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人物传记，运用了丰富扎实的史料，生动流畅的文笔，全面记述了中国历史上的杰出政治家和军事家明太祖朱元璋从贫苦出身的小行童到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再到明朝开国皇帝的传奇经历和主要活动，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较强可读性的历史著作。

明太祖朱元璋，中国历史上的杰出政治家和军事家。这部大型传记．运用丰富扎实的史料，生动流畅的文笔，全面记述了朱元璋从贫苦出身的小行童。到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再到明朝开国皇帝的传奇经历和主要活动，如实地反映了他求实的作风和多疑的性格，对其“治隆唐宋”的功绩和历史的局限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较强可读性的历史著作。

序言

前言

第一章 苦难的青少年

 第一节 贫苦农民的儿子

 第二节 从放牛娃到小行童

 第三节 如蓬逐风，飘泊淮西

第二章 从起义战士到红巾军统帅

 第一节 “挑动黄河天下反”

 第二节 奋臂相戕，投奔起义

 第三节 大宋政权的左副元帅

第三章 营建江南根据地

 第一节 南渡长江攻占集庆

 第二节 建立江南行省政权

 第三节 攻夺浙东

 第四节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第四章 削平陈友谅和张士诚

 第一节 应天保卫战

 第二节 北援安丰

 第三节 鄱阳湖大战

 第四节 攻灭东吴

第五章 推翻元朝统治

 第一节 帝王思想的形成

 第二节 平定浙东闽广

 第三节 北伐中原，攻占大都

第六章 创建大明王朝

 第一节 登基称帝

 第二节 都城的择定

 第三节 全国封建政权的重建

第七章 治国方略的确定和实施

 第一节 尊孔崇儒，倡导理学

 第二节 明礼定律，教刑并用

 第三节 安民为本，宽猛适中

 第四节 居安虑危，处治思乱

第八章 统一全国的战争

 第一节 略定秦晋，出击北元

 第二节 平定川滇

 第三节 经略西北，统一辽东

 第四节 出征蒙古，击溃北元

第九章 任用贤才与开通言路

 第一节 广辟才路学路

 第二节 “惟才是与”的用人政策

 第三节 纳谏与拒谏

第十章 封建专制的高度发展

 第一节 动荡不安的政局

 第二节 “躬览庶政”，扩大皇权

 第三节 《大明律》与御制《大诰》

 第四节 严密的专制统治

第十一章 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

 第一节 整肃吏治

 第二节 限制和打击豪强势族

 第三节 胡蓝党案

第十二章 休养生息，发展生产

 第一节 与民休息，藏富于民

 第二节 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第三节 手工业的复苏

 第四节 商业的逐步繁荣和大明宝钞的发行

第十三章 开明的民族政策

 第一节 威德兼施，德怀为主

 第二节 “严明以驭吏，宽裕以待民”

 第三节 发展汉藏茶马贸易

第十四章 睦邻外交和御倭斗争

 第一节 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

 第二节 对外经济文化交流

 第三节 御倭斗争

第十五章 个人爱好和生活

 第一节 勤奋好学，喜弄翰墨

 第二节 精研兵书，博览经史

 第三节 多妻多子的家庭

 第四节 老皇帝之死与“靖难之役”

 第五节 一生的功过评价

朱元璋大事年表

附录：有关朱元璋的主要论著与研究综述

后记

第二节从放牛娃到小行童

朱五四苦煎苦熬，慢慢把几个儿女拉扯大，最小的儿子朱元璋眼看也十一岁了。他指望儿女长大成人，成家立业，日子会好过一些。不料，地主又无故夺佃。后至元四年(1338年)他只好拉家带口，离开东乡，移居西乡②，第二年又迁到人烟稀少的太平乡孤庄村(今安徽凤阳县治西南约十里处的二十营)③，租种地主刘德的田地。

搬到孤庄村，朱元璋已是十二岁的少年，身体长得相当壮实，“姿貌雄杰”①。小时候，因为喜欢独处沉思，又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父母格外疼爱，曾把他送去私塾读了几个月书，认得几个字，越发显得聪明过人②。朱五四和妻子陈氏看在眼里，感到无限喜慰。这些年来，他们虽然经常搬家，但因忠厚老实，勤劳吃苦，邻居有个什么事，他们都热心帮忙，人们都说他们家将来肯定能出个“好人”，会有个出头之日。如今膝下的四个儿子，老大重四由于从小过于溺爱，惯出了一堆坏毛病，对父母很不孝顺③，而且带坏了老二、老三，都吃不了苦，将来肯定不会有大出息，惟一的希望寄托在老四朱元璋的身上。陈氏常对朱五四说道：“人言吾家当生好人，今吾诸子皆落落，不治产业。”然后指着小儿子说：“岂在此乎?”

但是，朱元璋年龄毕竟还小，只能帮家里干些轻活，一时还指靠不上。这几年，由于多次搬家，加上大姊二姊出嫁，大哥娶亲，花了些钱，家里的日子越发不济。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二哥和三哥分别出赘唐家、刘家，做了上门女婿⑤，朱元璋也去给地主刘德看牛放羊。P21-22

陈梧桐同志撰写的朱元璋大型传记即将出版，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梧桐同志研究朱元璋有年。他用多年的时间，搜集披阅了大量史料，从各个角度对朱元璋进行深入的研究，基本弄清朱元璋各个时期的主要活动，写出三十多篇有相当学术价值的论文，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写成这部《洪武大帝朱元璋传》。传记以流畅而锋利的笔触，全面深刻地再现了朱元璋一生复杂而曲折的经历，具体生动地记述了朱元璋在元末农民战争期间的军事斗争及战略策略，在明朝开国时期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及其制定的各种典章制度，以及他个人的生活、思想和性格。由于作者占有丰富而翔实的史料，又善于进行理论分析，因此作品写得颇有新意，对许多历史事件或历史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

一部历史人物传记，如果不能客观地反映传主的是非功过，并对他作出正确的评价，就不算是成功的作品。朱元璋既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又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封建君主。他一生的前期和后期兼于两种截然不同的阶级属性，在前期他不愧为杰出的农民领袖，在后期他又不愧为杰出的封建皇帝。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要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是很不容易的。新中国建立以来，史学界对朱元璋的评价，褒贬殊异。但毋庸讳言，大部分论者由于研究课题或其他原因所限，往往只择取朱元璋某个时期或某个方面的活动进行论述，进而对他的功过作出评价，这就很难反映朱元璋其人的全貌，结论也难以合乎实际。梧桐同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认为必须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人物的活动，既要顾及到他一生前后的发展变化，又要顾及到他各个方面的活动。他的这部《洪武大帝朱元璋传》，以大量的史料为依据，系统而全面地记述了朱元璋各个时期各个阶段的主要活动，并把它们放到当时的阶级斗争环境和历史范围之内，结合传主所处的历史大势及其具体条件、地点和时间进行考察，是功就言其功，是过就言其过，既不随便拔高，也不任意隐讳，历史事实是怎么样，就怎样写。在全书的末尾，再根据他一生的活动，总评其是非功过，指出朱元璋在参加元末农民战争和建立明朝封建统治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是既有突出的贡献，又有明显的过失，但综其一生，主要是起了促进社会进步、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功大于过，是个有作为的封建皇帝。这样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评价是恰当的。

在历史科学的研究中，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历来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孑L子在他编订的我国第一部成型史书《春秋》里，就对鲁国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中各种人物的表演，按照自己的观点作了褒贬。而司马迁的《史记》，则干脆用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来写历史，不论是“纪”还是“传”，自然都包含着作者对纪主或传主的评价。汉代以后的史书，虽然有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诸种写法，但仍以历史人物的活动作杠杆，贯穿着作者对人物的褒贬。不过，剥削阶级的史学家，囿于视野和阶级局限，他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总不免有所偏颇，很难做到客观。新中国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努力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并对许多历史人物重新做出评价，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研究者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或掌握资料所限，没有能够充分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总还存在某些偏颇。加上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理解也不全面，往往把划分人物的阶级属性并据以进行褒贬当作阶级分析法。因此，不少论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农民战争领袖随意加以拔高，而对帝王将相则多加贬斥。而在某种政治气候的影响下，有的论者又对某些历史人物作了相反的评价，甚至把农民战争说成是破坏作用多于积极作用，任意贬低农民领袖。这样一来，要对曾经是农民领袖又是封建皇帝的朱元璋做出评价，就很困难了。不少论者，采取肯定他的前期而否定他的后期的做法，把朱元璋当皇帝说成是叛徒，从而完全否定他的历史功绩。显然，这是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的。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之一，但农民阶级却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因此，农民战争只能起到推翻和打击腐朽的旧王朝的作用，却不可能导致农民阶级的最后解放。朱元璋等农民起义军推翻了腐朽的元王朝，这是历史的功绩，应当垂勋史册；朱元璋在推翻元朝的统治之后，建立了明王朝，实行轻徭薄赋，改革吏治，发展生产，使封建社会的历史向前发展一步，这同样是历史的功绩，也应垂勋史册。当然，朱元璋从一个农民领袖变成一个农民的统治者，他有剥削压迫农民的一面，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这是历史的局限，只要他当了皇帝，就必然站到农民的对立面，这是不以朱元璋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因此，用朱元璋从农民领袖转化为封建皇帝来否定他的历史功绩，并不是科学的态度。对朱元璋的评价，在他建立明王朝之前应当用衡量农民领袖功过的标准来进行评价，在他建立明朝政权之后则应当用衡量封建帝王的标准来进行评价。《洪武大帝朱元璋传》对朱元璋的评价是比较客观、比较全面的。对作为农民领袖的朱元璋和作为封建皇帝的朱元璋，其是非功过在书中都作了详细的表述和实事求是的评价，既充分肯定了他的历史作用，也指出了他的历史局限。这种做法，显然是比较公允、妥当的。

梧桐同志锲而不舍的勤奋治学精神，是值得称赞的。我曾经和梧桐同志做过邻居。那是在“十年动乱”之后，知识分子刚从“臭老九”转变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住房条件还很差，我们同样都是住着两间豆腐干大的小平房，据说那是原北大理工学院的学生宿舍，每间房子不过八平方米左右。虽然工作条件很差，但我们都认为在新的形势下，是知识分子大有可为的年代，应当为人民多做些工作。梧桐同志坚信，只要发奋读书，锲而不舍，认真钻研，是可以做出成绩来的。他几乎没有星期天，也没有节假日，每天苦读到深夜，小平房里的灯光仍然亮着；他数年如一日，翻阅了大量有关明代历史的资料，写出一篇篇有见解的文章。后来，随着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梧桐同志住进了楼房，工作条件比原先好得多，不过我们已经不再是邻居了。但是，梧桐同志在那狭小的平房里艰苦奋斗的情景，却一直是令人难忘的。现在梧桐同志已是一位造诣颇深的明史专家，他今天的成就，基础就是在那两间小平房里打下的。这也说明一个真理，只要有坚韧不拔的决心，发奋努力，在艰苦的条件下也是可以做出成绩的。

《洪武大帝朱元璋传》是一部成功的传记著作，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深度。它的出版，将有助于朱元璋研究的进一步深人。朱元璋是元末明初的重要历史人物，他的活动，不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军事的，文化的，都必然要对当时乃至后来的历史产生重大的影响。这部大传既展现了朱元璋一生的业绩，也反映了元末明初整个时代的历史风貌，对于读者了解元末农民战争和明初的政治、经济状况都是很有帮助的。全书文字生动晓畅，可读性较强，除专业的历史研究者之外，对其他历史爱好者来说也是值得一读的。上面这些话，是为祝贺梧桐同志这部《洪武大帝朱元璋传》的出版而写的，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苏双碧

2002年2月于北京沙滩

这部<洪武大帝朱元璋传》，是《洪武皇帝大传》的增订本。

《洪武皇帝大传》是1993年6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当时，中国明史学会前后两任的副会长、安徽师范大学校长张海鹏教授和南开大学南炳文教授，以及上海师范大学吴仁安教授、吉林大学梁希哲教授，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上海技术师范学院学报=》、《=史学集刊》发表书评，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拙著与原有的同类著作相比，“不仅挖掘了许多新的史料，订正了不少史籍记载的错误，而且大大拓宽了研究的领域，加深了论述的深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大传》在行文方面很注意生动形象，通俗易懂，有些章节读起来娓娓动听，婉如在讲故事一样。这样，不但没有降低《大传》的学术价值，反而增强了可读性，达到雅俗共赏的客观效果”，“是继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先生的大作<朱元璋传》之后又一部有影响的朱元璋传记”。书也很快销售一空，出版社曾多次加印，发行量达到一万九千册。后来，台湾师范大学朱鸿教授在《汉学研究通讯》发表的近十年来(1989—2000年)海内外有关朱元璋研究的综述文章中，将拙著与后出的几部朱元璋传记进行比较后，也认为“以陈著的学术成就最高，论者谓其超越吴晗之作，绝非溢美之词”。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深感欣慰，备受鼓舞，觉得自己在朱元璋研究上所花的大量心

但是，正如三国时代魏人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所言：“世人著述，不能无病。”拙著自然也不例外。书中不仅存在一些校核上的失误，有些史实的叙述也不够准确，特别是由于本书的研究基础是奠立于“文革”刚刚结束不久之时，思想还未完全解放，对某些历史问题的认识，对朱元璋的评价，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影响，例如对朱元璋接受和恢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提倡尊孔崇儒、施行礼法之治，就持基本否定的态度，显然有失偏颇。后来，随着史料搜集的不断丰富，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便萌生了增订重版的想法，并开始动手改写了某些章节。但因杂事繁忙，加上写作任务相当繁重，就把增订工作停了下来。2001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的王才禹副编审来访，热情地提出为我出版增订本，这才决心放下其他工作，集中全力进行本书的修改与增补。

这次的增订，除了修正初版中的一些讹误，还根据自己新的研究心得，吸收学术界同仁新的研究成果，对某些章节作了较大的修改补充，力求使史实的叙述更加全面、完整、准确，对朱元璋的评价更加科学、客观、公正。全书的篇幅也由原来的十四章扩展为十五章，并补写了一个朱元璋大事年表，以便于读者的阅读。在增订的过程中，许多朋友提供了热情的帮助，特别是北京师范大学顾诚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春瑜研究员提供了美籍华裔学者陈学霖的《俞本(纪事录>与元末史料》论文复印件及其论文集《史林漫识》(内附其点校的俞本《明兴野记》即《纪事录》的全文)，南京师范大学旅游学院的葛军连老师提供了明孝陵御碑亭中清康熙帝题写的“治隆唐宋”石碑照片，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贵州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主任陈荣和王才禹副编审，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这里也一并向他们致谢。

本书初版梓行后，有些熟悉的朋友和读者问起，书中何以未写朱元璋的“文字狱”?关于这个问题，拙文《再论朱元璋的功绩和历史地位》实际上已经作过回答。文中指出：“至于朱元璋大搞文字狱之说，海内外学者早已指出，其论据皆出自明中后期野史稗乘所载之佚闻，但这些佚闻却未见诸官修史籍，且彼此互相柢牾，漏洞百出，实不足信。退一步说，即使明中后期野史稗乘所载佚闻全部属实，它们的性质与触犯封建避讳的案件相似，也不属于文字狱的范畴。所谓文字狱，是用以治思想罪的，应指因文字著述含有触犯统治者利益的政治思想内容而遭受迫害的文字狱案。明中后期野史稗乘所载的那些佚闻并不具有这种特征，称为文字狱显然是过于勉强的。”在没有新的资料发现之前，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增订，保留这一观点未动。

最后需要说明一点，本书初版《洪武皇帝大传》引用的《明实录》使用的是日伪时期影印的南京国学图书馆藏本，增订本则改用台北中文出版社发行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因为后一种影印本不仅比较常见，而且也比较完整、准确。

科学研究是没有止境的，这个增订本自然也还存在着不完善和错误的地方，欢迎学界同仁和读者批评指正。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愿以此与大家用共勉。‘  陈梧桐

2004年12月15日

于北京魏公村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