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同志是老一代革命家，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如果说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话，那么，他就是高级工程师之一。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特别是为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做出的卓越贡献，以及他的无私无畏、光明磊落的高尚品格将永载史册。

万里同志是老一代革命家，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如果说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话，那么，他就是高级工程师之一。万里的大公无私、光明磊落，胸怀坦荡、勇于负责的品德和精神，对改革开放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巨大贡献，使我终生难忘，这也是使他成为广大群众最崇敬、爱戴的领导人之一的根本原因。

万里对人生是乐观的。1992年下半年，在万里即将卸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前夕，我们一起吃饭，万里哼了几句顺口溜，道出了他晚年的期盼。当时我用毛笔记录下来：退休不发愁，桥牌加网球，一批好朋友，国泰民安久，晚年乐悠悠。

万里：改革开放的大功臣(代序言) 田纪云

第一章 投身革命

1．在孔子故乡踏上革命之路

 人杰地灵的东平诞生了一位未来的改革家／探寻救国救民之路／加入中国共产党／肩负庄严使命返回家乡／撒播革命火种

第二章 抗击日寇

1．高举抗日旗帜

 宣传抗日／第一任中共东平县委书记／创办《抗日救亡周报》／从“民先”、抗日救亡协会到农民福利会／组建“东汶人民抗日自卫队”

2．创建泰西抗日根据地

 初会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郭洪涛／担任泰西特委宣传部长／创建根据地／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共同战斗

3．初创运西根据地

 担任四个月的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奔赴运西／卓有成效的整

 党／实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改造区村政权／危难之际

 出任运西地委书记／革命伴侣边涛／吸吮农妇乳汁的“万老大”

4．艰苦建设运西中心区

 率领军民反“扫荡”、反“蚕食”／建设地方军队和群众武装／初

 步开展民主民生斗争／“全力救灾，在根据地不能饿死一个

 人!”／刘少奇一席谈／“钢铁濮范观，边区小延安”

5．倾力于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濮范两县的民主民生运动／建设抗日民主堡垒鄄北根据地／蓬

 勃发展的运西群众运动／一篇影响全边区的论文／邓小平的

 《六六讲话》／运西——安徽的“上游”

6．在历史转折时刻

 再任运西地委书记／收复重镇阳谷／大反攻／坚持阵地，反对

 内战

第三章 黄河两岸反蒋自卫

1．保卫解放区

 东进，连下五城／发动群众，诉苦、清算、反奸／蜀山剿匪／引起

 邓小平的注意／全力支援四大战役／“县不离县，区不离区”，燃

 起游击战争烈火／大参军／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粉碎蒋介石

 “以水代兵”阴谋／受命担任新区第七地委书记

2．在蒋军压境下坚持土改、游击战

 领导者的主要工作是“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起学

 习赵乐天运动／悉心指导土改／站在游击战争的第一线／升任

 区党委秘书长

3．迎接历史新纪元

 在决定解放战争进程的39天中／参与领导整党／黄河南的苦

 战／南下／迎来一个新的时代

第四章 在共和国的前25年

1．政绩卓著的17年

 接管南京／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上调进京／主管城市规

 划建设工作／在狂热的“大跃进”兴起之时，告诫人们要把高涨

 的革命热情和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协助周恩来10个月完成首

 都“国庆工程”／毛泽东说：你是日行万里啊!／送子务农

2．关押与复出的“文化大革命”前8年

 “文化大革命”骤起，失去自由／致力于首都的规划建设与环保

 工作／为掏粪工人时传祥解难

第五章1975年整顿铁路

1．全面整顿，铁路先行

 出任铁道部长／邓小平的两次召见／中央下发了著名的“9号文

 件”／铁路整顿箭在弦上

2．徐州告捷，推广经验

 雷厉风行，徐州初见晴日／回京向国务院领导汇报／赶赴南昌，

 围剿派性／远征昆明，对派性寸权不让

3．三下郑州局，整顿兰州局

 全路工作会议与机关整顿／新乡除霸／郑州局造反派上告到中

 央／兰州局造反派围攻黎光

4．形势逆转，铁路系统刮起“反击右倾翻案风”

 “反击右倾翻案风”，铁道部首当其冲／郑、兰两局闹翻案，千人

 上访，大闹铁道部／内外夹攻，处境艰难

5．“批邓联万”，铁路生产大滑坡

 造反派整出万里“三大罪状”／邓小平下台，万里靠边／简报事

 件／追查万里与邓小平的“黑关系”／1976年，对万里来说是不

 幸的一年

第六章 推进农村改革

1．“清帮”治皖

 临危受命，主政安徽／五天撤出“支左”部队／发动干部群众深

 入揭批“四人帮”／批派性，建班子，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

 问题

2．体察民情，深知民心

 轻车简从，皖南巡行三千里／深入老区，万里落泪为民穷

3．制定《六条》——奏响农村改革的序曲

 勇闯禁区，制定《六条》／定远县给生产队自主权

4．从包产到组到包产到户

 借地度荒，鼓励多种“保命麦”／“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山

 南试点，肥西开花

5．支持凤阳“大包干”

 顶风冒险，为凤阳“大包干”撑腰／小岗带头包产到户，石破天

 惊／亲临小岗视察，热泪盈眶

6．在斗争中推进包产到户

 与反对者展开一场舆论较量／张浩来信起风波／给干部群众吃

 “定心丸”／在安徽为包产到户“落户口”／进京工作前后的两

 次激烈斗争

7．中流击水，推进农村改革迅速发展

 关键时刻，邓小平说话了／中央文件给包产到户“落了户口”／

 指示有关部门对“学大寨运动”的检查起草批语／“农口领导莫

 在京城论短长”

8．深化农村改革，五年连发五个中央1号文件

 历史性的重大贡献／担任常务副总理／农村改革成功的基本经

 验／邓小平说：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万里是立了功的

第七章 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

1．解决铁路、海港问题

 四十天走了十八条铁路、十多个港口，深入现场办公，就地解

 决问题／强调改革要调动群众积极性，讲求经济效益

2．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子

 “包”字进城，首钢先行／支持京郊改革／四川之行，提出县城要

 综合改革／1986年一次谈话中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

3．提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

 邓小平指出要将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发表《决策民主化和

 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决策的民

 主化和科学化”被中共十三大和十四大报告确认为政治体制

 改革中必须着重加以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4．提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正确方向和是非标准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出

 台／专门发表《如何认识和对待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讲话

5．访问母校谈教改

 阔别50年后重返母校／与教师座谈教育改革

第八章 致力于民主与法制建设

1．一贯重视民主与法制建设

 1986年系统地阐述了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的社

 会主义法制／视察沙市讲话：“只要是实行民主制度，改革就不

 会出大的错误。”／与滁县地委、凤阳县委和农民日报社负责人

 谈话；称赞乡政府直选试点“这个办法好”／赞扬蛇口和天津实

 行民主效果好

2．确定七届全国人大的首要职责、工作主题和中心任务

 当选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提出七届全国人大的首要

 职责、工作主题和中心任务／确定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四项主

 要工作／雷厉风行地抓全国人大自身的改革和建设

3．从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的高度推动物价改革闯关和治理整顿

 “双轨价格不符合价值规律的要求”／推动治理整顿、深化改

 革／提出加强法律建设，保持国家稳定

4．积极而又审慎地进行立法工作

 要求“用改革的精神做好立法工作”／提出为保障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发展而加快经济立法／认为授予深圳立法权作用重大／

 七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通过59个法律和27个关于法律

 问题的决定，从当时看，是历届全国人大中立法最多的一届

5．注重法律执行情况的监督和检查

 将监督检查执法提上日程／强调强化监督、惩治腐败

6．建议修改1982年宪法

 提出修改宪法的六个问题／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改革开放”、“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载入宪法／将县级人大

 的每届任期由3年改为5年，将“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

 从宪法中删除

第九章 离休后的生活

1．以身作则，不恋权位

 一首意味深长的诗／“三不主义”／“看焰火不一定到天安门城楼上”

2．读书看报，心系天下事

 坚持锻炼身体，桥牌加网球／“一批好朋友”／小岗农民看望

 万里

3．注意改革开放动向，思索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两大建设

 同经济日报社、法制日报社负责人谈禹作敏事件／与中国外向

 型经济研究会负责人吴象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注法制建

 设的薄弱方面

4．关注三农，回顾农村改革历程

 同温家宝谈三农问题／提出城乡统筹、工农业协调发展的思

 路／与党史工作者话农村改革，回顾农村改革初期斗争的三个大的回合

后记

再版后记

中国·山东·曲阜，

古鲁国800余年的都城；

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故乡；

继孔子之后的儒学大师孟子故乡的邻县；

世称“孔孟桑梓之邦，文化发祥之地”。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孔子被尊为圣人，孟子被奉为“亚圣”，孔孟之道处于显学独尊的地位。

当历史进入到20世纪初，在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思想的冲击之下，孔孟之道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在咄咄逼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迫下，满清封建王朝的统治已摇摇欲坠。为了苟延残喘，清朝统治者不得不推行所谓新政，而新政的措施之一，就是废科举，兴学堂。在这场新政之中，1905年，曲阜县立四氏初级完全师范学堂应运而生。之所以设立这所学堂，也许是因为统治当局刻意利用圣人孔子和圣地曲阜的特殊地位和作用。1912年，伴随着中华民国的诞生，这所学堂也易名为山东省立曲阜师范学校。1914年春，曲阜师范同省立兖州、沂州、曹州、济宁等师范合并，名为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简称“曲阜二师”。在教育极不发达的旧山东，大学寥寥无几，中等学校也十分有限，曲阜二师在山东教育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招生考试颇难，汇集到这里的学生，大多是全省乃至苏北广大农村的精华。  、

公元1933年秋，曲阜二师又迎来了一届新学员。其中，有一位身材颀长、面目清秀、目光聪慧的青年，他就是55年之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万里。万里，当时名为万明礼。

万里是由家乡东平走进二师的。东平，地处鲁西，东北面与五岳之首泰山相距150余里，东南面与“圣人”故里曲阜相距160多里，西北面与波涛滚滚的黄河紧紧相连。热恋山东这片土地的齐鲁人，素以一山一水一圣人而自豪，而东平，恰处于这山这水这圣地三点之中。

东平，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至今还留有丁坞村落遗址。唐虞夏商时，东平称东原；周代，境内置须句、鄣、宿等诸侯国；战国时，设无盐邑；秦代设县。汉至明、清，历代王朝多在境内设置县以上政权机构：汉设东平国，东晋设东平郡，宋设东平府，元设东平路，明设东平州，清前后设直隶州、散州。中华民国初年，改州为县。

东平，在数千年的岁月中，曾有几度辉煌，亦曾有几度萧条。元朝时，会通河(也称运粮河)开通，一时航运畅通，帆樯林立，商贾云集，经济繁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旅经东平城时，对雄伟壮丽的城市建筑甚为赞赏。元朝末年，境内战火纷飞，灾荒频仍，田园荒芜，人口锐减。明朝初年，多次从山西和山东省内的登州、莱州、青州移民境内，经济渐趋恢复。至明中叶，土地兼并加剧，官贪吏虐，致使民不聊生。明末，年年灾荒，饥殍载道，民生凋敝，百业萧条。清朝初年，运粮河疏浚，舟楫相连，省内外商贾竞相前来开业，纺织、造纸、酿酒、榨油、铸造等手工业日兴，商业活跃，年进出额均在万两白银以上。1855年，黄河于铜瓦厢决口，在东平境内夺大清河人海，灾荒相继。1902年，运粮河的漕运告终。1911年，津浦铁路通车，东平即失去了交通要道、商业中心的地位，日渐闭塞，由开放型转为封闭型。

东平，人杰地灵，为中华民族哺育出诸多优秀人物。西汉时，有“大夏侯学”、“小夏侯学”的开创者夏侯胜、夏侯建。东汉时，有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还有宰相辅和凝、王朴。到了宋代，名人相继涌出，有宰相梁适，状元梁灏、梁固，还有儿科医学家钱乙，画家梁楷。元朝时，有状元霍希贤、农学家王祯，还有众多的戏曲作家。明、清两朝，有政治家王宪、杜三策。清末，有严■，他较早参加同盟会，并于1910年参与刺杀清摄政王载沣。同时，有许多历史名人曾宦居或隐居于东平，如曹刿、阮籍、高适、韩愈、柳宗元、李商隐、苏源明、司马光、寇准、辛弃疾、元好问等。

东平人民有着反抗压迫、剥削、侵略的斗争传统。早在汉代，就有农民索卢恢率众起义，击败王莽大军，史称“无盐大捷”。隋代，程咬金率众参加瓦岗寨农民起义。唐末，黄巢农民起义军攻克郓州时，东平州民群起响应。北宋，阮氏三雄率濒湖渔民参加梁山泊起义。金代，李龄率众抗税抗捐。明末，乡民聚众烧毁州署。到了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一浪接着一浪，著名的有1861年乡民助捻军围攻东平州城。

1916年，在这片土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县城的西卷棚街一户贫寒人家中，诞生了一个新的生命，取名万明礼。这年是龙年，所以，万里属龙。万里是长子，也是独子。他有两个妹妹，一位名日万云，一位名日万玲。

本世纪初，万家就比较贫困。万里的父辈兄弟4人，姊妹3人。兄弟4人是：万金夺、万金章、万金山、万金城。姊妹3人是：万金芳、万金兰、万丹如。万里的父亲是排行第三的万金山。在万里不满两周岁时，万金山就离家外出谋生。后来在山西省参加了阎锡山的队伍，升至连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一次在临汾一带同日军作战中阵亡，成为一位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的烈士。万里的母亲姓牛，是东平县牛圈村一位普通农民的女儿，她是一位勤劳、节俭、质朴、善良的女性。万里的父亲早早离家远出，因此，一副沉重的生活担子就压在了万里母亲那双单薄的肩上。她顽强地支撑着这个家庭。为了生计，她给人家拆洗衣被，做针线活，并从事手工纺织，赚取一点点钱。她常常在麦收时顶着热辣辣的太阳，迈着一双小脚，满地里捡拾割麦后掉下的麦穗。秋收一过，她又带着简单的工具去挖拾遗留在田里的地瓜。后来，万里时常回忆起炎日下或寒风中茫茫田野上母亲那单薄的身影。虽然生活十分艰难，万里的母亲还是千方百计供儿子读书，从小学一直供到初中。所幸，儿子是个好学上进的学生。万里的每一项高分数，都会让她那憔悴的脸上露出一次发自内心的微笑。

万里接受初级教育是在东平县书院小学。在这之前，读了一年私塾。一年中，他将《论语》熟练地背诵下来。后来，万里回忆说：“虽然背下来了，但没有老师给讲。”可见，很难说理解了。书院小学，创建于1904年，设在县城。20年代时，是一所高级小学，学制6年，主要课程有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图画、唱歌、手工、历史、地理，已经废止了读经。从课程设置可以看出，万里在这里接受的是近代的文化知识教育。在书院小学，万里聪颖的天资日渐显露出来，他酷爱学习，努力上进，学业优秀。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万里在书院小学学会了打网球，喜欢上了体育运动。那时，书院小学有两个网球场。后来，万里对体育运动的喜爱突出表现在一“动”一“静”两个项目上。“动”者是打网球。他曾在老年网球赛中，同一位老教授搭档多次夺魁。“静”者是打桥牌。1984年春，他同世界桥牌冠军杨小燕女士合作，打出了一副绝妙好牌，获得世界最佳牌手奖——所罗门奖。

30年代初，万里考入了东平县立初级中学。在当时，这是东平县唯一的一所中学，也是东平县的最高学府。初级中学学制3年，开设的课程丰富多彩，不但有国语，而且有英语；不但有历史、地理，而且有植物、动物、化学、物理、数学，还有音乐、图画、体育。万里面对着如此新鲜、广博的知识，如鱼得水，孜孜以求。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极大地震撼了青年万里一颗火热的爱国心。他痛恨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憎恶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径，开始思索救国救民的出路。初级中学的天地，已经不能满足万里的需要了。他要开阔自己的视野，学习新的知识，汲取进步的思想，到更广阔的天地去经风雨见世面。

万里考入了曲阜的最高学府——省立二师。

万里在考入曲阜省立二师的同时，也接到了济南省立一师的录取通知书。他报考了这两所学校，最后还是选择了二师。因为这里生活费用低，学校每月发给的5元钱就够吃饭用的了。

万里考入曲阜二师，无疑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曲阜，不但有着众多的文物古迹，更重要的是二师有着优良的校风学风、众多造诣高深的学者以及光荣的革命传统。P1-4

万里同志是老一代革命家，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如果说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话，那么，他就是高级工程师之一。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特别是为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做出的卓越贡献，以及他的无私无畏、光明磊落的高尚品格将永载史册。

1981年，我一到国务院就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万里直接领导下工作，直到他1988年离开国务院去人大常委会任委员长。在长期的共同工作特别是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使我对万里同志有了较深刻的了解，也与万里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农村改革的倡导者和组织者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万里同志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和在四川任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遥相呼应，带头打破“左”的禁锢，勇敢探索农村改革之路，大胆支持农民的改革之举，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让农民重新获得生产自主权，粮食增产，很快吃饱了肚子。

万里同志是山东省东平县人，1936年5月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担任冀鲁豫区党委第二、第七、第八地委书记，区党委委员、秘书长，解放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部长，国家建设部部长，北京市常务副市长，领导和组织了建国10周年北京十大建筑工程建设。

万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惨遭迫害。在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并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他受命于危难之际，任铁道部长，协助邓小平同志出色地抓了铁路整顿。

粉碎“四人帮”后，万里同志被派到农业大省安徽省任省委第一书记。安徽曾受到极左政策的严重破坏，本来的产粮大省弄得许多农民没饭吃。万里在安徽经过大量调查，对农村农民的问题有了深刻了解，他说：“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的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门窗都是泥土坯(做)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了?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见1998年4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

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两个凡是”、“抓纲治国”等错误口号。“两个凡是”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守。”抓什么纲?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这就是说，“大跃进”、“人民公社”、“学大寨”等等都是毛主席的决策，都不能变。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在60年代初期是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发建设山区、改变山区贫困落后面貌的先进典型，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却把它变成为在农村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左”倾错误的政治工具，搞什么“一批二斗三大干”，“以大批促大干”，“七斗八斗不停步，斗一步进十步，步步斗进一路”，影响深远，危害全国。

万里说：“学大寨实际就是推广以大批促大干，取消自留地，不准搞家庭副业，推行‘大概工’，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搞穷过渡。”“所谓普及大寨县。就是不仅要农业学大寨，连工业、财贸、文教、卫生都要学大寨，大寨有什么工业?有什么文化?据说中学生都没有几个，大部分是文盲，怎么值得全国学习?这样学法只能是越大越公越‘先进’。”(出处同上)对农村实际情况的这种深切了解，我想一定是万里之所以成为农村改革闯将的基本原因吧!

当安徽省有些地方暗地搞包产到组的事情汇报到省委后，万里同志立即批示“我看可以试验”。1979年2月初省委又开会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不少人因为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挨过批判，不敢表态。万里说：农民普遍希望包产到户。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未必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试验，我主张在山南区进行包产到户试验。

山南区的试验很快见到成果，并传到别的地方，滁县地区很快就有17％的生产队包产到户。农民说，大包干就是好，保证一年能吃饱。1979年虽然安徽遇到旱灾，但农民积极性高，粮食还是增产了。当时还在国务院主管农业的陈永贵说万里是“好行小惠”。安徽干部却说：几千万人有了饭吃，还卖余粮给国家，难道这是小惠吗，于国于民都是大实惠。

后来，包产到户在全国引起争论，农民暗里悄悄地搞，基层干部暗地支持，怕说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在这种情况下，万里是第一个站出来为包产到户正名的。1980年1月，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万里说：“包产到户原则上不同于分田单干，虽然形式上与分田单干相似，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并没有变，土地所有权仍然是公有的，生产队有权根据情况加以调整。”不久，四川、内蒙、河南、贵州都普遍推行包产到户。因此，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赵)紫阳第二，周惠第三。”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同志同万里谈话时，充分肯定了安徽的做法。同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在另一次谈话中又一次称赞安徽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邓小平说，“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由于当时国家农委主要负责人不大赞成农村搞包产到户，中央于1980年3月调万里同志任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万里上任后，首先组织农口各部门大批干部赴各省农村调查，倾听农民意见。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农民和基层干部赞成包产到户。已包产到户的增产明显。

在摸清全国情况的基础上，万里主持召开农委党组扩大会议，分析形势、统一思想。在这次会议上万里批评了“左”倾残余思想在农村改革上的表现。认为不肃清“左”，农业永远不能翻身。

随后，国家农委起草了一系列文件，总结了很多经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包产到户规范为双层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万里同志在邓小平、胡耀邦等同志的大力支持下，还主持制订了5个“一号文件”，使中国农村改革有序前进，创造出了举世震惊的奇迹——八亿农民平稳地从人民公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谱写新的篇章，农业连年丰收。

万里担任副总理后，仍然主管农业，对全国农村改革把脉定向，对农村工作做出过许多正确的指示。在他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还为全国农村发展制定了许多法规。

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护大包干，围绕农民这一伟大创举的不同声音和争论不绝于耳。特别是当时若干基层干部因失去了昔日大集体、大锅饭时代的权力，对家庭承包经营就是想不通。有的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更多的人则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水利工程管理怎么办，大型农业机械怎么办，集体工副业怎么办，农田基本建设怎么办，计划生育怎么办，民兵训练怎么办，等等。言下之意是“单干不如集体”。

为了实地考察农村改革发生的变化，研究农民在实践中是怎样回答和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的，1982年11月30日至12月28日，在我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分管经济工作的时候，根据万里的指示，我率领由有关部门参加的12人工作组赴山东、河南、四川作了近一个月的农村经济调查，撰写了三篇考察报告。这些调查报告客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村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反映了广大农民对农村改革的喜悦和期盼，对我任副总理后在领导中国农村工作、坚持和完善农村改革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调查组写的三篇调查报告，万里非常重视，根据他的批示，先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作为内部文件印发，后由《人民日报》连载。这些调查报告，以无可辩驳的大量事实说明：

第一，广大农民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衷心拥护在农村实行的以家庭联产为主的责任制，农村形势一派大好：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连年增产，基本解决了建国三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吃饭、穿衣问题，到处呈现一片兴旺发达景象，新房多，林木多，牲畜多，赶集上会的人多，农村集市贸易空前活跃。所到之处，流传着许多赞美党的政策，赞美现实的顺口溜。例如：“大包干是摇钱树，不出三年都变富。”“过去‘三靠’(即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越靠越穷，现在‘靠三’(即靠三中全会路线)，越靠越富。”“过去是：地瓜干当主粮，老母鸡是银行。现在是：粮满囤、油满缸，穿新衣、盖新房，光棍汉子娶新娘，大把票子存银行，日子越过越舒畅。”

第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已扎了根，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完善。家庭承包初期基层干部担心出现的一些问题，有的已经解决，有的正在解决。已经解决的有：水利设施的使用管理；农业机械的使用管理；集体牲畜的分包养用；作物布局的调整；集体债务偿还；烈军属、五保户的照顾；干部报酬；义务工的摊派；农田造林的收益分成等。正在解决的有：地块的调整；各种合同的签订；集体财务的整顿；提留的管理使用；机耕、植保的统包；集体工副业的承包等。

实践证明，广大群众是勇于实践、富于创造的，他们既然选择了大包干等形式的责任制，就一定会想办法完善它，发展它，使之更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

实践也证明，责任制已经不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而是作为一种原则，在种植业以外的各个领域推广。人们说：“责任制是个宝，用到哪里哪里好”，农业包，副业包，社队企业包，商业包，连农村教育也搞包干责任制。一个“包”字，打破了大锅饭、平均主义，大大解放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购买力的提高，提出了改革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作为农村商业主渠道的供销合作体制的必要性，长期实行的由国家“独家经营”的体制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了。报告提出了改革初步思路。

通过这次调查，我们深刻体会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农村改革的必要性及其强劲的生命力。也使我们深刻体会到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物质利益有关”、“物质利益是人们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基本动因”的真正含义。

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党中央并没有下命令说一定要在哪年哪月全面推开，而是由于各地看到承包以后所显示出来的优越性，很快自发推广的。有的地方想挡也挡不住。结果，实践证明凡是实行了家庭承包的地方，农业生产状况迅速改观，出现了惊人的增长。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在事实面前，绝大多数同志的思想逐渐统一起来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迅速推开，并且在以后的实践中逐步完善，最终形成了现在这种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中国农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伟大创造。其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使生产力最基本的要素——劳动者获得了第二次解放，而这一解放的实质，又在于使农民获得了对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的经营自主权，获得了对自身及其劳动所创造价值(大部分)的自由支配权。

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之后，有的同志想借社会主义教育之名，否定农村改革的大方向，要让农民重走“一大二公”的合作化道路。万里同志在邓小平等同志支持下，与其他同志一道坚决顶住了这股错误思潮。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说：“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稳定。……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已经吃饱了肚子，并日益富裕起来的农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为他们总结出经验、争得自主权的万里。那时，在中国大地上甚至广为流传“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佳话。当然这不是对几个人的颂扬，而是人民对中共中央正确决策的高声歌唱!

现在，万老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仍然关心着全国的三农事业，不久前还为小岗村大包干展览馆题写了馆名。

80年代，万里是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他与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大思路一致，工作配合默契，在推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也做出了杰出贡献。许多重大改革措施都是由他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并颁布实施的。

积极推进民主法制建设

80年代，万里就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改革的两大主题，要围绕这两个改革的主题推进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和各项工作。

他认为，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是一项根本建设，并在1986年2月的讲话中，深刻阐述了民主和法制建设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他说：“不讲民主与法制的社会不是文明的社会，也不会是安定的社会。…‘非常明显，缺乏民主与法制，往往和愚昧落后连在一起。”“因此，必须把民主与法制看成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根本性的问题之一，要下大决心、花大气力，从根本上去解决。”他强调，民主与法制建设是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由于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的影响，我们往往只有“人治”经验，而缺乏“法治”的观念。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从根本上增强党内特别是党员干部的民主与法制观念。越是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人，越应该有高度的民主与法制的观念，自觉地接受群众监督和法律的约束。

1986年7月31日，万里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这篇讲话不啻于一声惊雷，振聋发聩，在党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强烈反响。他指出，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在我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既有传统价值观方面的障碍，同时也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了我国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我国政治体制上的一个重要弊病，就是领导权力过分集中，决策制度不健全。“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这个讲话最精彩的是指出，为保障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对政策研究、决策研究也要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万里说，“双百”方针不能得到贯彻实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往往把政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理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的概念带来很大的副作用，事实上，在许多场合下，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是很难分开的。“所以，关键不在于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而在于对政治问题，对决策研究本身，也应该实行‘双百’方针。所有的政治问题、政策问题，都是应该进行研究的，在没有作出决定之前，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的。”“在领导部门就政策问题作出决定之后，大家都应当执行。”万里把这个问题看做是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重要标志，认为“如果在人民内部政治问题不能争鸣，只能领导人独鸣，又怎能谈得上什么‘高度民主’呢?”

万里接着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广开言路，破除言禁，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切实付诸实施。堂堂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只要领导路线正确，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是不会被几句逆耳之言或别有用心的人借某些问题的煽动搞垮的。”万里还说：“领导人要尊重人们充分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不要害怕别人讲不同意见的话，甚至讲反对自己的话。过去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正确的，但还有点消极。积极的说法应该是：‘言者有功，闻者受益’。”

1988年4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万里当选为委员长。他在这次会议发表的讲话中提出：本届人大必须把保证改革和促进改革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他说：“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支持和保护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新思想、新事物、新制度。要围绕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两个改革的主题，推进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和各项工作。”

在万里委员长主持下，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始终把制定有关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方面的法律作为立法工作的重点，先后制定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海商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产品质量法等对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具有重大影响的法律，并总结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新情况，对土地管理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环境保护法、专利法、商标法等作了修改和完善。还审议了公司法、农业法和科技进步法等法律草案。同时，常委会把制定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放在重要位置，制定了工会法、行政诉讼法、著作权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等一系列法律。还制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也已提请代表大会审议。七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除通过了实行修正案外，共通过59个法律和27个关于法律问题的决定，合计86个。

在监督工作方面，万里委员长提出，一定要把法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同制定法律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每次人大常委会会议都要有一个到两个法律执行情况的检查汇报，把它列入议程，这要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去。从此，开展执法检查并在每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听取和审议一到两个执法检查报告，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这是人大监督工作的一个重大发展，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促进依法治国的一项重要措施。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先后对31个法律和6个法律问题决定的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对促进法律的实施起了积极的作用。

万里还非常重视惩治腐败的问题。他说，一是决策是否正确，二是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三是是否为政清廉，四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半心半意。执政党离不开这四条，共产党能不能得到群众拥护，也要看你能不能做好这四条。一定要防止共产党在执政后失去监督，严重脱离群众。为此，就要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中国如何做到既不搞多党制，多元化，又能把各阶层、各方面的意见反映到人大和党委来，使我们执政党能接受群众的监督，不搞一言堂，这是个大问题。他一再讲，一定要加强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职权，支持监察部门、司法部门的工作，惩治各种腐败行为。1990年，全国人大办公厅根据十三届六中全会决定起草了监督法，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出台。

在党的十四大后，万里最先提出修改宪法，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载入宪法。中央采纳了万里的建议，在1993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对此作了修改。

万里同志关于民主法制建设的思想和实践，证明他是一位无私无畏、具有深邃见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

大公无私，积极培养年轻干部

在这里，我着重讲点个人的亲身体会。

像我这种既无大学或大专文凭又无政治背景、远在边陲当普通财经干部的人，做梦也没有想过会步入中南海，并且当上副总理。但时代的大潮却把我涌人了中南海和副总理的岗位。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正值“文革”结束不久，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革命老干部，在邓小平、胡耀邦领导和推动的平反冤假错案中得到平反昭雪，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他们的交椅尚未坐稳，椅子还没焐热，小平同志又号召干部年轻化。“文革”把他们整了十年，打天下的还没有坐天下，又要让他们让贤。多数老同志高风亮节，从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出发，主动提出退位，让我们这样一些当时还算比较年轻的人十分感动。但也确有少数老同志想不通。他们对新上来的年轻人在冷眼观察，看他们能否顶得下来，有没有治国的本事。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新上来的我们这一批比较年轻的同志，如果没有一些老同志的支持，本事再大也难以开展工作。我在第一任副总理期间，深得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的支持，特别是得到常务副总理万里的具体帮助。

我与万里非亲非故，虽然都是山东人，战争年代我就在他的家乡(东平县)周围活动，但我们并不相识。那时他已是高级干部，我是普通一兵。万里出于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真心响应邓小平关于干部年轻化的号召，积极帮助和支持新上来的比较年轻的人大胆工作。1982年，在我还是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时候，中央决定组建“大经委”，把国务院经济方面的具体事务交给大经委去处理。中央内定，由常务副总理万里兼任大经委主任。万里立即提名我去大经委任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并指定由我和中组部副部长曾志同志负责大经委的组建筹备工作，我的任职，在党内已发了通知。但后来中央又决定，万里不再兼任大经委主任，大经委的职能也相应作了调整。这时，万里又提议并经中央决定，我仍留国务院工作，不去经委了。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我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不久，中央内定要在来年人民代表大会上提请任命我为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要我与他一起去天津、河北、湖北等地考察工作，实际也是对我的具体观察、考核。1982年12月，万里又指定我率领有关部门同志去鲁豫川三省调查研究，如何深化农村改革，并回答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万里对工作组写的调查报告十分重视，不少建议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采纳。

在我担任副总理后，万里更是放手让我工作，并给我加担子，除我分工的财贸金融工作外，他很快明确由他管的农业、劳动工资、民政、物价等工作也让我负责。1985年，他曾两次对我说，纪云同志，你要大胆工作，有什么事我来承担。又说，我仔细观察，你对一些文件的批示是很得体的，对工作是胜任的。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舞。

1987年5月16日在黑龙江大兴安岭发生了一次开国以来最大的森林火灾。在森林火灾季节到来之前，我曾对林业部作过防火的具体部署，在大兴安岭火灾期间，从救灾到重建，我曾三次亲临现场(最后一次是与万里一起去的)，具体指挥部署救灾和重建工作。大火扑灭之后接着就有一个调查起火原因和追究责任的问题，具体讲就是要追究黑龙江省、林业部和国务院分管林业的副总理的责任。6月26日万里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处理对发生火灾负有责任的人员。当有一位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应追究国务院有关负责人(当然是指我)的责任时，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有一位姓周的副局长立即递了个纸条给万里，上写：今年3月纪云同志曾两次打电话给林业部部署森林防火问题。万里同志在会上立即说，国务院对森林防火是作了部署的，救灾也是得力的，国务院是没有责任的。就这样，使我免遭一劫。

1988年4月，万里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当年山东省有人向他写匿名信，诬我插手山东人事安排。万里十分清楚，各省人事安排是由当时的中央分管负责同志操作，我根本不可能插手，万里当即批示“山东人事安排与纪云同志无关”，又使我免被诬陷。

我想，我与万里的友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对改革开放的共同的信念。特别是在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有人想以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为名，否定农村改革的大方向；想以“反和平演变”为名，否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时候，万里等一批同志挺身而出，坚决顶住。1992年4月，我应邀去中央党校作过一次报告，主要是讲农业和农村问题，其中重要一部分是讲如何加深理解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些，步子更快一点，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问题，当时在高层引起不同凡响。一天我去看望万里，一见面他就说，你在党校讲话讲得好，抓住了要害，有骨气!给予我极大精神支持。

据我所知，在万里的支持、帮助下成长起来的高层领导干部不乏其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与万里毫无私人关系。

万里的大公无私、光明磊落，胸怀坦荡、勇于负责的品德和精神，对改革开放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巨大贡献，使我终生难忘，这也是使他成为广大群众最崇敬、爱戴的领导人之一的根本原因。

万里对人生是乐观的。1992年下半年，在万里即将卸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前夕，我们一起吃饭，万里哼了几句顺口溜，道出了他晚年的期盼。当时我用毛笔记录下来：退休不发愁，桥牌加网球，一批好朋友，国泰民安久，晚年乐悠悠。  万里同志今年已九十高寿，我衷心祝愿他寿比南山!

这本书是由张广友撰写的《改革风云中的万里》(199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和丁龙嘉撰写的《万里早期革命生涯》(1996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两书，经过修改、订正、压缩，合编而成的。与此同时，又分别增加了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丁龙嘉撰写的《在共和国的前25年》，另一部分是张广友撰写的《离休后的生活》。尽管如此，这本书记述的还不是万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全部活动，而是撷取了其中若干重要片断。从人物传记的角度看，本书还不够系统、完整，一些重要内容也没有写进去，因此，还不能叫《万里传》，权且叫《万里》。我们将在此基础上逐步充实、完善，争取早日完成《万里传》。

编者

199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