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作者耗时十年，深刻研究这一冤案，是因为它具有典型性，它将党的“左”倾错误、政治体制的弊端、传统文化的糟粕，以最集中的形态裸露于世。阅读本书，不仅在于了解冤案发生、发展以及最后结局，而且在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过去，建设现在，把握未来。

“赵健民特务案”是“文革”期间康生一手制造的一起特大冤案。这起冤案，使身为云南省委负责人的赵健民被非法关押长达八年，一百三十八万七千余人被审查，十七万五千余人被立案审查，一万七千余人被打死、逼死。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云南省委关于

“赵健民冤案”的文件(摘录)

序一

序二

第一章 当“宣判”到来的时候

第二章 “文革”初期的有限抵制

第三章 第一位被揪斗游街的云南省委负责人

第四章 人民大会堂，面见康生进忠言

第五章 搏斗于险风恶浪之中

第六章 京西宾馆，义正辞严驳康生

第七章 夫人杨瑞波风雪出京城

第八章 惊心动魄的“滇西挺进纵队”假案

第九章 京西半壁店，初期监禁的日子里

第十章 交通干校，漫长的六百三十四天

第十一章 被捕，秦城监狱二十日

第十二章 大迫害到来前的紧锣密鼓

第十三章 大迫害

第十四章 建立“政治边防”中的大迫害

第十五章 云南特监中的抗争

第十六章 青史不容污

第十七章 家庭，在风雨中飘摇

第十八章 穿透乌云的一线阳光

第十九章 栽赃、陷害的《审查结论》

第二十章 历尽磨难的上访

第二十一章 乍暖又寒

第二十二章 正义的裁判

第二十三章 劫难过后

后记

阎红彦死后，被造反派称之为“云南的大党阀”、“阎老二”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孙雨亭成为造反派攻击的首要目标。1月16日，造反派成立了“打倒孙雨亭联合作战部”；17日晚，召开了十万人的首次“打倒孙雨亭大会”。时隔五天，又召开了“打倒孙雨亭第二次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没有提打倒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口号。因这一“原则”分歧，昆明地区的造反派正式分裂了。由“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等组成了“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后来人们称之为“炮派”；由“昆明工学院八二三战斗兵团”等组成了“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后来人们称之为“八二三派”。

在上海“一月风暴”的示范下，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夺权的浪潮迅速推进到边陲省份云南。所谓“大联合夺权”，指的是“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所以，从一开始各派群众组织就各执己见，互不相让，都自认为是“革命造反派”，理应夺权；都排斥对方，并欲摧垮之，以至演出了夺权与反夺权的活剧。发展到后来，形成了两派大范围、大规模动用武力抢权，陷入了“内战”的境地。1月26日上午，“炮派”兵分两路，一路人马夺了省人委及所属各厅局的权，一路人马夺了省委和昆明市委的权。同日晚上，“八二三派”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十万人“大夺权誓师大会”。会后，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开进了省委机关，当着周兴、赵健民的面，宣布夺权。

两大派组织重复夺省委的权，冲突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伴随着愈来愈浓的夜色，两派之间“谁是真革命派”的大辩论也愈辩愈烈。

夺权!夺权!!夺权!!!在夺权声中，中共云南省委和省人委瘫痪了，云南全省各级党政机构瘫痪了。各级“走资派”在夺权中被斗争，被批判，被勒令交待问题，被体罚。戴高帽游街还算得上是较文明的，更严厉的是披麻衣、戴白袖套、染黑脸，沿街示众。解放十八年之后的云南大地，“旧”的政权在不情愿中塌台了，而“新”的政权在纷争中难产。社会，处在动乱之中。

然而，社会的管理不允许出现长时间的真空，现代社会尤其如此。2月10日，中央电召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周兴、赵健民、郭超、薛韬，省委常委刘林元，省监委副书记周力赴京，讨论云南形势，研究对策。两大派群众组织也分别推选代表赴京。抵京后，周恩来和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接见了他们。周恩来在接见两大派群众组织代表时说：对干部要区别对待，搞“三结合”，要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做自我批评；中央准备对云南实行军管，来帮助、推动实行大联合、“三结合”；革命造反派既要夺走资派的权，又要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你们要搞归口联合。赵健民等来到北京后，住在京西宾馆。面对着造反派冲击党政军机关、揪斗各级领导干部、层层夺权导致社会动乱而忧心如焚的赵健民，出于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目的，在京期间主动给“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写信，要求当面汇报云南的情况。

2月28日晚饭后，康生、关锋到了京西宾馆。赵健民因外出，未能见面。当赵健民回到京西宾馆得知后，立即给康生处去了电话。康生处的一位姓张的秘书将赵健民接到了人民大会堂南侧的西会议室。张秘书告诉赵健民，康生正在接见西安来京的造反派，请赵等候。赵健民一个人在会议室中静静地等候着。安静的环境使他得以集中精力思考着要汇报的问题。当汇报方案逐渐形成后，赵似乎感到轻松了许多。这时，他看了看手表，时针已指向午夜十二点，1967年2月份即将成为历史。会议室内暖气有点过热，赵健民感到头有些发昏，不知不觉地靠在沙发上睡着了。笔者不知道昏睡中的赵健民是否做过梦，是好梦还是噩梦。然而，这来临的3月的第一天，迎接他的将是厄运。

3月1日午夜一时许，精神抖擞的康生来到了会议室。醒来的赵健民赶忙汇报问题。开始谈话的节奏较慢。不一会儿，服务员端来了夜餐，康生边吃边听，赵健民也一块吃起夜餐，边吃边汇报。一位身着军装的中年男子端坐在旁边，认真地做记录。赵健民在扼要地介绍了云南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如阎红彦之死、两派对立夺权等之后，集中地谈了三点意见。

赵健民说：“我们党的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是毛主席的指示，也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康生轻轻地点了点头说：“是的。”

赵健民话锋一转：“但现在云南省和昆明的党政机关，普遍被夺权；领导干部，普遍被揪斗，这是违反毛主席关于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指示。”

赵健民停顿了片刻又慢慢地说：“对于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我们现在还在向造反派讲，可是没有人听。像这样搞文化大革命，是执行中的问题呀，还是理论不联系实际?”

康生注意听着赵健民后面这句话。

赵健民接着说：“文化大革命对干部打击面宽了。中央有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下面连支部书记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想不通。”

赵健民恳切地说：“对于主席关于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一指不，中央现在应该三令五申。”

在赵健民看来，他的这一意见是符合毛泽东的指示的，是正确的。几天之前，当他看到2月3日毛泽东与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的谈话内容时，异常兴奋。毛泽东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但赵健民没有仔细品味毛泽东同时讲的另一段话：“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

在柔和的灯光下，赵健民继续反映着第二点意见。“现在搞大民主，是不是要搞这样大的民主?是不是可用多开党代会、七千人大会的形式?”“可能中央召开党代会有困难，如请外国兄弟党代表团参加等，但省以下应多开党代会，使主要领导干部接受党员的监督。据我个人了解，山东、云南两省党代会开得就很少。这样，领导干部很难得到党员、群众的监督，所以文化大革命以来，很多书记就下不了台。”“今后省、县和基层应多开党代会，使领导干部经常受到监督。平日多发扬小民主，就不会积那么多意见，这样大民主一来，领导干部就不会下不了台。”

P22-24

那场给党、国家、民族造成巨大灾难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结束二十余年了，但是许多事情至今我仍记忆犹新。平反“赵健民冤案”，就是其中的一件。

“文革”中期，我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4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兴起后，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在山东的追随者，颠倒黑白地批判了袁升平同志和我。面对再次出现的社会动乱，我不禁忧心如焚。1975年1月，邓小平同志被委以重任，实际上主持中央和军委的日常工作。这时，我似乎在漫漫长夜中看到了一线曙光。于是，就致信小平同志，要求换一个工作环境。9月间，接到调令，去云南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就这样，离开了战斗、工作、生活三十年的山东。到云南不久，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就垮台了。1977年2月，中央改组了云南省党、政领导班子，任命我为省委副书记(后为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委分工我负责揭批查运动和政法工作，后又要我分管党群口并兼任组织部长。这一时期，我把主要精力用在清查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及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调整各级领导班子的工作上。

云南是“文革”中的重灾区，十年中，各种冤假错案如麻，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与赵健民同志相联系的一批案子。当时，我的指导思想很明确，错了的就要改，公开批判的就要公开平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恢复党的形象，维护党的威信；才能团结前进。在来云南之前，我虽在山东多年，而赵健民同志在50年代担任过山东省省长，但彼此并不熟悉。只是听说，赵健民同志不同意将向明、王少庸等同志定为反党集团，“大跃进”中不相信聊城等地区能亩产万斤粮，因而被扣上了“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并被撤销了省长的职务。还听说，赵健民同志不但不同意省委(实际上是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强加给自己的罪名，而且还在有一千多人参加的省党代会上据理进行了反驳。他这种不畏高压、勇于抗争的举动，得到了山东的大多数干部的暗中拥护，认为是给被压制被批判的干部出了气。

我接手云南省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后，经过研究，得出结论：赵健民同志一案的要害是他刚正不阿，直率地批评“文革”中的“左”倾错误，而遭到康生及其追随者的诬陷。对康生等人的迫害，赵健民同志据实予以了批驳，被关押后一直进行抗争。对他这种坚贞不屈的英勇行为，我是赞许和钦佩的，当时就认为这个案子应该平反。要平反，并非没有阻力。有的人曾用威胁的口吻告诫我：“赵健民的案子是康老定的，不能动。”我当即回答：“不管是谁定的，都要实事求是。”1978年夏天，这起审查一百三十八万多人、打死逼死一万七千多人的“赵健民冤案”，经中央批准得到了彻底平反。

这一特大冤案具有典型性。它将党的“左”倾错误、政治体制的弊端、传统文化的糟粕，以最集中的形态裸露于世。解剖这一冤案，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过去、建设现在、把握未来，有着重要的意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一书的问世，应该受到欢迎。

作者告诉我，书中不仅要再现冤案的发生、发展以及最后结局的全过程，而且要剖析冤案出现的原因。我认为这个指导思想是十分可贵的。作者强调，这部书不是“纪实文学”，而是力求写成一部信史；书中可能有个别史实因考辨不够而与事实有些出入，但绝没有任何故意编造或虚构的成分，并表示竭诚欢迎读者就史实、观点进行指正。我觉得作者的学风是严谨的，这也正是“文革”史研究必须遵循的原则。

“文化大革命”，不仅给亿万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造成了深重的创伤，而且也对后人带来了负面影响。今天，每一位严肃的共产党人，都应正视“文革”，重视“文革”史的研究。恩格斯说得好，“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让我们认真研究“文革”史，从中汲取教训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高举邓小平理论这面旗帜，把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997年9月

1978年，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中央任命赵健民为国家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部长、党组书记是吕东。赵健民一家没有通知任何人，迅速地打点行装，准备赴京。

起程之日，当赵健民一家来到火车站时，车站的贵宾楼外面、站台上，已聚集了上万名男女老幼。人民群众自发地给这位铁骨铮铮、舍生取义的共产党人送行。“公道自在人心”啊!赵健民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高喊着：“谢谢云南人民!”在一片真挚的告别声中，火车徐徐地开动了。火车经成昆铁路到达成都。在这里，赵健民一家转乘飞机抵京。在成都逗留期间，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给历尽磨难的赵健民以极大的慰藉。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以一个伟大的转折点被载入党的历史。赵健民出席了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在会议上的讲话，会议发表的公报，使赵健民认识到，中国的改革已走出了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中国的社会主义大有希望。他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

八十年代之初，改革的春风从经济领域吹到了政治领域。198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职务终身制。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要求老同志从第一线上退下来，当好年轻人的参谋。面对着中共中央的重大决策，赵健民毅然决定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这时，部长吕东已调离第三机械工业部，赵健民正主持部里全面工作，按惯例，由他接任部长是顺理成章的。但他认为，现在最迫切的问题是，让一大批可以挑重担的年富力强的人接替像自己一样的老同志的事业，此事刻不容缓。赵健民向记者介绍说，第三机械工业部有正副部长十八人，领导着二十几个局，是十羊九牧；部里每年发文二千多份，怎么得了；会议无休无止，议而不决……这一切迫切需要改变。他引用史书上的话说：“‘贞观之善政，当以省官为首’，现在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不精兵简政是绝对不行的。”1981年7月，赵健民向中共中央呈上了辞退报告。年底，中央任命莫文祥为部长，赵健民为顾问组组长。

赵健民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前进而率先退居二线，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人民日报》1982年2月17日、4月7日分别以《在党中央重大决策面前》、《一位共产党员的经历和胸怀》为题，作了较大篇幅的报道和评论。在中共十二大上，赵健民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退出第一线的赵健民，在承担中央交给的各项工作之余，集中精力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思考治党治国的良策。

1985年元月，赵健民向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呈送了《关于改革党和国家现行的政治制度，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议》。在《建议》中，他尖锐地指出，“应当承认，这几年我们在改革政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选举制方面，还是有曲折的。回想当《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制定出并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通过时，全党绝大多数党员是为之欢欣鼓舞的。大家认为，有了差额选举，再不会出现上级拟定一个名单让代表画圈的形式主义的选举了。有了差额选举，党员代表就可以把一些不好的或者不大好的候选人以差额选举的方法选掉。可是，在差额选举的制度还没有很好实行的情况下，十二大又提出了不要差额选举的预选办法”。“这种不让代表提名的预选制，实际上是否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所规定的差额选举制。我认为这是对差额选举制的一个倒退”。他批评反对差额选举的意见是“刚好了伤疤就忘了痛，是置党的根本利益于不顾，是置我党掌握政权以后的惨重教训于不顾”。他呼吁“把选举公仆的权利完全交给党员，交给人民群众或者他们的代表”，建议在全国逐步实行直接选举制和竞选制。《建议》引起了胡耀邦的重视。胡耀邦亲自批示给胡启立，要求认真研究。  约半年后的8月，赵健民又向中央递呈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在职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建议。他在建议中直率地指出，“中央对党员干部对党员对人民的理论教育抓得都是不够的”，如在强调干部知识化中，“只重文凭、学历”，而“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对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不强调或强调得很不够”。又指出，“中央比较重视自然科学，对于社会科学，相比之下重视不够”。他说，“要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必须重视社会科学，必须重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他建议中央改变这种状况，“加强干部的共产主义理论教育，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他不无忧心忡忡地向中央进言，“当前的现实是，党内不正之风未得到根本性的克服”，“不正之风是到处可以听得见、看得到，而主要表现在党的干部身上”，“现在的党风确实值得我们忧虑”。他认为，“加强思想教育是解决我们党风进一步好转的治本工作”。他指出，“对于少数腐化变质分子必须从严惩处，清除出党”，“必须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否则，我们党战争年代在群众中形成的良好形象是很难恢复过来的”。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重大事变，在中国，出现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在世界，出现了东欧各国和苏联的剧变。1989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党必须旗帜鲜明地同西方国家的敌对势力进行“和平演变”的图谋和行动作长期的、坚决的斗争。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1990年3月召开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这两个《决定》要求全党发扬优良传统，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开展廉政建设，坚决同腐败现象、腐败分子进行斗争。

赵健民认真学习了这些通知和决定，就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进行了严肃的思考。在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召开期间的1991年11月27日，赵健民在顾问委员会上就“反对‘和平演变’，反对腐败”问题发表了讲话。

赵健民说，“东欧、苏联都变了，出乎意料，我想不到”，为什么西方敌对势力在这些国家“和平演变”能够成功?“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根本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内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腐败现象，严重脱离广大人民群众”。他联系我们党的情况指出，“胡耀邦同志曾讲三年实现党风根本好转，没实现；赵紫阳同志搞的廉政建设座谈纪要，没解决问题。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努力做到不出大的失误，下力量解决党风好转、廉政建设和反对腐败等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

赵健民发出呼吁，“必须认识到当前党和国家的腐败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它已经败坏了我们党的名声，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腐败发展下去的危险性，“腐败问题是我党和国家的心腹之患，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也免不了走东欧各国和苏联的道路，在反‘和平演变’上打败仗”。赵健民总结历史经验，指出反腐败必须抓落实。他说，“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国务院1990年12号文关于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都是很好的文件，也登了报纸，就是没有下气力贯彻下去，在实际工作中没有见大效”。他提出了反对腐败的四点具体措施：第一，中央要认识到当前腐败问题的严重性，要紧紧抓住不放，不能讲一讲就完了，大案要案要一抓到底，要支持有关部门碰硬；第二，要发动群众，以整风精神解决腐败问题；第三，要解决好党的领导体制中的某些问题，要进一步实行党政职能分开，使党的基层组织真正发挥监督、保证作用，而不是陷入具体事务中；第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克服腐败现象。

赵健民最后指出，“总书记江泽民同志讲，‘只要我们党自己不腐败，自己不蜕变，谁也演变不了我们’，这个讲话正确地阐述了反对‘和平演变’和反对腐败的关系，是至理名言”!

讲话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刘澜涛听后，当场就说：“健民同志，讲得好!”并告诉工作人员，整理上报。事后，汪道涵遇见赵健民拉着手说：“您发表了一个很好的讲话。”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任重听说这个讲话，立即要去了讲话稿，他连看数遍后在上面写道：很好。

1996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学术讨论会，纪念中共八大召开四十周年。赵健民应邀出席了开幕式，并作了发言。会后，《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6期全文刊登了这个发言。发言中，赵健民在回顾了八大的历史功绩之后，指出八大有三条经验特别值得借鉴，这就是，第一，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第二，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法制；第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反对腐败，加强党的建设。在讲到最后一条时，赵健民说：“党的建设是各项工作的核心。党的建设搞不好，其他工作也不可能搞好。应当看到，当前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现象，这些腐败现象极大地危害着党和人民的关系。八大反复强调党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我们今天不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反对腐败，那就要丧失民心，导致亡党。腐败不除掉，说代表人民是自欺欺人。反腐倡廉，是一项综合工程，要从多方面努力。但加强群众监督，则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要走向腐败。”

发言的结尾，充分地表达了这位老共产党人的心声：“在纪念八大召开四十周年之际，我坚信，我们的党一定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依靠工人、农民，广大人民，清除一切大小上下的贪污腐败分子，做到一切干部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使党的事业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

综观赵健民自1981年退出第一线以来的言论，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关注的主要是三个问题：党的建设；民主与法制建设；反对腐败。而这三个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在这里，值得提及的是，“文革”结束十余年后赵健民与黄兆其的一次会面。

1989年4月中旬，赵健民因公到贵阳市。一天晚上八时左右，赵健民与黄兆其在贵阳市宾馆相见。当黄兆其跟着公安厅一位工作人员走到会客室门口时，一眼认出了站在那里的赵健民，立即快步走上前去，拉着赵健民的手，以一种难以形容的音调说：“赵书记，您的身体好吗?…‘好。您还好吗?”赵健民礼貌地问。“好。”黄兆其回答着，二人进入了会客室，直接谈起“文革”的情况。交谈中，黄兆其告诉赵健民，“您是中央文革小组、康生点名的，是康生要我们搞您的材料”，“当时，我们‘八派’的几个负责人可以随时去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工作，主要是向康生汇报”。

会见结束时，黄兆其不无愧意地说：“我不知道‘划线站队’中死了那么多人。我害了您，害了云南人民，也害了我自己。”赵健民以浓厚的历史感，意味深长地说：“‘文革’，是全国人民的一场灾难，云南是重灾区。您，我，都应该根据各自的情况，吸取教训。”

这是“文革”中的一个被迫害者与一个迫害者的反思。

愿更多的“文革”的亲历者进行这种反思。若如此，则是中华民族之大幸!

日月如梭，1997年6月24日，赵健民已满85周岁。耄耋之年的赵健民，身体健康，思维敏捷。他，依然密切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命运，依然恪守着这样的人生格言：

生吾所欲也，义亦吾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