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09年单行本发行之后，2011年上海书展期间，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谈话类节目《风言锋语》联合上海文化出版社，再度推出系列丛书四本——《城市野心》、《剩女无敌》、《谁被收藏》、《基因凶猛》。丛书网罗了栏目自创办三年来的经典话题，汇集了两岸三地的知名文化学者和媒体人，精选了电视节目中备受关注的话题和观点。

《城市野心》(作者李蕾)是其中一本，书中学者梁文道痛批鲁迅故居的拆迁为不可理喻之事；出版人路金波和经济学家易宪容从房价一事说起，争锋相对地讨论经济学家到底是不是“忽悠学家”。

此套《风言锋语》丛书既有对文化的独到见解、对感情的深透通析，也有对热点政策的文化品评、对新鲜科技的伦理讨论。

《城市野心》是其中一本，书中学者梁文道痛批鲁迅故居的拆迁为不可理喻之事；出版人路金波和经济学家易宪容从房价一事说起，争锋相对地讨论经济学家到底是不是“忽悠学家”。

《城市野心》的作者是李蕾。

戏子人人可戏

上海有条吴江路

吴江路，上海味道老浓的

发展不等于大马路、大高楼

上海特色：小、小、小、小

里弄风情，柴米油盐酱醋茶

老房子，新房子

房子越老越值钱

潘石屹。你不心痛吗

上海非常适合人行走

永不拓宽的街道

求你了，不带这样的!

城市也会被弄坏掉

拆那，鲁迅故居!

苦雨斋该不该拆，根本不该讨论

把老房子当回事儿

拆掉了时代的故事

给子孙留点什么

让历史活起来

建筑新贵

建筑师是什么人

中国，建筑师的实验场

中国建筑师惨于国足

建筑创造从脚底板开始

房子是生活机器还是城市梦幻

越来越聪明的人和城市

生活的进化不能伤害感情

给建筑师上一课

“小蛮腰”与“大裤衩”

中国是不是“拆哪儿”

地球上最具雄心的建筑

千城一面谁埋单

好建筑是一个记忆

挑房子，安全第一

开发商说压力很大

“豆腐渣”控制不住吗

一百年的老桥也有人负责

房价大忽悠

涨涨跌跌的“口水仗”

祖祖辈辈一套房

年轻人就应该租房

经济学家，还是忽悠学家

穷房子，富房子

房价会不会跌

任志强“炮轰”媒体

居者有其所

努力不一定会成功

嫁人要嫁任志强

房子的矛盾在哪里

矛头指向开发商，是拿脚气灵治头痛

房子是什么

今天你焦虑了吗

只有破了才知道有泡沫

第十套也能弄成第一套

把房子看成什么

蚁族：偶像就是王宝强

蚁族，向下的青春

王宝强只是万分之一

别动不动就说挫折

并非失败，只是尚未成功

别跟城市的生存成本较劲

蚁族是奋斗的记忆

高房价制造假离婚

为了房子，我们离婚吧

“中国房价”不存在

丈母娘决定房价

住在胶礁里

胶囊公寓有人气

两平方米里的梦想

胶囊生活也有尊严

堵是一种病

绝望的堵车

买得起堵不起

《西游记》版堵客

被堵的饥荒心态

堵出一个交通台

所有人都可以这样相遇

李蕾：目前我们城市经常面临的一对矛盾，就是“拆”和“建”。以前还听到这么一个故事，说山西的平遥要拆了重建。当大型推土机轰隆隆地要开进这个吉城的时候，有一个人就躺在了它的前面，挡住了拆迁的步伐。这个人是谁呢？阮仪三先生。

阮仪三：我没有你说的那么英雄。平遥有200多幢明代建筑，因为山西省是中国留存历史建筑最多的地方，60％～70％，的木构架建筑都在那里。当时是1980年，全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以后的建造热潮中。那个时候，我正好也在山西省做城市规划。当时平遥的城市规划就是拆掉旧城建新城，大马路开进去，口号就是“若要富，先开路”、“汽车一响，黄金万两”。虽说我参与阻止了平遥的拆迁，但还是耍肯定城市的发展。对于我们伟大的中国文化，当然要保护，但是“要保”不等于就“不拆”。有人说，发展与保护是一对矛盾。我认为不对，保护下来也是为了发展，问题是不能只是一味地发展刚才所讲的大马路、发展所谓的大高楼，而要发展、复兴、更新城市悠久的文化，现在很多地方惯用的词汇叫“城市改造”、“旧城改造”。

粱文道：是啊，想想那些和平遥一起建设的城市，现在都发展得不如平遥好。阮仪三：所以保护并不是不发展，保护也是发展。它的发展当然是发展文化事业，发展旅游产业。

粱文道：改革开放以前的三十年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拆迁。这个现象是很特别的，你看其他同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东欧没有像我们这么拆的，今天到布拉格，它还是中古时候那个模样。只有我们是毁坏性地拆“旧”，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比他们厉害。第二次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的这三十年，出现一个怪现象。就是刚刚讲的耍赶决修路，搞好经济，而且发展得极为极端，极端到什么地步？最近有一位叫孙立平的社会学家做了一个调查，发现现在很多城市的市长居然是1.7年换一任。你想想这个结果是什么？就是每一个市长在任期内都不可能想太长远的东西，因为任期就那么短，如果要着急千一点事，最容易干出成绩的，就是赶快拆一些东西，然后建一些新东西。阮仪三：看得见摸得着。

李蕾：而且GDP很快就上去了。

梁文道：就是形象工程。另外一种就是房地产开发，开发商帮你盖了这些楼，然后你地方经济又增长上去了，大家赚钱大家日子好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进行了建国后第二次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居住生活形态的变化，使得我们今天所有中国人都不知道，原来老房子也可以住得好，不一定要这么搬新房，换新房。

李蕾：我看到了2009年的2月份公布的一个数据，就是美国《福布斯》杂志统计了各个城市超过200米的高楼群，第一次推出了世界最高城市的排名。这个排名是这样的，纽约第一，接下来就是香港，第三是迪拜——迪拜建了很多超高层建筑。第四名就是上海。上海的居民也会说，这些年上海变化得非常快，最典型的就是天际线越来越看不清楚了，它被高楼切割成一段一段的。

粱文道：很多中国人去到欧洲一些有名的大城市都是吓一跳的，去到伦敦，他以为伦敦全都是高楼。其实伦敦都是些矮房子；到了巴黎，巴黎也是这样啊。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些旧城保护良好的城市不仅促进了文化旅游，还是全世界的金融中心？我们总是以为盖了高楼，才叫发展，其实这种高楼很傻的。我们知道世界上几个以高楼著名的城市，芝加哥、纽约，还有香港，都是有很特殊的环境和政治背景而形成的。

李蕾：就是它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发展了，城市只能往高里长了。

粱文道：香港还有一个土地政策，要维持在维多利亚港两岸发展，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CBD。这样一个市中心。但是我们今天很多城市，地方那么大，却还是模仿了这种外壳，移植过来，结果做出来的东西会合理吗？当然不合理，是一个没有科学根据、没有深入的研究调查为基础的、很粗糙的形象工程。然后就要拆了旧的街道，拼命地盖一些高楼，而这些高楼跟周边的社区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是隔离的、割裂的。

李蕾：那么我们需要那么多的高楼吗？

阮仪三：刚刚说到香港，地皮很紧张，上海的地皮也很紧张，所以高楼也是要建的。问题是，建在哪里？建多少？对于那些老的像石库门房子，上海也应该很好地保留一些，留存上海的记忆，留存上海的味道。现在很多好味道的东西都丢掉了，比如说，上海老北站没了。那可是上海的老大门，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还要到北火车站去上火车，但是那种城市的记忆就没有了。它的城市特色、风俗就没有了。又比如说老城隍庙，有人说，老城隍庙不是还在吗？但还是不是原来那个味道呢？当时我在做老城隍庙规划的时候，去请教我的老师陈从周先生。陈先生跟我说，阮仪三，你做老城隍庙，我给你四个字，它的特点就是这四个字。哪四个字？第一个字是小，第二个字是小，第三个字是小，第四个字还是小。

李蕾：四个小？

阮仪三：小、小、小、小。当时我做南京路规划，南京路也是四个字：名特优老，名店、特店、优店、老店。所以陈先生对我说，对城隍庙来讲，就是小名、小特、小优、小老：小街小巷，小商品小市场，因为老城隍庙地区是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江南水乡味道，充满民俗风情。P13-15

把电视节目变成书，是我从来不太能够理解的一件事，除非那是约翰·伯格的“观看之道”，或者肯尼斯·克拉克的“文明”。所以当电视台把我做过的节目转录成文字之后，我是绝对不能承认那是我的“作品”的，就连翻都不敢翻。每遇读者拿着那些所谓的书跑来找我签名，我都得硬着头皮解释半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莫非我一个做电视的人也要看不起电视？以为书本必然要比荧屏高级？

曾经去过一个学术机构向公众演讲。负责主持那次活动的，是一位年轻学者，他一见我就开始说：“没想到你居然要讲文学。还好，最初我还以为你会谈电视呢。”然后同一番话他重复了大概三四回，最后一次是在台上，他对听众宣布：“大家可能都看过粱先生的节目，今天大概也是为了他这个电视主持人的身份而来。可是我怕大家要失望了，因为今天他竟然不谈电视，选了一个相当严肃的文学课题。”但是为什么他会以为我要“谈电视”呢？难道一个做电视节目的人，无论走到哪里，就都要把电视这一行当作谈资？

当然，我明白他的意思。他只是没说出口而已。

我有一个同行。或许是全中国最有名的娱乐节目主持人。每回见面我们都不“谈电视”，因为可谈的东西实在太多。他写书法、藏旧纸，喜欢把玩烟斗、草帽等一切美好事物；为了了解传统匠人手作功夫之不易，他甚至花了许多时间学钉木桶，他总是能吓人一跳；知道我学南传佛教，他便从书架中取出一册泰国高僧阿姜查的著作，看书背印章，这还是在香港一家连绝大部分香港人都不知道的冷僻书店购得。有一回。这位朋友参加一场在北大举办的“南音”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和商人(准确地说，是“有志推动南音文化的商人”)毫不客气，尽拿他开玩笑，大概是俗人如他，也有资格讲南音，这门高古艺术如何不衰的意思。偏偏他真懂，随即有板有眼地分析起一阙老曲的结构妙处。于是底下青年学子欢声雷动。戏弄他的专家则一睑阴云。

又有些时候，我坐在飞机上，旁座可以不动声色地拿起相机凑近猛拍，不必解释，也不用先请问些什么，仿佛我是景版。我在街上和人说话，对面走过来的人可以用高了八度的声音模仿我刚刚说出口的一句话。然后“嘿嘿”一笑扬长而去。为什么？当然因为我是个做电视的，我是个人人可戏的戏子。坦承我们做电视的人恍如戏子，我没有任何怨言；恰恰相反，我自己就很厌恶电视，说不出的厌恶。我一向不喜欢翻看自己写过的东西，更不喜欢看见自己做的节目。每次碰巧打开电视看到自己，我都马上转台或者干脆关机。我不晓得其他同行会怎么样，起码我以为一个人老照镜子是有病的。

我讨厌电视，讨厌自己千的这一行，倒不是因为它“低俗”，而是因为我了解这一行有多么容易沦为演戏。演戏自然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我们常常假装自己不是在演戏。新闻主播(特别是台湾的新闻主播)常常在串接上一条新闻与下一条新闻的时候，使用“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这句话，似乎他真的很关心利比亚内战的最新进展与华东水灾的失所灾民。节目主持人老是对着镜头向坐在家里的观众打招呼：“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在我看来。单单这一句话就已经说了两个谎：一、那些观众你根本不认识，他们又怎么会是你的朋友？二、他们连你的朋友都不算，又怎么说得上是“亲爱的”呢？

最坏最坏的，就是像我这种所谓的“评论员”，说起话来好像头头是道什么都懂，久而久之甚至成了“意见领袖”、“舆论代表”。实际上，我们更像是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嘲讽的“快餐思想家”，在一个以争夺眼球和收视率为重的产业里。用熟练的电视语汇操演代替了严谨缜密的理性推论。将一己意见包装成言论市场上流行商品般的“知识”。如果有人认同你的某些意见，那不一定是这些意见多有道理。反而往往只是因为他们认识你罢了。想要别人认识你，那就得不时在好些热点话题上发表一下所谓的“酷评”；正如“酷”这个字所指示的，该些评论的重点不在它们的道理和洞见，而在于它们能不能让你这个评论者醋起来(在我刚刚开始做读书节目的时候，曾有前辈劝我发明一两句“我梁文道说好的书，你不能不看”这类金旬台词，以及在镜头前抛掷或撕毁坏书的指定动作，他认为“这样才酷，才有争议性，才有人看你”)。有时候只是为了酷，便不妨说一些貌似带刺勇不可当，但实际上却完全不存在风险的话。大家合谋伪装出一套看起来有交锋、有辩论的假公共领域。

我在电视这一行做了十几年，几乎每一天都要和这种结构上的演戏倾向纠缠搏斗。我不喜欢看自己的节目，不喜欢看自己的节目内容被转成文字记录，也许只是因为我害怕，害怕十几年下来才忽然发现，我到底是个戏子。于是我特别羡慕李蕾。虽然她对这种演戏的潜在结构的认识可能比我还深，但她对这一行的信念也好像比我坚定，最起码她认真。由于认真，所以我见过她为了组织话题和寻找嘉宾而反复思量。也曾不止一次见过她的沮丧、苦恼和无奈。我害怕自己是个戏子，她则以行动对待那股不断要把我们变成戏子的巨大力量。换句话说，她也许会艳羡我所拥有的相对自由，可我却佩服她的始终不屈和自觉(这让我想起有人称她为“美女主持”，一个多么泛滥轻浮、因而也掩盖了太多背后真实的称呼呀。“美女主持”。不啻是另一种结构替我们这一行安排好的角色)。如果“风言锋语”要变成书，而且有价值这么做的话，那大概就是因为它能让我们静下来，在抹去一切光影和消除一切声音之后，于字里行间缓缓读出一个电视人拒绝当戏子的抗争记录。

我终于弄明白，住在我身体里的这个家伙，它是个梦想家。它异常劳碌，不会停下来，并且永远指向未来。存放这家伙的躯壳叫做“李蕾”，目前是一个电视人。

在一本书里，我这样写下第一句话：我就是那个写字的女人，我叫李蕾。书出版于上海，那时我还在西安，一座四四方方的城市，暮色降临之际，成群结队的蝙蝠在古老的钟鼓楼上空盘旋。而我最想千的事情有两件：写字为生，以及在城墙上尖叫，真的叫过，只是很小声。到了2008年，我来上海，做了这档名叫《风言锋语》的电视节目，转眼三年。

我的问题是，我一直在做自己并不擅长的事，并且认真。年轻时我曾经写过很多凶猛的句子，比如：“见人是无底的黑洞。我知道你一直在看这些字，我并不想见到你，写的人和读的人，永不相见才是成全。”而现实的状况是，只要你肯在某个时间打开某个电视频道，就能看见我。这张脸代表我每天到处去提问、谋生，差不多也有十年之久。

我怎么能算是个会说话的人呢？从小到大，只要遇见什么事儿，需要我去跟人讲一句话。讲一句这事儿就成了，一句话而已，又不会死！可是我真心在那里纠结，想着宁肯死了算了。在我看来，说话往往是比吃饭、睡觉还要命的。

更要命的是，这个艰难的事情现在是我的职业。我得靠说话吃饭。我知道自己笨拙，但没有人相信我笨。我只好缓慢而小心地练习。一遍又一遍。

刚开始我不知道该问人家什么，后来不知道怎样问人家才肯说，再后来又不知道怎样问人家才肯听？我会睡不着、头痛，或者便秘。我最恨采访，甚至想为什么不是人家来提问我？坐在椅子上，等别人来提问，实在是更容易一些。可我还是笨拙、日复一日地完成了这些谈话节目，在可见的未来岁月，我还会继续这样千下去。某次和年轻的大学生聊天，有人问我：什么是好问题？我回答了他：朴素、好奇、说入话。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懂。其实我也并不清楚什么才是好问题，可是我清楚什么是坏问题。那些坏问题都是简单易得的。例如苏菲·玛索被问过很多次：你最喜欢的角色是哪个？李泽厚被问过你是研究什么的？某记者去提问葛优。精心准备了一个长达500字的问题，葛优只回答了一句话：我觉得你说得有点意思。你知道，上天是不会厚待任何人的。如果你想要成功，就要忍耐成功的代价；如果你想要看到奇迹，就要明白奇迹不会轻而易举地在道路上出现；如果你想要一盘好棋，首先要成为势均力敌的对手。假装聪明是没有用的，沿着刀锋边缘朝上走，恐怕才是最好的选择。我会的都是笨办法。我曾经问过很多烂问题，如果都列出来，要有一本书那么厚了。我哭过两次，写了一些检查，沮丧过无数回。但最终我还是一心一意喜欢那些“有想法的人”，为了和这些有想法的人相遇，我像一杯水自己饮下自己，像一粒米自己吃掉自己。

十几岁的时候。我在课堂上看《射雕英雄传》，外面包一本《代数》的封皮。老师走到我身边敲桌子，敲得笃笃响。我还叫他不要烦。因为正看到梅超风要杀郭靖。班里有个剃着小平头的男同学说：如果能见金庸一面，死了也值得。那时候年轻，似乎随时可以死去，也并不知道未来有什么要来。好多年后，我真的采访了金庸，在华山北峰，海拔16147米的地方，和80岁的金庸说起小龙女和杨过，大团云海呼啦啦升起来。我忽然想起多年前那个剃着小平头的男生。他曾经跟我借过5块钱，买地摊上的拳谱，想逃跑去少林寺当功夫和尚。我一直喜欢听他唱歌。有一种无知无畏的勇敢。15岁的时候，他在舞厅里和人打架，给人打死了。很多天以后，舞厅的地板上还有两条干涸的血迹，是拖他出去的瞬间留下的。生命这样脆弱，常常甩出几个响亮的耳光，让梦想家醒过来。而梦想不是不能获得，但需要好运气和足够彪悍的坚强。那点坚强，就是人年复一年地活下去，总有一点儿闪光的东西，能够留下来。我委实有好运气。拥有这样一个职业，能够遇见留下来的那点东西。那些有想法的人，研究了几十年别人，探索了几十年自己，只要聊聊天，就给我看了他的好东西，真是给我占了天大的便宜。节目播出之后，有收视率，我知道那些人也是我的同类，是来看那些有想法的人，那些想法可能是我一辈子也想不出的，也可能恰好在钢筋水泥丛林中散发出了与我极其相投的气味，都让人快活得简直要眼睛贼亮。而终于到这一天。我的这些快活还能够变成书出版。我竟然疑惑起这便宜还有多么大可以占领。这并不是我的书，也不是我的节目，我更愿意把它看作记录，记录着在这个时代，我曾遇见过他们，所有人都可以这样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