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陀,原名王长简;20世纪30年代以芦焚笔名行世。后因有人盗用“芦焚”而改用“师陀”。师陀的作品深沉淳朴,擅长描摹世态人情,刻画社会风习,有时带着诙谐与揶揄的情趣,却又流露出淡淡的哀愁与沉郁的情调。文笔纤细,叙述简约,笔锋蘸满了感情,善于表现人物的心理状态。这套全集收入师陀自1931年以来创作的全部作品,包括短篇小说,中、长篇小说,散文,散文诗,诗歌,戏剧,未刊稿,书信,日记,文学论文等,按文体编为五卷,依时间先后顺序编排,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师陀著作的结集。本书为第三卷,分上下册,收录的是散文作品。
上册收入散文集《黄花苔》《江湖集》《看人集》《上海手札》《保加利亚行记》。作家的散文语言清新,描写生动而含蓄蕴藉,具有真切感人的艺术魅力;《上海手札》类于新闻纪实性的直写,典型的生活细节再现了沦陷区的上海滩的时代面影;《保加利亚行记》以全新的视野尽展东欧特异风情,热情洋溢而凸显深沉。
下册收入散文集《山川·历史·人物》《芦焚散文选集》《上海三札》及编者根据佚文编录的《上海三札续集》。散文诗集《夏侯杞》为师陀生前编定,既富有哲理,且对自身童年作艺术性回想;构思巧妙,语言优美,首次结集出版。本书还收录了作家创作的诗歌10首。
过去我为它做的一半工作是:抄下《词话》所使用的方言土语,翻过明末及其以后有关《词话》的著作,也翻过现在已成古人的郑振铎先生和吴晗先生的著作。郑振铎先生解放前曾想从古书中发现它的作者,他的学生吴晗先生也想从古书中发现它的作者,由于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峄县在东晋以前是兰陵邑或兰陵郡,两位当然也都查过《峄县志》和《兖州府志》。为了发现它的作者,据说戴望舒先生解放后曾特意查《麻城县志》,因为徐阶的女婿是麻城人,好像沈德符曾在他的《野获编》里讲到徐氏以《词话》作嫁妆的话。然而他们得到的是失望。郑振铎先生解放后由局长而兼副部长,忙文物忙的不亦乐乎,没有时间和兴趣再去想《词话》的事了。一次——是一九五七年夏天吧,在北京偶然碰见,谈起工作,我讲想继续他的未竞之志,研究出《词话》的作者。这位“老天真”用他习惯的动作和语言,把手斜着往下一劈说:“绝对研究不出来!绝对研究不出来!”我也深知光从古书中查不出现成的作者,这是因为古人思想上受科举的限制,受阴骘轮回的限制,受封建理学的限制。《词话》的作者是谁,董其昌知道,袁宏道弟兄知道,沈德符知道,袁氏弟兄的老师李贽——我想大概也知道。尽管袁宏道曾把《词话》配《水浒传》为《外典》,而又以《水浒传》与《史记》并称,沈德符曾称它的作者是嘉靖年间大名士,李贽曾评改过《水浒传》,似乎颇有“革命”精神,终于冲不破三个牢宠,不肯一语道破,使后人枉费精力,其他昏聩的士人更是只有咒诅作者断子绝孙了。
现在我坚信:作为这位伟大作家的同胞,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为世界文学史提供一些他的材料,正因为我们处于社会主义时代,才有可能完成前人所无法完成的工作。我个人也许挨不上这个机会了。我个人挨不上机会没关系,还有别人,还有后人。谨将我二十多年来的一些看法,写出来供别的研究者参考。
前面我曾说过:我深知光从古书中查不出现成的《词话》的作者。那么是不是认为我们前辈的工作没有必要呢?那也不是。他们查古书碰了壁,至少给我们启发:走另外的路。凡是写过小说或戏剧的人,大抵都有这种经验,没有经过相当锻炼,写不成像样的作品。这还是仅就现在有大量古今中外的作品足供我们阅读而言。《词话》的作者那个时代,却没有现成的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品供他参考,他能凭空结撰,写成一百多万字的巨制,固然得归功于他的创造精神,如果缺乏相当的写作经验,那就无论如何也创造不出来。结合沈德符的“嘉靖年间大名士”,令人很容易联想到武定侯郭勋刻本《水浒传》的作者。郭勋刻本《水浒传》虽然解放后只发现五回,好在出自郭氏本的百回本还在,其中与《词话》基本相同的两回足供我们查考。因为两回基本相同,有人认为先有《词话》,后有《水浒传》。我的看法不同。说书在北宋已很流行,到了明朝的嘉靖年间,甚至进入宫廷。郭勋本《水浒传》的作者必然有所依据,所依据的是当时当地说书人的底本。为了营业起见,中国各地方的说书人必须讲得具体生动,通俗易懂,才能吸引听众。我童年听过《三国演义》(我想其他地方人也听过《三国演义》),说书人讲的和现在流行的罗贯中《三国演义》不同,诗间或有,改“日”为“说道”“叫道”“吼道”,也不用语录体,而是道道地地的妇孺皆懂的普通话加土话。说书人根据底本,世代师徒相传,不断丰富内容。试举一例:到了解放前后,扬州评话老艺人王少堂所传的《武十回》、《宋十回》底本已分别各增加到几十万字了。中国小说和唱本的发展,首功应归之艺人。正因为如此,我认为郭勋本《水浒传》的作者是依据当地说书人的底本,进行加工而成的。
P412-413
《师陀全集》收入师陀自1931年以来创作的全部作品,包括短篇小说,中、长篇小说,散文,散文诗,诗歌,戏剧,未刊稿,书信,日记,文学论文等,按文体编为五卷,依时间先后顺序编排。
在编辑工作中,我们坚持两项原则:一是求全,二是重视选好版本。
所谓求全,即期望出版的《师陀全集》,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师陀著作的结集,其中包括师陀已经发表和出版的文字,以及未曾发表的著作和书信、日记等。师陀的两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雪原》、《荒野》,首次收入全集第二卷。第四卷的未刊稿,第五卷的书信、日记,也均是首次发表。求全也包括:全集收入了师陀的少部分非文学的思想资料。在20世纪的中国,作为一位资深的老作家,师陀的文学经验和生活经验,也许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师陀30年代初出茅庐,作为一位漂泊无依游子的孤独;到40年代身居“饿夫墓”,心怀亡国之仇的沉重;再到50年代初期对未来生活的真诚与憧憬;及至十年浩劫中所经历的难以想像的恶梦,这些丰富的人生体验,艺术地升华为文学作品或以未刊稿形式留存,都已经凝结为世纪性的历史遗产。即使师陀创作的挫折和失误,也有助于读者解读充满神秘感的中国人的精神风貌,感悟到作家灵魂的颤栗、伤痛和顽强。比如,由于时代使然,50年代以后师陀的某些作品,曾经出现过某些趋时的肤浅,艺术上呈现出一种衰微之象。但即使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人们也同样能够感受到,在作品的字里行间,仍然有着摆脱文化压抑的挣扎、苏醒和舒张;甚至还出现了肉体愈禁锢,思想越澄明的奇特景象。这些,只有在求全的追求中,才能够给读者提供窥探作家真实灵魂的良机。
不言而喻,求全并非意味着不顾创作水准,毫无选择地有文必录。对于未刊稿的处理,我们采取的是既开放而又谨慎的态度,力求做到全而适度,全而不滥。
版本选择直接决定着全集的学术品格。我们力争:收入全集的著作,原则上均以初版本为准。由于多种因素的驱使,像不少现代作家一样,师陀的作品问世后,也都有过程度不同的修改。有的作品修改的分量很大。中篇小说《无望村的馆主》修改的文字,竞占原作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作品的女主人公百合花,原来是个尊奉“三从四德”的无辜少女,现在几乎成了一个解放女性。作者在《无望村的馆主》修改版序言中说,现在“给百合花一个好的收场,对我是一种安慰,我想对读者也应该是一种安慰”。在这一善良愿望驱动下,作者对作品的改动,好像在重新创造一个百合花,从而使作品离开了历史的规定情境。短篇小说集《果园城记》和长篇小说《结婚》的修改也有类似的情形。
抛开对作品伤筋动骨的改动不论,即使某些对个别词语的修改,较小段落的文字的增删,也有可能造成原文完整意义的瓦解。因为,对自己40年前的作品,用40年后的眼光进行修改,哪怕是异常小心谨慎的修改,也无法避免40年后当下思想的渗透、折射,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违背时下话语规范的异质话语进行规约,从而无法保持作品的原汁原味。一段时间内,作家像阵风似地修改原作,这本身也许就是一种值得研究的出版现象,其背后可能隐藏着历史的苦涩、无奈,乃至荒唐。不过,这一论题已远离了本文的论及范围,此处不赘。
对初版本的看重并不意味着对初版以后多种版本的拒绝。以初版本为基础,参照以后所出的较好的版本,对初版本出现的文字上的讹误进行相应的辨析、校勘,仍然是保证全集质量的重要途径。
任何优秀的作品都需要经过时间、空间的过滤而达到自身的彰显和留存,《师陀全集》当然也同样面临着新的读者群的选择。
以下是有关编辑体例等相关问题的交待。
为了保持作品原貌,作者已发表和出版的作品,以初次发表的报刊和初版本为依据收录。已收入作者各集子中的作品,每篇不再署名;新收入的作品,则在每篇之后署名。首次公开出版的书信、日记、未刊稿,均按原件收录,文字上不作任何改动。每卷集首,对该集著作的发表情况、版本沿革等问题作必要的说明。著作中作者的习惯用字如:底(的、地、得),他(它、她),恍、幌(晃),息(熄),燥(躁),卖(买),那(哪),傍(旁),作(做),帐(账),像(象、相),撅(噘),钉(盯),澈(彻),楞(愣),窠(窝),绉(皱),分(份),刁(叼),匹(只),驼(驮),抗(扛),止(只)……;用词如:叫化(花),吐(唾)沫,耽(担)心,吵(嘈)杂,忘(王)八,眼杪(梢),咒咀(诅),从(重)新,座(坐)落,破褴(烂),这们(么),已竟(经),照像(相),发见(现),糗(模)糊,摒(屏)息,端相(详),其(起)初……以及数字,写作不一致处,一律不作更动。
每卷所收已出版的著作以出版时间的先后排序。未收入单行本的著作,以发表或写作时间的先后排序。写作时间有年、月可考而日不详者,列于该月之末;有年可考而月、日不详者,列于该年之末;无法确定时间者,列于该文体各篇目之末。
部分原文无题目,由编者酌加题注,以*号标示,采用脚注方式说明。原作中明显的错字、脱字、订正内容以[]号标示,字体调小,以示区别。个别字迹不可辨识的,用口号标示。疑有错讹无法订正的,以[?]表示存疑。
《师陀著作年表》、《师陀研究资料目录索引》、《师陀全集目录索引》等资料,作为附编置于全集末卷。
《师陀全集》编辑委员会由刘增杰、王刘纯、刘进才、魏春吉、袁喜生、刘涛、赵福生、杨萌芽、李国平、侯运华、谢景和、李顺翔组成。刘增杰全面负责书稿的征集、整理、编辑工作。王刘纯等分别担任各卷的编校工作和相关的编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