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陀，原名王长简；20世纪30年代以芦焚笔名行世。后因有人盗用“芦焚”而改用“师陀”。师陀的作品深沉淳朴，擅长描摹世态人情，刻画社会风习，有时带着诙谐与揶揄的情趣，却又流露出淡淡的哀愁与沉郁的情调。文笔纤细,叙述简约,笔锋蘸满了感情，善于表现人物的心理状态。这套全集收入师陀自1931年以来创作的全部作品，包括短篇小说，中、长篇小说，散文，散文诗，诗歌，戏剧，未刊稿，书信，日记，文学论文等，按文体编为五卷，依时间先后顺序编排，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师陀著作的结集。本书为第三卷，分上下册，收录的是散文作品。

上册收入散文集《黄花苔》《江湖集》《看人集》《上海手札》《保加利亚行记》。作家的散文语言清新，描写生动而含蓄蕴藉，具有真切感人的艺术魅力；《上海手札》类于新闻纪实性的直写，典型的生活细节再现了沦陷区的上海滩的时代面影；《保加利亚行记》以全新的视野尽展东欧特异风情，热情洋溢而凸显深沉。

下册收入散文集《山川·历史·人物》《芦焚散文选集》《上海三札》及编者根据佚文编录的《上海三札续集》。散文诗集《夏侯杞》为师陀生前编定，既富有哲理，且对自身童年作艺术性回想；构思巧妙，语言优美，首次结集出版。本书还收录了作家创作的诗歌10首。

图片(4帧)

黄花苔

序

父亲的酒瓶

这世界

劳生之舟

鼠

娜拉的下落

索龙

谷之夜

失乐园

落荒

夜

蛙鸣

盂兰夜

风铃

鱼雁

孩子的心

乡路

轿车

山店

过岭

夜间

劫余

假巡案

风土画

江湖集(未收《黄花苔》集重复作品)

病

童年

乌鸦

灯笼

死

河

程耀先

虹庙行

行脚人

黄昏 

宿店 

编后记

看人集

题记

旧事

铁匠

秋

生命的灯

方其乐

故事集

同窗

鹪鹩

残烛

上海手札

一、倦游

二、鲁宾逊的风

三、行旅

四、断片

五、上海

六、巢覆

七、插画

八、座谈

九、马食余

十、祝福

十一、最后的旗

十二、遗孑

十三、骑士

十四、鼹鼠

十五、风波

十六、淑女

十七、召顶

十八、住了

后记

保加利亚行记

索非亚印象

简单的介绍

过巴尔干山

警卫员

贝尔各维察杂记

独立纪念日

舍尔窝茨

村长和医生和神父

多朵拉的故事

季米特洛夫的指挥部

从一座工厂看保加利亚

季米特洛夫农业社

“船长”敢丘

多瑙河上

老工业城鲁塞

劳动人民一家——记两个土耳其族村庄

阳光与海

快快乐乐的索非亚

国庆节

柳宾·卡拉维洛夫的故乡

五一社的“代表”

黄金的路

列夫斯基与瓦左夫

巴尔干山的云海

愿青春长在

乔尔奇

特尔诺沃

戈尔果将军走过的路

父亲和母亲

“笨孩子学校”

博物馆卜罗夫狄夫

英勇的白露石霁察

伊凡·瓦左夫故居

里拉庙及其他

培林山杂记

波马基人

归程

结语

图片(8帧)

山川·历史·人物(只收散文)

从我的旧笔记而想起的及其他(代序)

红旗渠

山川·历史·人物

南湾

“变脸城”脱胎换骨

陇海路上

沙荒中的杰作

大众化学

人民警察

人民需要他发光

记第一汽车制造厂

老家

大毛

哀鲁彦

芦焚散文选集(未收各集重复作品)

《芦焚散文选集》序言

关于《程耀先》

上海续札

一、八月十一日

二、副刊编辑与写稿先生

关于陀斯妥益夫斯基的一点感想

窥豹录

一、《地之子》

二、解《非攻》

上海三札(未收各集重复作品)

一个“好”干部

汉武帝

泉水

火石

盆景

忆苦

蒲松龄《聊斋志异》草稿的下落

小饭作

外行谈戏

回忆《鲁迅杂感选集》

寒山寺传

神鬼戏与秦腔《游西湖》

为巴金获得“但丁奖”而作

松江三宝

醉白池记

写作历程

跋

上海三札续集

陀螺随笔

陀螺的梦 

黑白分明

巡行展览会——以后

什刹海与小市民

浮世绘

白鸽(外二篇)

爱的花束

探索者

他给我们的不算少

事实如何

但愿如彼

灵异

还乡 

苦役

战时随笔

八尺楼随笔(解放区文)

快乐的人

八尺楼随笔(上海文)

华寨村的来信

到东北去

迎接胜利的一年

播种庄稼才能获得丰收

可爱的人民

夏侯杞(散文诗集)

灯下

座右铭

健全

纸花

那本老书

作家先生

作家第二章

生命

童心

爱

人性

惆怅

卑下的人

投机家

一个自私的人

善恶

镜子

笔录

醉语

戒言

笑与泪

慈善家

苦柳

坟

死

哀荣

老营

天鹅

诗歌

失丢了太阳的人

May Day

挽歌

战儿行

河畔

新竹枝词

警告美国强盗

诗三首

颂蒲公松龄

偶成 

书怀

过去我为它做的一半工作是：抄下《词话》所使用的方言土语，翻过明末及其以后有关《词话》的著作，也翻过现在已成古人的郑振铎先生和吴晗先生的著作。郑振铎先生解放前曾想从古书中发现它的作者，他的学生吴晗先生也想从古书中发现它的作者，由于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峄县在东晋以前是兰陵邑或兰陵郡，两位当然也都查过《峄县志》和《兖州府志》。为了发现它的作者，据说戴望舒先生解放后曾特意查《麻城县志》，因为徐阶的女婿是麻城人，好像沈德符曾在他的《野获编》里讲到徐氏以《词话》作嫁妆的话。然而他们得到的是失望。郑振铎先生解放后由局长而兼副部长，忙文物忙的不亦乐乎，没有时间和兴趣再去想《词话》的事了。一次——是一九五七年夏天吧，在北京偶然碰见，谈起工作，我讲想继续他的未竞之志，研究出《词话》的作者。这位“老天真”用他习惯的动作和语言，把手斜着往下一劈说：“绝对研究不出来!绝对研究不出来!”我也深知光从古书中查不出现成的作者，这是因为古人思想上受科举的限制，受阴骘轮回的限制，受封建理学的限制。《词话》的作者是谁，董其昌知道，袁宏道弟兄知道，沈德符知道，袁氏弟兄的老师李贽——我想大概也知道。尽管袁宏道曾把《词话》配《水浒传》为《外典》，而又以《水浒传》与《史记》并称，沈德符曾称它的作者是嘉靖年间大名士，李贽曾评改过《水浒传》，似乎颇有“革命”精神，终于冲不破三个牢宠，不肯一语道破，使后人枉费精力，其他昏聩的士人更是只有咒诅作者断子绝孙了。

现在我坚信：作为这位伟大作家的同胞，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为世界文学史提供一些他的材料，正因为我们处于社会主义时代，才有可能完成前人所无法完成的工作。我个人也许挨不上这个机会了。我个人挨不上机会没关系，还有别人，还有后人。谨将我二十多年来的一些看法，写出来供别的研究者参考。

前面我曾说过：我深知光从古书中查不出现成的《词话》的作者。那么是不是认为我们前辈的工作没有必要呢?那也不是。他们查古书碰了壁，至少给我们启发：走另外的路。凡是写过小说或戏剧的人，大抵都有这种经验，没有经过相当锻炼，写不成像样的作品。这还是仅就现在有大量古今中外的作品足供我们阅读而言。《词话》的作者那个时代，却没有现成的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品供他参考，他能凭空结撰，写成一百多万字的巨制，固然得归功于他的创造精神，如果缺乏相当的写作经验，那就无论如何也创造不出来。结合沈德符的“嘉靖年间大名士”，令人很容易联想到武定侯郭勋刻本《水浒传》的作者。郭勋刻本《水浒传》虽然解放后只发现五回，好在出自郭氏本的百回本还在，其中与《词话》基本相同的两回足供我们查考。因为两回基本相同，有人认为先有《词话》，后有《水浒传》。我的看法不同。说书在北宋已很流行，到了明朝的嘉靖年间，甚至进入宫廷。郭勋本《水浒传》的作者必然有所依据，所依据的是当时当地说书人的底本。为了营业起见，中国各地方的说书人必须讲得具体生动，通俗易懂，才能吸引听众。我童年听过《三国演义》(我想其他地方人也听过《三国演义》)，说书人讲的和现在流行的罗贯中《三国演义》不同，诗间或有，改“日”为“说道”“叫道”“吼道”，也不用语录体，而是道道地地的妇孺皆懂的普通话加土话。说书人根据底本，世代师徒相传，不断丰富内容。试举一例：到了解放前后，扬州评话老艺人王少堂所传的《武十回》、《宋十回》底本已分别各增加到几十万字了。中国小说和唱本的发展，首功应归之艺人。正因为如此，我认为郭勋本《水浒传》的作者是依据当地说书人的底本，进行加工而成的。

P412-413

《师陀全集》收入师陀自1931年以来创作的全部作品，包括短篇小说，中、长篇小说，散文，散文诗，诗歌，戏剧，未刊稿，书信，日记，文学论文等，按文体编为五卷，依时间先后顺序编排。

在编辑工作中，我们坚持两项原则：一是求全，二是重视选好版本。

所谓求全，即期望出版的《师陀全集》，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师陀著作的结集，其中包括师陀已经发表和出版的文字，以及未曾发表的著作和书信、日记等。师陀的两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雪原》、《荒野》，首次收入全集第二卷。第四卷的未刊稿，第五卷的书信、日记，也均是首次发表。求全也包括：全集收入了师陀的少部分非文学的思想资料。在20世纪的中国，作为一位资深的老作家，师陀的文学经验和生活经验，也许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师陀30年代初出茅庐，作为一位漂泊无依游子的孤独；到40年代身居“饿夫墓”，心怀亡国之仇的沉重；再到50年代初期对未来生活的真诚与憧憬；及至十年浩劫中所经历的难以想像的恶梦，这些丰富的人生体验，艺术地升华为文学作品或以未刊稿形式留存，都已经凝结为世纪性的历史遗产。即使师陀创作的挫折和失误，也有助于读者解读充满神秘感的中国人的精神风貌，感悟到作家灵魂的颤栗、伤痛和顽强。比如，由于时代使然，50年代以后师陀的某些作品，曾经出现过某些趋时的肤浅，艺术上呈现出一种衰微之象。但即使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人们也同样能够感受到，在作品的字里行间，仍然有着摆脱文化压抑的挣扎、苏醒和舒张；甚至还出现了肉体愈禁锢，思想越澄明的奇特景象。这些，只有在求全的追求中，才能够给读者提供窥探作家真实灵魂的良机。

不言而喻，求全并非意味着不顾创作水准，毫无选择地有文必录。对于未刊稿的处理，我们采取的是既开放而又谨慎的态度，力求做到全而适度，全而不滥。

版本选择直接决定着全集的学术品格。我们力争：收入全集的著作，原则上均以初版本为准。由于多种因素的驱使，像不少现代作家一样，师陀的作品问世后，也都有过程度不同的修改。有的作品修改的分量很大。中篇小说《无望村的馆主》修改的文字，竞占原作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作品的女主人公百合花，原来是个尊奉“三从四德”的无辜少女，现在几乎成了一个解放女性。作者在《无望村的馆主》修改版序言中说，现在“给百合花一个好的收场，对我是一种安慰，我想对读者也应该是一种安慰”。在这一善良愿望驱动下，作者对作品的改动，好像在重新创造一个百合花，从而使作品离开了历史的规定情境。短篇小说集《果园城记》和长篇小说《结婚》的修改也有类似的情形。

抛开对作品伤筋动骨的改动不论，即使某些对个别词语的修改，较小段落的文字的增删，也有可能造成原文完整意义的瓦解。因为，对自己40年前的作品，用40年后的眼光进行修改，哪怕是异常小心谨慎的修改，也无法避免40年后当下思想的渗透、折射，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违背时下话语规范的异质话语进行规约，从而无法保持作品的原汁原味。一段时间内，作家像阵风似地修改原作，这本身也许就是一种值得研究的出版现象，其背后可能隐藏着历史的苦涩、无奈，乃至荒唐。不过，这一论题已远离了本文的论及范围，此处不赘。

对初版本的看重并不意味着对初版以后多种版本的拒绝。以初版本为基础，参照以后所出的较好的版本，对初版本出现的文字上的讹误进行相应的辨析、校勘，仍然是保证全集质量的重要途径。

任何优秀的作品都需要经过时间、空间的过滤而达到自身的彰显和留存，《师陀全集》当然也同样面临着新的读者群的选择。

以下是有关编辑体例等相关问题的交待。

为了保持作品原貌，作者已发表和出版的作品，以初次发表的报刊和初版本为依据收录。已收入作者各集子中的作品，每篇不再署名；新收入的作品，则在每篇之后署名。首次公开出版的书信、日记、未刊稿，均按原件收录，文字上不作任何改动。每卷集首，对该集著作的发表情况、版本沿革等问题作必要的说明。著作中作者的习惯用字如：底(的、地、得)，他(它、她)，恍、幌(晃)，息(熄)，燥(躁)，卖(买)，那(哪)，傍(旁)，作(做)，帐(账)，像(象、相)，撅(噘)，钉(盯)，澈(彻)，楞(愣)，窠(窝)，绉(皱)，分(份)，刁(叼)，匹(只)，驼(驮)，抗(扛)，止(只)……；用词如：叫化(花)，吐(唾)沫，耽(担)心，吵(嘈)杂，忘(王)八，眼杪(梢)，咒咀(诅)，从(重)新，座(坐)落，破褴(烂)，这们(么)，已竟(经)，照像(相)，发见(现)，糗(模)糊，摒(屏)息，端相(详)，其(起)初……以及数字，写作不一致处，一律不作更动。

每卷所收已出版的著作以出版时间的先后排序。未收入单行本的著作，以发表或写作时间的先后排序。写作时间有年、月可考而日不详者，列于该月之末；有年可考而月、日不详者，列于该年之末；无法确定时间者，列于该文体各篇目之末。

部分原文无题目，由编者酌加题注，以*号标示，采用脚注方式说明。原作中明显的错字、脱字、订正内容以[]号标示，字体调小，以示区别。个别字迹不可辨识的，用口号标示。疑有错讹无法订正的，以[?]表示存疑。

《师陀著作年表》、《师陀研究资料目录索引》、《师陀全集目录索引》等资料，作为附编置于全集末卷。

《师陀全集》编辑委员会由刘增杰、王刘纯、刘进才、魏春吉、袁喜生、刘涛、赵福生、杨萌芽、李国平、侯运华、谢景和、李顺翔组成。刘增杰全面负责书稿的征集、整理、编辑工作。王刘纯等分别担任各卷的编校工作和相关的编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