种感慨自伤情怀颇能引起后世怀才不遇之士的情感共鸣，给予了高度评价。但王安石评价历史人物的着眼点则跳出了个人人生君臣遇合的得失，立足于是否有用于世有助于时的角度，表达了独特的“遇与不遇”的人生价值观。遇与不遇，不在于官场职位的高低，而在于胸怀谋略是否得以实行，是否于国于民有益：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

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以人况己，以古喻今，振聋发聩，这样的诗作才当得上“绝大议论，得未曾有”的美誉。无论是回首历史，还是关注现实，抑或是感受人生，往往因作者的视角不同，立场观念有别，而感发不一，所写诗文，各呈异彩。

但是我们在阅读体验中还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现象：读者有时所欣赏的并不是作者的得意之作，而有时候作者所自珍的，读者却有微词。欧阳修《六一诗话》有这样一段文字：

晏元献公文章擅天下，尤善为诗，而多称引后进，一时名士往往出其门。圣俞平生所作诗多矣，然公独爱其两联，云“寒鱼犹著底，白鹭已飞前”，又“絮暖觜鱼繁，露添莼菜紫”。余尝于圣俞家见公自书手简，再三称赏此二联。余疑而问之，圣俞日：“此非我之极致，岂公偶自得意于其间乎？”乃知自古文士不独知己难得。而知人亦难也。

欧阳修这种阅读体验不止一端，刘牧《中山诗话》记载：永叔云：“知圣俞者莫如某，然圣俞平生所自负者，皆某所不好。圣俞所卑下者，皆某所称赏。”于是也感慨知心赏音之难。

正因为知心赏音之难，所以古人强调阅读欣赏应该知人论世。于是了解探究历史，就有“纪事本末”类的系列著述。阅读欣赏诗词，即有《本事诗》、《本事词》、《词林纪事》、《唐诗纪事》、《宋诗纪事》、《明诗纪事》、《清诗纪事》等著作；阅读唐宋散文，也有《全唐文纪事》、《宋文纪事》之类的著述。对于读者而言，这些著述有助于我们由事知史，由事知人，进而由事知诗，由事知词，由事知文：或者说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相关诗、词、文的深入了解。正是从这个视点出发，出于弘扬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兰州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故事里的文学经典”、“故事里的史学经典”、“故事里的哲学经典”(统称为“换个角度读经典”)系列丛书，同样出于历史使命感，我们愉快地接受了“故事里的文学经典”系列的撰写工作，首批包括《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唐五代词》、《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唐文》、《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宋文》、《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北宋诗》、《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南宋诗》、《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元曲》、《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唐诗》、《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宋词》。

当凝聚着丛书的策划者和撰著者共同心血的著述即将付梓之际，我们为和兰州大学出版社这次愉快的合作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共同的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目标，出好书就成为我们共同的意愿，所以撰写以至出版的一些具体问题，就很容易通过沟通达成一致。参与丛书撰写的同仁均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科研工作，怎样让经典文学作品走出大学的讲堂，走向社会，走向千家万户，是我们长期思考的问题；而由学者在一定研究基础上撰写的，面向更为广大的读者群的融学术性的严谨和能给予读者阅读的知识性、愉悦性则是出版社策划者的初哀。合作的愉快也为我们下一步自汉魏至明清诗、词、文部分的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由“本事”或者说由“故事”入手诠解阅读文学经典是我们的共识。

那些与诗、词、文密切相关的“本事”，在古典文学名篇佳作的赏鉴研读中，主要是指与相关作品的创作、传播以及作家的生平遭际有关的“故事”，抑或是趣事逸闻，其本身就是最通俗、最形象吸引读者的“文学评论”，许多流誉后世的名篇佳作，几乎都伴随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或传说。这些故事或发生于作家写作之前，是为触发其写作的契机，所谓“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或是出于一种自觉的责任感使命感，“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有些诗文本身就在讲故事，史传文学本身就与后世小说特别是传奇小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唐宋散文中的一些纪传体散文名篇诸如《张中丞传后叙》、《段太尉逸事状》、《杨烈妇传》、《唐河店妪传》、《姚平伸小传》等颇具小说笔法。即如范仲淹之《岳阳楼记》，王庭震《古文集成》中也记述说：

《后山诗话》云：“文正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日：‘传奇’体耳！”《传奇》，唐裴铡所著小说也。

有些诗歌也是感人的叙事诗，在很多读者那里了解的苏小妹的故事，只是民间的传说，得之于话本小说《苏小妹三难新郎》、近年新编的影视作品《鹊桥仙》等。人们出于良好的心理愿望，去观看欣赏苏小妹和秦观的所谓爱情佳话。让聪明贤惠的苏小妹和苏轼最得意的门生秦观在虚构的小说、戏曲、影视作品中成就美好姻缘，而不去考虑受虐病逝于皇祜四年(1052)的苏洵最小的女儿、苏轼的姐姐八娘，和出生在皇祜元年(1049)的秦观结为秦晋之好是根本不可能的！而苏洵的《白尤》诗即以泣血之情记述了爱女所嫁非人，被虐致死的锥心之痛。但长期以来，由于资料的散佚，些研究苏轼的专家对此亦语焉不详，台湾学者李一冰所著《苏东坡新传》即日：

苏洵痛失爱女，怨愤不平，作《自尤诗》以哀其女(今已不传)。

我们依据曾枣庄先生《嘉祜集笺注》收录了《自尤》诗并叙，并未多加诠释，因为诗作本身就为我们含悲带愤地讲述了一个凄惨的八娘的短暂的一生的悲剧故事。苏小妹不是一个传说！

当然，也有一些故事发生在诗作传播之后，如《舆地广记》和《艇斋诗话》都记载，苏轼“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传到京城，章障认为东坡生活快活安稳，于是又把诗人贬到海南。但是不论诗人是直书其事，还是借史言事，是因事论事，还是即事兴感，与诗作相关与诗人遭际相关的故事，都有助于我们对经典诗文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去读解诠释。

在“换个角度读经典”系列丛书之“故事里的文学经典”(第一批)将要出版发行之际，我们对兰州大学出版社的张仁先生、张映春女士为之付出的大量心血和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表示由衷的感佩；对兰州大学文学院党政领导班子，特别是张炳成同志对于丛书的写作出版自始至终的关注支持深表感谢。同时，由于切入角度不同，对于相关诗、词、曲、文名篇的诠解也仅是我们的一得之见，所以我们热望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乐作舟，愿读者诸君和我们一起愉快阅读经典的同时，换个角度，读出我们各自心目当中的经典。

庆振轩

二○一三年八月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