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史学有重视“考信”的传统。至清代朴学盛行，学者对于如休搜集材料、考订歧误、辨别真伪这套学问尤其致力，积累了许多经验和资料。《中国历史研究法》辟了专章论述史料的盾集和鉴别，就是以传统史学所积累的方法为基础，运用近代学术眼光加以总结和发展。因此他申明：论述搜集和考证史料，目的是达到“求真”，而“求真”乃是传统学术“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方法发展辐来。求得史实的准确是史学发展的前提，否则，“其思想将为枉用，其批评将为虚发”，这就是注重史料如何搜集与鉴别的意义所在。

 中国传统学术，经历清后期的低迷徘徊之后，从清末民初起，涌现出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他们以渊深的国学根底，融通中西，不仅擘划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更开创了一种圆融通博且富于个性特征的治学门径与学术风范，而后者也正是当今学术界，经历了十几年的曲折后出现的“世纪回眸”热潮所尤为心仪的核心问题。本丛书辑取其中尤具开创性而篇幅不大者，并约请当今著名专家为之导读，不仅梳理其理论框架，剔抉其精义要眇，更着重揭橥其学术源流、历史文化背景，及撰作者当时特定的情境与心态，从而在帮助读者确切理解原著的同时，凸现大师们的学术个性。相信这一设计，会比单比原著，或笼统抽绎当时学风特点，来得更切近可靠。原著是垂范后世的经典之作，导读为鞭辟入里的精赅之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这也许是本丛书有别于坊间同类丛书不可替代的特点而弥足珍藏。

前言

中国历史研究法

自序

第一章 史之意义及共范围

第二章 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第三章 史之改造

第四章 说史料

第五章 史料之蒐集与鉴别

第六章 史迹之论次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

——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绪论

总论

第一章 史的目的

第二章 史家的四长

第三章 五种专史概论

分论一 人的专史

第一章 人的专史总说

第二章 人的专史的对象

第三章 做传的方法

第四章 合传及其做法

第五章 年谱及其做法

第六章 专传的做法

第七章 人表及其做法（略）

分论二 事的专史

分论三 文物的专史

第一章 文物专史总说

第二章 政治专史及其做法

第三章 经济专史及其做法

第四章 文化专史及其做法

第五章 文物专史做法总说

分论四 地方的专史（略）

分论五 断代的专史（略）

而证据散失之涂径甚多，或由有意隐匿，例如清廷之自改实录(详第五章)；或由有意蹂躏，例如秦之烧列国史记；或由一新著作出，而所据之旧资料遂为所淹没，例如唐修《晋书》成，而旧史十八家俱废；或经一次丧乱，而大部分史籍悉沦没，如牛弘所论“书有五厄”也；或孤本孤证散在人间，偶不注意，即便散亡，斯则为例甚多，不可确举矣。要而言之，往古来今之史料，殆如江浪淘沙，滔滔代逝。盖幸存至今者，殆不逮吾侪所需求之百一也。其幸而存者，又散在各种遗器、遗籍中，东鳞西爪，不易寻觅。即偶寻得一二，而孤证不足以成说，非荟萃而比观不可。则或费莫大之勤劳而无所获。其普通公认之史料又或误或伪，非经别裁审定，不堪引用。又斯学所函范围太广，各人观察点不同，虽有极佳良现存之史料，苟求之不以其道，或竟熟视无睹也。合以上诸种原因，故史学较诸他种科学，其搜集资料与选择资料实最劳而最难。史学成就独晚，职此之由。

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此常识所同认也。虽然，不能谓近代便多史料，不能谓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例如中日甲午战役，去今三十年也，然吾侪欲求一满意之史料，求诸记载而不可得，求诸耆献而不可得。作史者欲为一翔实透辟之叙述，如《通鉴》中赤壁、淝水两役之比，抑已非易易。例如二十年前，“制钱”为国家唯一之法币，“山西票号”管握全国之金融，今则此两名辞久已逸出吾侪记忆线以外，举国人能道其陈迹者，殆不多觏也。一二事如此，他事则亦皆然。现代且然，而远古更无论矣。

孔子有言：“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不治史学，不知文献之可贵与夫文献散佚之可为痛惜也。距今约七十年前，美国人有彭加罗夫(H.H.Bancroft)者欲著一《加里佛尼省志》，竭毕生之方，倾其极富之家资，誓将一切有关系之史料搜辑完备，然后从事。凡一切文件，自官府公牍下至各公司各家庭之案卷帐簿，愿售者不惜重价购之，不愿售者展转借钞之，复分队派员诹询故老，搜其口碑传说。其书中人物有尚生存者，彼用种种方法巧取其谈话及其经历。

P40

《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梁启超多年研究历史的治学积累，他自己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中说：“蓄志此业，逾二十年。”如果从1901年《中国史叙论》刊布算起，到此书的发表，也“逾二十年”了。梁启超涉猎东西方史学著作，结合中国史书的过去和现状，系统整理，专门讲演，条分缕析，言简意赅，有理论，有方法，有例证，有判断。《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不愧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名著。其中很多治学经验，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但是，在这二十余年间，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梁启超的思想也有递遭变化。他在编完《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已谓：二十年间，“所积丛残之稿，亦既盈尺，顾不敢自信，不以问诸世”。此书出版不久，又作了“修补及修正”，说是“当我著《历史研究法》时，为这个问题(按指历史的因果关系)着实恼乱我的头脑。我对于史的因果很怀疑，我又不敢拨弃他。……我现在回看这篇旧著，觉得有点可笑。既说‘以因果规律驭历史不可能而且有害’，何以又说‘不谈因果断断不可’?我那时候的病根，因为认定因果规律是科学万不容缺的属性，不敢碰他，所以有这种矛盾不彻底的见解”[1]。如果说，梁启超原来承认“因果律”，还是承认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寻的，而现在却是抛弃“因果律”，对过去的史学主张发生怀疑了。

梁启超“流质善变”，他的“善变”，正是中国近代社会变动剧烈的反映，在这动荡的年代，他有过迷惘，史学理论也发生过“自我交战”。但《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毕竟是他多年钻研的结晶，中多精辟见解；即使他这时已步入晚年，不如过去那样生气勃勃，仍旧阐幽发微，予后人以很多启示。如果由此追溯梁启超二十年间的史学思想及其变化，那就更有意义了。

《中国历史研究法》单行本出版前，先于1922年由《改造》发表。次年1月，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2]，至1947年印了七版。《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于1926年10月至1927年5月在清华学校所讲，由周传儒、姚名达笔记[1]，1933年，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有“国学小丛书”本、“万有文库”本)，至1947年印了六版。

1987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将《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重新标点整理，合印出版，以商务初版本为底本，与《饮冰室合集》本参校，并将他在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的演讲《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问题》，也就是他自己说的“对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附上。1998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把此书作为“蓬莱阁丛书”之一种出版。现此书又列入了“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世纪文库”。

汤志钧

（序言摘录）