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对华中地区一个乡镇2003至2004年政治运作若干片段的记述，展现了乡镇政府、村级组织和农民在复杂的互动结构中博弈共生的过程，并力图寻求这些“故事”在特定的“乡域政治”逻辑中的意义。作者所采用的“深描”方法也使全书生动易读，同时为读者提供了新颖而富有启发性的视角。

本书讲述的华中地区某乡镇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和农民在复杂的互动结构中博弈共生的过程和状况，为读者提供了新颖而富启发性的视角，是一部有一定思想冲击力的学术著作。

本书采用“讲故事”的方式叙述，生动展现了农村基层政权以及村、组和农民个体多方面多层次的工作和生活实态，人物鲜活、情节曲折、可读性强，同时又对描述的对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释，是对当下中国农村的不可多得的“深度描写”。

致谢

主要人物一览表

引子

一 迎检，迎检

中心工作与迎检

村里的“作业”

动员再动员：确保高分过关

二 不开发，政府怎么办

林书记的规划

开发的政治学

洲头的纷争

三 要钱是孙子，无钱是羔羊

 “这狗×的收税” 

 “税源不够靠关系去协调” 

 “开的价高于亩平负担地就得租” 

四 播撒希望

重振豆乡

小萏头 大文章

谢张村也想卖地

五 周旋于商民之间

叶先生与洲头村的租地纠纷

合同也要随形势而变化

“没有硝烟的战斗”

六 媒

洲头的突破

石场风波起

临时占地中的生意经

七 “可嫌”的农民

“农民既可怜又可嫌”

种粮不如“种房” 

“道上的伢们”

八 僵持

叶先生的回应

开工前的反复

断不清的土地案

九 基层的理性

“这是一种政治行为”

“诱民致富”

“扶强不扶弱”

十 又是一轮收钱时

当“讨要者”成为“被讨要者” 

征收进入攻坚阶段

国地两税提前过关 

十一 了结难题

洲头纷争的补遗

叶桦事件的终结

萏头下种了

十二 利益交关

花小钱办大事

最后的征收

石场业主上京了

十三 新的年轮

突起的争地风潮

“伢们”也来凑热闹

“耗油”与“就范”

十四 未完的结局

荔头种植的喜与忧 

陈同年的困窘

征地被冻结了

业主们欲罢又起

不收税干部做什么 

又到了迎检的时候

十五 幕落幕启

研究关怀与策略的自白

权力格局“错置”与官民行为“悖论”

非正式权力技术的凸显

政权建设抑或治理转型

注释

附录1：小镇调查笔记引用索引

附录2：小镇文献资料引用目录

参考文献

约莫5点左右，等陈羽下班，我便跟着去他家。走出政府大院，斜穿过马路，向西走约100多米，就是陈家。这是一幢两层楼的小宅，房子看上去不错，外墙面嵌着白色的瓷砖，绿色的防盗大铁门打开，迎面走出来的正是陈羽的父亲陈志华。

陈书记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身板壮实，不善言谈。他告诉我，他今年52岁，从1983年起就一直担任秦家畈村的党支部书记，迄今已有整整20年。听我讲明来意，他二话未说，拉着我就出了大门，说是要叫上村主任老罗一起为我接风。小镇不大，陈书记对我的到来显然已经耳闻。

村主任老罗的家就在陈书记的隔壁，他与陈书记同岁，但要胖一些。他说自己只读过小学，不像陈是高中毕业。罗此时正在改建他家的住房。原来，罗在担任村主任的同时，还租了镇粮站的房子经营着餐馆“稻香居”。生意的发展使粮站的房子不够用，他便决定撤掉住宅，再盖新楼，把生意做得更大。

进得稻香居的一个包间，老罗叫来四菜一汤。席间，老罗的健谈和博识使我感觉这是一个十分睿智的人。罗说：“农村调查不能只盯着政府，也不能只听干部怎么说，还要深入老百姓。”陈书记则补充道，他打算日后找一家群众基础较好的农户，让我住上个把星期，体验一下民间疾苦。他们俩虽然不一定知道什么叫做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但知识分子深入农村做调研却是懂的，既存的政治话语体系为理解此类事情提供了现成的语汇，他们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的调研的意义，并表示支持的。这次相识，我们相谈甚洽，不知不觉中，窗外暮色已现。

第二天上午，在秦家畈村部，老罗为我介绍了秦家畈村的基本情况。

畈者，成片的田，平畴，但村中现在已无秦姓者，说明这可能是一个古地名。现在的村民，多为外省移民的后代，其中河南、安徽籍人较多。

秦家畈村的版图面积约6平方公里，有村民3400多人，耕地面积2873亩，其中水田1920亩，旱地953亩，水面210亩，共16个村民小组，其中第一、三、四、五小组地处或邻近镇街，村民与居民混居。这些住在镇上的村民已经不务农或主要不再务农，而是以各类小本生意、运输、建筑和服务行业谋生，其他几个小组虽然仍有土地，但因为距离大江城区和H市区较近，青壮年男女也多在城区务工经商，家中的田地主要依靠留守的老人和妇女照看，这就决定了秦家畈村的经济已经不具有典型的农业特色。

老罗说：“村里户与户之间很不平衡，工商户的收入不好估计，从(年收入)几万到几十万的都有，真正的大户多搬到区里去了，纯农户的年人均收入可能在2200元左右。我们村上报的数字是人均3050元，但那是一个政治数字，哄人的。上面每年都要下达一个人均收入的递增数，去年是15％，今年也是，我们只好去适应。如今这种虚假数字哪里都一样，也不必太认真，但撇开这些数字，我们村在镇里也还是最强的。”

“农民负担的情况怎么样呢?”我很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状况，尤其是税费改革前后农民负担的变化。

“村里的农民负担在税费改革前后有自己的特点，村里的集体经济说不上好，但也不是太差，我们没有企业，山水资源也不多，有6个采石场，租出去了，每年的山租是36000元，原有的预制厂、榨油厂也都租出去了，每年能收管理费12000元，两项加起来共48000元，其他就没有固定收入了。我们村紧靠在镇上，1998年以后，我们抓住小城镇发展的机遇，搞商品房开发，共建了32套房，一套能卖六七万，都卖给村民、居民和一些外来户了。这些房占的都是责任田，我们以每平方米20元作为补偿，先把地收回来，建了房再卖出去，赚了一些钱。此外，京珠公路和公路两边的绿化带穿过村里，共征地700亩，政府一亩补给村里1000元，总共补了70万元，我们还承包了京珠公路的土方工程，赚了20多万，所以也有些积累。可现在这些机会没有了，好在每年小城镇建设的征地补偿还有四五万，目前的日子还是过得去，不欠外债，干部的工资有保障，账上还有几十万元的存款。”

“税费改革前，村里的税费负担是亩平64元，村里每年再拿出些钱来为村民垫交，实际落在村民头上的负担是亩平40元。税改后，收费主体转到财政所，钱不从村里经过，村里也就不再垫了。村里没有固定收入，老是这样垫下去也不可能。这样，税改后落在村民头上的负担就是亩平41.06元，因此，农民就没有减负的直接感受，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还说怪话，说怎么负担越减越多?还要上访。”

“其他村有这种情况吗?”我问。

“只是我们村，其他村不是这样，”老罗回答，“但就是其他村在税改之后也一样地不好收税。”

“为什么?”这倒很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农民就是这样，你再减他也嫌多，巴不得一分钱都不收。再说，由于不能强制性收费，一些人不交，你也拿他没有办法，结果造成了相互攀比，大家都不愿意交。”

“哦?!”这倒是我没有想到的一个新问题。我总以为，减负了，农民拥护，钱就好收了，一些媒体上就是这样说的。再说，就算是秦家畈有特殊情况，其他村又怎么解释呢?我倒要亲自去看看。

中午，老罗又为我接风，地点还是在稻香居，这一次，镇挂村干部范维萍也赶过来了。范是小镇党委委员中唯一的女性，1963年出生，负责组织和人事工作，兼秦家畈的挂村干部。席间，范向陈书记和老罗提起了迎接税费改革检查的事情。在他们的交谈中，我得知村里必须协助政府处理好去年政府所收的教育费附加的后遗症。原来，去年春、秋两季开学时，学校按惯例替政府代收了教育附加，标准是每个学生100元，全村500多个学生，总共收了五万多。去年下半年税改后，三提五统取消，这笔钱本来该退，但教育附加已经先交给了学校，再由学校上交，所以，也没有退。这也可以理解，上级文件不可能把所有的特殊情况事先都估计到，只要文件上有模糊与遗漏的地方，这装进口袋里的钱自然就不想退出来。

不过，这一次的考核评估就要遇到麻烦了，因为那些家里有孩子上学的人家手中就存有一张缴纳教育附加的凭据，而按照规定，考核评估时农户手中除了两税凭据之外不得再有任何其他收费的票据，这可是涉及到四条硬杠子的问题，捅了娄子不好办。所以，范委与村里的两位领导商量，请村里协助政府先将农户手中的条子收上来，至于钱如何退，再做商议。

面对范委的“商议”，两位村干部似乎面有难色，磨蹭了好半天，陈书记和老罗不约而同地向范委提出来要政府先承诺退钱，否则这条子村里不好去收。看得出来，他们是在担心政府到时候不退钱，让村里把这笔钱兜起来。眼瞅着双方就这样僵在了饭桌之上，范委才退了一步，答应先回去请示林书记和武镇长，这一边，陈书记和老罗则通知全体村干部到村部开会相商。

抓住空隙，我向二位询问村里担心的原因。老罗说：“这可是有过先例的，2000年以前，政府每年都要收江堤维修款，那一年我们村摊了五万七，本来该年底交，因为我们与政府的关系好，体谅政府的困难，年初就交了。一个月以后，新的文件下来，从当年起取消江堤款。我们找林书记退，可他反倒给我们做工作，要我们体谅政府的困难，让先等一下。但到了年底，林书记专门请陈书记和我吃饭，那五万七不提了，还要我们再交一万元支持他的工作，说政府的确遇到了困难。你说我们怎么办?我们不仅没有要回已交的钱，又多交了一万。大家关系好，不好说，只有认了。我们现在就怕政府跟我们讲人情。”

P22-26

本书是对我国中部地区一个乡镇2003至2004年政治运作若干片段的记述。我清楚地知道，当这些片段已经消逝在时间的流程之中后，即使是作为经历者的我，也已经无力将其完整地重新呈现给读者，我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将这些片段置于我所发现的特定的‘‘乡域政治”的逻辑中去表现和展示，并进而寻求它们在这些特定逻辑中的意义。因此，这是一段理解性的叙事，而非已经消逝的事件与过程的原版回放。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