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胡同记者”、“京味作家”刘一达倾八年心血的一部力作，也是一幅古朴纯真的民俗风情画。小说主要讲述了乱世之中生活在老北京城内的几家人，围绕着一件家传宝鼎而引发的一系列恩怨情仇的故事，是古都人文全景式的真实写照。本书已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似水浮生》。

倾作者八年心血的一部力作，古都人文全景式的真实写照，京味儿口语化方言土语荟萃，老北京人心灵和魂魄的重现，一幅古朴纯真的民俗风情画，历史掌故风土民情尽现书中，老事年间古玩行内幕的揭示，哀婉凄切和荡气回肠的故事。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后记 我为什么要写《古都子民》

窗户纸刚泛白，崇文门城楼上的镇咣当了六下。宗二爷起身下炕，从破胆瓶里摸出个小布包，里面是两个碧绿透亮的痕玉茶碗。他用袖口擦了擦，揣进怀里，耳朵贴着墙，听见儿子宗家琦还在打呼噜，便悄悄地溜出门，到院里的葡萄架下，拎起那个画眉笼子，奔花儿市的“璧壶春”茶馆。

“璧壶春”，在花儿市上四条胡同口儿，三间门脸儿，长桌方桌，长凳短凳，八九个，柜台上永远放着把紫铜壶，并没有水，应门面的。

掌柜的叫卢喜，方头大脸，敦实个儿，一对蛤蟆眼，大蒜头鼻子，笑起来满脸跑肉，显出十二分的殷勤，身上的大布衫总是那么利落，像刚从喜宴上出来，肩膀头上老是放着块手巾把儿，不光是为了擦手，像说相声的手里的那把扇子，逢场作戏的道具。

每天的大清早儿，东花儿市买卖地上的这帮“老家雀儿”们得先到“璧壶春”照个面儿。他们各有各的画眉、黄鸟儿，各有各的故事由儿。碰了面儿，逗几声咳嗽，扯几句闲篇儿，抖落抖落被窝里一宿的臊气，顺手儿每人掏出点“关”子来：京戏名角跟哪个官太太在野鸡店里让人捉了奸，银号的二老板在护城河被黑道上的人给绑了票，拾煤核的小孩儿在煤堆里拾到个大玉坠儿……听去吧，净是说的有鼻子有眼儿的新鲜事儿，没影没边儿。这儿的话，有一半儿掺着水，谁都知道，谁也就不去刨根儿问底儿。其实这些闲篇儿，都是扯臊!正经事儿是“倒活儿”。“璧壶春”茶馆的窗根底下单摆着一溜台桌，奔这儿“倒活儿”的，可以在这上边亮货。这帮“老家雀儿”都是买卖地儿的油子，怀里都揣着包儿，也有拎着大件儿的，提溜着个小笸箩唔的。这路人也叫“提溜包儿的”。包里包的有“件头儿”(大件的玉器)，也有“别子”(小件的玉器)。

这儿得跟您交代几句：我说的这档子事是发生在民国的时候，袁世凯袁大头称帝，辫子兵张勋张大帅在北京闹腾以后的事儿。当时的花儿市，除去以老北京头上戴的、身上挂的、祭灶祭祖的供案上插的，红事白事上摆的那绒绢纸花儿，就得说是玉器了。

花儿市大街是东西走向，以羊市口为界，东边儿叫东花儿市，那是绒绢纸花儿的世界，西边儿叫西花儿市，买卖地儿是玉器拿尊了，光北羊市口和上四条的胡同儿，玉器庄、玉作、玉器摊儿有二三百家。咱们要说的这位宗二爷便是其中的一号。可他有点儿特殊的是，没“庄”也没“作”，只是到“璧壶春”“倒活儿”。东西的来路呢，一半是他打小鼓儿挨门挨户收购来，然后让他的瘫儿子加工，擦呀擦呀，有了成色后再加价出手，吃这个赚儿。

宗二爷的脸永远是皱皱瘪瘪的，像个放蔫了的青枣儿，长脸老是哭丧着，像欠了谁的债，扫帚眉下一对没睡醒似的小眼，听别人说话时，这对小眼微微合上，及至谈到正题，出手一件“活儿”，他的小眼吧嗒吧嗒眨眨，在一开一合之中，闪动着两颗黑亮黑亮的眸子，那光亮藏着一股子阴森可怖的杀气。“过眼”是宗二爷的一绝，西花儿市的玉器商都知道这对小眼儿。甭管你手里拿着墓里掘出来的玉碗，还是洋人出手的玛瑙、“木变石”，他一眼便能瞅出来。同样的玛瑙，他小眼儿一量，便能辨出哪个是荆州料，哪个是云南料，哪个是矾晶。

有一次，羊市口的小力巴儿狗四跑“璧壶春”“走活儿”，他出手一个如意，要价两百块，宗二爷拿起来只扫了一眼，哼了一声：“这个也就值10块钱。”

狗四把如意夺回来，甩出一句片儿的话：“10块钱?我干脆砸了得啦。我看你的眼力也太拿事儿了吧。”说着从怀里掏出块蓝布，想擦擦那如意，去去晦气，不想掉出块玉带片儿。宗二爷一眼盯上了：“这个，你给个价儿。”

狗四笑了：“想要哇，您给1O块钱。”他不过是有意打谎儿，逗逗这“老家雀儿”。  谁知宗二爷抢到手里，像狗嗅物似的瞅了瞅，从怀里摸出钱来了。

狗四一下愣在那儿了。跟宗二爷“过活儿”不打价儿，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宗二爷可当真要?”

“钱都拿出来了，还有假吗?”

狗四心里话：真算碰上大头了。这是他花一块钱从一个要饭的手里淘换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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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写《故都子民》

下了功夫

《故都子民》是我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我比较得意的一部长篇小说。构思写这部小说是在20年前，动笔写是在10年前。整个创作过程用了有10年左右的时间，可以说这部小说是我耗费心血最多的作品。

10多年前，我还没当职业记者。当时，我一心想当作家，而且想当老舍、福楼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那样的作家。我的心境是坦然的，沉静的，寂寞的，没有多少浮躁。所以，我创作的《故都子民》非常用功，非常努力。不说虚话，用功到一个词儿，能琢磨一天的程度；努力到一个细节，能想1个月的地步，在这种状态下创作出来的小说，那是什么成色，您说能让读者失望吗?

我之所以如此殚精竭虑地创作这部小说，除了想以此证明自己有当作家的实力之外，还有一个了却平生的一大夙愿的念头。

老古玩商

30年前，我那当儿只有16岁。由于家庭出身有“砟儿”，我被分到北京西郊一个木制品厂烧木炭。

跟我一块儿烧炭的师傅，也有几位身上带着“砟儿”。所谓的“砟儿”，也就是阶级成分有些复杂。其实，现在看起来都属于政治运动的“牺牲品”。这几位师傅有解放前做买卖的，有挑馄饨挑儿的，有当过国民党兵的，有当过伪保长的。总之，都属于老北京的“三教九流”。

其中，有位师傅是老北京的古玩商。说起来，他这个古玩商当得有点儿冤。他是“打小鼓儿的”出身，以后又当“跑合儿的”，也就是这部书里“老千儿”干的那差事，费尽心思捞钱，好不容易用几样古玩“盘”下一个铺子来，解放军的炮响了。

北京解放后，因为有这个古玩铺，划阶级成分时，他被定为资本家。在以出身论尊卑、以成份定社会等级的年代，资本家和小业主有很大区别：资本家属于资产阶级，小业主属于小资产阶级。这位爷成了资产阶级，自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是挨批的对象。最后也不知怎么着给发配到我所在的这个工厂来烧木炭。

您说他冤不?可是那会儿这样的冤事太多了，一点不新鲜。他冤?您说，我一个初中生就因为右派家庭出身也发配到这儿烧炭，不是更冤吗?

好在这位爷挨斗受批已经皮实了，并不觉得自己冤。

烧木炭是非常苦的活儿。累不说，炭末子把脸弄得整天跟猛张飞黑李逵似的。干一天活儿，第二天吐出的痰都是黑的。活儿苦，只能自己找乐儿。

这位老古玩商是天生幽默的坯子，张嘴就是笑话。他岁数大了，我年轻力壮，有活儿就帮他多干点儿，为的是听他讲“段子”。我天天听他侃大山，讲他在老北京古玩行的见闻。

假如他是书中的杜五爷或宗二爷，肚子有玩意儿也不会往外掏，受行当和性格的影响，他们也掏不出来更多的玩意儿。偏偏这位爷是“老千儿”式的人物。您想他在地面儿上混了那么多年，已然成了行里的“虫儿”，见多识广的，肚子里的玩艺儿能少得了吗?

夙愿

这位老古玩商那当儿已经快60岁了。我琢磨着他是看我还算是有心的人，才跟我抖搂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

把木头装进窑里，烧成木炭，要等窑凉了，才能出炭。我们利用这个间隙坐在木头垛上，望着炭窑袅袅升人天空的白烟，沉浸在故都北京的回忆中。

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伙计，我跟你净扯些闲篇儿了。如果你能把它写出来就好了，古玩行里的这些事儿，应该让后人知道。”

听了他的话，我怦然心动。沉默良久，我说：“您不会白跟我这儿说古道今，谈天说地的，等着吧，也许有一天，我会把您讲的这些都写出来的。”

他听了为之动容，紧紧攥住了我的手，我感觉他的手是颤抖的。

这位爷没等到这一天。我的这部《故都子民》还没写，老爷子就已经驾鹤西去。

人已化作一缕青烟随之飘去，但他的影子和他讲的那些故事却深深地埋在我的记忆中。

正是从那时候起，我萌生了写一部反映旧北京玉人的长篇小说的念

我知道写一部长篇小说是一个大工程，尤其是写老北京的故事。因为我没有老北京的生活经历。跟我一起烧炭的那位爷讲的故事，只能说是抛砖引玉。我必须寻找更多的生活素材，才能凑齐盖一座“楼，，的材料。

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一直在打探和追踪采访北京玉器行的老人。

玉的学问忒深

说起北京的古玩行，除了字画、碑帖，就得说瓷器和玉器，最“吃”眼力了。

辨玉是一门非常深的学问。

玉器是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为什么说它属于遗产呢?因为现在真正好玉的材料很难淘换。玉材从远古时代就开始开采、雕琢。到了近代，能开采到好玉材已经很难了。

您肯定知道中国古代和氏璧的故事，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为了一块玉，可以割地封侯，可见玉器在那会儿的价值。一样好的玉器真可谓价值连城。

玩儿玉的人都知道，古玉比现在的玉器要值钱。当然，玉器的价值主要是看材质和雕工。

中国的玉器在世界上都得说是数得着的。史料上记载，在5000年以前的石器时代做玉的地区，除了中国，仅有现在的西欧、北欧和贝加尔湖地区。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这些地区和做玉的技术已经衰落和消亡。仅从出土的玉件中能看到当时玉器的制作情况。目前世界公认的古玉制作地区，除了中国以外，还有以“印第安玉器”出名的中美洲和以“毛利人玉器”闻名的新西兰。

但这两个地区的玉器无论从历史渊源上，还是从玉器的质料品种和琢玉的功夫上，都难跟我国相比。

我国出土的最早的玉器是在辽宁阜新查海。在这座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中，考古专家发现了7件透闪石软玉和1件阳赵石软玉制作的块、匕等物件，这一时期离我们现在约7500年左右。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我国的玉器在材质上已非常讲究，雕工已达到非常精湛的地步。

玉与人性

中国无疑是世界上出产和制作玉器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中国人已经把玉和人性紧密地结合起来。古代的玉器主要是用作佩戴的装饰，以及礼仪、丧葬、祭祀，而且把玉跟人品相比照。据史料记载，玉器的人格化在西周时代已经出现，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已形成定制。

商周以来，佩玉已成民俗。最早以玉喻人的记载多见于《诗经》。比如《诗·大雅·荡之什》上说：“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告诉人们君子要执身如玉，言行举止谨慎小心。《诗·卫风·淇奥》上说：“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瞻彼淇奥，绿竹如簧，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隐喻君子要想有像玉那样的高尚品德，必经过千锤百炼，反复琢磨才成。我们现在常用的词儿如“切磋”和“琢磨”就是从这儿来的。

把玉赋予道德内涵的是孔子。《礼记·聘义》中写道：“孔子日：‘非珉之多故贱之也，玉之寡故贵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慎怒以栗，智也；廉而不刿，义也；重重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

《礼记》借孔子说的话，把玉的各种属性进行了归类，把玉的外表色泽和质地特征，与儒家的道德观结合到一块儿，总结出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这十一德来。成为君子为人处世、洁身自爱的标准。这种喻人以玉，赋玉以德，确立了古代玉器人格化的理念。

大概从那时起，玉佩已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了，甚至到了“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地步。

以人喻玉 赋玉以德

玉器到了清末民初，人格化的理念已渐渐的淡化。虽说清代的乾隆皇上嗜玉如命，民间的曹雪芹又有一部《红楼梦》问世，其中宝玉、黛玉仍有以人喻玉、赋玉以德的影子。但玉已经成为皇亲国戚，达官显贵把玩的观赏物，离人民大众越来越远。

不过，以人喻玉的理念，在玉器行一直在延续着，直到现在仍然流传着。

我之所以要写这部《故都子民》，实际上也是为了表现“喻人以玉，赋玉以德”这样一个深刻的主题。

您如果细心品味此书，自然会发现我的良苦用心。我已经把人格、人性、人品，跟玉糅到了一块儿。用玉来反映老北京人的美好品德，用玉来表现老百姓的喜怒哀乐，用玉来展现老北京淳朴的民风民俗。

不知您能否品出其中的味道来?

“鸟儿张”

我是在1986年的春天动笔写这部小说的。为了能充分展现老北京玉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心灵世界，在此书构思之前，我进行了大量的采访。

老北京的玉器行有“四怪一魔”，他们是潘秉衡、何荣、刘德盈、张云和、王树森。五位大师在琢玉上各有千秋。尤其是潘秉衡在藻胎上的雕工，功夫最好。您现在在工艺美术博物馆，能欣赏到他留下来的作品。那精美绝伦的玉器摆件，真可以说是传世佳作。

我寻访这五位大师时，健在的只有王树森和张云和了。张云和以雕琢花鸟闻名，尤其是他雕琢的鸟儿，真是栩栩如生。所以人称“鸟儿张”。

我至今难以忘怀的是，那年冬天，我在崇文门外花儿市的一个大杂院采访“鸟儿张”的情景。

当时，老爷子已经80多岁了，久病卧床，面色惨白，吃喝全靠吸管。自然说话有些吃力。

当他的儿子儿媳对着他的耳朵说，有位记者要采访老玉人在解放前的生活时，老爷子睁开了眼睛，久久地望着我，然后把那只干柴般的手伸给我。

我握着他的手，激动万分，这只手雕琢过数不清的鸟儿，如今，这只手就要没了。您说，我能不为之感动吗?我跟老爷子聊了几次天儿。他的真诚，让我实在难忘，即便是在病中，他也竭力地搜索记忆，把知道的一些久远的往事讲给我。

我最后一次见“鸟儿张”，他说话已经非常费劲了。看着他被病魔折磨的那种痛苦的样子，我不忍心再打扰他。

我伏在他的床前，跟他说了几句安慰的话，让他多加保重。

他睁开眼，注视着我，用低缓的语气问道：“我讲的这些，能写出来吗?”

“能，能写出来。”我对他大声说。

我发现他听了这话，微微动了动，倏地，他的眼里流出两滴热泪。跟他告别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几天以后，我把这次采访的经过，写了一篇报道，登在了《北京日报》上。但是，我心里知道，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

如今，“四怪一魔”都已经作古，但是王树森先生和张云和先生给我讲述的老北京玉人的故事，至今还印在我的记忆中。其中，他们讲的一位老北京玉人感天动地的人性，已被我艺术加工成本书的杜五爷。

访老北京人

我是在北京西城的一条小胡同长起来的，在北京生活了40多年，我对北京的风土人情，也就是现在人们比较重视的胡同文化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虽然如此，我不能算是老北京，故都北京的事儿也没亲身经历过。

为了能在《故都子民》中充分展示老北京的风貌，挖掘和刻画出老北京人的人性和心魂、气度和心灵的底蕴，我前前后后采访了数百位老北京人。有老玉人、老古玩商，有解放前拉洋车的、拉小绊儿的、送水的、摇煤球儿的、看澡堂子、修脚的、剃头的、杠夫、堂头儿、看街的、做小买卖的、教书的、相面的、说书的、唱戏的、摔跤的、练武术的、变戏法儿的，有王爷的后代、宫里的太监、妓院站院儿的、妓女，等等。为我写这部小说积累了厚厚的几尺高的素材。

我的心愿

《故都子民》出版后，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特别受到了热爱京味儿文化的读者喜欢。大家认为这部小说的京味儿很浓，而且比较地道。

京味儿小说家邓友梅先生看了以后，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对我说了一句话：“真没想到你写得这么好。”邓先生比我年长20来岁，他研究京味儿文学多年，之所以能说出“没想到”恐怕是觉得就我这个岁数的人，能写出原汁原味儿的反映老北京玉人的小说实在是出乎意料。

的确，许多看了此书的读者，都以为我是从解放前过来的人呢。有几位中学生给我写信，谈读后感，亲切地叫我刘爷爷。可见这部小说还是如实地反映了故都的风貌和故事，有一定影响的。因为在此之前，反映北京玉器行和玉人们生活的小说是很少的。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长篇小说连播节目，对《故都子民》作了连播，在北京市民中引起一定反响，特别是一些老北京人非常喜欢听。

播讲这部小说的是著名记者艾丰的弟弟宝良。播完后，他特地给我写了一封信，写道：他先后播过十几部小说，但没哪一部小说像《故都子民》这样，让他播着过瘾，让他播着激动；在讲到杜五爷去世和家琦与二兰子分手那两段时，他掉了眼泪。

小说播完后，电台让我跟听众进行交流。有不少听过这部小说连播的人给我打来热线电话，其中有两位让我非常感动。

一位是家住白云观附近的盲人，他说，在小说播出期间，他每到开播的时候准拿着收音机到自己的小屋静静地听，他生怕别的声音干扰。一个人边听边咂摸书里的味儿。他说，那一段时间简直着了迷，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故都子民》不能不听。因为他是失目人，听《故都子民》让他得到了美好的精神享受。

另一位听众是出租车司机，他说，一到小说播出的钟点，他就不拉活儿了，他把车停在路边，听完了再拉活儿。这位司机还不到30岁，对京味儿小说如此厚爱实在难得。

北京电影制片厂影视部的编导娄楠看了《故都子民》后，爱不释手，他费尽周折找到了我，决定要把《故都子民》搬上荧屏。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小说已改编成20集电视连续剧《似水浮生》，在国内10多家电视台播出，引起很大反响。此剧也算是了却了我心中的一大愿望，可以告慰我的那位师傅和王树森、“鸟儿张”以及我采访过的那些老北京人了。

刘一达

2005年7月于北京如一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